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10.05.28 02:34 am
當媒體像數餃子一樣計算著墜樓人數,郭台銘帶著數百記者,到深圳富士康現場,公開安撫情勢。記者問:還會不會有人跳樓?郭台銘說,在邏輯上及科學上,他都無法保證不再發生。詎料,當日深夜就爆出第十二跳。
此事發生在「世界工廠」的中國,發生在全球最大且在諸多領域最頂尖的電子專業製造廠富士康公司,且富士康又是台商;所以,此事已不只是勞工的血淚事件而已,而是在全球化、中國政經改革與兩岸經濟互動的幾個大架構下,一個必須從全球高度及宏觀角度來嚴肅審視的課題。
大陸媒體《南方周末》的評論可資參考。該報記者化身臥底在富士康採訪二十八天後指出,富士康的工作及待遇均符合規範,最後該報將悲劇的性質歸結為「一代產業工人的命運」。
先從全球化的大架構說起。我們曾經指出: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大國崛起」,是列強資本家挾工業革命後的產業競爭力,一方面對內剝削本土勞工,另一方面對外以重商主義、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向弱勢國家進行「軍事/經濟」侵略。然而,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卻主要是因列強資本家為擺脫本國的高工資及高環保,藉「全球化」的名義及「境外外包」的手段,向弱勢國家尋求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所致;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對準了列強資本家的胃口。因此,中國的崛起,可謂是歷史上首次從廉價勞工推動的「由下而上」的崛起;馬克斯所說的勞動的「剩餘價值」,遂成了中國崛起的槓桿。
再談中國的政經改革。中國從每一個人的職業及每一個人的住房皆由政府安排,轉變到幾乎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求職謀生;於是,數以億計的弱勢地區青壯人口湧向城市及工廠,他們因應新情勢的艱辛痛苦,不言可喻。北京政府一方面深知,「中國價格」(其實主要是低廉的「中國工資」)及禁止工運,是維持「世界工廠」的主要條件;但是,另一方面,相較於各式媒體上紙醉金迷的繁榮表象,這些在工廠裡年輕青澀的「螺絲釘」們,豈能沒有嚴重的相對剝奪感?北京當局雖亦以《勞動合同法》等手段,設法強化勞工的福利保障;但一方面並未落實,另一方面亦與勞工的人生期許仍有極大落差,他們看不到可以逐步往上爬的人生之梯。這也許就是《南方周末》所說,「一代產業工人的命運」。
這正是中國政經改革的大弔詭:中共號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但現在廉價勞工及窮困的農民卻仍是社會的主體;農工階層在經濟上感覺受到剝奪,在政治上又被別人「專政」,使整個社會如愈來愈蓄勢待發的火山。中共政權必須盡快通過這個過渡階段,始有可能長治久安。
最後說台商。富士康的工作條件,無論在中國境內,或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皆應不能說是血汗工廠。但當中國勞工的相對剝奪感形成了政經壓力,兩岸經濟合作必須超越「代工」的層次,也必須超越低工資的層次;否則,在全球化的平台上,遲早會有人取代「世界工廠」的地位。尤其,台商在大陸的角色特別敏感;或可享有一些政經特權,但也極易形成社會攻擊的標靶。此次大陸及香港媒體對富士康的批評,已經帶有社會歧視的色彩在內,值得注意。
北京當局在審慎處理此事的同時,亦當進行更具高度的省思。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化趨勢中,政經改革的比例及速率應更積極一些;另一方面,富士康是相對守法及講理的台商,若將此類社會深層病灶不成比例地歸咎於公司,顯非公平,更且藥不對症,切勿因此使台商心頭蒙上陰影。
此事顯然已經演成「維特效應」的感染現象。但其成因及解決的方法,卻皆潛藏在中國政經改革的深層地帶;不能膚淺地診斷,更不可能以膚淺的藥方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