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孫震】 2008.03.03 04:29 am 
 
我寫完「攤販經濟學」覺得意猶未盡，想接著談一談攤販經濟的一些社會意義。我在「攤販經濟學」中說，攤販是最容易進入的行業，我想到一個現成的例子是郭金發的《燒肉粽》。這首歌的主角原本受到父母疼愛，送他入學唸書，然而畢了業找不到工作，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大學畢了業「沒頭路」一樣，物價一天一天上漲，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吃飯，只好「暫時來賣燒肉粽」。

這首歌有一種悲涼的韻味，尤其是由郭金發先生唱；不過我也當作勵志歌來聽。孔子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雖然耕種，但不一定有飯吃，因為可能遭逢天災，沒有收成。只要認真學習，有品德，有能力，就不怕沒有工作。

不過，人生難料，姜太公80歲才遇到周文王，韓信那麼大本事還曾乞食漂母，孔子自己周遊列國14年，竟沒有一個明君用他。雖然說「君子謀道不謀食」，然而人不能不吃飯，生活總得過下去，重要的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要有一定的堅持。做人的志向不一定是成就大事業，可能只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孔子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互相推讓大位，棄世俗榮華富貴而逃，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們詠嘆多於記述。

年輕人時機未到，暫時寄身於一種世俗視為低下的工作，最初可能覺得大材小用，受到委曲。怕的是慢慢適應了工作與環境，覺得這樣下去也沒什麼不好，更怕的是以前在書本上嚮往的典型，師友同學之間砥礪的節操，漸漸放棄，甚至行為墮落，進一步影響到家庭與下一代的前途和幸福。

先父的一位好朋友，初到台灣時無以為生，找出從上海帶來的幾包香菸到街上賣，賣了錢捨不得買午飯，要等太太大老遠從家裡送飯來，夫妻一起吃。這位老伯後來開了一家豆漿店。我在一篇舊作曾經引用他著作中的一段話：「在我決定賣豆漿之前，對於家庭的生計，子女的教育，曾經深加考慮與再三的假設。若僅靠我一個人找一份普通工作，以薪俸所得，實難維持全家六口吃飯穿衣，三個孩子讀書等最低生活。而且只是按時拿錢回家花費，我和孩子們的聚會時間也減少，孩子們自然看不到我們夫婦的為人，更不曉得賺錢之不易…我住居在羅斯福路房屋的格局，對孩子們的起居、衣著、飲食、早出晚歸、同學來往、自修做功課等生活常情，統統看在我夫婦眼裡，隨時指正與勉勵。我夫婦的刻苦勤儉，一絲不苟的做事，謙恭待人，人前人後說一樣的話，毫無虛偽不實，前後數十年，孩子們由於耳濡目染，自然養成忠厚傳家。」

我的一位好朋友，初來台灣時在台北火車站前擺攤，常被警察驅趕。他賭氣將來要當警察，趕別的人。這位朋友後來果然當了警察，果敢負責，公而忘私，從最基層一路做到警政署長，他挑戰特權，但絕不欺壓善良百姓。

攤販作為一種謀生的方式，其實有很多好處。例如自己就是老闆，用不著看上司的臉色；自己又是夥計，用不著和下面的人惹氣；工作時間自由，早一點或晚一點開工、下班都可以，不舒服或不高興歇一天也不要緊。不過任何工作或事業想要做好，更不必說成功，都必須表現出認真負責的態度，自我要求比外來的約束更重要。理論上不同行業的攤販利潤趨於相等，因為利潤低的行業會向利潤高的行業移動，而移動的技術障礙或資本障礙不大。然而產品、技藝和位置的差別性會使特定攤販賺錢比較多。我住廈門街113巷時，附近街上有一家賣蚵麵線的攤子賺錢買了大樓，但依然在街上擺攤。有人雖然賺錢不多，但仍從其蠅頭小利中拿錢出來做善事，令人肅然起敬。

我可能年輕時小說看多了，總覺攤販之中有一些英雄豪傑、有本事、有學問的人深藏不露。自古如此，如今也不應例外。《史記‧魏公子列傳》就寫一位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朱亥後來助信陵君取得兵權，退秦救趙。信陵君還有兩位隱於市井的朋友，「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者。」當年信陵君想見他們，兩人自匿不肯相見。在台灣詩人周夢蝶早年在武昌街擺攤賣書，前幾年我在報上讀到寫《代馬輸卒》的作家張拓蕪在新店賣獎券。我有一位同鄉學長開店賣水餃，國學高深，又是書法家，每次看到報上有我的文章，他如覺得好就會送我水餃勉勵。攤販縱然不是豪傑之士，只要規規矩矩做生意，也比一些廟堂之上誤盡天下蒼生的政客有貢獻。

我覺得攤販不但在經濟衰退時有提供就業的功能，在繁榮時也提供很多便利和創意，除了豐富經濟生活，也可以當作一種文化事業來發展。

（作者是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元智大學名譽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