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亨利福特的生命交流 

福特不是發明汽車的第一人，卻是第一個用汽車改寫社會與經濟史的先鋒。在他三十歲左右的時候，開始專心研究汽車的製造。從小開始，他就展開了「摸索」的歷程。他沒有進入一流的學校，沒有名師滔滔不絕給他醍醐灌頂的豐沛知識，他對於專業的機械領域，大部分靠的是自己細細的摸索。這段過程也許要耗費一些時間，但獲得的東西是紮實的。他也一步步從基層的實習機工，向上攀爬到蒸汽機技術師，然後跟發明天才愛迪生共事，成為總工程師。他的企圖心也逐漸擴大，決心要親手製造一部車子來。這又是個漫長的摸索過程。他在三十三歲的時候已經成功製造出Quadricyle，但他還是覺得不夠完美，堅持要繼續摸索，以期達到更高的標準。這時間一花就是七年的光陰。這段摸索的過程，是一連串革新的理念。沒有人知道最後能有什麼驚人的成果，在過程中，只有堅持的信念，能夠帶領人越過漫漫的時光之流──堅持要做到更好，堅持夢想成真的那一刻。他在四十歲時開始經營福特汽車公司，五十多歲達到人生最高峰，底定許多在當時驚為天人的政策。在他有生之年，他親眼目睹自己親手促成的社會變遷，他的一生也象徵著整個大時代的轉變──從封閉的農業社會轉型為競爭激烈的工業時代。當然，在福特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堅持與固執的一線之隔。他堅持除了Ｔ型車外，不再創造新車款，因而被其他汽車公司搶走許多生意。革新的止步，意味著進步的停滯，甚至是衰退的開始。福特象徵了正與反的落差，給了世人最佳的對照啟示。儘管他晚年的某些政策有點走向岐路，依舊不減他終身的成就，直到現在福特汽車仍是風行全球的品牌之一。

※福特的趣味指數分析 

Ａ. 我行我素指數 ★★★★★ 

亨利福特曾經做過一件很瘋狂的事──在歐洲醞釀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他租了一艘遠洋渡輪，載了一百七十位有志一同的和平主義者，到歐洲準備進行斡旋事宜，希望不要發動這場他認為是浪費時間的戰爭。這件事成了眾人眼中的笑話，還有作家特地在報紙登文奚落他的反戰論調。因為福特認為盧西塔尼亞號的沈淪是戰爭金融家的陰謀，故意要嫁禍給德國好引爆戰爭，從中獲利。卻斯特頓(Chesterton)對此奇異的論調加以抨擊，並批評他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讓其他正派的和平人士跟著被拖下水。這項行動當然是宣告失敗，但還是有人替他說了些公道話，威爾斯（H. G. Wells）就指出一些可從戰爭獲取暴利的軍需品製造商放出流言，中傷福特以及他的和平行動，不過，令人傻眼的是，這位反戰的仁兄在1917年也投入了軍需品的製造行列，似乎有點自打嘴巴的諷刺味道。前後反覆的行徑，我行我素指數高達五顆星啊。 

B. 獨裁指數 ★★★★★ 

福特算是很有掌控欲的企業家，除了把其他股東的股份不惜血本全數買下之外，他對於員工也很有獨裁君王的霸氣。他給予工人優渥的薪資，目的在於提升效率收買人心，同時也為了讓他們成為福特汽車的潛在顧客群，因此他並不希望員工亂花他給的薪水。因此他設立了「社會部門」，禁止員工抽煙，以免搞壞身體，並且規定不得把錢花在喝酒或其他不法行為上。他要員工都能遵守該部門訂定的公正且人道的政策，不僅管他們的工作，還要規範他們私人的行為舉止，獨裁的指數的確也是高得嚇人哩。 

C. 固執指數　★★★★★ 

福特一人獨大的局面，主要來自於「不信任」──不信任他的高層管理人才，因此無法接受具建設性的意見，也導致從二零年代末開始，福特汽車在美國市場佔有率節節下滑，直至四零年代的嚴重虧損；從打工的年輕小伙子到管帳的會計人員等等，福特始終存有懷疑的不信任心態。這在在阻礙公司的正常管理模式，獨裁式管理只會造就員工不積極的態度，也讓公司政策失衡，偏入他個人固執的成見。

另外，最能反映他固執的一面的，莫過於反對工人加入工會的事件。他把工會發起人視為「地球上最糟糕的東西」，並且自恃甚高地認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工人的需求。他還請了前納粹拳擊手Harry Bennett來鎮守服務部門，以破壞工會組織活動，而Bennet還真的採取了恫嚇手段來鎮壓他們的活動，不幸的是，1937年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The Battle of the Overpass)；直到1941年集體大罷工癱瘓了羅格河大型工廠的運作，才讓福特心不甘情不願同意簽署工會協定。從以上兩件事也可看出福特還真是固執到不行呀！ 

D. 心機指數 ★★★★  

1918年福特買下了第爾本的一家小報《The Dearborn Independent》，從1920年開始營運，其中最備受爭議的莫過於刊登了反猶太的攻擊性文章；更甚者，這些文章還集結成冊出版，取名為The International Jew, the Worlds’s Foremost Problem，廣泛發行各地，包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為此，福特吃上官司，雖然他辯稱從來沒仔細看過文章內容，只有看標題而已，報紙編輯William Cameron也宣稱從未與他討論過內容或請示核准，但熟知兩人內情的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於這場官司，1927年時他也結束了該報營運。但他也不是完全沒得到好處。此舉可能大大擄獲了希特勒的歡心，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德國領事在他七十五歲生日那天頒發給他Grand Cross of the German Eagle獎章，這是納粹德國給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也表明希特勒極為讚賞福特的成就，在他的書中還提到了福特，希望德國大眾汽車也以T型車為模範勇往直追。其實，福特與一些猶太人的私交都還算不錯，他的工廠裡也至少有三千名猶太人，會同意發表那些惡毒的文章，是不是純粹想要拉攏希特勒呢？要當一名成功企業家，打好政商關係免不了要細細算計一番的，心機指數評為四顆星實在算客氣嚕。

※亨利福特其人

1927年，占地六百多英畝的羅格河工廠浩蕩啟動，同時間，T型車卻驟然劃下休止符。在一人獨大的福特王國裡，無人能撼動的他權力與想法，他深深以為只要做到堅固耐用，他的T型車會始終暢銷下去；他固執地認為，他的車只需漆成黑色的，因為民眾若想要別的顏色，只要自己在上面覆蓋上其他顏色就好。時勢在變、消費者的口味在變，四周的競爭者風起雲湧，虎視眈眈要瓜分市場。光是用「單一模型、大量生產」的方針，已經無法搶下獲利先機，T型車雖然售出了一千五百萬部，但業績逐漸在下滑。其他汽車業者推出的新車款，其變速排檔、液壓煞車與六（或八）汽缸的設計吸引了消費者的目光，遑論它們還提供做成其他顏色，提供了更多樣化的選擇性。福特終於意識到了這項危機，在休廠五個月、重新研發新車款後，重新推出Ａ型車，銷售狀況還算穩定，但已不像Ｔ型車當初帶來空前的成功那樣驚為天人。他的固執也讓他付出了代價，儘管過沒幾年他又推出福特V-8替代A型車，但仍挽回不了福特退居全國第三汽車企業的事實。

福特的固執與專制還展現在對工人的管理上，最後竟演變成1941年的一場大罷工，原因是因為福特阻止員工加入聯合汽車工會（The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1929年，工人的新資曾一度漲到一天七美元，但到了1932年，因為業績下滑以及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使得工資降到比平均值更低的四美元。福特為了阻止他們加入工會，還自行請保全與密探守衛監視，不顧工會組織已然是該產業的主流趨勢。他到了1941年才勉為其難同意與該協會簽署協定，才收拾這場混亂的局面。三零年代的福特汽車歷經許多風風雨雨，接下來又是二次大戰的打擊，然而這場戰爭卻給予福特汽車穩定生存的機會。1942年由其子埃德塞爾·福特（Edsel Ford）發起龐大的戰時計畫，在戰爭結束前共製造了8,600架四引擎B-24“解放者”轟炸機、57,000台飛機發動機以及超過二十五萬台坦克、坦克驅逐艦及其他戰用機器。其實早在1918年時，埃德賽爾就已接手其父總裁的職位，只是最大的領導權還是握在老福特手裡。1943年埃德塞爾逝世之後，八十歲的福特才又暫時擔任總裁要職，兩年後由長孫亨利．福特二世接手，他才真正放下權力，讓後生之輩展現領導才能。1947年，老福特因腦溢血而遠離人間，但他對汽車工業的貢獻永遠銘記於世人心中；在他葬禮舉行的那天，全美的汽車生產線停工一分鐘，向這位「汽車界的哥白尼」致上無限敬意。

福特總是反其道而行，這也是他厲害的地方。一般老闆總是想要用「抬高售價」或「壓榨員工」的辦法，增加淨利的收入。但福特在1914年採取了前所未見的新政策──縮短工時，但付雙倍工資。支付工人八小時五美元的工資，且改用三人輪班制。這項創舉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有人斥責他為瘋狂的社會主義者，有人讚揚他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但福特說這些都是毫不相關的，他只希望這能讓工人更加認真工作，為公司效忠，提高產能，進而創出高效率的汽車產量。他很明白贏得工人的心只是有利無害，他從許多員工的建言中，獲得更多改革的寶貴想法，也替公司省了更多的生產費用。薪資的提高讓工人免於為填飽肚子的民生問題煩惱，有餘力支付更高的生活享受，讓他們成為公司的潛在客戶。一個小小的政策，就能改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他善用了薪水動機，鞏固自己的汽車王國。

之後，福特又回到底特津，在愛迪生開設的公司擔任技術員，於1893年升任為總工程師，由於維修電力設備是二十四小時待命的責任制工作，他擁有更多彈性的時間，研發他幾年前在心裡成形的夢幻逸品──用汽油發動的車子。他在1893年年底已經完成了汽油引擎的部分，三年後，真正五臟俱全、自行發動的汽車「Quadricycle」在他的巧手之下誕生了。這個二汽缸氣冷式四馬力汽車，具備輕便馬車的身型，底下裝了四個腳踏車車輪，雖然不是世界上第一部製造出來的車子，卻是第一部暢銷各地的車型前身。

“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企業家，他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每一片土地，首先創建了‘大市場’；他也具有那種恆久的天才——他就是亨利·福特。”

                                                      --《財富》雜誌 

◎持續革新理念，造就全人類福祉---汽車業的哥白尼亨利．福特

Henry Ford （1863-1047） 

亨利．福特，一個改變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發明家，改變全世界交通運輸軌跡的汽車大王。他讓汽車變成大眾化的用品，而不再只是有錢人的奢侈品。一般平民百姓都能馳騁在車道方陣之間，汽車的普及也意味著生活上的劇烈改變：以馬拖車的景象走入歷史，傳統緩慢的獸力運輸被快速的汽車取而代之，從此位在遼闊鄉間的田野不再孤立，距離的縮短等於加速農業革命。除了在經濟上的轉變，也改變了城市的樣貌，加速都市化的形成與高速公路的擴建。福特領導的汽車公司最具經典的代表作莫過於T型車的革新，而其首創的流水裝配線也在後來廣泛運用於全世界──他的一舉一動在在影響了全人類的生命風貌，在追求自我成就的同時，也讓其他人享受了他努力的果實，過得更舒適美好。 

福特出身於密西根州的農家子弟，出生期間正逢美國的南北戰爭。父親是愛爾蘭移民，1847年來到美國的。當他沒在幫父親農務的時候，就會到一間小學校上課。他從小就對機械器具的東西很感興趣，喜歡拆拆組組，修理鐘錶之類的械具。在他13歲的時候，最愛的母親逝世，這也讓他失去對家裡的情感依賴。他父親希望他也跟著務農，但福特堅決不要，16歲時便離家到底特津找工作，先後在兩家機械工廠做實習的機工，在這裡他學到了內燃機引擎的知識。三年後他回到家裡，又自我充實了這方面的技能。在家鄉的Westinghouse器械公司，他找到打零工的差事，閒暇之餘就在自己的小工作室裡摸索製作一些機器小玩意，曾製造出農用機車（Farm Locomotive），用舊式割草機為基底，自製的蒸汽引擎為動力，對於改造機器已展現相當的天賦。

曼德拉二度被移轉到另一監獄──Victor Verster監獄，這也是最後他獲得釋放的地方。1990年，在國際輿論壓力之下，新任總統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宣布無條件釋放曼德拉等人。同年，他被選為非國大主席。歷經二十七載的監牢生涯，這時曼德拉已經是年過古稀，但他仍然繼續為生命初始的理想而努力，他曾到暴力衝突嚴重的區域，勸導他的同胞放下互相殘殺的武器，免得讓衝突的裂痕陷得更深，將鬥爭的可貴成果毀掉，卻捲入更巨大的危險之中。他以自身痛苦的經歷，進行和平勸說，他的理念打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在1994年在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中，曼德拉獲得勝選，當上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他獲得了無數和平獎章，包括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對南非種族解放與和平發展的貢獻，最終讓他的人民受益，改善了生活條件，獲得應享的權利；用盡一生的血淚奮鬥，換來的成就最為甜美，也最值得、珍貴。 

※    曼德拉其人

曼德拉，民主鬥士，一生為廢除「種族隔離」而奮鬥。1918年出生南非川斯凱的貴族部落，九歲時父親逝世，因而交由酋長監護。先後在黑爾堡學院、威特沃斯特斯蘭德大學就讀，取得文學士與法律學位，1952年至1956年在約翰尼斯堡當開業律師，合夥人為好友Tambo。畢業後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此步入政治鬥爭的革命志業。在非國大漸漸嶄露頭角，取得領導地位，1952年成功領導「蔑視不公法令運動」，讓他獲選非國大青年聯盟的主席。1960年「沙佩維爾慘案」之後，非國大被官方明令為非法組織，從此曼德拉轉溫和抗爭手段為激進，組織軍事團體「民族之矛」意圖以暴制暴，並秘密赴國外訪問，爭取國際外交支持。回國後因而遭到逮捕，判處五年監禁，1964年又加重罪責，以通敵叛國之名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90年為止才在國際輿論壓力下獲得當局釋放。199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為南非民族解放的貢獻。1994年當選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卸任後仍繼續人權促進運動的推廣。2007年帶頭發起「長者會」（The Elders），集結各方大老組成智囊團，商討重大國際性議題的處理方針。 

 ※與曼德拉的生命交流 

時勢造英雄，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把握時機，做出成績斐然的貢獻。他知道他面對的是一項重如泰山的浩大工程，即使竭盡畢生之力也還不知道能不能撼動強大的權力機制，就像在龐然大物的怪獸身上用刀割劃破一小道傷口，對牠而言也只是不痛不癢的小傷罷了──而曼德拉要對付的就是如此難纏的怪獸，在他家園的土地上根深蒂固已久，要拔除可謂難上加難。曼德拉曾說：「我的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奮鬥過程。」從他開始參加非暴力鬥爭的組織，真正採取實際行動，到南非解除種族隔離，耗了他大半生的歲月，其中還包括了二十七年的牢獄之災。但災禍並沒有讓他喪志，雖然可能永無重見光明之日，但他在獄中仍不放棄充實自我的動力，他不向惡勢力低頭，仍保有高貴的人性尊嚴；他仍然堅信民主理念，並且在出獄後繼續他數十年前的宏偉目標。他最讓人欽佩的，莫過於那「永不妥協」的精神──在非國大勒令為違法機構後，他並無止住腳步，反倒更鬥志洶湧地往前衝；他被束縛在牢籠之中時，面對條件利誘依舊無動於衷。在遙遙無期的長期抗戰中，有著是良善的出發點，讓他朝目標邁進的信念始終如一，只要有一絲希望的曙光，就沒有放棄的必要性。曼德拉在沙佩維爾慘案之後，一度堅信面對只會採取暴力的政府，唯有武裝以對才是因應之道；但最後還是成為和平鬥士的服膺者，也因為這一信念的轉折，讓他也贏得白人的支持，成功調和種族間的對立情勢，從他在總統大選獲得民心的情形可反映出來。以七十二歲的高齡，他見證了南非走向民主自由的分水嶺，他的人生也象徵了人類善良意志勝利的一刻。他用他追求人類福祉的熱情，光輝了每個與他息息相關的人的生命，而現在，八十九歲的他還是會繼續這麼走下去。

1952年，曼德拉帶頭發動了一場「蔑視不公法令運動」（Campaign for the Defiance Campaign），號召一般大眾共同抵制對黑人不公的法律，造成大規模影響力的民眾運動。被推舉為活動領導人的曼德拉遊走於鄉鎮之間，四處奔波，組織籌措這項活動，十分盡心盡力。然而這也讓曼德拉遭到牢獄之災，儘管法院認定他們採取的方式並無暴力色彩，但他還是因涉嫌違反「禁止共產主義法案」，被判六個月的監禁，並且這段時間內不得參與集會。另一方面，由於他在這次運動中的傑出表現，讓他獲選青年聯盟的主席與非國大特蘭士瓦區的主席，以及非國大本身的副主席。為了讓大會內部的調動更具機動性，不需要非得透過公眾會議不可，曼德拉建立起強大的地方性與區域性的分支網絡，在緊急情況下依然可正常運作，這一變革稱為「Ｍ計畫」，以曼德拉名字之首字所取的。五零年代初期，曼德拉逐漸展現出英銳的領導才能，幫助他的同胞抵抗西區遷移計畫，也讓班圖人盡量受到完善教育。他也奉獻極大心力推廣「自由章程」（Freedom Chapter, 1955），與他的同儕肩並肩，終其一生為了平等、權利、文化、和平而奮鬥，直到擁有應得之自由為止。

在這段受官方高度「關注」的期間，曼德拉也參加了律師證照考試，通過後順利開業，與好友Tambo在約翰尼斯堡開了家律師事務所，實現他從小要用法律來捍衛族人權利的夢想。每天早上都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人們請求幫忙的問題不外乎就是圍繞在種族隔離政策上，這侵擾了他們基本的居住權、工作權與土地所有權，對他們而言，「住在錯的地方竟然是一種罪過」。幾千份文件堆疊出的是，該民族共同的屈辱與痛苦。然而最諷刺的是，他們的事務所也泥菩薩過江，成為種族隔離政策的掌中物。由於他們在進行的案件，惹惱了土地隔離的立法機構，因此被迫搬遠離該都市，也就是變相要他們關門大吉，停止提供人們法律知識的諮詢。然而，曼德拉與Tambo完全是置之不理的態度，不搬就是不搬，決心罔顧該法律規範，很是符合「蔑視不公法令運動」的精神。

五零年代後期，曼德拉一直是被叛國罪的官司纏身，但他依然致力於種種政治訴求上，反對班圖斯坦制度的實行、對黑人的勞工剝削、大學裡的種族隔離、以及配戴通行證的法律。1960年發生了一件大事，不僅讓南非史沾染上污穢血腥的一頁，也讓曼德拉的和平戰士生涯有了劇烈的轉折點。該年三月二十一日，約有五到七千名民眾聚集在沙佩維爾鎮的警局前，故意不帶通行證以抗議近年來變本加厲的隔離政策──將一千萬名非洲黑人限制在12.5％的國土上。當時的情勢緊張，軍警出動噴射戰動機低空盤旋監控，陸面上裝甲部隊警車一字排開，嚴陣以待，據官方後來的說法，有民眾朝警方丟石頭，某名較無經驗的警察受到驚嚇而開槍，演變成暴動衝突，六十九名示威抗議者死亡，受傷者超過一百八十人，史稱「沙佩維爾慘案」（Sharpeville Massacre）。在這之後，非國大被宣判為非法組織，曼德拉也遭逮捕入獄，後來無罪釋放。從此，非國大的集會活動轉為地下化，受到迫害的壓力只會以更大的能量反彈回去，曼德拉所領導的反抗活動將走向激進而白熱化的高峰。

「沙佩維爾慘案」給了非國大高層領袖一項血淋淋的教訓：長久以來溫和的柔性訴求是徒勞無功的，面對只會採取暴力的政府，既然暴力是無可避免的，那麼再延續過往的策略就是不明智，且不切實際；既然所有正常、和平的管道都遭到禁止，當所有其他的嘗試宣告失敗，那麼剩下的就只有用暴力的形式贏得勝仗了。1961年三月在彼德瑪里茲堡召開的全非洲人會議（All-in African Conference）中，在一千四百名代表出席的場面下，曼德拉發表了一場慷慨激昂的動人演說，他要政府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由南非人民所組成，在民主原則之下共擬一套新憲法；若政府當局不從，則在南非共和國成立當天，發動一場全體罷工。他立即採取行動，到處秘密拜訪，籌備這項罷工運動，雖然真正奮起效尤者少，但引起了全國的迴響與支持，讓南非共和政體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誕生。

這時的曼德拉已經必須躲躲藏藏，喬裝成各種身分以免被追緝。在這樣艱苦的狀況下，他仍咬緊牙根，朝兩大關鍵方向進行：一是成立軍事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用以準備武裝抗爭破壞行動，甚至不惜最後以游擊戰與白人政權一搏。另一方面，曼德拉暗地赴國外進行訪問，曾參加在衣索比亞舉辦的「泛非自由運動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n 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of East and Central Africa），宣揚他的主張，贏得外交支持，披露且譴責國內當局的不當策略，呼籲各國給予嚴厲的經濟制裁。在國外期間，他也趁機給民族之矛的成員游擊戰初訓，加強他們的應戰能力。

然而在曼德拉回國的不久後，就被當局以非法出境與意圖煽起罷工的罪名逮捕，並且被判處五年監禁。1963年，非國大主要幹部也都被逮捕，罪名是數起發起破壞行動，以及通敵叛國罪；而曼德拉只承認前者，但是因為情非得已之下，只好用激烈手段與白人共和政體相制衡，但他否認有後者的犯罪動機，他並沒有串通其他國家入侵南非。曼德拉擁有殉道者的壯烈成仁精神，即使受到審判的威脅，也要誓死抗辯，勇敢道出身為非洲黑人所受的歧視與屈辱，控訴種族主義的種種罪惡，他堅持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義的，即使他之後步出監獄，他還是要繼續從事這項志業，盡己身之力剷除邪惡，直至它消滅為止。然而，1964年著名的利沃尼亞審判（Rivonia Trial）將他們判以終身監禁（只有一人例外），在判刑前的兩個月，曼德拉發表長達四小時的聲明，用以下澎湃人心的感言作為結尾──

「我已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了非洲人民的這一鬥爭，我為反對白人種族統治進行抗爭，我也為反對黑人專制而抗爭。我懷有一個建立民主自由社會的美好理想，在這樣的社會裏，所有人都和睦相處，有著平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一理想而活，並加以實現。但如果需要的話，我亦準備為它獻出生命。」

就這樣，曼德拉展開漫長的監獄生涯。在服刑的前十八年都是在Robben Island監獄度過。種族隔離的陰影連這類鳥不生蛋的地方也不放過，身為黑人兼政治犯的曼德拉，在那裡的階級可說是最低下的，半年才能有一位訪客以及受到一封來信。在這段遙遙無期的囚下犯時期，曼德拉的思維更加透徹，他的心靈並沒有因為外在的束縛而變得狹隘或怨天尤人，反倒更加沈澱，靜下心檢視過往的一切。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毫無動搖且更加堅定，南非政權曾以減刑、甚至是釋放來籠絡曼德拉，誘使他點頭接受班圖斯坦政策，放棄武力鬥爭。曼德拉其實已經領悟到，不該用暴力流血的方式達到解放目的，這只是深化種族間的仇恨，冤冤相報永無了結之時，但面對白人政權提供的條件，曼德拉連半點考慮接受的意思都沒有。他向他女兒提到：「如果屬於人民的組織都不可擁有，那我還能得到什麼自由？只有自由人能談判，囚犯是不能立下協定的。」

後來曼德拉等人被移轉到Pollsmoor監獄，據說是高層害怕這些人影響新進黑人監獄犯的思想，凝聚出團結的力量，因此把他們隔離開。曼德拉厭惡種族主義，不僅僅是從白人歧視的角度而已，亦即，他也反對黑人歧視白人。他在獄中甚至與白人看守建立了良好關係，因為他深知，要徹底瓦解種族隔離，唯有增進民族間團結之一途。他扭轉了白人看守對他的敵對看法，讓他看到了高貴的靈魂與天生的領袖魅力，即使是政治犯的身份，也減低不了別人對他心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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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出身在川斯凱的阿姆塔塔區，祖先是騰布（Thembu）的酋長，因此他可說是黑人中的貴族。但他的父親因不服英國殖民政權，因此丟掉了他的「王位」，全家也從Mvezo村遷到Qunu。他的父親仍是位居該部落的行政要職，輔佐當時的酋長Dalindyebo。曼德拉九歲時，父親去世，臨終前將他託付給酋長，因此Dalingdyebo成了他的監護人。曼德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當地的英國人創辦的衛理公會學校受基礎教育，Nelson這個名字就是當時的老師取的。後來，為了要繼承父親的要職，酋長將他送到一家貴族學校──黑爾堡學院就讀，攻讀文學士學位。他在那裡結交了終身摯友，也是將來一起從事政治運動的好伙伴Oliver Tambo。在一次抵制學校政策的抗議運動中，身為學生代表會一員的曼德拉被該校退學。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繼續求學之路。

曼德拉其實很早就下定決心要當律師。他從小聽著族人講述戰爭時期英勇守衛這片土地的故事，因此也暗暗立誓他將來也要為族人的自由奮鬥。他知道要讓黑人從耀武揚威的殖民者手中逃脫出來，可用法律作為一項鏗鏘有力的武器。在被退學後，他到了約翰尼斯堡的一家法律事務所當書記學徒，也把之前中斷的學業繼續完成，拿到文學士學位，然後朝他的目標邁進──攻讀法律。他在威特沃斯特斯蘭德大學就讀，順利拿到法學學士學位。於是他興致勃勃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摩拳擦掌要為民族解放貢獻一己之力。

時逢二次大戰期間，一股新血注入了非國大保守的舊勢力中，這些人包括了領導人Anton Lembede，還有曼德拉與其好友Tambo等六十位成員。他們認為該會溫文儒雅按照政府訴願程序爭取利益，是無法獲得什麼彰顯的成效的，殖民政府只是會依然故我，坐視不理。他們有更大的野心，想要讓非國大深入民眾，鼓吹起群眾運動，從鄉間到城市，從不識一字的農人到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集結廣大的人民力量與齊心一志的信念，對抗不公不義的白人政權。雖然這是項艱鉅的任務，但曼德拉與他的革命伙伴都勇於跨出第一步。他們高喊著非洲民族主義，以國家自主的原則發起各項運動，首先是成立非國大青年聯盟（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Youth League，簡稱ANCYL），努力奔走於基層之間，宣揚他們的理念。而曼德拉努力不懈的精神與優秀的組織才能，也讓他的同僚印象深刻，在1947年推選他為青年聯盟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