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 2009/02/24 23:57   文章主題: 臺灣接收始末 

在接收官員來臺之前，不安的陰霾，籠罩臺灣各階級。　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日記：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臺灣本島人徐坤泉、陳逸松、駱水源、劉明及其他臺灣人與高橋知事會談。這些人意外地顯得意氣消沈。大概是因為不知道即將來臺的中國政府會採取什麼方針所致。」（鹽見俊二，46）有些人懷疑，「若說台灣人是中國人的同胞，昨天尚還與日本人一道，用槍指向祖國，中國政府果真會如此寬大，無條件接受那些台灣人嗎？」（富澤繁，79 - 80） 「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聲明臺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臺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為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　臺灣人最幸福，永遠是一等國民。」（林衡道，71）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１０月２５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才代表國民政府主持中國戰區臺灣區受降典禮。相隔近兩個月的時間，臺灣島上沒有政府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肩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任務。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是由陳炘所發起的組織，林獻堂、業榮鐘等名流都是該會的重要成員。由於各地流氓毆打日本警察、民眾，乃致盜伐林木、破壞公共設施，籌備會乃予以勸戒疏導。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還包括訂製國旗、教唱國歌、建造牌樓等。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第一個來臺發展的蔣介石旗下派系。１９４５年９月初，張士德上校找上臺北律師陳逸松，要他出面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組織青年保護國家財產安全。（陳逸松）由於張士德向臺灣民眾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表示臺灣人若自行成立其他團體，政府一定不會同意，加入組織非黨即團（吳新榮，189 - 190） ，一方面基於民族情感與熱誠，　另一方面「誤認『 三青團 』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織」（莊嘉農，110） ，該團的籌組工作受到熱切的響應，各地方組織紛紛被吸納進入該團。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台共、農組等臺灣人團體的活躍份子大多參與該團活動。一個月之內，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支機構。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一些流氓卻自動自發組成所謂的「自警團」，私自設立盤查所、訊問通行路人、見到日本人即不問情由地搶奪財物、甚至對臺灣同胞也一樣找碴，強盜行為無所不至，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富澤繁，99 - 101） 

日本政府也充份地利用這段空檔。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銀行印刷鉅額臺灣銀行券，由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負責運送來臺灣。鹽見的日記記載：「其間，我匍伏在臺灣銀行券之上」（鹽見俊二，43），可見所運前來的鈔票數量之大。鹽見將在臺日本公教人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清。至於濫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則留給臺灣人民和來臺接收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承擔。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５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人員由主任葛敬恩率領，抵達臺北。「當五架專機降落在松山機場時，　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臺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生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葉明勳，47）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警備總司令部、七十軍、一○七師「在美海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7）「軍艦開進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一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沒的。大都連槍都沒有。　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敢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彭明敏，64）臺灣民眾雖然歡天喜地的迎接，但詫異、失望的感覺，至今還可以從老一輩口中聽到。 

１０月２４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達臺灣。「沿途老百幸扶老攜幼，黑壓壓的一片人山人海。我（邵毓麟）在車裡向陳長官說：這樣的歡迎行列，要比何（應欽）總司令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　（邵毓麟，105 ） 

１０月２５日，中國戰區臺灣戰區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中方代表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日方代表為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進指揮所撤廢。 

「陳儀抵台後的首要措施是籠絡臺灣的資本家。他就職沒幾天，便宣布財產所有權以日據時期登記為準，絕無變更，這是保障有財產的人的方法。另外，在日據末期，稅金加重，日本政府為鼓勵有錢人多納稅，日本政府為鼓勵有錢人多納稅，准許臺灣銀行借錢給有錢人，　因此臺灣的地主、資本家，如板橋林家各房、基隆顏家等，向台銀借貸幾百萬元以付稅金者比比皆是，大家都市為納稅借了巨款的。陳儀為討好地主、資本家，宣布可以用舊臺幣歸還欠債，此舉有似用破紙還錢，等於不用還債，便宜許多有錢人，這一措施在當時曾博取好評。」（林衡道，74 - 75）

當時臺灣的士紳中，不乏對臺灣未來與大陸關係及自身所將扮演角色充滿幻想者。據林衡道先生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臺中某大紳士來到臺北，當時的臺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由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臺北，大家爭相傳說有位中部來的大先生接收日本旅館。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聽到消息後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我只好先在碼路上脫下鞋子，拎在手上，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紙門都已經打開。　有個房間內，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老爺周將軍般。有人憂心地問大先生臺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主權。又有人問他，國府派陳儀來接收後會如何？他說，陳儀來了當長官，我們大家來當家。（林衡道，73） 

陳儀很快地使這樣地幻想破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級首長中，僅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一人出身臺灣；長官公署直屬單位十六個主管中，台籍的只有省立臺北保健館王耀東和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兩人；十七個縣市首長中，也只有前後兩任臺北市長黃朝琴和游彌堅、代理臺北縣長連震東、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等人是台灣人。這些人士中，除了王耀東之外，都是半山。（陳翠蓮，56） 

陳儀還進一步著手打擊臺灣有名望的士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立法院通過漢奸處裡條例。１１月２１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懲治漢奸條例。整個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抓「漢奸」。戴笠還下令查抄「漢奸」財產，「凡其動產、不動產、汽車、洋房、金鋼鑽、金條、銀元、金銀首飾、珠寶證券衣服家具等等，一概沒收。」（王安之，76）於是許多人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以便訛詐索賄。臺灣省警備總部也不落人後。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公佈臺灣省漢奸總檢查規程。１月３１日，臺灣省警備總部公告：臺灣省（不含澎湖縣）漢奸檢舉數目達三百件。（臺灣新生報，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二版）逮捕的對象甚至包括日據時期對日本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的陳炘和林獻堂。後來雖在丘念台的奔走下不再擴大，嫌犯（除參加草山會議預謀臺灣獨立者外）也依司法院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院解字第三○七八號函「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無罪開釋，還是留下極惡劣的印象。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招開第一次行政接收委員會議，議定１１月１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１０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接管委員會，接收總督府官有部份企業、財產。　１０月３０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軍事接收委員會」。１０月３１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１１月１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開始接收，日軍開始繳械。　１１月６日，成立各州廳接收委員會。１１月８日，州廳以下各級單位正式接收。１１月１８日，澎湖地區開始接收。１２月５日，海空軍接收完畢。１２月２５日，臺灣省行政區域改制，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八縣。將舊制郡改為區，街改為鎮，庄改為鄉，州廳改稱縣政府，郡役改稱區署，街庄役場改稱鄉鎮公所，其下設村里鄰等辦公室。１２月底，除軍事之外，各單位悉數接收完畢。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軍事接收完畢。（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8） 

臺灣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接收工作僅只花費三個月的時間即告完竣，比起中國大陸其他各地要有效率得多。究其原因，前總督府的合作可謂十分重要。天皇甫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便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率同西浦、杉浦兩為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軍需品接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９月９日，支那派遣軍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接收委員：杉浦負責總務、西浦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負責航空、安藤負責接收及後勤、中村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在國府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目錄。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其可，因此頗為迅速。 

前日本總督府之所以願意如此合作，主要是為謀在台日人的利益。「在開始接收之前，安藤（總督）曾向葛敬恩提出『嘆願』（即呈文）。據傳，這『嘆願』內容是：（一）除軍隊以外，在台所有日人不遣送，使其留台，（二）製糖技術人員及工人，全部雇用日人，糖廠農場也由日人耕種....。據說，葛敬恩答應可以考慮，但須候陳儀到任之後才能做最後決定。臺灣日人官吏中，不乏所謂『支那通』熟悉中國官吏之貪污習性，於是對葛敬恩及有關官僚，大量行賄，不但黃金臺幣，而且許多日本姑娘或已失了丈夫的太太，都成了送給接收大員的禮物。葛敬恩這一班傢伙，在大批黃金鈔票每人之前，就昏了頭，對安藤的『嘆願』也就隨便答應，不但同意留用日人，甚至答應在臺灣不檢舉戰犯，所謂黃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親手送給葛敬恩的。」（莊嘉農，99 - 102） 

接收官員自葛敬恩以下貪污橫行，而日本人也隨「中國方面接收大員之意，製造清冊時，要記載就記載，不要記載就不記載，要既多少就記多少。我們（ 日本官僚 ）這樣做，是相信陳儀、葛敬恩會答應我們的諾言。」（ibid.）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 盟總（ＧＨＱ）發表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為戰犯。以往的努力徒然便於中國官吏遂行貪污。４月２０日，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南京獄中自殺身亡。

發表於: 2009/02/14 23:02   文章主題: 半山

半山人士曾組成「臺灣憲政協進會」，成員有黃朝琴（政學系）、游彌堅（孔宋集團）、劉啟光（軍統系）、黃國書（軍統系）、蘇紹文（軍統系）、丘念台（CC系）、林忠（不知其派系屬性）等人。該會與臺灣本土人士所組成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相對立。（蔣渭川）又組成一個「臺灣文化協進會」，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之精神，「隱然有繼承之志」（李翼中）。 

調查局的一份資料稱：「游彌堅等隨光復而夾勝利姿態歸來，先佈置打擊日據之〞御用紳士〞許丙、辜振甫，因相繼入獄；林獻堂等則屏息無聲，蔣渭川亦遭排斥。次一佈置即組織〞臺灣憲政協進會〞、〞臺灣文化協進會〞等人民團體，張揚聲勢以撥弄政府與民眾之間。一面向政府進言〞台民奴化〞，使政府不信任臺胞，而阻滯其他臺人實際參政機會；一面向臺胞宣傳〞阿山〞腐敗，使臺胞對政府由不良印象而至離心反感，並強調〞臺人治臺〞及大臺灣主義，因逐漸釀成二二八事變之慘劇」。（調查局） 

二二八事件後「…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二百多名，…外省人對台灣各地各界的領導者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盡。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啟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黃朝琴等人。…」（吳濁流）

http://www.socialforce.net/phpBB/post_754199.html#754199

發表於: 2009/02/13 00:03    文章主題: 資源委員會

要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必須先掌握蔣介石的總體戰設計！所謂的總體戰，就是將一切的資源都投入戰爭之中。負責整合資源投入戰爭的，是資源委員會。

（一）資源委員會的背景

孫文死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只是B咖，他之所以能出頭，取代比他有資格的前輩，是因為他有軍隊又擅長搞錢。他的對手通常養不起可與之抗衡的部隊。軍事給養既然如此重要，蔣介石便不能不緊密控制所有財源。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當中，資源委員會的影響最為深遠，值得吾人細細探究。

　　一九三一年冬，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祕書的錢昌照，襲其連襟黃郛之構想，建議蔣介石籌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國防設計應該是廣義的，其中包括軍事、國際關係、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土地及糧食和專業人才的調查等部門。」（錢昌照，p.75）經過一年的準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蔣於參謀本部之下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以翁文灝為秘書長，錢昌照為副秘書長。開始從事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以便有效汲取全國資源，給養軍需。

　　一九三五年，「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隸於軍事委員會，易名為「資源委員會」。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設計，進而為動態之建設。「委員會在合併現有企業方面成就較大。由於委員會工作保密，合併詳情不清楚，有些顯然是強占私營企業，例如湘潭煤礦公司，是一九三七年從當地譚姓商人那裡奪取來的。另一些是和私商合作的，....在一般情況下，資源委員會對它所經營的企業願意全部控制。綜觀上述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政府插手工商業的種種活動，蔣介石集團下工商業是嚴格遵照蔣的意志，一律由國家控制的。」(P. M.Coble,Jr., p.168） 此期間資源委員會成立廠礦單位二十一個（錢昌照, p.76）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資源委員會又添加了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區運購國防物資，以及協助沿海地區私營廠礦內遷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遷工作。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記載：「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由資源委員會主辦，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工廠遷移事宜，排除萬難，對民間工廠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終於遷出一百四十六家工廠，技術工人二千
五百餘人，樹立內遷工廠的基礎。」（國史館,p.110）所謂「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可見這些工廠主人及工人並非自願遷入內地。而「動以愛國情操」，是否意味著特務、流氓的恐嚇作用，更是值得深究。這些內遷的資本家及技術工人下場甚慘：「儘管各地民營內遷工廠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最終並沒有逃脫官僚資本家的掠奪，到了抗戰末期，他們不是落到官僚資本家手裡，就是奄奄一息。許多內千工廠只得將生產用的機器賤賣以維持生計，內遷工人，一般也只領得一點微薄的遣散費回滬。因此，對民營工廠的悲慘命運，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各遷川工廠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來，今日傾家蕩產而歸，尤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盛，實為抗戰時代一頁傷心慘史。」（孫果達，p.30）

　　民營企業日漸萎縮，資源委員會轄下的國營企業卻蓬勃發展。一九三八年一月，資源委員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改為主委制。原秘書長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原副秘書長錢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資源委員會便與經濟部密切連結。一九三九年，資源委員會的事業僅有六十七個單位，三年後膨脹至九十六個（中國當代名人傳：錢昌照,p.279）。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廠礦單位共有一百二十一個。」（錢昌照,p.77）﹞ 一九四五年更增為一百三十個單位。（姬田光義, p.420）一九三六年才二十一個單位，短短九年就擴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國家的融資大量撥給資源委員會。該會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政府預算與中國、交通兩銀行的融資。然而前者只佔政府預算的１％到３％，最高出資額為一九四一年的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法幣；兩行出資則遠遠超過這個數額，一九四五年高達九十億元法幣。（姬田光義,p.421）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是國府「中、中、交、農」四大銀行中的兩家，其大力支持資源委員會，可以看作政府透過銀行支助國營事業，支配工業生產。


其次，資源委員會與宋子文關係頗為密切。副主委錢昌照「送秋波於宋子文失意之際，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沈怡,p.74） 而與孔祥熙、ＣＣ的關係則始終是對立的。孔祥熙想抓鎢、銻，沒有達到目的，始終懷恨在心；ＣＣ想在資源委員會的各項事業內設立國民黨黨部，都被拒絕。據錢昌照自己分析，「資源委員會之所以能和孔、陳對抗，一則由於蔣介石在經濟方面往往利用資源委員會牽制孔、陳，二則由於宋子文和孔、陳一向不和，勾心鬥角，每當資源委員會和孔、陳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總是支持資源委員會的。」（錢昌照,p.79,80）宋子文在這段期間內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而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與宋子文係密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為交通銀行董事之一，以銀行的力量來支持資源委員會，是相當容易的。更何況宋自一九四○年六月起，被委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專司爭取美援，影響力提高。資源委員會與之結合，得以迅速發展，是可想而知的。


再者，蔣介石利用資源委員會拉攏地方勢力，亦使其易於發展。「鎢、銻管理，會省合辦，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廠礦有的由會獨辦，有的會省合辦，合辦的由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各地方勢力無心建設，有人在他們控制的區域內辦些廠礦，點綴門面，又不要他們出錢，因之很少反對。況且合辦的廠礦還可以分些盈餘，何樂而不為。有些地方勢力也就藉此敷衍蔣介石，一舉數得。」（錢昌照，p. 80）

　　以上種種因數加起來，使資源委員會在與私營企業競爭時掌握絕對優勢。翁文灝等資源委員會人員擔任經濟部長，主管工商事業，在分配上佔盡便宜。資源委員會和其他的公營事業的資本額在一九四四年達到戰前的五十倍，在全國總資額中所佔的比率，從戰前的１２％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７０％。（姬田光義,p.421） 資金既控制在公營事業手裡，政府又實施統制與獨佔貿易、增稅、收藏金銀外幣等政策(ibid.）， 私營企業必然要凋零了。在各私營企業紛紛破產之際，資源委員會以國防建設的名義加以併吞（ibid.,p.420）， 得以及速擴張，可也不足為怪。

(二)資源委員會之戰後設計及在臺經濟掠奪活動

　　一九四三年四月，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其戰後經濟計畫草案。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交通業，以及十一項輕工業。該計畫涵蓋三百多家重工業廠，三千多家輕工業廠。估計要動用美金二十億元，技術管理人員二十七萬，勞工二百八十萬。如此龐大的計畫是建立在戰後中國將可以自日本獲取鉅額賠款，又可吸引美國人來投資的假定上。（當時許多美國工業工程顧問公司對中國戰後的工業發展持樂觀的態度。）為了因應中、美合作所需，資源委員會曾選派數千個工程師前往美國受訓。根據這個計畫，戰後政府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國營企業的膨脹，都將更加擴大。一九三七年前不受政府控制的經濟部門也將受到波及。國家將在經濟中，尤其是在工業中，發揮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國家，意指中央政府，將會在不顧及地方（省）利益的情況下，擴張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經濟活動將優先發展，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集中的地區如東北與華北，而犧牲輕工業集中的地區，如臺灣。然而，對於「日、偽」轄下地區（如臺灣）的工業實況，資訊相當匱乏，只有原則設計，缺乏具體計畫。（William C. Kirby,p.p.4 - 5）

　　臺灣戰後接收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很多人都以為接收變成「劫收」的罪魁禍首是陳儀，這是對中國官場不夠了解而犯下的錯誤，也是近來國民黨官僚（特別是馬英九）用來替蔣介石脫罪的手段。日本殖民統治末期，以戰時經濟的手法，讓日資企業併吞了許多台灣本地資本家的資產。戰後日本人當然得把這些資產交出來；其中較賺錢的企業，幾乎全被資源委員會接收走了，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有一級主管由資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插手餘地。（嚴演存，p.14）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錢昌照的後臺宋子文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使陳儀不能不低頭。行政長官公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長官公署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濟部台灣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不僅如此，金融也被資源委員會奪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陳儀在宋子文的壓力下以嚴家淦取代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為此陳儀頗感「委屈」、「冤枉」。（戴國煇，葉芸芸，p.p.149 - 150） 資源委員會在臺企業完全依賴臺灣銀行供給資金，所借款達該行借款總額的百分比在一九四六年為３０％，一九四七年為２０％，急劇加速臺灣的通貨膨脹。（William C. Kirby,p.10）加上蔣介石又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至中國大陸，不但使臺灣糖價騰貴，帶動物價飆漲；臺糖無經費可用，乃向臺灣銀行支取更多的資金，臺銀只好加印鈔票，通貨膨脹益發不可收拾。（潘志奇，p.72）

　　資源委員會不僅擾亂了臺灣的金融秩序，其人事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由於大批日籍技術管理人員的迅速撤離，人員的質量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取代日籍人員的大批臺灣技術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資委會對之並不信任。所有管理人員、工程師全是來自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喜歡艱苦、骯髒的工作，也不樂意與工人保持日常的接觸。資源委員會的人事制度又貶低那些未曾上過大學的技術工人。臺籍人士既無機會擔任管理人員，得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就感，又要被蔑視、不信任，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壟斷在資源委員會及長官公署的企業手中（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的地步），這種不快的感覺，攏罩著整個臺灣社會，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極其密切的關係。（WilliamC.　Kirby，p.p. 11 -12）

　　二二八前夕搜刮台灣資源的，主力其實是資源委員會，吃剩的才輪到台灣長官公署。資源委員會把台灣許多資產都運到中國，在內戰中消耗掉了。許多人不明白蔣介石的設計，而一味地把責任歸咎於陳儀，使陳儀替蔣介石背了很久的黑鍋。若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逼民，那也應該要按照責任輕重來論述，這才公道！
　　
Ps.:一九四九國共內戰局勢不利於國民黨，蔣政權乃在當年六月十日，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該會復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併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而當年被接收的企業，也一直拖到晚近十幾年才陸續民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