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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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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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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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問題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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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問題之我見

　　自從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主張後，海峽兩岸之間張弓拔弩，由是頓然令人醒悟，和平與戰爭其實不過是一念之間，近期雖有巴爾幹戰爭前車之鑒，若是掉以輕心，中國人也難免重蹈覆轍。

　　回顧南斯拉夫近十年的強硬政策，與其說是米洛捨維齊獨斷獨行，不如說是反映了民間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普遍願望。然而殘酷的結果卻是，領土仍舊四分五裂，剩餘部分也遭受徹底的破壞，國際上更是處於極端的孤立。於是乎，似有必要探討，究竟領土完整更加重要，還是持續發展屬於更高原則？！

　　目前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一方面表現出時間對台獨運動不利，致使台獨分子採取日益激烈的方式試圖扭轉局勢；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李登輝的判斷錯誤，自以為會像科索沃阿族一樣地獲得美國的支援，而不瞭解美國有其全球戰略部署，絕不致輕易讓人擺佈或放棄主動權。

　　如今，通過美國所施加的壓力，台北官方策略已作重大調整，強硬態度也有所收斂，該變化說明台灣主權一向有限，所謂的「獨立」也不過是建立在「美援」願望上的畫餅一塊。另外，更加重要的啟示是，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其實是美國，由是北京政府的實際對手也是美國而非台灣，所謂的「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問題」就本質而言也是畫餅一塊，完全不符合「有美國干預，才有中國的分裂」的事實。有鑒於此，當前北京政府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如何要求美國給予台灣適當的約束，其次便是如何盡快創造「使美國放棄干預」的有利條件，而不是算計如何依靠軍事力量克制台灣。言及此，一個明擺的事實是，領土主權的完整固然重要，獲得持續發展才是更加優先的考慮。

　　用兵的必要性

　　海峽兩岸的情況與當年東西德的問題極為相似，即一方堅持統一，而另一方（指東德）卻想方設法使分裂狀態永恆化。就由於東德與台灣採取的是退卻、逃跑策略，而不是像北朝鮮一樣的具有侵犯性，台灣的任何小動作，起碼對北京政府說來，絕不構成任何國防威脅，因此也就毫無必要訴諸武力。如果說，北京政府在國家安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達到讓美國及台灣當局讓步的目的，就只會表現出其政治、外交手段的貧乏，同時也曝露出對國家的優先考慮缺乏遠見。

　　穩定的必要性

　　凡對六、四事件的後果加以認真檢討的人士，均會察覺到國際社會在經貿方面對中國進行制裁對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嚴重後果；環顧寰宇，也不難發現中國由於此事件在國際上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因此在當前國際的大氣候下，如果中國政府再次貿然行事，固然由於國防力量的強大，尚不致淪落到南斯拉夫的地步，但卻極可能引起國際社會的激烈制裁，其結果必然使發展步伐放緩，處境益加孤立。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六、四僵局之打破，與來自台灣的大量旅遊與投資不無關係。儘管台灣商人的活動非出於紓解大陸僵局的願望，但其客觀正面效果卻不容否認，也不容許任何人以「台灣更需要大陸」高抬自己的身段。簡而言之，台灣經不起打，不值得打，不值得為打而冒任何風險，也沒打的必要。不打，對台灣、大陸的持續發展最有利。不打，中國人才真正地能夠在短期內站起來。

　　誰在談打？

　　談打，當然首先是中國負有軍責人士的態度最為積極。於是，在這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軍人的「權限」不只是遠遠超過西方軍人的範圍，甚至達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蓋軍人的傳統職責在於「如何克制敵人」，而不在於高談闊論「是否應該動用軍事手段」。換言之，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非屬其職權範圍，由是毫無置喙的權利。十九世紀，克勞斯維茲所強調的「軍事服從政治」的概念與中國所提出的「黨控制槍」均有異曲同工之處。克勞斯維茲之所以受到敬重，原因還在於曾經提出「為促進和平而戰爭」的主張，由是又產生了「和平為最高目的」的觀念。李登輝當前的越軌行為固然引起公憤，但還不致破壞和平或杜絕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在「政治解決」的希望尚未完全消失之時，北京政府遽然允許、甚至發動軍方口誅筆伐、摩拳擦掌，其不利後果將不僅僅是「使兩岸關係益加不能和平解決」，甚至還為「軍人干預政治」開了先河。
　　
　　盲角與餘地

　　針對「兩國論」筆者已多次為文指出台灣當局忽略「美國不容主動權受到挑戰」、「國人建立強大、統一的中國的普遍願望不容置疑」、「台灣本身既無主權又無國防」的特點。然而就大陸對台政策方面，筆者也始終不認為自八十年代初即提出「一國兩制」的建議具有任何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國大陸既然要爭取和平環境以求快速發展，既然要韜光養晦避免糾紛，為何就在一個「沒有回歸期限」、「沒有回歸壓力」的台灣問題上，提出這樣一個「把政治地位遠高於地方政府的國民政府貶為地方政府」的建議？

　　如果說，北京政府一向致力於兩岸之間的商業、民間交往，把前途問題暫時冷凍，避而不談；在國際層面上甚至允許國民政府像巴解組織一樣地作為一個交戰團體到處派遣正式代表團，那麼，兩岸之間的關係或許還不至於惡化到今天的程度。完

199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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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民間對「兩國論」的反應與德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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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民間對「兩國論」的反應與德國模式

　　近日李登輝先生對某德國記者發表「兩國論」主張之時，適值筆者在台灣探親訪友期間。由於台灣各民調機構出奇迅速地提出了各種民調結果，以作為支持李登輝的依據，不由得引起筆者對市井小民的反應的興趣。以下，不妨介紹一下經兩星期觀察、走訪所得到的印象：

　　1.大多數本人接觸的對象，對所謂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和「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實際內涵與作用，無法充分掌握，因此也就無從判斷，究竟「兩國論」如何與上述「既定政策」和憲法條例產生牴觸；

　　2.同一批人又認為，「台灣一方為中華民國，對岸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之間的關係『明明就是』兩國間的關係」。這批人，顯然不明瞭，這「兩國」都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主權及於對方；

　　3.大陸一方所提出的「內戰未決狀態」對絕大多數在和平時期長大的台灣同胞說來極其陌生，因此既不能對北京政府透過軍事活動提示「內戰未決」的策略表示苟同，又不能理解為何要繼續承擔該歷史包袱；

　　4.國民政府長期在「反共教育」上所取得的結果與近十年國際上所掀起的反共、排共浪潮匯合一道，形成嚴重的「恐共症」，因此市井小民即便不是出於「獨立」動機，對暫時建立一道無可逾越的圍牆卻是認為值得嘗試。對比之下，「兩國論」自然要比「一國兩制」更加使人感到踏實。

　　基於以上的心態，李登輝的「兩國論」儘管在島內也遭到嚴重的批評，但具備批評能力者卻始終是在民意調查中佔少數的知識分子，同時不論知識分子一方與中國大陸一方在法理與說理上是如何地振振有詞，台灣的市井小民卻不具備消化的能力。因此或可這麼說，李登輝先生的「兩國論」相當充分地反應、利用了貧困的台灣政治文化。有鑒於此，北京當局當前的困擾除了得應付國際與島內的反華、反共勢力之外，甚至還得不到台灣島內「天然盟友」的諒解。

　　德國模式

　　「兩國論」之所以在德國記者面前首次提出，目的顯然是要突出「兩個德國」的歷史經驗。二戰結束時，德國土崩瓦解，主權喪盡，在戰勝國的條約安排之下分裂為東、西德，並互相給予承認。至於中國，分裂純係內戰的結果，今後無論是繼續維持現狀，或統一，或一國兩制，或取得其他方式的妥協，均需要透過兩當局的談判與同意。如果無視對方的存在而自作主張，則對方難免會施盡一切辦法，直到獲得「正視」為止。所謂「德國模式」，其實還有一個台灣一方普遍忽視的特點，即「兩個德國」從來就沒有解決「前途未決」的問題。就理論層面而言，西德一方即便給予對方國際承認，但卻從沒放棄「將來統一」的要求；東德方面，為了使分裂永恆化，甚至提出了「兩個德國，兩個民族」（指東德已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民族）的主張。就實踐方面，德國的統一有目共睹，無需筆者贅言。當前儘管「德國經驗」的議論各具心裁，真正值得借鏡之處，似乎卻鮮有人提出。七十年代初由於西德總理布蘭特考慮到核子戰爭的可怖與武力統一的巨大代價，毅然決定採取以接觸、合作、援助、互惠的辦法，加強與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接觸，從而達到和平和與東德之間建立有機關係的目的。西德政府在執行上述「東進政策」期間，不曾以「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強加對方，其結果也是有目共睹，無需筆者贅言。（完）

1999.7.24.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87

析"一國兩制"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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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國兩制"的適用性

　　自從北京政府為了促進統一於八十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的建議後，兩岸之間圍繞著這個題目已經發表了許許多多的議論。作為一個旁觀者，筆者所得到的印象是，兩當局之所以無法溝通，之所以各持已見，主要的原因在於同時犯了把主觀願望與客觀現狀互相混淆的毛玻鑒於此，本人以為首先應當明確的問題是，究竟"現狀"為何。隨後，將在對比兩岸當局的主觀願望的基礎上，進一步評估"一國兩制"對香港問題與海峽兩岸問題的適用性。最後，為求達到緩和緊張局勢的目的，嘗試提出一個過渡時期的折衷建議。

　　現狀

　　中國自1945年發生內戰，導致分裂以來，兩交戰方至今沒有簽訂任何停戰協議或和平協議，因此就法律角度看來，仍舊處於內戰未決狀態。依據國際習慣作法，任何實際有效統治部分領土的交戰團體，均有權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其"地方上的事實政府"(local defacto Government)的地位。"地方上的事實政府"與受中央政府管轄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有實質上的區別。"地方上的事實政府"除了不受另一個交戰團體，不受另一個"地方上的事實政府"，或中央政府管轄之外，它可以就國家的統一問題，作出譬如"武力統一"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它可以受戰爭法的保護，可對外進行貿易，可在第三國的同意下，派遣代表團或聯絡處。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設立領事館，處理僑務、商務事宜。

　　至於哪一個交戰團體或哪一個"地方上的事實政府"可以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央政府呢？國際上的習慣作法是，承認實際有效佔領大部分領土的政府為中央政府。國際上，習慣稱呼這種政府為具有"合理代表性的中央政府"（即legitimate central Government）。有趣的是，許多受到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均傾向於把"合理"這個詞翻譯成"合法"，因此中央政府便成了"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另一個"地方上的事實政府"便成了見不得人的"非法政府"。如果這個推理能夠成立，則北京當局當然必須承認，它在未進入聯合國之前，一直是個"非法政府"。

　　另外，必須認識到的現狀是，即便某一個政府已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央政府或"地方上的事實政府"，就因為國家仍舊處於分裂與內戰狀態，它們的管轄權及主權非僅是有限的，而且是未決的，除非，交戰團體一方能夠憑借談判或武力辦法制服對方。

　　主觀願望

　　就北京政府方面而言，既然具有視對方為"非法政府"的傾向，自然便可輕易地作出"一國兩制"的結論。根據北京政府的構想，該體制下的中國，應當是個"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代表或領導之下，允許兩種社會制度並存"的狀況。這種主張明顯地是在要求台北政府把目前的"地方上的事實政府"降級為一個"地方政府"，換言之，是在要求台北政府作一個實質上的，也是單方面的讓步。

　　至於台北政府方面，兩年來再三地提出了中華民國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與"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主張。本人以為，無論在實際有效的統治領土的大小方面，或是在國際承認方面，兩岸實力對比過於懸殊，在此現狀下要求"對等"地位與待遇，似乎有些脫離現實。就"主權獨立的國家"方面，根據台北政府的主張，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即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該狀況至今不變。這個辯解，顯然是有意忽視內戰早已改變了、縮小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的事實，同時也有意忽略內戰未決、主權未定的現狀。因此每當台北政府在"獨立"的問題上引起北京政府的疑慮，北京一方必然會採取某種手段，例如進行軍事演習，來提示內戰未決的狀況。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發現中國兩當局同時均犯有不顧客觀事實的毛玻也就因為如此，雙方各說各話，以至於局勢非但不見緩和，反而關係日趨惡劣。

　　"一國兩制"對香港問題與海峽兩岸問題的適用性

　　在英國統治時代，所謂的香港政府的地位至多是個地方政府。香港回歸之後，該地方政府的地位也基本不變。至於"一國兩制"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或說香港地方政府的地位是否會下降，目前斷下結論似乎尚嫌為時過早。不過，應當承認，該方案對安定香港回歸後的局勢起著正面的作用。

　　至於台北政府，如前所述，五十年來即是一個地位遠高於地方政府的"地方上的事實政府"。一旦降級為地方政府，除了取得北京政府的口頭保障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獲。套句時髦的術語，這種政治交易實際上是個"不等價交換"。就就難怪台北當局無論如何不肯讓步。非但如此，甚至還在民間的交往與投資活動上設立重重障礙。因此，就提出"一國兩制"的建議之後的這二十多年的客觀效果看來，該建議對海峽兩岸的關係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是負面大於正面。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這二十年來北京一方避免觸及這個敏感問題，專心創造有利於兩岸交流的框架條件，那麼，兩岸之間的關係肯定會更好，台灣的投資額會更大，台灣支持統一的人數也會更多。

　　各讓一步的折衷建議

　　鑒於海峽兩岸近年來的糾紛主要發生在"國際空間"的爭奪上，本人以為兩岸當局應當努力卸除危機因素。具體的說，台北方面應當即刻中止在爭取外交承認和爭取重返聯合國方面的努力，以換取北京政府的讓步，即允許台北政府以"地上的事實政府"名義，在世界各地設立領事館，以處理商務、僑務事宜。為促成該局面，兩當局之間的正式談判、和平談判當然是不可或缺。

　　從中共十五大的會議精神看來，北京當局明確地表達了將全力以赴穩定局勢，發展經濟的決心。既然如此，本人認為，暫時把於事無補的有關"一國兩制"的爭議題目撇開不談，假以時日待物資條件、精神條件更加成熟時，"一國一制"將或許是兩地人民更加傾心的統一方案。（完）

原載《楓華園》1999.2.1.第1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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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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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小議

　　「七塊論」與李登輝的馬虎

　　1992年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一書裡，曾建議把內蒙、東北、新疆隨西藏一道分裂出中國版圖。如今，李登輝先生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也提出了「七塊論」。所謂「七塊論」，大體是指中國應當擺脫「大中華」的束縛，同時應當「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為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持平而論，李登輝的構想雖然大膽，但態度卻有欠嚴肅，考慮也有欠周到，因此在該主張引起軒然大波後，台灣諸有關機構便不得不出面為「等地區」究竟系指何地區作一解釋。據瞭解，迄今提出「另兩塊」為「華南、華北」的言論有之，建議「長江以南和以北」的解釋也有之。給人的印象是，關鍵在於分裂，至於怎麼分還有待商榷。

　　達賴喇嘛與李登輝既有分離的意向，期待其他地區一併分裂，從而減輕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的心情也是極其自然不過。問題是大陸漢族地區從來就不存在分離問題，貿然作分離主張就有點節外生枝了。如果採用同一辦法，建議台灣分裂為「金、馬、澎湖等七個地區」，西藏分裂為「前藏、後藏等七個區域」不知李登輝與達賴喇嘛會作何感想？

　　就「七塊論」的台獨意識，以及該主張與日本某評論家前一陣子所提出的「中國十二塊論」之間的關係，目前已有大量的討論，無需本人置喙，本人所感興趣的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大中華思想」。在進一步介紹「大中華」思想之前，似有需要指出，李登輝所提的「大中華」不過是指當前的「統一」要求。實際上，這不過是個最小格局的誤解，要瞭解真正的「大中華」思想還得回顧一下對日抗戰之前國人的普遍願望。

　　「大中華」的破滅與後果

　　最近，筆者在一次演講中曾提及中國於對日抗戰之前在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取得的長足發展。試想，如果中國當時沒有受到日本的侵略，如果中國能夠按照預定的計劃繼續發展，那麼，凡對當時國際政治稍有瞭解的人士，均會同意本人對局勢的判斷：1.中國早在五十年代便擁有核子武器；2.香港早於四十年代就回歸祖國；3.台灣與釣魚島至遲於日本投降時就回歸統一的中國，其後也不致分裂；4.外蒙古非但不會獨立，甚至唐努烏粱海以及部分的被沙俄所吞併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均可能回到中國懷抱；5.西藏、新疆主權問題根本由不得美、英、印度插手；6.馬來亞、新加坡與北婆羅洲佔多數的華人人口早已建立另一個華人國家。東南亞地區華人也毫無必要改稱中國人、中國話為華人、華語；7.越南絕不敢與中國為敵；8.南海諸島的領土主權絕不會受到挑戰；9.在亞洲區域整合過程中起頭羊作用的肯定是中國，如今也不需要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委曲求全；10.印尼境內可能建立了許多華人城邦小國，先後的排華事件也根本不可能發生。如今受到迫害的印尼華人也不必一見到採訪記者，就淚流滿面地問：「有沒有哪個中國政府表示願意接受我們？」；11.琉球早就宣佈獨立，朝鮮也早已恢復統一；12.此時美國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13至於日本，中國人自有辦法使這個數典忘祖的逆子再變成像明朝以前一樣地孝子；14.李登輝提出的「七塊論」當然是針對日本而非中國。

19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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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先生的採訪記錄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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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先生的採訪記錄讀後感

　　本年2月2日，日本發行的《諸君》月刊上登載了一篇日本作家深田採訪李登輝的文章，題名為《亞洲需要「哲人政治家」》。該文發表之後，引起諸多非議，以2月15日香港《大公報》的一篇評論為例，對李登輝就提出了「漢奸、賣國賊、卑躬屈膝、媚日、冒天下之大韙、數典忘祖...」的嚴厲指責。《大公報》的態度嚴格說來代表著大陸同胞，包括大多數台灣外省人的反應，至於李登輝的某些看法，則相當程度地反映著台灣人的意識。持平而論，兩岸「族群」之間的確存在著一道不易跨越的鴻溝，只不過許多年來出於種種原因，很多人既不知道該如何反應，又不願正式面對和承認這個敏感、棘手的問題。

　　在海外，海峽兩岸同胞之間的隔閡尤其一目瞭然。台灣一方的僑民，原先多期待海外大陸同胞「投奔自由」、「唾棄共產黨」。然而當他們發現大多大陸同胞與僑團仍舊與北京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時，多對此「怪異」現象感到費解；大陸一方則期待台灣同胞本著民族感情促進統一、回歸祖國，然而卻得不到預期的回應，茫然之中既不知道台灣同胞是出於「不認窮親戚」的心理呢，還是缺少點民族感情。李登輝的採訪記錄其實對研究兩岸同胞的隔閡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一手資料。以下，筆者就將主要的幾個問題一一加以探討。

　　不同的經驗與不同的意識

　　首先，李登輝對江澤民在訪日期間所提到的「目睹日本對國人進行迫害的親身經驗」不以為然，認為江澤民「以一己的體驗而試圖對日本的『往事』論罪加以正當化。然而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以個人的恩仇、體驗來思考事務，這很明顯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繼而，李登輝提到台灣所特有的先後接受過清朝、西班牙、荷蘭、日本、國民政府統治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痛苦經驗」，以及他個人曾受到日本、中國、美國教育，從而知曉各種不同的想法，累積經驗的「幸福經驗」。李登輝認為，這兩種經驗促成了他與台灣人民對自由與民主的「強烈要求」。李登輝對江澤民提出批評時，顯然忽略了江澤民的親身經驗是否像李登輝的經驗一樣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如果大陸同胞，包括外省人均有同樣的受日本欺辱的經驗與感受，那麼，至今仍對日本的罪行耿耿於懷，似乎就情有可原了。至於台灣經驗，恰好就是所有癥結所在，也最值得詳細探討。眾所周知，日本當年對中國與韓國的政策純屬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日軍佔領漢城不久，甚至曾公然地把相當於北京故宮的漢城皇宮改建為動物園，對韓國人民的姦殺凌辱也絕不亞於對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迫害，因此中、韓兩國人民對日本的侵略史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情況就像猶太人一樣，不是一、兩代人可忘卻的。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日本當年對台灣則採取了與眾不同的同化政策，其目的在於把台灣建為一個穀倉，從而對東南亞的進一步侵略起著後勤功能和跳板作用。也就由於不同的政策，台灣同胞接受了半個世紀的完整皇民教育，其核心內容在於灌輸「接受日本文化教育的台灣人比起其他殖民地高人一等」的思想。因此，相對說來，台灣人民所受到的迫害並非身體的或物資的，而是不易察覺的思想迫害。台灣本身，所經歷到的不是公然的掠奪而是有計劃的建設。這說明了為何台灣光復時刻其工農業產值與鐵路密度均屬當時全國36行省的最高者，也說明了為何國民政府撤退時偏偏看中了台灣。從同一個角度也說明了戰爭期間為何有那麼多的台灣人甘為日本侵略軍效命，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充當情報人員、翻譯人員甚至直接投入戰鬥，更說明瞭為何外省人到了台灣之後視「日本情結」為「漢奸、賣國賊和下等人」，由是造成了「二、二八」之類的不幸流血事件與台灣人所莫明所以的「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痛苦經驗」和最終所導致的分離情緒...以及上文所提及的《大公報》的指責。這些歷史問題如果不加以冷靜、客觀地討論、分析，而以惡言相向，其結果則極可能是另一個惡性循環，同時也只能證明中國人提不出一套對付日本殖民教育的辦法。有鑒於此，值得強調的是，既然皇民教育、日本文化與物資建設是產生「日本情結」的物資、文化基礎，那麼，目前的中國即便與日本還有一段差距，中國人至少應當具備迎頭趕上的抱負與決心。談及「二等民族」心態，歐洲地區的近似例子也比比皆是，就克羅地亞而言，在奧匈帝國時代就一向以屬於天主教文化圈自豪，因而長期甘願充當奧匈帝國的打手，對其他斯拉夫兄弟進攻時絕不手軟，數年前取得獨立地位後，也繼續在西方國家的默許下對塞爾維亞居民進行迫害。目前的台灣情況雖不能與克羅地亞之惡劣相比擬，但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由日本統治時代培養的「二等國民」，在蔣政權統治下就不幸地降格為「下等人」，然而到了李登輝時代便突然有了與西方民主社會的「頭等人」認同的自我良好感覺。由此觀之，文化侵略實際上是種更加根深蒂固的迫害，該現象在殖民主義時代如此，在後殖民主義時代也是如此。

　　美國模式

　　李登輝在採訪中表示「台灣的情況與美國非常相似」，原因是來自全球各地的美國人最初為追求自由、民主而到達新大陸，並把新大陸當作「自認為美國人的依據，而非認同祖國或民族」。儘管美國是否一向如李登輝所瞭解的「不認同於某個民族」（或文化）值得商榷，但明顯的差別是，台灣既非美洲新大陸又非新加坡。日本當年佔領台灣之前畢竟還必須通過一道國際條約的割讓手續。果真台灣是個新大陸，日本當年似乎就毫無多此一舉的必要。除此之外，移民傾向與追求自由、民主之間似無必然關係，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多數拉美國家至今與自由、民主無緣，同時美國又在其中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換言之，如果台灣不是一個「反共堡壘」，而是位居美國後花園的「香蕉國」，那麼，至今還可能停留在「單作物」（onecropcountry)階段。言及「自由」與「民主」，台灣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還沒取消黨禁。其時也不曾聽說擔任副總統職務的李登輝發表過什麼「自由宣言」，或對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進行過任何救援工作。但自從美國公民江南先生被台方指派的殺手謀害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的政局便突然在美國的要脅之下失去控制、急轉直下。嗣後李登輝也就是在美國政府的鼎力相助之下，通過打破黨禁來打敗黨內外的一系列對手，從而開創了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局面。因此嚴格說來，台灣的民主道路與戰敗後的日本一樣－完全出於歷史偶然。有趣的是，李登輝和許多台灣人士就此突然把所有的「成就」貼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同時把自己與自由與民主的日本、美國等同起來，然後回頭對江澤民指指點點，認為他在日本再三提及歷史舊帳是無理取鬧，「歷史認識有問題」和「不懂唯物史觀」。李登輝在過去的幾次對日本記者發言中，甚至還曾明確表示，日本為了維護尊嚴，不應當再對戰爭罪責道歉，也不必再為其所造成的破壞（如南京大屠殺）賠款。

　　第二種歷史經驗與美國情結

　　記得在香港回歸之前，輿論界曾就英國對香港所起的作用進行過討論。當時一種流行看法認為，如果不是英國，香港則不會好過海南島，因此即便其原始動機在於侵略，客觀的正面效果卻不容否定。類似言論其實在台灣也不少見，即沒有美國的干預，台灣不會好過海南島，因此即便美國最初的動機僅在反共，其客觀的貢獻則不容抹煞。筆者曾再三為文指出這種歷史觀的片面性，並認為真正的問題應當是，如果中國百年來不曾受到列強侵略與迫害，今天可能是個什麼局面？！以日本為例，雖然它的「門戶開放」早於中國，但由於列強當年一致著眼於瓜分中國，僅僅把日本當作跳板，日本才能夠不受干擾地進行改革、建設。言及此，我們又面對著二戰結束後的不同經驗以及因此引發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大陸一方，飽受百年的帝國主義摧殘之後，原殷切期待共產黨帶領中國走出一條生路，然而卻再次受到美國的干預與封鎖，以至於國家分裂，處境孤立又無援。因此他們甘願作出任何犧牲，促成一個強大的中國。台灣人一方，就「客觀意義」而言，先後受到日本、美國的好處，因此就產生與美、日認同的心態。至於所謂的「外省人」，出於兩個不同時代的不同親身體會，親日者絕無僅有，而具有「美國情結」者則大有人在。基於以上所談及的特殊生活環境、經驗、思路與習慣，李登輝在國防問題上自然也不會太過離譜。

　　台灣的安全保障體制

　　李登輝針對深田提出的問題表示，他高度肯定「日美防衛合作新指南」把防衛範圍擴及所有「周邊有事」的地區（如台灣海峽）。他除了對該「指南」的「阻止東亞一部分非民主國家之潛在軍事威脅」的目的表示贊同外，還同意深田的觀點，即「安全保障之根基乃在於民主主義之共同價值觀。因此我認為現在之東亞以日本、韓國、台灣之民主陣營，加上俄羅斯形成民主國家聯盟之安全保障體制是好事」。稍後，深田在恭維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之餘，還強調「在安全保障上，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絕對要在國防範圍內，如果落入大陸之手，事情就嚴重了。」李登輝如此明確的態度除了說明台灣的存在就是靠國際力量保護之外，還說明他不惜以圍堵中國大陸為代價。出於同樣的邏輯，他也會為了爭取日本的友好而慷中國人之慨，向日本作出「不再進行賠償」的建議。至於深田與李登輝所期盼的「圍堵大聯盟」，一方面說明他們對俄羅斯的政局發展毫不瞭解；二方面說明他們的戰略觀點陳舊，對當前日本經不起一場核戰爭和永遠不再能夠對中國起任何威脅、圍堵作用的二等國家的地位毫不知情。

　　李登輝的歷史觀

　　李登輝認為，根據辯證法的「正」、「反」、「合」規律，在發生對立與矛盾的時候，應該將其「止揚」（筆者按：指中止對立），以向更高的層級發展。李登輝還說，「無法釋懷『過去』的對立（筆者按：指日本侵華戰爭）...江澤民是不瞭解歷史。」事務的發展的確往往是按照螺旋型上升的軌道運行。比方說，德國對鄰國進行了侵略（正），事後又進行了深刻的道歉與賠償（反）才促成了今天的融洽（合）。至於日本，一方面由於中國陷入內戰，二方面納入了反共陣營，至今還在迴避戰爭罪責，如此惡劣行徑如何讓深受其害的國人釋懷？！如何又忍心與加害者一道對受害者加以指責和譏諷？！

　　李登輝的代表性

　　如前所述，「李登輝的某些看法，相當程度地反映著台灣人的意識」。這意味著，他的思維除了部分具有共性之外，還有某些部分屬其獨到之處。具體而言，對日、美親善、認同，期待外來力量保護，對大陸同胞期盼國勢強大的炙熱心情的不瞭解，均屬台灣人特有的共性。至於李登輝的獨到之處，尤其表現在「慷他人之慨、買空賣空」的習慣，和在一個孤立的國際環境裡所特有的政治盲目。

　　（完）

　　原載《楓華園》99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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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各取所需的德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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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各取所需的德國經驗

　　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長期處於分裂狀態，而後又隨著緩和潮流，於八、九十年代之交順利地和平統一。對其他分裂國家說來，德國經驗自然有其值得借鑒之處。然而離奇的是，在中國範圍內，無論是台獨分子、台北政府，以至於大陸一方均能夠從援引「德國經驗」滿足自己的需要。給人的感覺是，「德國經驗」就像是個物美價廉的自助餐廳，讓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台獨分子著眼的「德國經驗」，即「住民自決論」或稱「薩爾模式」

　　台獨分子的「住民自決論」最初於七十年代提出，至今也仍然再三援引。薩爾地區位於德、法之間，居民90％以上為德意志人。歷史上多次易手，二戰結束後再次受法國統治。1955年，美、英等國為了圍堵共產集團，爭取德國加入北約組織。同期間，法國債台高築，若非獲得美國的支持便無法擺脫經濟困局，於是不得不接受美國的建議，允許薩爾地區各族人民進行投票。該次投票的目的與「獨立」無關，而是讓受他民族統治的少數民族決定是否與「母國」統一。票決結果，90％以上的人口主張回歸德國。德國稱其為「人民投票」（Volks abstimmung）。如果把它稱為「住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inhabitants），則若非錯譯、誤解，便是刻意曲解、誤導。果真「住民」、「居民」也可成為民族自決範疇的國際法實體，單在台灣一地便可到處進行投票，建立成千上萬個「裡弄國家」。除此之外，薩爾地區的投票方案純係各當事方的協商結果，而非薩爾地區人民的單方面決定。若無美國的干預，西德的爭取，法國的首肯，該地至今仍舊會處於法國統治之下。與之作一對比，台灣不論獨立與否，完全不能忽視北京政府的存在。一意孤行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加強他方武力解決的決心。台獨分子錯誤地援引一個「前例」，且長年樂此不疲，多少反映出其理論的貧困。

　　台北政府著眼的「德國經驗」，即「兩個德國論」或稱「三個德國論」

　　所謂「兩個德國論」，即是強調東、西德兩政府曾長期互相承認，長期並存於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之中。至於「三個德國論」，系指德國兩當局均曾一度認為應當承認「一個民族、兩個德國」的現狀，但卻著眼於促成將來的、統一的「第三個德國」（東德政府最後幾年則強調「兩個民族、兩個國家」）。該經驗對目前再三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台北政府說來自然是個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此「德國經驗」而言，不容忽略的是：德國的分裂是美、蘇兩國所擺設的結果，而非出於內戰原因，因此東西兩德國之間不曾處於內戰未決狀態，其互相承認、同時參加國際機構、以至於最終的和平統一，均必須預先取得美、蘇兩國的同意。反觀海峽兩岸問題，中國的分裂雖帶有國際干預因素，但主要還是個內戰的結果，同時即便在今後的統一問題上仍舊不能排除他國的干預，但以大陸一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而言，今後外國的干預成分只會越來越少，而非相反。有鑒於此，台北政府無論是追求獨立，或「兩個中國」或維持現狀均必須正視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一味求助於國際力量，其結果只能使生存環境更加惡化，換言之，「德國經驗」對台灣並不適用。

　　大陸一方所著眼的「德國經驗」，即「和平統一道路」

　　「德國經驗」雖不能代表大陸一方的官方言論，但卻經常出現於評論界。大體而言，大陸一方的理論家為了對台北政府所強調的「德國經驗」提出反駁，偏向於指出西德政府為求統一在緩和政策、東進政策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該政策最終導致的和平統一結果。就緩和政策而言，北京政府近二十年來在各個方面的確是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是對比之下，與「德國經驗」的最大的差異與差距即在於：西德政府當年很自覺地避免在敏感的政治層面提出任何具體主張（例如一府兩制或一國兩制），並全力以赴地為雙方的交流與建立有機的融合創最好的框架條件。也就由於雙方的摩擦能夠減少到最小的程度，東德政府對西德政府的各種善意行動無從杯葛，同時也因為東德一方的人民從生活上時時體驗到來自西德的好處與利益，一旦時機成熟時，東德人民便毫不猶豫地向西德靠攏。

　　實用主義

　　與所有其他民族相較，中國人一向是個比較「實用主義」的民族。該特點在援引「德國經驗」上多少可見一斑，即便再三聲稱「非中國人」的台獨分子也非例外，因此，戰後的「德國經驗」便成了各個中國群體各取所需的自助餐。其實，「實用主義」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利用」，而在於要能產生實際效用，如果把重點置於前者，則一切努力均會徒勞無功。（完）

19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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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李登輝先生的「新台灣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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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李登輝先生的「新台灣人主義」

　
　　此次台灣三合一選舉前夕，李登輝突然提出「新台灣人主義」一說，並認為該概念系指「不同背景的台灣人，作為身份認同的一種共識」。它的提出，「是基於族群的融合，社會的建設和國家的發展，進一步而言，是為了後代子孫的遠景」。李登輝又指出，「台灣人都希望台灣政局安定，民主政治能逐步發展，不再挑起省籍或是族群的問題」。許多人認為李登輝提出此「新論」的目的在於向台灣本省人提示，馬英九雖屬不同「族群」但也是「新台灣人」，因此應該投馬一票。姑且相信李登輝的「新論」完全出於最好的意願，但從前後兩次台北市長選舉的結果看來，此次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馬英九先生所增加的票幾乎全來自數年前脫離國民黨而自組新黨的支持人。由是大可這麼說，李登輝的「新論」並沒有起任何作用。至於新黨票源之支持馬英九，其道理筆者稍後再予以交待。

　　新意何在

　　凡是對台灣社會稍有瞭解的人多知道台灣只有「急獨」問題而無「急統」問題。前者之成為問題，主要原因在於大陸改革以來情況好轉，時間對台獨分子不利，因而急切要求獨立；至於主張統一者，則多認為統一時機未臻成熟，兩岸之間應當暫時維持現狀，促進雙方的交流，從而為最終的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在此情況下，究竟上述兩個政治理念不同的「族群」哪個屬於「不顧台灣政局安定」和缺乏「身份認同」的族群呢？同時「新台灣人」又該如何解決上述的矛盾呢？

　　此外，在台灣既愛護台灣，又認同於中華民族，更希望中國富足、健康、民主、強大的大有人在，如今在「新台灣人主義」的架構之下，這批人又應當做如何的相應調整呢？是否只有放棄對中國人的認同，在台灣劃地為牢，甚至對中國拿出敵對的態度才能夠符合作「新台灣人」的條件呢？顯然，「新台灣人主義」在實質上並不能解決社會裡圍繞民族、國家認同問題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所起的作用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大團圓畫餅，

　　統合或對立

　　1997年1月24日李登輝先生接受德國第一電視台採訪時，曾針對記者提出的問題作以下答覆：「能夠從大陸賺錢是個假象。因為大陸的發展都是用外國資本、外國人的錢、外國人的技術、外國的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而來存在...。這種情況會維持多久？全世界國家不分大小均應相互往來（筆者按，此處「斜是指「應同台灣往來」），不應以市場利益而來選擇...。本人也認為，應該促進大陸的進一步發展。大陸更現代化才能真正促進中國經濟的改變，也才能改善中國人的生活，問題是，如果因為經濟發展，使得中共軍事力量擴大，則對亞洲地區，甚至對世界都可能影響很大的。近來中共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德國納粹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甚是相像，令人感到擔憂。」從這段言論不難理解李登輝的用意在於勸諭西方國家：為防止中國強大不應向大陸提供資金、技術，不應與中國進行貿易。至於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均是可以為了顧全西方的利益而犧牲的代價。本年8月19日李登輝接受日本《文藝春秋》月刊採訪時也為了勸諭日本政府拒絕北京政府提出的「三不」政策，建議日本要維護自己的自信，不要為了戰爭罪責再作賠罪，不要為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行賠償。至於中國人的自信與中國受害者的利益自然又不是標榜「新台灣人」的李登輝分內之事。就李登輝的以上表現，大可勾畫出如下結論：一.李登輝具有強烈的反中國情緒；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慷他人之慨，以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作為代價。如果這種行為舉止即是「新台灣人」的內涵，筆者則甚是懷疑，台灣的安定究竟能維持幾天？！

　　馬英九的勝利

　　台北市市長選舉揭曉後，馬英九即明確地對頗感憂慮的記者說，他認為「新台灣人」也仍然是中國人。眾所周知，數年前國民黨之分裂，新黨之成立，主要原因便在於許多人不滿於李登輝的台獨意識，如今，新黨票源中有80％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目的當然是為了支持具有民族氣節的馬英九，而非聽從李登輝的號召。通過這次選舉，一個擺明的事實是，維護國家意識、民族氣節，國民黨尚能夠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裡繼續執政；一旦傾向台獨道路，則非但使得台灣朝夕不保，國民黨也必然淪為民進黨的尾巴。（完）

199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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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會晤與國際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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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會晤與國際文書

　　據台灣《中國時報》10月27日報導，26日當台灣立法院、內政、外交、經濟、交通聯席委員會邀請海基、陸委兩會報告汪辜會晤事宜時，多位民進黨立委曾指責辜振甫不應在大陸會談期間引用《波茲坦宣言》，而應引用《舊金山和約》。他們的理由是，北京政府可針對《波茲坦宣言》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後對台灣享有繼承權」作為對台北一方不利的反駁；而《舊金山和約》的條款中卻對台灣的歸屬未作明確交待...。辜振甫於是表示，提出《波茲坦宣言》不只是向北京一方強調兩岸分治的事實，同時也是講給日本方面聽的，為的是「封日本的嘴」（指不使日本跟隨美國，發表對台灣不利的「新三不政策」）。

　　會晤期間，台灣方面的報章一度把《波茲坦宣言》譽為台灣代表團的「秘密武器」。顯然，民進黨與其他台獨派卻認為該「秘密武器」的「殺傷力」還遠不及《舊金山和約》這棵「超級炸彈」。究竟這些國際文書說明些什麼，同時又是在何種情況下產生的呢？

　　歷史背景

　　有關台灣歸屬問題，1943年的《開羅宣言》與1945年的《波茲坦宣言》均有「歸屬中華民國」的安排。之所以具體指出中華民國，主要是為了鼓勵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堅決對日抗戰，以便牽制部分的日本軍事力量。及至1951年，當49個國家在美國領導之下與日本簽定《舊金山和約》時，中華民國政府早已退守台灣，中國大陸也已易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更是在韓戰爆發之後派遣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於是一方面出於反共原因，二方面為了扶植日本，美國刻意不讓任何中國政府參與會議，並在《舊金山和約》中作出「日本一方放棄台灣，而不具體指出歸屬何方」的安排，其目的不外是為將來的肢解中國埋下伏筆。

　　有趣的是，一年之後，即1952年當中華民國與日本簽定《中日和約》之時，《中日和約》中也同樣只是指出「日本放棄台灣」，而不具體說明「回歸中國或中華民國」。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到當時美國這個「戰友」是如何地違背「領土主權不受意識形態所約束」的國際法規定，恣意進行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部署；日本又是如何在戰敗的情況下，繼續對中國從事破壞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又是如何地為了爭取日本的友好和外交承認而委屈簽約；台獨分子又是如何地瞭解提出《中日和約》的不體面之處，因而僅僅要求辜振甫拉出《舊金山和約》這面「大旗」。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高潮剛結束，大陸情況一團混亂之時，美國終於認為時機成熟，正式根據《舊金山和約》提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且從此之後，它積極地扶植台灣獨立運動，當然，《舊金山和約》也由此成了所有台獨分子揮舞的「超級炸彈」。

　　台北政府的主觀願望

　　此次台北一方於會晤期間提出《波茲坦宣言》，目的當然是要提請北京政府注意：1.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管轄權系由國際條約所賦予；2.北京一方不得對台灣染指；3.中華民國雖已放棄對大陸的主權要求，但依舊可「依法」立足於台灣（即「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此立場，本人曾為文指出，台北當局的盲點在於有意忽略1949年退守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仍處於內戰未決狀態。如今無論是追求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或是統一，或是維持現狀，似乎除了動用軍事手段予以實現之外，任何主張均必須得到北京當局的同意。如果迴避這個起碼的政治現實，無論是抬出任何國際文書均是徒然的。

　　北京政府的「法理依據」

　　針對辜振甫提出的「法理依據」，北京當局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後即對台灣擁有繼承權」。筆者以為，在此問題上，北京當局頗有把「外交承認」與「繼承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的傾向。因為國際社會的外交承認，至多表示國際社會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有效地統治絕大部分中國領土的狀況，因此其政府是個理所當然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府，而並非表示國際社會否認中華民國這個交戰團體仍舊實際有效統治台、澎、金、馬的事實。至於北京政府是否能夠取得（或稱「繼承」）台灣的管轄權，當然要看北京一方是否具有征服對方或取得對方同意的能力。換言之，目前內戰未決的局面，與中國內部最終的管轄權未定的情況對雙方來講均仍舊是個不容忽略的客觀事實。也就恰好因為海峽兩岸當局均有把主觀願望代替客觀事實的傾向，雙方的多次會談始終無法取得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切點」。

　　結語

　　數百年來，凡涉及中國的國際文書，大多數是在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所簽定的。有鑒於此，在處理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當頭，最好是避免節外生枝、徒傷和氣。以台灣的歸屬問題為例，最關鍵者在於它曾經為日本所侵奪，戰後則必須回歸中國。至於它應當在什麼形式之下由哪個政府管轄，各當事方似乎應當本著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耐心地從長計議，尋求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而不是拿著似是而非的法理依據或外人草擬的國際文書當令箭。（完）

　　1998.11.1.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67

析台獨理論與李登輝先生的「擦槍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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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台獨理論與李登輝先生的「擦槍走火」
　　

　　最近，李登輝先生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該發言見報後，島內外輿論嘩然，於是台北政府又急切加以更正，指出李登輝先生的意思是「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即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所以為外國記者誤解為「台灣尋求獨立」，原因在於它們「對國情不甚瞭解」。據華盛頓郵報的反駁，當採訪進行時，台方許多在場的要員無一人提出糾正，事後，當該新聞稿送交台北當局審核時，台方也沒提出任何異議。

　　就此事件而言，表面上似乎是個誤會，實際上，如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略有瞭解，同時對台灣的近來發展仔細觀察，應當不難發現以上兩種提法已無太多實質上的區別。

　　台灣獨立的主張雖然早在四十年代即有人提出，但形成一股勢力，還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事。從六十年代提出「台灣民族論」（或稱「新加坡模式」），到七十年代初的「住民自決論」（或稱「薩爾模式」），到如今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經歷了整整三十年。台獨運動從無到有，從地下到形成主導力量，其發展不可謂之不快。以下，首先介紹「新加坡模式」。

　　「台灣民族論」（「新加坡模式」）

　　根據台獨分子的主張，「新加坡模式」系指，一個具有移民傾向的群體，前往一塊歷史上從不屬於中國的土地，從而在該地方形成了一個具有認同感和共同使命感的新民族。因此，也就具備了充分的獨立條件。

　　此理論的牽強之處在於：第一，新加坡在歷史上的確不曾屬於中國領土範圍，而台灣卻是正式通過《馬關條約》，即中國所稱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給日本。如果台灣在歷史上不曾屬於中國領土，日本大可不必多此一舉與中國簽訂任何涉及割讓台灣的條約。日本二戰投降後，經美國的授意，刻意在1951年簽訂《舊金山和約》（盟國與日本之間）和1952年的《中日和約》（台北政府與日本之間）中，僅僅聲明放棄台灣，而不具體指出將台灣歸還給哪個國家，由是美國政府於六十年代末期，據此「法律漏洞」提出了「台灣地位未定」的主張。

　　作為當時中華民國盟國的美國，與一個曾對中國造成嚴重傷害的戰敗國，在台灣的歸屬權問題上沆瀣一氣，目的固然是為了反共，但是這麼做不但忽略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基本道義，忽略了國家主權不受政府的意識形態所約束的國際法原則，同時也忽略了物歸原主的基本常識。順便值得一提的是，自美國政府於1968年正式提出「台灣地位未定」的主張後，該理論便成為台獨分子的「法理依據」。

　　「新加坡模式」的第二個牽強之處在於，新加坡是一個民族雜處的多元社會，其當局強調的是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尊重與融合，而不是去刻意塑造一個「新加坡新民族」。台灣的人口結構除了所謂的本省人（即老移民）之外，還包括馬來族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台灣民族」的提法，不只對「少數群體」說來是個極其陌生的概念，即便對本省人說來，既不能理解所謂的「台灣本土文化」，除了「中國文化」加上點「日本文化」之外，與「中國文化」有何實質上的差異，又不能理解「台灣民族」與「中國人」之間究竟又有什麼不同的民族性？由此觀之，「台灣民族」實際上是若干分離主義者的主觀願望，而非客觀世界的實際境況。

　　「住民自決論」（「薩爾模式」）

　　此主張最初於七十年代提出，至今也仍然為台獨分子再三援引薩爾地區位於德、法之間，居民90％以上為德意志人。歷史上多次易手，二戰結束後再次受法國統治。1955年，美、英等國為了圍堵共產集團，爭取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期間，法國債台高築，若非獲得美國的支持便無法擺脫經濟困局，於是不得不接受美國的建議，允許薩爾地區各族人民進行投票。票決結果，90％以上的人口主張回歸德國。德國稱此次投票為「人民投票」（Volks abstimmung），也可譯為「民族投票」。如果把它稱為「住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inhabitants），則若非錯譯、誤解，便是刻意曲解、誤導。果真「住民」、「居民」也可成為國際法民族自決問題的實體，單在台灣一地便可到處進行投票，建立成千上萬個「裡弄國家」。除此之外，薩爾地區的投票方案純係各當事方的協商結果，而非薩爾地區人民的單方面決定。若無法國的首肯，該地至今仍舊會處於法國統治之下。與之作一對比，台灣不論獨立與否，完全不能忽視北京政府的存在。一意孤行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加強他方武力解決的決心。

　　主權獨立的國家

　　自從國民黨在李登輝先生的領導下與主張獨立的民進黨聯手合作之後，台獨派已形成島內的主導勢力。此時，意識形態上的工作退居次要地位，當務之急在於獲得國際承認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儘管，在台獨分子內部，為了打出「台灣國」旗幟或繼續採用「中華民國」國號之間，仍然存在著分歧，但這微小的差異大可視為「技術手段上的不協調」。

　　就「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言，台灣當局的理論依據是：中華民國自1912年立國以來即具有主權獨立地位，因此在退守台灣之後其地位也不變。這種推理顯然有意忽略：1.1945年之後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受到共產黨的挑戰；2.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是內戰的結果；3.主權未決、內戰未決狀況至今並未通過兩交戰方的協商而告結束。在此條件下，台北當局堅持提出「主權獨立」的主張，自然既不符合實際情況，又不能為北京政府所同意。

　　如今，整個問題的癥結在於，台北當局一方面對海峽對岸的談判、統一主張刻意迴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尋求國際力量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個平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的國家」。鑒於此，在明眼人看來，現在的「中華民國」與「台灣國」均是抱著相同的獨立目的。

　　至於台灣的獨立活動近年來何以日益激烈，兩岸關係何以日益緊張？筆者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國力日盛，無形中給台獨勢力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既然時間對台灣是個最不利的因素，與其坐視統一不如趁早為追求獨立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在此一特殊背景之下，便不難瞭解李登輝先生此次的「失言」似乎並非「擦槍走火」，而是蓄意地再次打個「擦邊球」。

　　（完）

　　原載《聯合早報》1997.11.27.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63

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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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慶前夕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主義觀

　　十九世紀，馬克思針對歐洲世界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官僚階層的集權統治,提出了一個建立嶄新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會主義藍圖，和進行暴力革命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當時的構想並非脫離客觀條件，而系以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與暴力政權為背景。

　　由於受到歐洲思潮的影響，同時代生活在落後、封建的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也曾一度為社會改造問題爭執不休。較保守者認為俄羅斯仍未步入資本主義階段，因此首要任務在於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待物資條件具備後，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激進者則強調，當務之急在於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權（首先創造政治條件），而後再著手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資生產。當社會主義人士就此爭論求教於馬克思時，馬克思顯然是較同情激進派的觀點，認為物資條件落後的俄羅斯似乎可以「不必經受資本主義的痛苦」，而逐步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

　　馬克思死後，喜歡作弄人的歷史一方面讓歐美洲走上了民主議會道路，另一方面卻讓暴力革命不斷在物資條件落後的地區發生。結果是，在西方，恩格斯肯定了西方國家進行民主過渡，和平演進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而東方的俄羅斯卻一聲炮響地建立了共產政權。

　　列寧時代的社會主義觀

　　從1917年年底的革命成功到1923年疾病纏身，列寧的實際主政時日不足五年。然而他在短短五年之內對經濟建設理論所發揮的廣度與深度卻遠非具有建國近五十年經驗的中國所能比擬。

　　建國之初，列寧原認為只要掌握關鍵企業，再加上西方工人階級的協助，便可高枕無憂。不及兩年，他迅即發現西方革命了無希望，而俄羅斯的關鍵企業又過於薄弱，無法發揮主導作用，於是便寄希望於發展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對外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管理辦法與資本，對內允許小生產自由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曾給列寧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擾，西方勞動階級不但參加了帝國主義戰爭，甚至還聽命上級指揮，對俄羅斯的內政進行了軍事干預。由於前線將士的糧食供應迫在眉睫，列寧便迫於形勢，採取了極其激烈的集體生產、強徵糧食、統購統銷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隨著內戰的平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卻遭到人民的全面抵制並導致1920年至1921年的大饑荒。這時，列寧毅然進行了全面檢討，當機立斷地制定了恢復國家生機的「新經濟政策」。嚴格說來，「新經濟政策」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翻版於擴大，其主要內容包括：裁軍及縮小官僚機構；國家控制關鍵企業；面向農業需要而發展工業，從而建立工農之間的有機關係；組織國家力量積極發展交通、運輸、能源與電氣化；吸收外來投資並組織合營企業；租借部分工、礦企業與森林予外資經營；以糧食稅取代徵糧政策；允許國內貿易自由及工農小企業的私有權；發動國家力量通過經濟手段與國內外的資本競爭；通過市場競爭來治療或排除無能的官僚；協助小生產建立商業合作社（而非生產合作社或勞動合作社）以抵制大資本的盤剝。簡而言之，列寧此時已深刻認識到，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國家法令、共產主義原則來組織生產和堵塞商業渠道，是一種「助長官僚主義發展」的「愚蠢」、「有害」、「自殺」行為，尤其是農民政策方面，他主張「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須與農民的利益」相結合。

　　如前所述，「新經濟政策」雖然僅僅存在了七年之久，卻恢復了全國的生機。儘管斯大林於二十年代末期如何歪曲與否定「新經濟政策」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但必須提及的是，斯大林突出列寧於「戰時共產主義」的一些過左言論，刻意回避「新經濟政策」時代的主張這一手法，長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極左派的思路與作風。當前尤其是在整治農村方面，只消考慮到農村改革前需要有多大的官僚體系來推動集體生產制度，同時這個龐大的無視民間疾苦的寄生團體又是如何地隨著鄉鎮改革繼續把持農村的命脈，而至今卻沒有引起中央的警覺，足質證明中共中央的思路尚未突破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範圍。

　　社會主義訴求

　　1985年筆者在北京參加某一研討會時，有一次反被記者問及「中國是否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筆者即表示「社會主義有點像是人的某一發育階段，可以給予不同的人為規定標準，比方說，公有制所佔比例，相對收入差距，生產資料所有的普及程度，社會福利的覆蓋面大小，人民參政的普及性等等，而最重要的，應當是執政當局是否有促成「民治、民有、民享」的遠大抱負與提出相應的發展戰略的決心。此次中共十五大會議顯然是以公營企業占國民總產值的百分比（將近80％）作為社會主義的標誌。果真如此，筆者必須指出，當前公營企業產值超過國民總產值80％的國家甚多（如北歐國家），而這些國家卻至多承認自己是個主張社會市場經濟的自由經濟國家。鑒於此，當前的混合式經濟結構似乎還不足以構成「中國特色」的依據。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垂死掙扎百年之久，此際傳統價值崩潰，固有追求目標淪喪，人民顏面掃地。輾轉之中，中國人民被迫地選擇了一條「甘為國勢壯大，不惜一切犧牲」的道路。經過數十年的整軍經武，中國終於取得世界三強之一的地位。然而在此基礎上，如何面對傳統文化，如何因應西方文化的衝擊，如何發揮市場功能而又避免資本主義的痛苦，如何重建自己的價值觀與發展目標，便又迫切地提入核心議程。

　　中國擁有廣大的疆域、眾多的人口、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優秀的人民，這樣一個處境獨特的國家要割斷固有的文化臍帶，在西方文化之後亦步亦趨自是既不可想像又絕非明智之舉。不言而喻，中國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絕不是某個經濟指數所能概括，而是必須從傳統與現代之中，東方與西方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換句話說，中國當前所需要的不單是一個強勢政府，更需要的是一個善於利用權勢，努力重建中國文化的政府。

　　（完）

　　原載《聯合早報》1997.9.30.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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