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境下，歸責邏輯會明顯不同於「拒審」，而且判斷標準會更偏向實質理由而非程序姿態。可以直接給出結論，再拆解。

一、結論先行（高度概括）

在「國會有審、有投票，但否決人選並提出具體瑕疵」的情況下：

• 若瑕疵被社會理解為「專業或倫理上可理解」
  → 歸責 較多落在總統（被視為惡意或挑釁性提名）

• 若瑕疵被視為「意識形態偏好或技術性吹毛求疵」
  → 歸責 較多落在國會多數黨（被視為找麻煩）

也就是說，歸責取決於「否決理由的公共可理解性」，而非單純誰投了反對票。

二、為何此時「理由品質」成為關鍵？

1️⃣ 程序正當性已成立

• 聽證舉行

• 議題公開

• 表決完成

在民眾眼中，國會已履行「advise and consent」的形式義務。

因此，輿論焦點自然轉向：

「這個人為何不適任？」

而不是「為何不審」。

三、什麼樣的「瑕疵」會被視為正當？

以下三類，通常對國會有利：

A. 明確的專業不足

• 無足夠司法經驗

• 對基本憲法問題回答失當

• 在聽證中暴露理解缺口

→ 民眾傾向認為：
總統提名品質有問題

B. 可驗證的倫理／誠信問題

• 利益衝突

• 未揭露關係

• 過往操守爭議有實證

→ 歸責幾乎必然落在總統

C. 與既有職務不相容的極端立場

• 公開主張推翻既定憲政原則

• 被視為破壞法院基本功能

→ 總統被理解為「以提名作為鬥爭工具」

四、什麼情況會反轉、對國會不利？

A. 否決理由高度抽象

• 「價值觀不合」

• 「理念不同」

• 「不符合本黨期待」

→ 在程序正當下，這會被視為政治性阻撓。

B. 理由前後矛盾或標準不一致

• 過去曾通過類似背景者

• 只因提名人來自對方陣營即否決

→ 輿論容易轉向「國會雙重標準」。

C. 反覆否決、但拒絕提出可接受條件

• 國會說「不行」

• 但說不出「什麼樣的人才行」

→ 僵局責任逐漸回流到國會。

五、關鍵不是「否決」，而是「是否給出替代敘事」

美國政治中的一個實際運作規則是：

誰能說清楚「怎樣的提名才會被接受」，誰就較不會被歸責。

• 國會若能明確劃線（經驗、倫理、立場底線）

• 總統若仍執意提名踩線者

→ 歸責幾乎必然集中在總統。

反之亦然。

六、濃縮結論（一句話）

在「有審、有否決」的情況下，民眾不是在判斷誰有權力，而是在判斷：誰的理由比較像是在維護制度，而不是在利用制度。

簡答：美國有，而且不只一次；德國幾乎沒有你描述的那種「公開審查後正式否決」型案例，因為制度設計刻意避免它發生。
以下分別說明。

一、美國：典型而且可列舉的「有審、有否決」

你描述的情境，在美國屬於完全成熟、反覆出現的制度實踐，而且正是用來測試「歸責會落在誰身上」。

1️⃣ John Rutledge（1795）

• 身分：臨時首席大法官（recess appointment）

• 程序：

  • 參議院正式審查

  • 投票否決

• 否決理由：

  • 公開反對《Jay Treaty》，被視為政治不穩定

  • 行為被認為不適任司法角色

• 歸責結果：

  • 幾乎完全歸責於總統 Washington

  • Rutledge 名聲重創

📌 這是美國史上最早、也最乾淨的「有審、有否決」。

2️⃣ Haynsworth（1969）與 Carswell（1970）

• 總統：Nixon

• 目標：重塑最高法院意識形態

• 程序：

  • 兩人皆有完整聽證

  • 皆遭參議院否決

• 否決理由：

  • Haynsworth：利益衝突、倫理疑慮

  • Carswell：能力不足、過往言論問題

• 歸責結果：

  • 輿論普遍認為 Nixon 提名品質低劣

  • 參議院未被視為「找麻煩」

這兩案非常符合你前面建立的模型：
「理由可理解 → 歸責總統」。

3️⃣ Robert Bork（1987）— 最具代表性案例

• 程序：

  • 極完整、極公開的聽證

  • 參議院正式否決

• 否決理由：

  • 明確的憲法詮釋立場（反隱私權、反既有判例）

• 爭議點：

  • 不是能力或操守

  • 而是司法哲學

• 歸責結果：

  • 高度分裂

    • 保守派：國會意識形態封殺

    • 多數中間選民與媒體：Reagan 惡意提名

• 長期影響：

  • 「Borking」成為政治術語

  • 但並未轉化為「國會應負主要責任」的共識

📌 這正是「有審、有否決，但理由屬於價值衝突」的邊界案例。

👉 美國總結一句話

在美國，「有審、有否決」不但存在，而且正是用來讓責任轉向總統或雙方分攤的制度設計。

二、德國：幾乎不存在這種情況（制度刻意排除）

1️⃣ 關鍵差異：德國沒有「公開否決劇場」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法官：

• 由 Bundestag / Bundesrat 選任

• 需要 2/3 多數

• 沒有美式公開聽證

• 實務上是：

  • 黨團事前密室協商

  • 確認能過關才提名

  • 不能過關的名字 根本不會進入表決

2️⃣ 是否發生過僵局？有，但形式不同

德國確實出現過：

• 黨派無法就人選達成共識

• 補缺延宕

但特徵是：

• 沒有「審了又否決某某人」

• 沒有把「否決某個具名法官」公開化

• 責任被吸收在「政黨協商失敗」中，而非個人化

這是刻意的制度選擇。

3️⃣ 為什麼德國要避免你描述的那種場景？

因為在德國的憲政理解中：

• 憲法法院法官 ≠ 政治對抗象徵

• 公開否決會：

  • 直接傷害法院的中立性

  • 使法官在就任前即被貼上政治標籤

因此德國選擇的是：

把衝突前移、私下化，而不是公開審判候選人。

三、對照結論（精簡版）

四、一句話的比較結論

美國用「公開否決」來轉移與分配政治責任；德國用「不讓否決發生」來避免責任歸因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