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蔡康永2026年10月29日接受王偉忠專訪的感嘆——好不容易將社會推向「不再把同性戀當成可欺負、齷齪族群」的階段——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43號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台灣社會當時之所以沒有普遍同情這名同為同性戀的未成年被害人(耀樂),反而在判決出爐後逼得他宣布離台「換一個地方生活」,背後由四股現實力量所造成:
1. 「不把同性戀當成齷齪族群」的成功,反而被用來替加害者洗白
過去保守社會常把同性戀與「性混亂、犯罪、不道德」綁在一起,平權運動花了數十年才將同性戀關係正常化為「正常的戀愛與情感」。
但在炎亞綸案中,加害方與部分輿論巧妙借用了這套進步敘事:
2. 「非典型受害者」框架與網路輿論的雙重標準
從2023年6月案件爆發開始,台灣網路輿論對被害少年(耀樂)充滿了極端嚴苛的「完美受害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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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網友把焦點放在被害人過去的社交活動、財務糾紛傳聞、甚至他事後在社群上的生活狀態,指責他是「分手幾年後再來討錢」、「並非一直走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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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判決書白紙黑字所認定的:無論雙方當初是否交往、被害人私生活如何,成年人在被害人16歲以上未滿18歲時拍攝性交影像,並在事後兩度透過LINE傳送給不同網友觀看,就是鐵錚錚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個資法》犯罪。但在名人光環與粉絲護航的輿論戰中,法律上的加害/被害關係被徹底扭曲成了對被害人的人格審判。
3. 圈層內部的「形象防衛」壓過了「正義究責」
蔡康永所說的「不再被當成可欺負、齷齪族群」,反映的是同志群體對抗異性戀主流社會時的集體自尊。但這套邏輯在面對內部醜聞時會產生一個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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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界(例如警方搜索西門町同志酒吧)欺負同志時,大家能毫無包袱地團結起來對抗「外部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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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加害者是自己人(知名同性戀藝人)、被害人也是自己人(未成年同性戀少年)時,許多平權倡議者與同溫層反而陷入集體失語——因為一旦高調聲援被害少年、痛批加害者的性剝削行徑,就必須承認「同志圈內部同樣存在嚴重的權力不對等與兒少性剝削」。為了避免整個族群再次被貼上「齷齪」標籤,輿論往往選擇冷處理、淡化,甚至默許加害者復出。
4. 媒體話語權與權力資源的極度不對等
在「不再被當成可欺負族群」的社會進程裡,真正享受到平權紅利與話語權的,往往是成年、有經濟實力、掌握媒體聲量的菁英與名人;而16、17歲的未成年少年,即便同為同性戀者,在社會結構與演藝圈權力位階上依然處於最底層。
炎亞綸擁有龐大粉絲群、公關操作空間、律師團隊以及演藝圈前輩的人脈網絡;反觀被害少年在16、17歲影片外流時被迫休學、承受異樣眼光,成年後站出來提告還要面對突襲記者會的心理衝擊與長達數年的網暴,最終在判決出爐、同意和解換取生活平靜後,甚至選擇離開台灣重新生活。
總結
這兩件事並置在一起,正好看見了台灣平權進程中「半套進步」的真相:台灣社會確實進步到不再把「同性戀」本身當成可欺負的齷齪族群,但還遠遠沒有進步到能看穿「同性戀內部權勢者對未成年同性戀者的性剝削」。
當社會只學會保護「面對異性戀體制的同性戀」,卻還沒有學會保護「面對同性戀權勢者的未成年人」時,就會出現這種極度荒謬的現象——大家為酒吧裡被臨檢的年輕人感到憤怒與不捨,卻對法院判決書裡那個16歲就被拍攝並外流性交影片的少年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