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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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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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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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法律角度剖析「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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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法律角度剖析「一個中國」

　　俞力工
　　

　　陳水扁先生近日拜會新黨之時提出要北京政府對「一個中國」的定義作出詮釋。他認為在台灣上下對「一個中國」還沒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他不會作出任何決定。同時他又表示，如果大陸一方堅持本身對「一個中國」的定義，他將無法對大陸進行對話。結合他在選戰前所建議的要北京政府在進行談判之前不預設立場，即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是把「一個中國」作為一個談判的議題，似乎一向對北京的立場十分清楚，因此如今突然要求北京政府作出詮釋的舉止就顯得是另藏玄機了。

　　實際上，無論北京政府或台北政府均曾對「一個中國」下過明確的定義，以北京政府為例，近日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對「一個中國」所下的定義是：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四.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台北方面,1991年3月發佈的《國家統一綱領》對「一個中國」作過如下詮釋：

一.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二.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三.中共政權
自成立以來，其治權從未及於台灣。

　　與之作一對比，除北京政府強調「代表台灣」和台北政府突出「對台灣的治權」之外，兩當局對「一個中國」的認識基本上是毫無二致。台灣目前之所以「上下還沒達成共識」，最大的原因在於，自九十年代以來，李登輝連續不斷地嘗試將國家的分裂狀態永恆化，而陳水扁又是李登輝「兩國論」的積極擁護者，因此在他否定《國家統一綱領》、否定「一個中國」的同時，又希求北京政府改弦易轍，提出一個能夠為台北新政府所接受的詮釋。有鑒於此，《國家統一綱領》在陳水扁時代或可視為老黃歷，今後他所堅持的將是一個以「國與國關係為骨幹，以未來的統一為畫餅」的兩岸關係。不難預料，今後兩岸當局繼續會在北京一方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台北一方所提出的海峽兩岸是個「國與國」的關係之間發生極大的磨擦。筆者關心的是，除了官方立場和各自表述之外，是否能夠從學理的角度對雙方的立場加以客觀的剖析和評價呢？以下，首先試從國際承認方面對經常出現的誤解作一澄清。

　　國際承認

　　國際承認一般涉及對國家的承認和對政府的承認。前者主要針對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後者則針對具有理所當然的代表性的政府的承認。以1949年的中國的情況為例，當時實際涉及的問題是，中共北京政府原當單純地尋求國際社會對新政府予以承認，但就由於共產黨多此一舉地把中華民國國號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就長期地把承認國家與承認政府的問題搞得混淆不清。

　　既然國際承認不涉及已存在了好幾千年的中國，而是選擇一個處於內戰未決狀態的兩個交戰政府作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府，那麼，一般的國際習慣為何呢？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的承認準則不在於視哪個依憲法、依民主過程產生的政府為中央政府，而是視哪個政府實際有效地統治著國家，或至少，實際有效地統治絕大部分的領土；對外而言，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哪個政府能夠承擔國家義務。換言之，國際承認實際涉及的是承認政治現實（即合理性），與「合法」與否無關。

　　當然，該國際習慣並非沒有違例情況。再以中國為例，西方國家長期承認中華民國台北政府為中央政府，長期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擁有安理會席位，主要的考慮不在於北京政府是否實際有效地統治絕大部分的領土，也不在於它願不願或能不能承擔國家義務或國際義務，而在於西方國家為了圍堵共產國家而不惜破壞國際法原則和國際慣例。這裡還需要順便一提的是，自冷戰結束、共產政權基本消失之後，在美國的影響之下，西方國家又往往以「違反人權」為由拒絕對具有代表性的新政府給予國際承認，甚至動輒對具有實權的新政府進行干涉。在國際社會裡，強權踐踏國際法的事件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畢竟是歷史經驗的積累和行為準則，除非形勢改變並導致法律的修改，否則國際法仍然是個審核、規範國際行為的客觀標準。

　　七十年代美國處於戰略需要糾正了長期藐視北京政府存在的立場，由是除了正式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之外，甚至還承認了「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理政府」（即legitimateGovernment，北京官方的措辭為「合法政府」,即legal Government）原則。

　　如前所述，國際承認一方面主要是個政治行為，而非法律行為，另一方面，承認的基礎在於現實利益考慮，而非「合法」依據，因此不得刻意把「唯一合理政府」誤譯為「唯一合法政府」。除此之外，承認一個交戰團體的領導政府為中央政府不過是認識到該團體已實際有效統治大部分領土並因此具備承擔國家義務的能力，而不是認為該團體也能充分代表其他交戰團體所統治的地區。因此，北京政府再三強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非客觀事實的寫照，至多只能視為對「一個中國」的各自表述，或主觀願望，或今後的努力方向。另外，從國際社會的角度出發，即便承認北京政府為合理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並不意味著，第三國看不到台北政府有效統治台灣的事實，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國家與北京政府簽訂任何涉及台灣內部事務的條約（如商務）。至於台灣當局，雖然在聯合國佔有席位時期也同樣有自稱「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傾向，但就目前的孤立境況而言，卻不願在與北京政府進行任何政治談判之前預先放棄對台灣的代表性，或說預先承認北京政府對台灣的「唯一合法」代表性。有鑒於此，北京政府今後固然在「兩國論」方面可以採取高壓和寸土必爭的態度，但是在「代表性」的問題上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

　　台獨分子的盲點

　　「兩國論」的理論基礎在於「自1912年以來中華民國即已存在，同時又長期有效統治台灣，因此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該「立論」的盲點在於：

　　1.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之後無論是在受到國際承認時期，或七十年代之後處於國際孤立階段，實質上始終是個佔領較小部分領土（台灣）的交戰團體（或稱交戰政府），其國際法地位雖高於隸屬中央的地方政府，但也至多是個地方的事實政府。換言之，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並非在台灣建立一個有別與中國的新國家，也不是把中華民國遷移到一塊不屬中國的土地上（如新加坡），而是一個在同樣的中國領土之上退踞一隅的交戰團體，因此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純粹是個脫離法律常識的錯誤觀念，正確的提法應當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只要在內戰未決的狀態下，對任何一交戰方而言，所謂全國的主權與治權都是個未決的事體，除非，某一交戰方能夠事實上征服另一方，或者，某一方放棄征服另一方的意圖，並允許他方獨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局部地區的政府和交戰團體既不能征服對方，又不能單方結束交戰狀態，更不可能從對方取得首肯同意中華民國獨立於大陸之外。

　　2.台獨分子長期援引《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按，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和約），目的在於強調該兩條約均未指出「日本放棄台灣之後，台灣究竟歸屬何方」。該「台灣地位未定論」實際上早已在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徹底無效。

　　從這一段歷史變遷，即從美國與二戰結束後為圍堵中國而處心積慮地炮製「台灣未定論」到七十年代與中共結盟的過程，台獨分子應當清楚地看到，他們可以在美國的支持下壯大，也隨時可在美國的出賣下走投無路。

　　3.就國際慣例，一個處於內戰或分離運動情況下的團體要想爭取獨立必須要獲得利害相關國家的支持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一個利害相關的國家，又是一個堅決反對國家分裂的核子大國，台灣多年來能夠維持現狀已是得來不易，如今奢求繞過北京政府尋求獨立實在是既不合法理又有違常理。

　　4.最後，國際承認還涉及「要求獨立」團體的「獨立性」和「持續性」。如果獨立運動或分離運動明顯是受到外來勢力的操縱，或與敵對勢力的實力對比太過懸殊，國際社會對其提供承認則一來不能體現自決精神，二來反刺激敵對勢力加速對被承認方採取軍事手段，承認國這麼做自然除了犯有干預內政之嫌外，同時又是刻意製造糾紛和破壞國際和平。

　　統而言之，就國際法角度觀之，台灣某方人士近年提出的「兩國論」非但不合學理，又置自己於極端危險地步。陳水扁年輕時代專修法律，在此攸關台灣全體民眾前途的大事上，卻贊同一個令人對其法學素養感到失望的理論。台灣當局自詡「民主、法治典範」，而提出「兩國論」卻是十足的「知法犯法」。（完）
　　

　　2000年4月12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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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抓的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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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抓的漢奸

　　俞力工
　　

　　不知是否因為「兩國論」出籠的關係，最近一陣子網上刊物「捉漢奸」、「打漢奸」之聲不絕於耳。該氣氛不由得使我想起幾件國際事件。一是前些日子奧地利的保守黨與極右派合組聯合政府，由是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事後經過討論，才發現奧地利人之所以於戰後沒有徹底地對納粹歷史和戰爭罪責深入進行檢討，主要的原因在於：戰後奧地利百廢待興，各行各業沒有納粹黨人的參與根本無從推展工作。因此，固然反納粹主義教育事關緊要，但在現實考慮之下，就只好避而不談了。該現象說明，當一個國家內的「元兇」、「幫兇」人數太多時，自然就無法處置和不了了之了，更何況，就奧地利的當時情況而言，還可作出「奧地利被德國併吞，因而本身就是個犧牲者」的解釋。

　　與奧地利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戰功一再受到戴高樂吹噓的法國。沒趣的是，七十年代就出現過一個以掃興為樂的法國人，以一本題名為《四千萬個維琪主義者》的書籍譏諷全體同胞，其主要內容指出，戰敗後的法國人除極少數之外，均是維琪政府的支持者（按，四千萬幾為當時的總人口）。待盟軍替法國人趕走了德國佔領軍之後，戴高樂當局自然只能象徵性地審判幾個替罪羔羊，至於「大多數群眾為了避免敵軍的進一步破壞而支持與敵軍合作的維琪政府」的這一段不光彩歷史，就讓戴高樂用「法國的抗敵游擊隊取得英勇勝利」來調包了。該現象說明，當「賣國賊」多到一定程度時，「賣國史」自然會改編為「愛國史」和「英雄史」。

　　其實，世界上大多數人不分血統都是一定歷史條件或說一定環境之下的產物，處於文革高峰時期，中國人也比人強不到那兒去。

　　如果再把視野拉回到抗戰時期，起碼本人就不認為當時主和的人士都是「漢奸」。蓋絕大多數主和人士的想法不過是與維琪政權的首腦貝當將軍極為相近，即認為國家尚不具備抗戰條件，與其造成無辜犧牲不如設法與敵國妥協。試想當時要不是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完全可能走上汪精衛道路，而待日本投降後主和者不就都變成「高瞻遠矚的英雄人物」了麼？

　　繞了幾個彎筆者想要強調的是，以中國的悠久歷史、豐富文化與資源為後盾，即便處於非常時期，甘願作「漢奸」的國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之所以抓出來那麼多的「漢奸」，主要原因是許多人誤把有離異之心的少數民族都當作「漢奸」；把主張「以退為進」的持不同意見、不同策略者都當作「漢奸」；把「崇洋而不媚外」的倡議者均當作「漢奸」；把對國家愛之深責之切的血性青年均視為「漢奸」；把長年受國民政府反共教育影響的台獨人士視為「漢奸」…。言及此，似乎「漢奸」就沒得抓了？這也未必如此，就筆者的觀點，所謂漢奸必須具有漢人血統，此其一；雖具有漢人血統卻以此感到自卑，或以為接受了點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就高出漢人一等，此其二；雖具有漢族血統，雖瞭解中國處於解圍之急，卻站在外國的立場主張繼續對中國封鎖、打壓、毀滅，此其三。如果把定義如此明確化，剩下的少數幾個漢奸不抓也清楚是誰了。（完）
　　

　　2000年4月4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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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十一世紀中文媒體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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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十一世紀中文媒體的期許

　　俞力工

　　華文媒體的道德　　

　　八、九十年代之交，羅馬尼亞動盪不堪。有一度全球媒體同時傳播著從該國發佈的幾個鏡頭，即幾具剛由地下挖出來的屍體赤裸裸地展現在屏幕上，死者的年齡不等，而每具屍體胸腹上經過縫合的傷口則清晰可見；其旁白則是，「這些人都是國家安全人員暴行之下的犧牲者」。數星期後，共產政權崩潰，總統齊奧塞斯庫夫婦也遭槍決。突然間，個別媒體又傳出「那些屍體其實是經某醫院解剖之後才埋葬的病亡者」。

　　消息來源地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刻意傳播錯誤消息的例子在全世界多得不勝枚舉，之所以提及此事件，主要是因為歐洲新聞界與學術界事後對該事件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即為何全球媒體明明知道受騙上當之後，多不願繼續報導和加以糾正？最後，大家得到的一致結論是，大多媒體將錯就錯的原因在於，散佈該錯誤消息可以達到反共的目的。

　　有選擇性地報導部分事實，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類似例子，甚至也發生在聯合國最近所發佈的數據上。以科索沃的動亂為例，在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轟炸之前，科索沃地區的塞爾維亞族難民的人數其實遠遠超過阿爾巴尼亞族的難民人數，但是，3萬多塞族難民逃亡的事實,聯合國直到轟炸結束之後才發表。除此之外，即便該數據經發表之後絕大多數媒體也置之不理。至於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之後，相繼有90％的塞族居民和吉卜賽居民遭到阿爾巴尼亞族的驅趕的消息更是受到西方媒體普遍的壓制。究其原因，也不外是擔心，事實真相一旦揭露，主流社會及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就曝露無遺。

　　談及雙重標準，如果拿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與土耳其庫爾德族的處境作一對比，拿六、四天安門事件與二十年來東帝汶犧牲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事實作一對比，我們應當意識到，冷戰時期的反共思維實際上仍舊起著主導作用，當前在這塊遮羞布的掩飾下，真正的人權、尊嚴、正義不斷受到嚴重的摧殘。有鑒於此，讀者群幾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華文媒體，實有必要拿出起碼的職業道德，挺身而出，為各種不同性質的不公平、不合理事件伸張正義。

　　華文媒體的智慧

　　本人今年六月途徑台灣桃園機場時，在候機室的電視前足足看了3個小時的CNN新聞報導。當時的消息其實只有一條，即美國前總統甘柰迪的兒子下落不明。本人原以為這種小題大作不過是CNN的獨家把戲,事後卻發現無論是台灣本地的電視台、歐洲的電視台，甚至香港的一些官辦報紙都把該事件作為頭條消息大肆報導。如果我們聯想到克林頓的緋聞、辛普森殺人案、戴安娜之死等等，我們柰不住地要問，這些無關緊要，甚至荒謬絕倫的事件究竟與我們何干？！難道世界上就沒有更加值得一提的大事兒了嗎？難道我們就這麼心甘情願地讓這些消息入侵我們的客廳、臥室，以致於讓我們的孩子覺得甘柰迪與戴安娜比爸爸、媽媽還親嗎？當華文媒體的負責人不假思索地傳播這些消息之時，難道就沒意識到，主流媒體對新聞的取捨完全是種自覺的行為嗎？！我認為,許多華文媒體之如此大意，如此把別人的尾巴當作自己的頭，完全是對華人的智慧進行無邊的羞辱。有鑒於此，我在此呼籲華文媒體發揮起碼的智慧，擺脫主流媒體所限定的範圍（Agenda Setting），多向五分之一的人口報導一些他們真正關心的消息。

　　華文媒體的職責

　　自古以來，有商品即有宣傳與廣告，但是把商品當作文化，文化當作商品一並推銷，還是近幾十年的新穎手法。舉例說，要表現男人的冷酷氣概，便必須點燃一隻萬寶羅香煙；要模仿出水芙蓉，就必須手持一杯可樂加冰塊；要作新人類，要獲得點現代參與感，便得進出賣當勞；要想占後現代之先機，必須拿出壯士斷臂的勇氣脫離傳統、摒棄歷史，然後大膽地把風牛馬不相及的概念、辭藻、標籤組合起來。於是乎，目前所謂的主流文化，實際上是一個個獨立存在的標籤組合而成的百衲圖，標籤之間不需要有任何的有機關係，不需要任何的邏輯關係和合理性。所謂的現代社會，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實際上是一堆堆的商品，同時又是一片片雜亂無章的文化。然而無可否認，這所有的標籤、概念、商品、文化又都是透過我們的媒體吸收進來和釋放出去。正是我們自己的媒體，毫不自覺地又勤勤懇懇地充當著西方文化的媒介。

　　當前，在國內，我們不時可從六、七歲的孩童口中聽到「我只愛喝可口可樂！」此時，我們柰不住地要問，這麼丁點大的孩子怎麼會產生這種觀念？難道少說也有四千年飲食文化的中國，不過遭遇到幾個可口可樂的廣告就一籌莫展了麼？！難道我們的飲食文化也像民族音樂、服裝、繪畫、戲曲、手工藝一樣，在西方大眾文化之前就只能自慚形穢嗎？！難道我們的媒體在「全球化」的旗幟之下發揮傳播作用之時就只能讓自己的文化靠邊站嗎？！我擔心，再過十年、二十年，即便那時中國的國防力量、物資力量強大了，文化與人格卻已嚴重地歪曲和萎縮。在這方面，只消觀察某些石油輸出國家的權貴階層的蒼白與失落，便知道腦滿腸肥的奴隸，其實是更加可悲的奴隸。或許有人認為，任何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失落問題，但是只要一旦國家綜合實力提高，便會自然而然地調整自己的定位。我認為，情況即便如此，我們的文化界、新聞界似乎不一定要等到自己的文化奄奄一息之後再設法起死回生，不一定要在揚眉吐氣之前先經歷一段作奴隸的痛苦。我們華夏民族應當具備現代化而不受殖民化的能力與智慧，我們的華夏文化應當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缺乏的深厚土壤。有鑒於此，我在此呼籲華文媒體在發揮傳媒作用時，也能夠考慮到發揚華夏文化的職責。

　　華文媒體的瓶頸與突破文化

　　綜合上述的意見，無論是發揚道德、智慧或文化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華文媒體所存在的兩個瓶頸：一是華人社會普遍存在的「由外語人材主管外事工作」的落後現象。具體而言，在華人社會，無論是外交、外貿、國際新聞或文化交流領域，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是外語人材。而西方，則主要是法律、政治、經濟、教育或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方面的專材。以外交官為例，不難理解，在過渡時期由外語人材從事外交工作，可能是個別無選擇的辦法，但其不妥當之處，恰好就像是要求學習漢學的文學士去主管內政。國際新聞方面也也是如此，懂得英語並不一定懂得英美社會的政治、經濟、貿易和社會問題。貿然要求他們從事這些方面的新聞工作，也是件風險很大的事。最近，在北約結束對南斯拉夫的轟炸之後，台灣《中國時報》的一位女記者也湊熱鬧地跑到科索沃去採訪消息。當她聽說科索沃的吉卜賽人受到阿爾巴尼亞族的迫害之後，竟然說吉卜賽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之所以鬧出這種笑話（其實是悲劇中的悲劇），就因為這位僅懂得點外語的新聞工作人員與編輯組審校人員對西方的種族糾紛和傳統文化一竅不通。當我看到這條報導時，真是難過之極，同時也深深地感到，這種畸形現象如果不加以糾正，華人社會的涉外工作質量就不會有所提高。

　　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瓶頸就是當前各大媒體所存在的「由新聞記者主管編輯部、導播部事務的現象」。由於記者的主要工作經驗在於爭取時效寫報導、發消息，因此一旦參與編輯工作就會習慣性地把過去的工作經驗規定為編輯方針。舉例而言，任何編輯部均可期待新聞記者就有關法輪功問題作一個及時且詳細的報導，但卻不能要求記者對同一問題提出一篇有深度的分析與評論。因此，在多數編輯部、導播部由新聞記者把關和盲目追求時效的情況下，一些有份量、有深度的社會分析與評論就必然要讓位於時事綜合報導；久而久之，時事報導也就取代了評論的地位。換言之，該狀況必然會把記者提升為「評論家」，而評論家為了增加稿件的登載率也就必須得向新聞報導看齊。

　　與西方的媒體加以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由於華文媒體的評論、分析極端貧困，因此就永遠不可能擺脫地方報紙、地方電台的地位，永遠不可能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更用不著說去同國際性大報、國際性電台、電視台競爭。如果進一步觀察，我們又會發現，上述兩個瓶頸實際上是一個銅版的兩面，其問題癥結就在於現代化過程中的華人社會普遍存在著歧視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現象。因此只要華人社會繼續忽略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我們就永遠無法培養充分的專業人材，也就永遠無法向各種涉外機構、編輯部、導播部提供稱職的工作人選。要想解決這個迫切問題，我們一方面期待媒體單位認識到自己的短缺，從而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必要的調整；另一方面則必須要求各個國家當局即刻提高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教育的重視與投資。唯有如此，唯有在華人社會的知識界、文化界明確自己的地位，肯定自身文化的價值，和明確辨別外來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情況下，華人媒體才能夠在二十一世紀大放光彩。（完）

（本文繫在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首屆年會(加拿大.多倫多1999年10月11日-14日)上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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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陳水扁的「善意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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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陳水扁的「善意姿態」

俞力工

　　陳水扁選戰獲勝之後除了重複「北京政府在進行談判前不能預設立場」之外，還表示歡迎汪道涵先生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就「一個中國」問題而言，陳水扁認為北京政府不能把「一個中國」當作「先決條件」，而只能把它作為兩岸當局談判的「議題」。實際上，陳水扁先生並非沒有預設立場，其預設立場與北京的區別恰好在於：北京認為在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討論；陳水扁則認為必須承認、接受「兩個中國」的現狀，至於是否統一、何時建立統一的中國是個雙方可以坐下來討論的問題。按照北京一方的思路，只要「一個中國」的共識不變，外國勢力就不能明目張膽地干預中國內政，同時只要自己拿捏得當，兩岸就不會形成永遠的分裂。至於陳水扁，強調承認「兩個中國」的道理就在於，既然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個中國之間的問題就不是個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個國際問題，因此一旦台北方面有所需要，不僅可以要求國際援助和干預，同時也可以以主權國家的地位拒絕統一。說白了，陳水扁其實就是想在預設立場的時刻要求對方放棄立場。這種貪小便宜的作法恐怕不會為喜歡擺立場、講原則的北京政府所接受。陳水扁之所以這麼做，原因不外兩個：一是反映出他對共產黨毫無瞭解；一是壓根兒就不打算進行政治談判。

　　談及「兩個中國」，打從李登輝開始就一直強調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即已存在，因此與1949年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並存了50年之久。這種「兩個中國」立論的弱點在於：1.1949年之後海峽兩岸並沒有通過互相承認而成為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相反的，兩當局非但不承認對方，不結束內戰狀態，甚至還長期作著統一對方的打算；2.就因為蔣家父子一心一意地要「光復大陸，因此退守台灣之後就始終強調「毋忘在莒」，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強調國家必須統一。因此所謂「兩個中國」並非如李登輝、陳水扁所聲稱的「長期存在的狀況」，而是李登輝於九十年代末才提出的辯解和有意促成的局面。

　　邀請汪道涵先生赴台參加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也可算是台灣政治文化中一場精彩的小插曲。陳水扁先生當然對北京政府的立場不至於會誤解到，在「一個中國」問題都談不攏的情況下會正式派人前往參加台北政府的總統就職典禮，同時也不可能誤以為汪道涵先生會幼稚到為了替陳水扁捧場，而在大陸遭人恥笑或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就某種意義看來，陳水扁的上述兩種「善意姿態」其實都是圖著「不了了之」的結果，惟令人納悶的是，究竟他是出於無知呢，還是在作秀？（完）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9375

台灣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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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何去何從

　俞力工

　　
　　國民黨前途茫茫

　　此次台灣總統選舉結果揭曉後，諸多評論幾無例外地提到國民黨之不能容納宋楚瑜是導致選票流散，陳水扁漁翁得利的最根本原因。該觀點固然具有一定道理，但筆者也同樣對宋楚瑜一會兒鼎力支持李登輝壟斷黨、政、軍大權，一會兒在個人利益（省長職位）受到衝擊時便與李登輝反目相向的行為既不能理解，也無法同情。除此之外，李登輝對陳水扁的曖昧態度也肯定是連戰敗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就國民黨的今後發展而言，一種可能便是：李登輝領導班子下台，而後把李登輝時代的離異領導人如宋楚瑜、郝柏村等拉回黨組織，在此基礎上如再加上立法院內國民黨籍議員佔多數的勢力，或許還可在未來的四年內成功地發揮反對黨作用；另一種發展即是，李登輝繼續控制和削弱國民黨，最後甚至使國民黨蛻變為民進黨的尾巴。

　　執政黨的包袱

　　民進黨的今後困擾似乎還不僅僅在於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起更大責任，最頭痛者，將是必須直接與共產黨打交道。民進黨的領導階層絕大多數屬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裡出生的一代。他們對北京政府和大陸同胞既沒有深刻的認識，又不願接受「海峽兩岸處於內戰未決狀態」的事實。換言之，他們雖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權利，但卻不願承認任何上代遺留下來的義務（或稱歷史包袱）。因此在民進黨正式執政後，北京政府難免會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作出提示，讓民進黨認識到內戰未決問題既是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又是個台灣方面不能誤以為「關起門來就可解決的事」。不難想像，民進黨的和平使者們今後不論是如何對北京政府笑臉相向，迎面而來的肯定是一個「冷屁股」。

　　另一個更加會使民進黨感到吃驚的事實將是，過去對民進黨作出大量承諾的美國政府官員突然間均如泥牛入海不見蹤影，而單為伺候那些對台北政府指手劃腳的美國官員便會令人疲於奔命。數十年來美國打「台灣牌」的目的不外是迫使北京政府在裁軍問題、禁止核武擴散問題以及國際合作等問題上作出讓步。歷來中、美之間合作範圍越廣，「台灣牌」就越是束之高閣，相反，則越是頻繁地加以使用。然而不論處於何種情況，「台灣牌」只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中的一個小環節，使用該手段與否，美國既不會放棄主動權，更不會讓民進黨的「輕舉妄動」逼使美國鋌而走險。

　　民進黨即將還要面對的棘手另一難題是如何對待李登輝及其朋黨。民進黨之所以得勝，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民眾對「黑金問題」極度不滿，而李登輝時代「黑金問題」又是尤其嚴重，其「家族」就自然難咎其責。新政府如真有意解決此問題就必須由李登輝開始進行審查；而如果對其進行包庇，則遲早會遭選民唾棄。

　　民進黨的獲勝除了引發股市暴跌和搶購美元之外，接踵而來的將是一輪移民新高潮。陳水扁雖提出要兼容並蓄，團結各黨派通力合作，但筆者卻不以為民進黨可能避免「論功行償」的俗套。在外省人靠邊站與進一步本土化的趨勢下，凡對前途有所疑慮者多會選擇遠走他鄉一途。以台灣目前所處的環境是否能夠經得起此一「放血」行動確是令人捏把冷汗。

　　早年，民國之建立與海外同胞的支援息息相關，由是歷屆中華民國政府對僑民政策採取了一套與眾不同的辦法，即海外凡對中華文化有所認同者不論國籍均視為華僑，同時，凡屬華僑團體也均能在政府僑務機構與駐外機構的能力所及范圍內給予認同與支援。這種「一視同仁」的辦法長期以來的確是贏得海外僑胞的讚許與支持，台灣的經濟起飛也的確得到華僑投資的大力輔助。近十年來，在本土化思想作祟下，民進黨試圖把華僑的傳統定義縮小至「台僑」範圍，即凡從台灣移居海外者方得視為僑胞，換言之，台灣僑務機構與駐外機構所認同和支持的對象也突然從廣大的華人群體縮小為台灣移民。如果民進黨的政策不變，該思維遲早會反映到新政府的僑務政策上。不難想像，這種「島國意識」和劃地為牢的作法將益加使自己處於孤立地位。

　　統而言之，民進黨執政後道路崎嶇、舉步艱難，經過再三的碰壁將會發現李登輝時代之前的「一個中國」、「維持現狀」政策原本是個最上策。中國人往往經過一陣運動之後為了「何必當初」懊惱不已，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犯犯同樣毛病似乎也在所難免。（完）

　　2000年3月20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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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政治醜聞的幾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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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政治醜聞的幾種形式

　　俞力工
　　

　　德國的捐款醜聞

　　3月9日德國前總理柯爾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已募集到相當300萬美元的捐款用來支付國會對基民黨加諸的罰金。基民黨違背德國政黨法的規定，將來歷不明的捐款秘密轉移海外的醜聞於半年前經揭發後，不只是導致基民黨榮譽黨主席柯爾及現任黨主席蕭伯等多人丟了烏紗帽，同時也使基民黨的聲譽受到建黨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記者招待會上，柯爾的主要態度是：承認「犯了錯誤」，但卻對觸犯法律避而不談；強調捐款的來源正當，但卻堅持不肯透露捐款人的姓名；承認對基民黨造成損害，但願盡個人努力彌補損失。事後，德國輿論界的廣泛意見認為，一般民眾所關切的是捐款人究竟是誰？捐款目的是否涉及賄賂？設立秘密戶頭的動機為何？以及，戶頭的支配人與受惠人之間的私相授受的情況為何？只要這些問題不明朗化，基民黨的聲譽就不可能恢復。除此之外，一般人還認為基民黨所受到的打擊絕不是募捐所能彌補，然而事到如今柯爾仍然置法律尊嚴與基民黨前途於不顧，反倒相信錢能使鬼推磨，實在是對德國民主文化的再次污染。

　　柯爾前後領導基民黨25年，本人又曾擔任長達16年的總理職務，長期的權力腐蝕早已養成排除異己，把自己凌駕於法律與政黨之上的習慣。因此就柯爾與基民黨之間的關係而言，與其說是一個民主政黨的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不如說是一個幫派的首與尾之間的關係。

　　奧地利的聯合政府與孤立

　　無獨有偶，幾乎在德國政治風波發生的同時，奧地利也出現嚴重危機。保守黨（人民黨）黨主席許塞爾為了擔任總理，對歐盟國家「排除極左、極右勢力」的默契與再三警告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與極右派政黨（自由黨）組織聯合政府，由是使得國家聲譽一落千丈，在國際社會裡出現前所未有的孤立。對比之下，柯爾先生為一己之利犧牲所屬政黨的前途；而許塞爾則是為了一己之利而置整個國家於極其尷尬處境，其問題自然要比柯爾更加嚴重許多。有趣的是，當前奧地利許多反對派雖然對極右派加入聯合政府極表不滿，但對外卻步調一致地試圖說服外國各當局「奧地利的情況並非如此之糟」，同時歐盟成員也應「盡快終止對奧地利的制裁」。這種「鄉土愛國情緒」（local patriotism）其實就是就是奧地利歷史上極右派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台灣的「兩國論」

　　為利忘義的事端在我們熟悉的環境裡嚴格說來也並非少見，以李登輝先生去年提出的「兩國論」為例也算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李登輝在卸任總統職位的前夕突然否定國、共兩當局長期以來對維持和平現狀所達成的默契（即「一個中國原則」），節外生枝地提出「兩國論」主張。李先生此舉不只是造成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甚至把台灣推向存在危機的邊緣，其性質與上述德、奧領導人毀損政黨、國家形象的情況加以對比，毫無疑問要更加嚴重千萬分。令人費解的是，柯爾與許塞爾畢竟是有所圖謀，為一己之私損害公利，而李登輝卸職在即卻無事生非，就做生意角度觀之，完全屬於損人不利己行為。（完）

　　2000年3月12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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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台灣選戰的「大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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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台灣選戰的「大陸牌」

　　俞力工

　　如果說三星期後即將進行的台灣大選有何新意，最明顯之處在於：過去，總統候選人往往拿「自主」、「分離」與「國防」大做文章。如今，卻刻意強調「維持現狀」,同時又突出「和平」、「合作」的良好意願。這裡,所謂候選人當然是指較有希望當選的候選人，而不是在民意調查中早就「不看好」的諸如李敖、許信良幾位。此外，無可諱言，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使得北京政府的自信大受鼓舞，再加上先後幾次的軍事示威對台灣的政治氣候起了震撼作用，凡此種種，益加凸顯了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焦躁與台灣方面的恐慌。

　　筆者過去曾多次指出：1.自中國大陸擁有核子武器之後，兩岸軍事力量對比已徹底失去均勢。從此之後，北京政府只要派送兩艘載有核子武器的戰艦（如潛水艇）停泊台灣兩港口，便能使「投鼠忌器」的台灣全面崩潰；2.中華民國的主權與存在均仰仗美國的支持，雖然如此，台獨人士卻不能誤以為自己的力量是台灣加上美國的總合；3.美國打「台灣牌」系出於全球戰略部署考慮，主動權牢牢在握；台灣當局則切莫以為可以任意挑撥中、美之間的關係。顯然，對上述幾點純屬常識範圍的觀點，李登輝先生是完全持相反的看法，也就因為如此，當他想再度修憲繼續連任總統職位時便受到美國的阻止。如今李登輝雖然已是個即將卸位的跛腳鴨，但以他近年來口不遮攔與獨斷獨行的習慣，如果在選舉前突然作出「棄連保陳」的小動作也不足為奇。

　　連戰的苦惱

　　自李登輝於去年7月提出「兩國論」主張後,經北京政府的再三嚴重警告與來自美國的壓力，原獨立意識極為明顯的「兩個中國」論調便逐步修飾為「德國模式」，即海峽兩岸維持互不隸屬的兩個國家間關係，但同時又不排除將來進行最終統一的可能性。星期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在發表其大陸政策時表示，「兩國論」是台灣本身對「一個中國」的「自我表述」。且不論連戰先生究竟是真認為「這種表述」是解決兩岸糾紛的最佳方案，或是出於無奈，必須在提出自己的政見時適當兼顧到李登輝的面子，總之，這種對「一個中國」的明確認同已經是對李登輝的「兩國論」作了可能範圍的修正。連戰雖然處境尷尬、用心良苦，但必須指出的是，他的構想要想獲得落實，必須首先得促成北京政府把堅持了50年之久的「一個中國原則」改變為「先作讓步，接受兩個中國，然後再仰首期待未來的統一中國」。就目前看來，儘管三中全會之後大陸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北京當局似乎還「靈活」不到如此地步。連戰的建議儘管如此兩面不討好，持平而論，除了這「一個中國的表述」之外，他對執政後「10項具體行動」所提出的建議，無論在廣度、深度與明確度方面都遠遠超出其他勁敵的範圍。綜觀「10項具體行動」，連戰對「舉行高峰會議，建立官方溝通管道，放寬兩岸間經貿限制與開放三通，建立經貿特區，雙方在國際領域進行合作，建立軍事互信與熱線機制，簽署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縮短兩岸差距，使兩岸關係制度化，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所作的建議，可說是對大陸一方多年來的呼籲作出的積極回應。因此難怪在這些建議提出後，引起國民黨內部強硬派的極度不滿與抨擊。

　　宋楚瑜的擦邊球

　　就大陸政策方面，以宋楚瑜的「兩岸是互不隸屬的特殊關係。不是國內關係，也非國際關係，而是相對主權的准國際關係」最為模稜兩可。單重文法分析，他的主張既可理解為「台灣處於向獨立發展的過渡階段」，也可解釋為「向統一邁進的過渡階段」。宋作為脫黨競選的候選人，既想爭取國民黨的選票，又不敢得罪台獨分子，採取這種和稀泥辦法的動機固然可以理解，但要想依此爭取高達25－30％的猶豫不決的游離票卻是一件極其不著邊際的「冒險」舉動。

　　當前在台灣的一個獨特現象是，大多數所謂的「外省人」與新黨的擁護者都抱著「擁宋棄李」（棄李敖）的打算。其實，十多年前正是宋楚瑜、宋希濂、王作榮、蔣彥士這幾位國民黨大將在關鍵時刻烘手把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交給李登輝，並為他鋪設台獨的道路；爾後，除了蔣彥士之外，又都是為了李登輝兔死狗烹而與李登輝反目相向。且不論宋楚瑜的擦邊球大陸政策與支持李登輝的劣跡究竟如何評價，單單以其「外省人」的身份，在目前台灣的氣氛下，要想競選縣、市、省長似乎尚有可能，至於總統，希求跨過「省籍情結」這一難關的難度就太大了一些，台灣的省籍問題嚴重如故，完全可從「外省人」一窩蜂支持宋楚瑜得到側面的佐證。

　　李登輝的傳人－陳水扁

　　一個反對黨的黨魁不時以「執政黨黨魁的傳人」自詡，可以說是台灣的諸多「奇跡」之首。情況的確如此，自李登輝大權獨攬之後，想法與作法就越來越向民進黨靠近，民進黨的勢力也就因此不斷坐大，而國民黨的處境則難免日益困難。李登輝卸位在即，雖明知台灣人民有求安、求定的普遍願望，卻毫無顧忌地提出「兩國論」，因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存在危機。這種離奇的作法當然對設法打出「安定牌」的連戰極為不利，相反的，卻給陳水扁一個「獨得李登輝真傳」的宣傳機會。

　　不言而喻，在兩岸定位問題上，陳水扁的觀點與李登輝毫無二致，即強調兩岸關係純屬「兩個主權獨立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至於大陸政策方面，陳雖再三主張要加強兩岸之間的合作，但卻不時提出「強化西進」、「有條件開放三通和投資限制」、「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應經台灣人民同意」等等。因此如果說北京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是有的放矢，那麼毫無疑問，陳水扁即是北京政府最想排除的人物。

　　北京政府的示威

　　如前所述，北京政府的態度對台灣絕對是舉足輕重，其「蘿蔔與大棒」的策略也是歷歷在目，然而從台灣內部的兩極化、對立化發展看來，似乎不斷的軍事威脅也會把一向主和的「統一派」推向尷尬的牆角。筆者認為，既然北京政府正在努力建造法治機制，似乎對台策略方面也應當在政治號召與軍事威脅之外考慮法律措施。以台獨分子的言行為例，北京司法當局完全可有針對性地對主要涉嫌叛國罪者進行缺席審判，而不是在揮舞導彈時，牽強地強調武力攻擊將「僅僅是針對少數台獨分子」。誠然，法律手段不見得就是一劑包治百病的良方，但在現代社會中卻是必須首先訴諸的手段。（完）

　　2000年2月29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9369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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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讀後感

　　俞力工
　　

　　2月21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國政府之選擇在台灣進行大選的三星期前發表此立場聲明，目的當然在於再次向台灣表明其對國家早日統一的決心，除此之外，從白皮書的字裡行間也可看出，繼香港、澳門回歸之後北京當局對台灣問題所感的不耐。

　　新內容

　　綜觀全文，白皮書除了批判李登輝的部分外，大多內容與1993年所發表過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大同小異。至於新白皮書的最凸顯內容，則首推第三段最後有關中國所假設的幾種動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過去，中國政府僅設想在「台灣獨立」與「外國侵佔台灣」的情況下，將採取武力手段實現統一；如今，則增加了一個新條件，即「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當然，所謂「無限期」全憑主觀判斷，如果不具體指出時限，該新條件、新情況大可理解為對台北政府發出的「隨時動用武力手段」的最後通牒。

　　就旁觀者的角度觀之，數十年來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確是一讓再讓；而台灣方面，尤其是李登輝主政之後，也確實是有點不自量力、逼人太甚。李登輝之所以不可為而為之，原因無他，主要是鑒於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時間對台獨勢力不利，因此就求成心切、不擇手段了。至於北京政府，一向瞭解台灣問題是由「外國的勢力干預」下所產生。因此自外國干預開始，北京政府投鼠忌器迄今已足足等待了近50年。如今「外國的勢力干預」的外在條件基本不變，北京政府似宜考慮再三是否國力已強大到無所顧忌的程度，若非如此，再耐心等待個十年或可能是上上策。

　　為尋求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白皮書可謂之苦口婆心，然而儘管如此，無論在論事與說理方面，其內容牽強之處卻是不少。以下。僅舉其大端者逐一討論。

　　台灣地位未定的兩重意義

　　誠如白皮書所述，自從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便刻意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其辦法是，通過《舊金山和約》的簽訂，故意在該備受爭議的國際文書中不明文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之後台灣歸屬何地」。七十年代，經日本、美國等主要國家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後，固然台灣屬於中國的地位得以確立，但是台灣是否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未於明確規定。就由於北京政府至今沒有實際有效統治台灣，在國際上就不可能獲得充分承認。

　　從中國內政角度觀之，白皮書也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迄今，兩岸敵對狀態並未正式結束」（見白皮書第二段）。換言之，北京政府正是認識到內戰未決狀態，而殷切希望盡快結束分裂狀態。為解決該矛盾，北京政府一方面強調舉行和平談判，另一方面卻揚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試想，北京政府既無法對台灣進行實際有效的統治，又如何伸張對台灣的代表性呢？國際社會之所以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不過是出於「承認實際有效佔領大部分領土的交戰團體為中央政府的習慣」，因而在文書中多稱北京政府為「理所當然的」或「合理的」（legitimate）中央政府，而不是如北京政府所自稱的「合法的」（legal）政府。白皮書中多次提及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來自國際承認。果真如此，根據同一邏輯，北京政府於1971年進入聯合國之前不就只是個「非法政府」，而台北政府卻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了？！

　　中國共產黨素有強調實事求是的習慣，但是在對台問題上經常觸犯「矮化對方」的毛病。1992年國共兩當局代表曾達成「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或許可把北京政府對「唯一合法政府」的主張視為自己的表述或主觀願望。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在進行談判之前就把一個有實力的對手矮化到「非法」地位，那麼北京政府實際上並非在促成和平談判，而是在為武力解放鋪路。

　　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

　　白皮書中不時提到退踞台灣的國民黨統治集體團「與中央政府對峙」，「統一後中央政府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台」…。對台北政府，白皮書則強調它「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此地，所謂「地方當局」定義含糊不清，而「地方政府」這潛台詞卻躍然紙上。實際上，從北京政府於八十年代初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的確可以明顯看出北京政府的目標在於把台灣收編為隸屬中央、實施不同體制的地方政府，其地位與港、澳基本一致。筆者曾多次指出，台灣的地位遠超過「地方政府」，雖然其存在的確仰仗外力的支持，但經過數十年的建設，目前不只是個實際有效統治台灣的交戰方（儘管長年處於非戰狀態），甚至在綜合實力上也非一般地方政府所能比擬。有鑒於此，北京政府如真有意促成和平統一，絕不能單方面要求台北當局放棄國際法上對交戰團體所稱謂的「地方上的事實政府」（local de facto Government）的地位,而成為隸屬北京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相反的，為避免「不等價交換」之嫌，北京政府至少也當在政、經體制上作出適當的調整。以北京當局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判處十年以上徒刑的量刑標準為例，即便不存在台灣問題已有大幅改進的迫切需要，更何況目前是在向一個白色恐怖基本消失的台灣「招安」。

　　當前台灣問題的實質也是個內政問題

　　白皮書第四段第一部分羅列了一系列無可理喻的主張，例如：「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果真如此，當前何來之「統一問題」；「在一個國家的領土之上，只能有一個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中央政府」。果真如此，中國近代割據時期為何便曾出現過數個中央政府，且都能獲得部分的國際承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享有和行使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果真如此，北京政府所行使的主權之中似乎忽略了最主要的治權；「台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主要是外國勢力干涉和台灣分裂勢力阻撓的結果」。這點，對整個冷戰時期言之或許有效，至於後冷戰時期，似乎除了外國干預和台獨勢力之外，還有個更關鍵的民心向背的問題。（完）
　　

　　2000年2月24日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9367

中國50週年國慶前夕談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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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50週年國慶前夕談國事

　　談及國事，不外乎國防、經濟、政治（內政與外交）諸領域。

　　中國50年來的國防建樹儘管有目共睹，但卻經歷了一段較不為外界所關注的「擺脫游擊思維」的漫長過程。

　　所謂國家軍事綜合實力，無論在攻、守或嚇阻方面，其實一向就沒有游擊戰的一席之地。現代戰爭之勝負，甚至包括中國內戰的勝負，始終取決於正規武裝力量的強弱與多寡，和交戰方承受戰爭能力的大校如今，中國之所以能夠改變百年積弱的面貌，能夠立足於大國之林而不受肢解，正是由於近二十年來排斥了「軍事次文化」的干擾，把人力、物力集中於正規軍事力量的發展。

　　經濟方面，筆者一向主張按孝中、大順序，逐步改變國營企業的結構，同時也一向反對以推動群眾運動的方式處理任何有關人民生計的大事。如仔細觀察當局對所有制問題的執著，似乎生怕改變公有制即等於抽掉了執政的合法性。其實社會主義的基礎並不在於多數企業名義上屬公有還是私有，而在於國家是否朝社會公正的方向努力。

　　據聞中國駐南使館遭美空軍轟炸之後，國家當局毅然決定降低出口導向經濟結構的比重，同時將加強內需市場的建設。本人以為，開發內需市場，減輕對外依賴是任何穩健社會的必經道路。由此項戰略調整的出現，令人相信中國當局的領導能力不僅是充分的而且是有效的。

　　談及內政，筆者以為與其在政黨政治、議會道路與民主、人權方面糾纏不清，在現有條件下不如多重視專家治國。世界上空有議會選舉而政治、經濟一敗塗地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真正能夠取得長足發展、穩定前進的國家均脫離不了精英治國。國家及時培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專材的成本效益肯定遠大於舉辦選舉。凡社會科學受重視的社會絕對沒有邪教滋生的土壤，遇到重大問題也多能通過討論與協商取得解決的辦法，而不是動輒提起拳頭與彈頭。

　　中國素有外語人材包辦涉外事務的奇特現象。殊不知其荒謬之處無異於仰仗漢語教師掌管內政。處於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固然無可厚非，但長此以往卻助長說空話的積習。無論是從事外交、外貿、文化或學術交流工作，最關鍵的品質還在於專業素養。最近，經過再三的挫折之後，國家當局作出要加強宣傳與公關的總結。但願當局也認識到公關與宣傳人材也有硬體與軟體之分。

　　內政與外交之間顯然還有僑務政策一席之地。從最近印尼排華暴行觀之，顯見的事實有二：一是種族歧視行為絕不會由於「歸化」、「入籍」而有所緩和，因此全球華人出於同胞之樸素感情和人道意識必須對受害同胞施加援手；二是施加援手之時萬萬不可在香港同胞與印尼華裔之間加以區分或厚此薄彼。鑒於東南亞國家多屬非移民習慣國家，國家當局似宜考慮取消該地區人口入境簽證的規定。如此一旦再發生排華事件，受難同胞起碼有一個走避之地。

　　對比之下必須承認國民政府的傳統僑務政策遠較北京政府之僑務政策更加符合僑民之心。對國民政府而言，凡認同於中國文化者無分國籍一概視為僑民，理論上也盡可能不分內外地雪裡送炭。該政策雖然可能遭受「干涉內政」的惡意指控，但卻不至發生一方面全力拯救中國籍的兒子，而另一方面卻任由暴亂者姦殺嫁出去的女兒的悲慘事件。

　　台海兩岸問題理論上雖屬中國內政，事實上卻不得否認問題系由國際干預而產生。俗謂解鈴還得繫鈴人。當務之急似乎在於要求美國對台獨分子加以約束，而非對台灣整體進行軍事威脅。

　　昔年香港回歸之日在即，由是產生「一國兩制」政策。香港向為地方政府，是故「一國兩制」無損其地位絲毫。台灣地位高於地方政府，統一與否又無任何時效，國家當局與其在「一國兩制」上大費周章，不如集中力量促進經濟建設。二十年改革成績斐然，再有十年高速發展，便絕不怕美國刁難。小平先生經建功勳永垂不朽，韜光養晦之前瞻性教諭更是令人心服口服。小不忍亂大謀，筆者殷切期望國家當局三思而後行。

199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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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與"兩國論"有關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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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與"兩國論"有關的二、三事

　　自7月9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到否認，世界各地媒體，尤其是華人媒體幾無例外地對各種議論加以大幅報導。以下，筆者就近日捕捉到的幾點消息，
提供出來讓關心人士參考：

　　1.據7月15日台北《自由時報》第15版「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外交突破」一文的作者羅榮光先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指出，李登輝曾於同日上午（即7月9日）會見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S）主席宋全盛牧師及總幹事奧普辛斯基（Dr.MilanOpocensky）時，第一次（按，指比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要早幾個小時）公開表示「台灣與中國雙邊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羅榮光認為「這是一大突破，台灣前途向前跨進一步」。

　　羅牧師繼而透露，李登輝還對這些國際教會的代表們表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只及於台灣、澎湖與金、馬」。羅牧師於是評論道「以前國民黨政府只說到治權及於台澎金馬，而主權卻仍及於中國與蒙古的領土，甚至還有『主權共享』之怪異論調出現。李登輝這項嶄新的國家主權論，使目前台灣當局的治權與主權合而為一，這也是一項極大的突破」。

　　以上消息說明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只是要推翻過去兩岸當局對「一個中國」所達成的共識，同時還具體地對《中華民國憲法》有關「主權及於大陸、蒙古」的憲法規定任意踐踏。羅牧師的文章不啻是給「兩國論」填加註腳，充分曝露李登輝的意圖與策略。如今在美國的壓力下突然改弦易轍並再三強調「遭人誤解」，不過說明台灣的「主權」一向有限，撤除美國的支柱便是無法「獨立」。

　　2.自「兩國論」消息傳出並引起軒然大波後，台北政府袞袞諸公固然紛紛發言，支持李登輝的主張，但如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陸委會主委蘇起先生的言論最為慷慨激昂，給人的印象是，他不只是在為李登輝辯護，同時也趁機闡述自己的建議或主張，例如，台灣應當「打破一個中國的迷思」，要「破解中共的不平等、欺騙性一個中國原則」。蘇起還認為不能用「一個中華民族，兩個國家」來理解李登輝的新論，因為該提法「仍是以前使用的語言，他希望外界「不要再拿這些『過去的尺』來比擬兩岸定位問題...。」言下之意，自「新台灣人」形成後，中華民族一分為二，一個中國必然要讓位於兩個中國。

　　筆者最近曾為文指出，東西德統一之前，處境不利的東德政府也曾一度提出過「兩個德國，兩個民族」的主張。現下國民政府倣傚德國經驗，著眼之處顯然不只是「兩個國家」，同時也包括「兩個民族」。無論是「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德國經驗說明「一待時機成熟，任何理論均不能成為國家統一的障礙」。如果歷史能夠重演，相信東德政府無論如何不會提出「兩個民族」的主張。但是，歐洲史學界就常有一種說法，即歷史事件首次發生時往往以悲劇形式出現；而第二次重演的往往是場鬧劇。

　　3.自「兩國論」提出後，評論界對其動機的探討不勝枚舉。不論是為了選戰，或促成戒嚴從而達到續任總統目的，或是其他，途徑不外是首先引起對岸的激烈反彈，然後讓美國淌入海峽兩岸之間的混水。迄今許多人忽略的問題是，為何李登輝認為此路可通？為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探討美國的一貫政策可能會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美國是當前極少數具備制定全球戰略的資格的國家之一。在「正常」或「靜態」的情況下，美國自然希望能夠與中國建立一種可進行合作之戰略夥伴關係，從而使中國承擔部分國際責任。但是如果中國不予充分配合，或像南斯拉夫一樣對內政失去控制，美國則決不會放棄干預和放過削弱對方的機會。

　　以在卡特時代曾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列津斯基為例，儘管他過去主張「聯中抗蘇」，冷戰結束後建議「維持歐亞大陸多國勢力並存之地緣多元主義」，目前甚至明言反對「兩國論」，但是也不排斥「在某種情況下」促成中國「一國多制」的可能性（見布所著《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1997）。

　　除了上述一貫政策之外，美國近年來的「新國際干預主義」益見明朗，其中，尤以科索沃事件給許多地區傳達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信息。以克什米爾衝突為例，印度統治地區的伊斯蘭教徒便考慮到當地少數民族（印度）統治多數（巴基斯坦）的情況與科索沃完全一致，於是認為一旦矛盾激化便可獲得美國的支援。結果，事與願違，他們從美國得到的僅僅是壓力。

　　李登輝的「兩國論」也自然是華沙集團解體、蘇聯解體、北約東擴、美日安全條約重組、南斯拉夫分裂、科索沃戰爭、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等一系列事件所構成的大氣候之下的產品。然而，事與願違，台灣不只是受到美政府的強大壓力，甚至還遭到美國太平洋總部總司令布萊爾上將的一陣辱罵，即台灣已經成為「美中關係中的一塊糞便（雞尾酒杯中的一塊屎）。

　　接著的問題是，為何「新國際干涉主義」在海峽兩岸與克什米爾問題上不適用呢？所謂「新國際干涉主義」的干預條件其實系指：1.被干涉國家已經分裂；2.和平手段已無望；3.實際發生種族滅絕行為。且不說該三點與上述二地的情況並不符合，更關鍵的是，這三個條件之外還有三個原則，即1.符合美國戰略利益；2.出師要名正言順；3.美國能輕易獲勝。

　　顯然，尤其在原則方面，李登輝無法滿足美國的要求。此外，更重要的是，霸權主義者一如美國，一向掌握著主動權。如果誤以為哪個小民族、小國家可以牽著美國的鼻子走，那就大錯特錯了。由此，或可說明，李登輝與其智囊在長達一年的研究「兩國論」時期，走漏了最重要的信息。

　　（完）

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8.16.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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