台灣學術界使用「外省人」一詞由來已久，不管這些學者的政治立場究竟是統一或獨立，他們都用的不亦樂乎。基本上，我認為這個詞彙有點問題，我之所以使用的原因是「透過這個約定俗成的詞彙討論比較能夠聚焦」，這也是台灣學術界無論藍綠都使用此一詞彙的原因。事實上，無論是台大教授駱明慶，或715聲明中的吳乃德（吳乃仁的弟弟），或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在他她們的研究中都使用過此一詞彙。使用這個詞並不具有特殊意涵，台灣學術論文用此詞之例根本不勝枚舉，故我對絲柏客網友在外省人的原罪？一文中以此判斷是否是台灣人一事極反感。

因此，我對利用「外省人」一詞污名化的行為不能忍受，我在何必看到外省人就抓狂？對「外省人」一詞的辯證有批判，我早在「省籍情結」是一個心靈魔咒更有討論到：「我曾寫過一段話：

『父親是外省人，你就是外省人。

母親是台灣人，你還是外省人。

父親是台灣人，你「才是」台灣人？？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愛台灣」還不一定是台灣人，還必須政治正確，當蔣經國說「我也是台灣人」時，我覺得奇怪，有必要特別強調嗎？？

有必要！特別當你是「外省人」的時候！ 』 …

真是奇怪啊！如果我血液中流著一半所謂「正港台灣人」的血還不夠的話，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國家了？ …

我為什麼是「客人」不是「主人」？只因為我的血統不夠「純正」？』

我在該文對「外省人」一詞背後隱藏的父系思想有所批評，故Aquila 在是別了? 還是有空的時候再別一次?對我的指控「再者，只承認父系的基因，那麼母系的基因呢？ 要不要加一條他也很反對的罪名：歧視女性呀？」根本不能成立。

其次，我提所謂的「外省賤民」，Aquila認為是「不倫不類」，SCFtw(X)則扭曲為「國民黨每天給老士官老兵磕頭都免除不了國民黨欺騙他們的萬年罪惡」（見別了！挺蔣介石的SCFtw(x)大爺！）。既然這些人不認同我的言論，我引用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趙慶華寫的『同樣的「外省」，不同的「第二代」－當代女作家朱天心和利格拉樂‧阿女烏的認同與書寫』（http://203.73.100.106/ethnic/modules/magazine/article.php?articleid=90），這篇文章出處在民主進步黨族群事務部，大家可以看看這批人會不會否定利格拉樂‧阿女烏與其他學者。

要說明的前提是，民進黨固然有許多種族優越主義者，也掌握著大權，但在他們之中仍有部份人不放棄族群對話的努力。在趙慶華這篇文章中，他提到：

「然而，畢竟不是所有的外省族群都能與「既得利益者」、「外來政權」畫上等號，1949年渡海來台的中國大陸移民，雖然有不少位居權貴核心，但為數更多的恐怕是落魄流離的邊緣人。…

二、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老芋仔」

當然，我們必須避免過於簡單地把外省族群「本質化」，也不能據此斷言所有的外省人都屬於「宰制、支配」本省人的「特權階級」，因為就在這個掌握黨政軍權力的「優勢少數」族群之中，還存在著一批經常為人所忽略、停留在社會底層的「弱勢少數」：我們通常習慣用「老芋仔」稱呼他們，他們則不無自豪地說自己是「榮民」──在抗日、剿匪等戰役中為國家流血流汗的「榮譽國民」。…國共內戰末期，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移民超過九十萬人，六成以上是軍事人口，為安置為數龐大、屬性特殊的「六十萬大軍」，國民政府實施了「退除役制度」和「退輔制度」，對其進行「安置」、「就養」與「就／轉業」等措施。表面看來，這是國家對「抗日戰士」的「政治恩庇」，但是林勝偉卻觀察到：「退除役」與「退輔」制度其實是具有「高度階層性」的。由於對高階軍官與低階士兵官的待遇明顯不同，因而「形塑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歷程、進而在軍事人口中隱約分化出兩個人口群體。」…

退除役的高階軍官，通常可以轉往學校、公民營事業及政府機關任終身職，甚至不乏領取「終身俸」的機會；但低階士官兵卻只有「三個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約四、五百元」的退伍金，頂多外加「蚊帳一頂、蓆子一條、衣服二件」。或者「過渡性」地參與國民政府運用當時美援資金和技術顧問所進行的一連串「國土開發工程」，一待工程結束，便轉往民間「自謀生活」；或依「戰士授田條例」安置於台灣東部的農場，成為「場員」；至於傷殘疾病者，則被安置於各地的「榮民之家」、療養院等處所。…

從經營豆腐店、經商失敗卻求助無門、到後來在菜市場做生意，阿女烏的父親既未曾享有不虞匱乏的生活條件，還遭受其所效忠的政府冷眼對待，由此可見老兵不但不屬於外省權力核心的一分子，甚至形同社會底層的邊緣人。至於所謂的「例行性小組會議」，是由「民眾服務站或是退輔會所主導的例行性聚會」，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組織無疑是老兵心靈上的寄託，具有強化其身份認同的作用，脫離組織等於是一種對國家的背叛，儘管當時年輕的阿女烏還不能體會父親的選擇背後隱藏了多麼深切的痛楚，但是，「在數十年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父親的作法，我不難理解父親對於這個政權有著什麼樣的一種心灰意冷」。阿女烏的理解說明了她已經意識到國民黨不公不義的本質，此一認識當然也連帶地影響了她對國民政府、中國意識的認同。

「老芋仔」和台灣本省的弱勢族群最大不同在於，他們其實可以算得上是國民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周邊環節，思想言行受其深刻影響和限制、物質與精神上對該權力核心也相當依賴；從其喜歡用「子弟兵」這個稱謂來拉近與「領袖和黨」的關係來看，其實不無藉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用意。但是這群權小、人少的「族群」，離開社會之後，多數因為「混得不好」而只能蟄居社會底層，以勞力維生。正是這樣的際遇使得他們成為與「優勢少數」十分親近的「弱勢少數」，亦即「統治階層中的被統治者」 」

在趙慶華的文章中，他認為低階士兵官的「老芋仔」是落魄流離的邊緣人，他們只能「蟄居社會底層，以勞力維生」。基本上，趙慶華對底層外省人是同情的，我與他所不同的是，我用的詞是「外省賤民」，趙慶華用的是「社會邊緣人，孤苦伶仃或落魄一生」。

我並不認同趙慶華以阿女烏的文章推論外省人對原住民的歧視，不過，我對他認知到有許多外省人不是「既得利益者」感到佩服。相對的，某些網友如Aquila認為我的說法是「不倫不類」，SCFtw(X)則全面否定，我也完全不感到意外。

我在Human angle中有略談一下這些人的心態，我在這些不被理解的外省人 更明確指出了所謂泛藍與泛綠的「本質」：

『在階級複製、貧窮循環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歧視、外省老兵妻子個人問題重重交織下，這群人，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國民黨、親民黨的外省貴族們，就算看到這類新聞，心也不會痛一下，反正，民主嘛！這些人票一定會投我啦！而且，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不會幫我拉票，外省貴族又忙的要替台商服務，哪裡有空呢？

滿口「人權」的民進黨則是用「二二八」打翻所有的外省人，外省老兵與弱勢台灣人的後代在他們眼中「血統不夠純正」，屬於「雜種」，是他們汲汲營營要消滅的目標，死的乾乾淨淨最好！所以，他們就自生自滅好了！

於是，就算大家可以看到新聞中老兵拖老命的故事，就算國民黨對不起這些人，泛綠人民會說「他們是外省人，就算他們貧病交加，我們也不在乎」，泛藍人民會說「投我們就對了，我們民主、族群平等」，然後，老兵就算活著，在他們心中卻跟死了沒兩樣，這些「深藍」的人誰要關心？你們有票投就好了，講那麼多！』

基本上，我從小因為我家人的原因受到某些烙印，這是阿女烏與我的共通點。我與阿女烏的差別是：我父親沒有受到白色恐怖的壓迫，但阿女烏她有眷村可住但我沒有，我父親更是早就被國民黨所遺棄。

所有看到我文章的網友當然可以否認我所陳述的「事實」，在SCFtw(X)大談他父親如何利用人際網路謀職的同時，我父親的人際網路與SCFtw(X)、阿女烏不同的是：我父親退伍後進入一個小工廠當臨時工，在民國70幾年，他一個月領一萬多。當時60幾歲的父親，為他能謀得此一工作感到萬分欣慰。

網友全面否定我的言論也好，說我的說法是「不倫不類」也好，我之所以寫這麼多篇文的目的不在說服這些人，如果我說服不了任何人正視在台灣發生過與正在發生的事，至少我已經在世界上留下了一個記錄。

不過，國民黨太令我失望了，支持親民黨的某位住過眷村的網友(姑隱其名)曾對我使用那些族群鬥爭的言論也令我失望，更別提民進黨對外省人的仇恨了！台灣的政治如此缺乏人性，我實在遺憾！！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政客了！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以「人民」為名的宣傳了！

這是我的「告別本省與外省既得利益者宣言」，如果我以後能夠功成名就，這篇文章可以檢驗我是否已忘了「來時路」。如果我以後是個凡夫俗子，這篇文章可以讓世人看到一個「外省賤民」的吶喊。

也許大家可以否定一個小小的網路言論，但大家無法否定人性。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認真看待台灣發生的事的。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6/10/21

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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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紀錄片導演蕭菊貞曾拍過一部片－「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她從他的父親談起，十分動人，我想，就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或許大家比較能夠瞭解我要談的是什麼。

在「從文學作品看外省第二代」中，我舉出了三種「外省第二代」，第三種「外省第二代」的父親是外省軍人中的士兵階級，他們的母親按民進黨的標準則是「道地」的台灣人。

在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提到：「空軍村的媽媽最洋派、懂得化妝，傳說都會跳舞，都會說些英文。陸軍村的媽媽最保守老實，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關。海軍村的打牌風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媽媽，可能是丈夫長年不在家的關係。憲兵村的媽媽幾乎都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輕甚至還沒有小孩，去他們村子玩的小孩會因聽不懂閩南語、而莫名所以的認生不再去。最奇怪的大概是情報村，情報村的爸爸也是長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麥田出版社，1992，88頁）

但這些外省老兵的家庭型態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用政策隔離他們後，他們只能晚婚，又由於沒錢，根本沒有人願意嫁他們。跟國府來台那批外省婦女多是隨夫來台的，未婚的也不會嫁給這些老兵，再加上被國民黨控管，因著種種原因外省老兵只能娶一些特殊情況的台灣女人。

事實上，老兵又老又窮當然也不帥，這些台灣女人為什麼要嫁他們？

這由老兵娶了什麼樣的台灣女人可以得到答案。

這些台灣女人有一部份是智能障礙者，有一部份是精神病友，有一部份是原住民婦女，有一部份是家庭貧困想靠女兒「改善家境」的人…

由於問題不少，這些老兵的後代往往有多重障礙，有罹患精神疾病的，也有智能障礙的子女，在榮總，在電視與報紙媒體中都屢見不鮮。

有些台灣人是喜歡歧視這些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原住民婦女的，台灣人喜歡叫智能障礙者「白痴」，台灣人喜歡叫精神病友「瘋子」，台灣人喜歡叫原住民「番仔」，好像不這樣不能顯示這些台灣人「高人一等」。

民進黨及台獨則替老兵加了新綽號，叫做「中國豬」、「在台支那人」，於是，老兵的家人與後代集台灣所有污辱性的名詞於一身，再加上這些老兵「享受」的福利有限，經濟很差，只能任人歧視。

台灣不是有「社會福利」嗎？領「殘障手冊」也可以獲得補助啊！

民進黨其實不在乎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死活，不管一個外省老兵生了幾個身心障礙者，只要有領退休俸，就算他們平均所得在台灣人的貧窮線下，因為他們外省人的身份，他們就沒有「權利」領，即使告訴他們退休俸與社會福利是不同的概念，他們仍然拒絕補助，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許多底層外省人「拖老命」照顧一些身心障礙者，成為永遠的邊緣人。

事實上，國民黨的罪也很重。

在民國41年1月5日，國民黨制定了「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與「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只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無權擁有家庭，不能領取身份証。

同年，國民黨規定規定，青壯士兵從「兵」都被晉升為“士官”，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從此，這些低階外省人被國民黨綁的死死的。

退伍後，當然沒有一般社會的謀生能力，想結婚，一般人怎麼願意嫁？在階級複製、貧窮循環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歧視、外省老兵妻子個人問題重重交織下，這群人，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國民黨、親民黨的外省貴族們，就算看到這類新聞，心也不會痛一下，反正，民主嘛！這些人票一定會投我啦！而且，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不會幫我拉票，外省貴族又忙的要替台商服務，哪裡有空呢？

滿口「人權」的民進黨則是用「二二八」打翻所有的外省人，外省老兵與弱勢台灣人的後代在他們眼中「血統不夠純正」，屬於「雜種」，是他們汲汲營營要消滅的目標，死的乾乾淨淨最好！所以，他們就自生自滅好了！

於是，就算大家可以看到新聞中老兵拖老命的故事，就算國民黨對不起這些人，泛綠人民會說「他們是外省人，就算他們貧病交加，我們也不在乎」，泛藍人民會說「投我們就對了，我們民主、族群平等」，然後，老兵就算活著，在他們心中卻跟死了沒兩樣，這些「深藍」的人誰要關心？你們有票投就好了，講那麼多！

我要說，這些老兵不是「深藍」，是被壓迫者，當然，所有的投票專家、社會觀察家也會繼續忽視他們，就算他們生活痛苦、孤立無援又怎麼樣！

眼不見為淨，是吧！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5/2/10

消失的人口 by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2004.04.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402.html

民國八○年代我在東部工作，經常隨著＜慈濟＞基層醫療服務隊到每一個偏僻的聚落，四處訪視，接觸到許多曾沒被人討論過或報導過的現象。當時，對我的衝擊，一位自以為已經十分關心台灣社會的精神科醫師，實在是無法形容。擔任領隊的王英偉醫師，當時的＜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現在的＜國民健康局＞副局長，經常安慰我們這些基層醫療服務隊的新兵，用十分體恤的口氣說：「沒關係，能做多少算多少。」

花東的偏僻村莊不是只有原住民聚落。不少客家或閩南的聚落，隨著農村的凋敝和伐木場的關閉，經常只有安靜的老人還羈住村裡，直到午後放學才聽見小孩的聲音。至於成年人，除了極少數甘心務農的，幾乎都看不到。我負責追蹤家訪的慢性精神分裂病患，「剛好」都是由西部新嫁來這裡的新娘。

還沒來東部以前，從沒看過這麼多慢性精神分裂或智障的新嫁娘住在同一農村。不過，在桃園或西部其他地方的眷村，這情形反而經常可見，特別是在上一輩的人口裡。

女人的婚姻，原本就像買賣一樣地充滿著交易色彩。做生意的過程中，買賣雙方彼此掂量著斤兩和價錢的形式，在婚姻中變成了是否「門當戶對」（在上層社會）或是「條件相合」（中產階級），甚至是直接的金錢買賣（在貧窮人口）。

光復以後，蔣介石政權率領來到台灣的眾多兵將，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年輕歲月，隨著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不知不覺地開始各自娶妻生子。這麼多男人，如何找到妻子，只好各靠本事。所有可能婚嫁的女人就像是被挑選的貨品，從最上層的社會開始往下流，那些將軍或校官們挑走了最好的對象，剩下的再繼續往下漂流。於是，所有重度精神病和智障的女性患者，最後都留給了最基層也是最貧窮的小兵。

然而，智障也好，重度精神病也好，雖然不少是家族裡的偶發案例，但也有不少個案其實是很容易基因遺傳的。於是，多年以後，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或病房，往往可以看到患者的榮民父親，帶著他生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榮民雖老矣，不再保衛國家，卻仍然負責照顧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或智障患者。多麼諷刺呀！

蜂報評註：這些外省老榮民默默承擔著照顧被壓迫在底層（或用主流語言的最弱勢）台灣婦女與子女的責任，遠比更多本省人對台灣付出更多的犧牲與奉獻（有誰比他們更愛台灣？），卻在晚年遭到政權帶頭的法西斯化屈辱與威脅－－如中國豬滾回去！試問，究竟是誰不愛台灣呢？

後來，榮民們越來越凋零了，再加上兩岸開放可以回鄉娶親，這些女性精神分裂病患者，也是婚姻市場中最不受歡迎的滯銷品，失去了原來最底層的也是站立在最後一條防線的「買主」。

民國八十年，在花東偏遠的農村，我才愕然發現，原來不再有榮民可作為婚姻對象的精神病或智障患者，許多都嫁來這裡了。在凋敝的農村裡，自農村長大的女子，幾乎都不願留在這個既偏僻又辛苦難維生的地方，在成年以前就早早離開，再也不回來了。至於男性，個性外向，對新事物的刺激是正面反應的，也全離開了。在我拜訪的這些家庭，西部精神病患新嫁的少年郎，全都是木訥寡言的古意人。

十年又過去了，台灣開放外籍新娘，從大陸、越南各地湧進我們這個社會。不論是西部的美濃或東部的富里，所有的農村都是外籍新娘。然而，這些新一輩罹患精神分裂病或智障的女性呢？在台灣這個沒有太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度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她們的出現。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們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裡。只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照顧她們？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人關心這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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