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舉辦「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九份解釋談起」研討會，主張威權統治時期的九份大法官解釋及相關檔案應去除遮蔽 - 往事曾經如此

促轉會在兩年前六都市長選舉時，當時的副主委張天欽自比為東廠，形容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為「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錄音檔曝光鬧得沸沸揚揚，結果侯打敗蘇貞昌高票當選市長。事隔兩年，沒想到促轉會再次東廠上身，只是這回膽子更大，毫不避諱直接把手伸進司法院。

促轉會舉辦「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九份解釋談起」研討會，主張威權統治時期的九份大法官解釋及相關檔案應去除遮蔽，也就是把徵集大法官會議檔案資料爭議改為政治檔案，審判的最核心包括評議資料及大法官姓名通通當作政治檔案，行政干預司法莫此為甚。

促轉會點名的九份解釋，包括有關萬年國會及參加叛亂組織等解釋，促轉會主委楊翠雖表示，調用未曾公開的大法官會議紀錄與檔案資料等相關檔案，可以認識大法官在當時體制中的多元面貌，說穿了就是針對昔日威權統治時代的大法官解釋，假藉轉型正義之名，徹底清算整肅國民黨，一舉把國民黨打到趴。

兩年前促轉會東廠風暴，當時的副主委張天欽還得魚目混珠地想辦法找出各國類似侯友宜的案例，要好好把侯友宜「除垢」，如今新任主委楊翠真除不到半年，就直接高舉東廠旗幟喊砍喊殺，把矛頭刺向司法最核心，完全漠視司法獨立的精神，真正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如果司法院輕易高舉白旗，司法獨立就完全繳械了。

試想大法官評議資料及姓名如果可以拿來當政治檔案管理，未來一般法院的評議資料不必受限當事人聲請，促轉會同樣可以轉型正義為名調集相關卷證資料。果真如此，法官還有獨立審判空間嗎？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今（28）日舉辦「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9份解釋談起」研討會，但誠如代表行政院出席的政務委員羅秉成直言，感謝司法院在條件限制下，提供了9件檔案，但在種種顧慮下，人名被遮掩，因此，當年拿總裁手令遊說的大法官是誰，目前無從得知，檔案真相仍難以揭露。而該會主委楊翠說，希望今天的活動是一塊基石，而與會人員也積極提出司法院與大法官會議檔案應開放、移轉的主張。

楊翠致詞時表示，威權統治時期的大法官解釋共有300多號，其中，部分解釋對於當時威權體制下法律秩序的鞏固極具重要性，而今日研討會的主要重點，就是希望回顧威權統治時期，與萬年國會的形成、軍事審判體制的建立、攸關解嚴後政治犯可否上訴等議題相關的9份大法官解釋，以及相關檔案。

楊翠說，「這些檔案是過去兩年，為了辦理還原歷史真相及撰寫任務總結報告的需要，促轉會和司法院幾度協調、調用而來。」她感謝司法院的協助，讓該會能以這9份檔案為基礎邀請國內多位專家學者協助解讀檔案、還原歷史脈絡，同時認識大法官在當時體制中的多元面貌。「今天這場活動是一塊基石，期待在相關檔案的基礎上，與大家交流討論，共同建立起對過去歷史脈絡的理解，並對威權體制與當前的轉型正義工作有更深刻的思考」。

羅秉成則進一步表示，為了調用這些檔案，促轉會進行很多溝通協調，也感謝司法院在條件限制下，提供了9件檔案，但在種種顧慮下，人名被遮掩，因此，當年拿總裁手令遊說的大法官是誰，目前無從得知。他強調，「檔案的揭露很重要。」透過這段歷史的透明公開，看到黨政系統或黨化司法，如何像毛細孔一樣透過權力作用來影響司法，都是瞭解威權時期的方法，期待過往的司法不正義與不法可以更加透明公開。

長期關注轉型正義的立委范雲亦受邀出席，並在致詞時表示，促轉會藉由調用司法院檔案，提供專家學者解讀，就如同打開了一個黑盒子。從這些檔案中可知，過往政治介入影響了大法官，但有個別大法官展現出風骨，「這些人應該被看見。」范雲也認為，司法院檔案應該要去除遮蔽，透明開放，成為司法歷史中黑暗的燈光。

今日的研討會主要分為三個場次，分別就「威權統治下的軍事審判」、「萬年國會的建立與鞏固」以及「萬年國會的終結與軍審救濟之門的關閉」進行探討。與會的學者們透過這9號解釋的檔案資料表示，儘管有些大法官會提出異議，但也有許多大法官在威權統治下，有著侍從思維，或是保守傾向，成為威權鞏固的基礎。

此外，學者們也能從部分檔案資料中發現，政治介入大法官解釋的痕跡。因此，與會學者專家不斷強調司法院與大法官解釋相關檔案資料對於還原歷史真相、釐清威權統治時期大法官的意見與角色很重要，並主張司法院應當開放檔案。成大法律系教授許澤天更進一步表示，還原歷史固然重要，反省過去也應該同時進行，大法官過往的作為，司法院也應該自行探討與反思，才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從教育的角度來說，這幾號釋字應該納入法學教育，才能建立法學的獨立思考精神。

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整合了對於「萬年國會」相關釋憲案的討論後表示，憲法對於威權統治的重要性，在提供權力分配的原則，讓獨裁者與政治菁英共同統治國家。而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則提醒檔案的有限性，「看不到冒煙的槍」，亦即威權統治者的隱微角色，大法官是否選擇服從，從261、 272號解釋的檔案中看不到直接證據，這顯示檔案的有限性。此外，她也提醒除了作成的解釋，大法官不受理的釋憲聲請，也有其意義，值得去耙梳相關檔案，甚至進一步釐清大法官的「威權履歷」與歷史責任。

研討會最後的綜合座談聚焦討論這九號解釋以及其他大法官解釋相關檔案的管理、保存與開放應用的問題上。與會學者皆主張這批資料移轉為國家檔案的重要性，也討論移轉的問題，對此，長期投入台灣史研究的薛化元教授認為，可以由機關自行造冊、管理以及開放應用，以緩解檔案局處理與開放應用的壓力，劉恆妏副教授則質疑司法院限制開放的原因與理由，並強調若以目前無法識別的情況下，就無法釐清個人責任，就會變成某屆大法官的集體責任集體負擔，「大法官是抽象審查，個資保護比一般法院保護程度更低，如果一般法院都公開法官姓名，為何大法官無法公開？」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則以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辦的公聽會破題，指出當年委員會還探究包括司法在內的不同社會部門如何支撐種族隔離制度，儘管轉型正義在台灣很晚才啟動，但或許此時有更多的空間可以面對過往的歷史，可以一起探討在資料開放跟取得的基礎上，以更開放的態度來回顧歷史。

對於促轉會與學者的呼籲，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處長許辰舟表示，這9號解釋是歷史上首次釋出，也瞭解轉型正義的公共意義，因此認同這9號解釋屬於政治檔案，但在開放應用上，是否容許司法院保護評議秘密的核心價值，不揭露個別大法官姓名，希望能繼續加以溝通。檔案局長林秋燕指出，這9號已審定為政治檔案，應該一體適用政治檔案條例的規定，將繼續與司法院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