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土特產”對革命的貢獻

        一、一點疑問 

        首先有一個疑問是長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戰爭時期我軍的後勤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如果說內戰時期可以用打土豪、鬥地主、分浮財的辦法來解決，那麼抗戰時期呢？那時搞了統一戰線，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據地大多都很貧瘠，難以想像能夠負擔得起這麼多軍隊和工作人員，此其二；抗戰進入相持以來，我軍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過去才勉強打幾仗，喚為“反掃蕩”，更談不上去收復日軍侵佔的失地，獲得可觀的物資補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還是很大的，據說八路軍每個指戰員每天要有5分錢的菜金、1斤半糧食，此外每月還有戰士1元、幹部2元的津貼。到相持階段，我軍在各處擴編已達幾十萬人，再加上幹部、工作員、民兵等等，少說也得百來萬吧。即使是最低消費，每個月總得開支人頭費不下數百萬元，糧食數千萬斤吧。這些如何解決？有人說不是搞大生產嗎？比如南泥灣……打住打住，南泥灣的產量我去查過了，1939年陝北留守兵團全年開荒25136畝，收穫糧食38。85萬公斤；1940年全年開荒20679畝，收穫糧食36萬公斤。每年收穫的這點糧食大概僅夠留守兵團自己自給一個半月。難道我黨人士真乃特殊材料製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斷壯大乃至最後勝利勝利？近來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點答案，發現“土特產”——大煙對於革命實在是功莫大焉。

        我黨我軍對大煙的使用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時期，就經常將黃金、煙土這些體小易藏而價值大的東西作為地下活動的經費；紅軍在長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煙土當現金使用，隨時用煙土與所經之地的老百姓或國民黨地方軍隊交換生活物資或槍炮彈藥（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裏講過：“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等等。不過，在抗戰時期在邊區種植和販賣鴉片則知道的人較少。臺灣陳永發教授在1990年發表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統地闡述過這個問題，那篇文章俺沒有看過，最近看了一些網路文章，又到超星上調出了《謝覺哉日記》和部分民國擋案文獻等資料加以印證，略微查到一點蛛絲馬跡而已。


        二、老紅軍幹部的回憶

        有一位元署名曉莊的曾在網路撰文提到採訪一個陝北老紅軍的故事。該陝北老幹部是當年劉志丹的部下，談起改革開放後原“陝甘寧邊區”的經濟落伍，他便耿耿於懷。談到陝西地區毒禍猖獗的問題，這位老幹部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陝西地區的煙毒氾濫，正是當年抗戰時期種下的禍根。

        據這位老幹部回憶，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後，他被派到山西參與掌管一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一九四一年該根據地因為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應得非常痛快，沒幾天便派一支部隊護送一批毛驢和騾子馱運物資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驗貨時才發現，除了幾百件延安生產的土布軍裝外，還有幾百斤大煙土。押運人員還帶去了陳雲的親筆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這批煙土向當地國民黨軍隊或日偽佔領區換取必需的軍事物資和生活物資。

        這位老幹部講到此處，問曉莊是否會唱那首著名的《南泥灣》，然後又憤憤地說：“什麼‘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說到處是大煙還差不多！”原來，這位老幹部當時因為對販賣大煙想不通，便被抽調回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根據邊學習、邊生產的原則，受訓期間前往南泥灣，與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一同開荒種地。糧食確實種了一些，但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想想上面的資料，每畝平均產量不過二三十斤，也委實低了點，這說明開荒的土地的確不是全種了糧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佔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佔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賣給國民黨軍隊。

        那位老幹部說，他本人沒有參加過長征。他在抗大受訓時仍然表現出對我黨作販毒生意的無法理解，一些參加過長征的幹部笑他“少見多怪”。那些長征幹部還誇口說：“當年如果我們手裏沒有大煙土，早就餓死困死在長征路上了。”

        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邊區根據地統一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一律稱之為“特品”或“特種物資”。在筆者看到《第１２０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中曾寫到：“留守兵團駐各地的部隊。。。。。積極開展貿易工作，主要輸出一些食鹽和一些土產，輸入棉花、布匹、藥品和一些自己不能製造的日用品。”時，還一直納悶那光禿禿的黃土高原有何值錢的“土產”可以換來這大批的物資。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頓開。


        三、革命的生意經

        一般認為，從一九四○年冬開始，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政府就停止給八路軍發軍餉，用老毛的話說：“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了。”實際上，筆者懷疑，即使國府按原額準時地付給八路軍軍餉，也是杯水車薪。因為那時八路軍已經擴展到幾十萬人了，國府當然不會按這個數字給錢吧。當時為了弄到糧食和錢財，燒了這麼幾把火：

        第一把火是糾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組織征糧工作團下鄉，讓老百姓把手裏的糧食“自願”地交上來。例如有些地方誌或文史資料中曾寫道：“群眾寧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讓八路軍子弟兵挨餓。”這真是絕妙極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偽軍控制山西及蘇北的池鹽產地之際，集中收購陝甘寧地區池鹽產地的民間產鹽，同時組織部隊打鹽，然後將鹽價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國民黨部隊不同意這一價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運，直到國民黨部隊的庫存告罄，邊區政府自然發了一筆鹽財。筆者在《謝覺哉日記》中曾看到一些有關鹽品買賣的有趣記錄。

        第三把火便是由邊區政府統一進行所謂的“土特產經營”。邊區政府裏一直有人反對經營土特產這種生意，有幾位老同志還給老毛寫了兩封信，歷數經營土特產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領導，包括司令員高崗在內，都是這個意見：“寧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為此，老毛又召見南漢宸，囑咐說：“我們要向人民說清楚，向全體幹部說清楚，使大家都瞭解，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抗日和革命。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犧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漢宸便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到錢財，用這些“土特產”從國民黨地區交換過來革命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一般認為，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邊區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漢宸因扭轉邊區財政狀況，“功”不可沒，而得到老毛的特別器重。一次江青見到南漢宸夫人王友蘭，曾拍著她的肩膀，豎起了大拇指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建國以後，南漢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之職。


        四、外人日記中的有關記載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此有詳細的描述。《延安日記》裏曾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當彼得問及毛ze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老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代毛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下麵的幾段均摘自《延安日記》：

        “中 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

        “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毛ze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ze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 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還寫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 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都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從彼得的日記來看，鴉片的種植地區除了陝北外，晉西北也是個很重要的產區，主要還是因為這些根據地比較偏僻，日本人也來打擾得少，便於進行秘密、成規模的生產。其他一些根據地由於情況比較複雜，相對少一些（也不能說沒有，比如後面附件裏的就是冀魯豫邊區的，國民黨擋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據地也有此行徑）。


        五、國民政府擋案中的有關記載

        鑒於鴉片的銷售對像主要是國統區，不能不引起國府各有關官員的注意。下面是從國民政府擋案中摘錄的一部分有關記載目錄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驊、徐恩曾報告：山西共黨合作社公然售賣鴉片等。

        1941年7月16日，第42軍軍長楊德亮報告：中 共迫商人販賣煙土。

        1942年7月12日，財政部公債司抄送中 共於隴東攤派公債、販運毒品等情報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義（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報告：中 共以種鴉片籌餉為由，拒絕國軍派隊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驛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齡報告：共党在晉西北廣種鴉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紹良（第8戰區司令長官）報告，中 共在陝甘擅征鹽稅及禁止法幣流通與傾銷鴉片。

        1942年10月2日，42軍軍長楊德亮報告：中 共關中分區以鴉片抵發薪餉，每人二兩。

        1942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