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ger.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8/07/23/301616.html從日記看蔣介石在228的角色
黃清龍
2008-07-23 18:43
前言:1946年到1955年的蔣介石日記原件,從18日起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對外公開。筆者特別前往查閱,根據日記所載、其他相關史料以及學者的見解,寫成這篇報導。這是蔣介石日記關於二二八事件內容,首次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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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6年2月28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隔天(3月1日) 蔣介石在日記記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現在蔣的日記裡頭。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抗戰不到兩年,正是百廢待興之際,舉凡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朝野政治協商、對共軍的清剿、乃至物價的控制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蔣的政策雷達上,充其量只是一個乍現的紅點而已。
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裡,蔣還沒有注意到事件的嚴重,當時他最關注的是對延安共軍的剿滅。隨著事件的擴大,台灣事變開始引起蔣的重視。從三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出兵延安計畫以及另外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成為蔣最關心的兩件事。3月8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台灣暴動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按,陳儀) 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週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
此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已急電中央請調整編二十一師的一個加強團、憲兵一營來台,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軍隊分三路向市區進擊。但顯然南京方面對平亂毫無把握,加上3月6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台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表示局勢之嚴重」;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美國人員浮躁輕薄」,擔心「如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因此才會對此「不測之變」有「苦心焦慮不知所極」的感嘆。
3月7日,蔣對台灣事變作出派兵平亂之決定,日記中記載:「台灣暴動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他也再度批評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又說「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唯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3月8日,蔣加快對台軍事行動與黨務工作的部署,當天的日記寫著:「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召見劉雨卿 (按:21師師長) 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正午約李翼中(按:台灣省黨部主委)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而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則把「督導台灣事變之處理」列為最優先。至於具體的處理方案,以及已經公開的蔣親筆手諭給陳儀,指示「不可報復」,「從寬處理」等字眼,則未見諸於日記上。
隔天(3月9日),國軍第廿一師從基隆登陸上岸。當天蔣在日記記載:「朝課後寫公俠信,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晚與健生(按,國防部長白崇禧) 談台灣與華北情形。」3月12日蔣在日記第三度批評陳儀:「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談台灣事變,「彼決暫緩行,以待時局略定也。」白崇禧後來是在3月17日由蔣經國陪同抵台宣慰。
3月15日,蔣在日記寫到:「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同一天國府部隊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而於3月19日攻下延安。
接下來,蔣介石日記中的「反省錄」與「工作課目」,連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包括「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等等,顯示他對於事變過後,如何盡快使台灣導入正軌十分重視。
至於屢遭蔣批評「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的陳儀,雖已於3月17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沒有同意。蔣不僅沒有立刻撤換陳儀,反而責備當時黨內相逼太急。例如,3月23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清查前行政院長孔祥熙財產,及要求外交部長王世杰離職,蔣在日記中大加批評:「三中全會對庸之(按, 指孔祥熙)要求清查其財產,對公俠要求撤職查辦,對雪廷(按,指王世杰)要求去職等不負責的挾意報復,只求逞快一時而不問是否不顧大局之行為,不僅為共匪稱快造機會,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黨德黨紀毀滅殆盡矣,可痛。」
直到4月22日,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以前駐美大使魏道明為省政府主席,5月15日抵台履新,台灣事變的處理至此告一段落。陳儀改任國民政府顧問,5月11日離台,隔年6月擔任浙江省主席,後因被控「勾結中共,陰謀叛亂」被捕,經軍法審訊終結判處死刑,蔣介石於1950年6月14日批准執行,而於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
關於陳儀「通匪」一節,已有文獻佐證。當時陳儀的外甥丁名楠是中共地下黨員,1945年曾隨舅父來台擔任長官公署助理秘書。1949年初國共內戰情勢逆轉,陳儀指派丁名楠送信給駐守松滬杭的湯恩伯,勸其「棄暗投明、戴罪立功」。但因湯恩伯告密,使策反失敗,並導致陳儀被執。
從以上的日記內容可以確知,對於當時陳儀要求中央派兵平亂,蔣介石是同意的;蔣不僅同意派兵,在他的認知裡頭,造成亂事擴大的原因之一,乃因「軍隊調離台灣」之故;而「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因此他下令「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但又擔心「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而在亂事敉平之後,他更認為「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以今觀之,其觀念之封建、陳腐、守舊可見一斑,若據此而說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應非盡誣。
但換個角度來看,當時陳儀給蔣的報告,指此事「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因此影響了蔣對事變的認知,進而左右了其處理事變的態度,這也是從日記看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角色,所不能忽略的。
倘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來看,誠如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也是公認的蔣介石研究專家楊天石指出,1947年蔣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國共內戰」,其次是黨內派系鬥爭,加上召開國民大會需要政治協商及政權改組,另外與美國關係要維持良好,「台灣問題只是蔣介石所有問題中的一小部分,蔣當時正忙著陝北、山東等地的國共內戰。」
二二八事件是個悲劇,對於悲劇的造成,蔣介石毫無疑問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但是以蔣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與蔣當時曾犯的其他更大的錯誤比起來,蔣在二二八事變所犯的錯誤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前面提到,1947年3月初,蔣介石最關心的除了台灣事變之外,就是出兵延安的計畫。3月2日他在日記記載:「昨晚與宗南研討收復延安計畫」。3月3日:「剿討延安時機已熟,不能再緩。」3月12日:「....又悉美國在延安人員已於本日下午撤盡,則進剿延安乃可如期實施矣!」3月19日的日記記載:「本日十時半國軍克復延安城區,十一年來共匪禍國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剷除於一旦,為國為黨雪恥復仇之願已償其半矣。此後,國內共匪已失憑藉,所有戰略與政略據點皆已剷除淨盡矣,感謝上帝,洪恩保佑中華。」
然而這其實是一場空歡喜,因為中共方面早已得到情報,並據此擬好撤退計畫。當時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把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畫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後來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諷刺的是,蔣介石在3月9日的日記上還提醒自己:「注意匪部以退為進之慣技。注意毛匪行蹤之判斷。」殊不知真正的匪諜就在他的愛將胡宗南身邊!
再如發行金元券等經濟措施,蔣同樣犯了嚴重錯誤。1947年3月底,國民政府通過發行公債與庫券四億美金,蔣在3月28日的日記寫到:「此實為穩定經濟之唯一方案。」又記:「昨晚見司徒(大使)。對我發行金公債與庫券之措施,外人總以懷疑態度視之,不惟此舉,凡我政府與國人之一切事業,彼等無不以冷眼相待,殊令人難堪。......所可痛心者不僅外人以冷眼觀吾國,即我高級將領如辭修(按,陳誠)者,亦莫不對政府經濟政治各種重大之政策動輒猜疑與誹謗,其失卻自信心類皆如此者,不勝痛憤。」
然而沒多久金融管制措施就以失敗告終。1949年初蔣第三次下野,4月27日的日記記載著:「金融混亂現象實已成為作戰成敗關頭,軍餉發給現銀又成為金融枯竭的焦點,若不徹底解決,則軍事政治與社會生機,皆成不可挽救之死症。」
楊天石認為,抗戰勝利後,人民渴望和平,厭惡內戰,美國也力促中國組成聯合政府,當時毛澤東已經同意加入。儘管聯合政府未必成功,國共內戰仍可能再起,但倘非蔣介石堅持殲滅中共,輕率發動內戰,結果很可能不一樣。蔣堅持內戰,不但民心盡失,國家財政也被軍費拖垮,最後被迫實施金融管制,造成通貨膨脹,人民痛苦萬分,國府很快就垮台了,這才是蔣介石所犯的最大錯誤。
歷史的弔詭就在於,如果不是內戰需要,1945年10月隨陳儀來台的七十軍部隊,也不會在隔年年底就移防上海,再開赴山東金鄉與共軍激戰,導致蔣日記上所稱的,軍隊調離是亦事變擴大一重要原因。倘若軍隊留駐台灣,或能在事發伊始就控制住局面,不致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造成傷亡無數,留下難以癒合的歷史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