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military-zhu-072005CN138.cfm

朱成虎一言引發中美戰略關係“核震盪”

我覺得朱成虎將軍的聲明本質上在表達了他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那就是臺灣對於中國來講是不可讓步的原則問題，臺灣問題壓倒中國其他一切的考量，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場。”美國著名的核戰略專家、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所長布魯斯·布雷爾博士（Dr. Bruce Blair）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的專訪時說。

布雷爾博士說：“從中國人的角度，比較以下兩種說法，一種是中國會採取所有必要的軍事手段，包括核武器，來保衛包括臺灣在內中國領土完整，另一種是說，中國準備一旦在同美國的常規兵力交鋒中失敗後就會放棄臺灣。相對而言，前者其實並不是那麼具有爭議性。（朱將軍的說法）在我看來同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承諾將不惜一切的政策立場是一致的。”

根據《金融時報》等媒體報導，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在7月14日在香港回答記者“如果美國介入台海戰爭，中國將如何反應？”這一問題時，以流利的英語回答：“如果美國用導彈和制導武器攻擊中國領土，我想我們只能用核武器來反擊”；“所謂中國領土，包含使用中國解放軍所屬戰艦及戰機”；“如果美國有心干預”，“我們也有決心做出反應，中國人已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朱成虎當時在會上稱這全是他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但這是迄今為止中國高級將官對美國發出的最明確的核威脅。1995年，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曾私下威脅以核武攻擊美國洛杉磯，引起美國政界譁然。在《華盛頓觀察》週刊追蹤採訪中，朱成虎稱外電在報導此事時對他的話斷章取義，有所歪曲。

美國眾議員譚克多於7月14日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要求中國道歉，公開宣佈放棄對台動武。

審視中國戰略政策的矛盾

雖然朱成虎的話在美國朝野上下所引起的衝擊波不亞於一枚“政治核彈”，但是美國深諳核戰略以及軍事戰略的專家多認為，如果就事論事，朱成虎的話並非不實之言。

“我認為（朱成虎的話）並不是威脅，而是在經過一個思考過程後得出的符合邏輯的結論。”布雷爾博士說，“朱將軍對軍事戰略理論見解深刻，也是對新軍事革命（RMA)非常博學的專家，所以他不可能避免下這樣的結論：那就是（中美）軍事力量的平衡如此倒向一方，在現在和可預料的未來，對付美國這樣一個對手唯一有效的軍事武器就是核武器。”

布雷爾博士認為技術革命使得美國在常規軍力方面具有壓倒性的巨大優勢，如果中美圍繞臺灣問題發生衝突，中國的常規部隊將被在情報和精確制導打擊力量方面都佔據優勢的美國軍隊迅速打敗。

“如果我是對中美常規軍力不平衡態勢感到困擾的一名中國將軍，我也會對中國政府遊說，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推進中國的軍事技術。我甚至可能更進一步指出，對於新軍事革命的投資，對於第一時間情報、監測和指揮控制系統的投資是至關重要的，否則中國將被迫完全依賴不明智的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政策。”布雷爾博士說，“如果我是朱將軍的話，我會更多地將重心轉向對政府進言。或者朱的話本身就是說給中國政府聽的。”

布雷爾認為後一種選擇不明智，是由於它操作起來非常危險。美國對中國的核設施實行高度監視，中國任何的先發制人攻擊準備都會被美方監測到，而這會導致美國使用常規力量或核力量對中國的核武力量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美國的核武力量即使在和平時期也保持比中國高得多的發射準備。中國轉為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政策之所以不明智的另一個明顯的原因是，這是一項自殺性的政策，因此並不可信，從而失去威懾力。

“（中國同美國在常規軍力上較量的失敗）會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中國將無從選擇：只能使用核武器，或是被迫摒棄使用所有必要的軍事手段來防止失去臺灣。”布雷爾博士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我認為朱成虎將軍幫助中國指出了其目前所持的戰略立場的邏輯困境和危險。那就是中國的戰略立場充滿矛盾，不可能（在現實中）得以維繫。”

中國既要表明捍衛領土完整的決心，在臺灣問題上使用一切必要的軍事力量；又面對同美方相比絕對的常規軍力劣勢，同時還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戰略家如果細細審視這些立場，不可避免地看到各個立場在現實之中相互抵觸之處。

“依賴常規戰爭而非核武器將有利於美國，中國不可能既保留對臺灣問題的承諾，又不會含蓄地推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布雷爾博士說。“我非常欣賞朱在理論上的誠實態度。如果只是將他作為一個研究人員看，他的評論非常尖銳而有幫助。問題只是在國外看來，他也戴著政府和軍隊政策的帽子，所以他的話被解釋成反映官方政策，或是至少是軍隊內部對於緊急情況的部署計畫。”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歐漢倫博士（Dr. Michael O’hanlon）也對朱成虎將軍的言論持類似看法。

歐漢倫說：“作為一名分析家，朱將軍的話並不一定是錯的。中美之間任何級別的戰爭都可能升級。美國當然不想看到中國以戰爭升級相威脅，但是戰略現實是，任何誠實看待這一問題的人都會意識到（台海問題上）一聲槍響之後戰爭惡化的危險。非常重要的是，（中美）兩國以及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人意識到這一危險。我只是希望是由其他人說朱將軍所說的話，而朱將軍的這一聲明本來可以更多地側重對這一危險的反思，而非發出威脅。”

美國的槍口將更快地對準中國

“朱將軍的評論讓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這是政府官員的聲明，而且是如此爆炸性的話。這些話應該被撤回，如果這很難做到，那就應該有更高層的人出來明白地澄清這不是中國的政策。”歐漢倫博士說，“我想，朱將軍的話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被人記住。熊光楷將軍在1995年的評論在十年之後仍然廣為人知，尤其是那些批評中國的人。而朱將軍的話更為直接。”

2005年以來的中美政治和軍事關係一直頗多曲折，恐怖主義陰影漸退，而朝鮮問題仍然不上不下，拉姆斯菲爾德手下的五角大樓深刻地懷疑甚至敵視日漸崛起的中國，美國還與同中國關係江河日下的日本聯手，保證臺灣在其“看守”範圍，這都使得這一時刻的中美關係處處充滿敏感點。

“朱將軍的話對美國政策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勢必造成持久的損傷。”布雷爾博士說，“在對華政策中，美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它缺乏一個戰略性的理念和從中美長期關係出發的視角。目前關於我們未來關係的辯論在美國引發更多的是熱度而非感悟，情感而非智慧。朱將軍的話非常不合時宜，在火上澆了油。”

五角大樓鷹派早從1998年1月就在其核戰爭計畫中重新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戰略核武器瞄準的目標，這是在近20年裏中美關係無論如何跌宕起伏五角大樓都沒有做的事情。美國當時設定了幾個有限的核選擇來攻擊中國的核武力量、工業和領導人。美國將2-120枚核武器對準每一個選定的目標。在2001年布希總統接著公佈了核姿態回顧（NUCLEAR POSTURE REVIEW），其中布希總統將中國第一次定為“迫近的核意外情況”國家（IMMEDIATE NUCLEAR CONTINGENCY）。

現在無論是日趨衰落的俄羅斯，還是正在消退的全球恐怖主義威脅，都還不能同正在上升中的中國所代表的威脅相比。只有中國可以被打扮成足夠嚇人的樣子，讓美國50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能自圓其說。朱的評論為已經規模可觀的鷹派核心團體提供了口實；可能打破平衡，把一些還拿不出決斷的美國溫和派推到鷹派陣營。布雷爾博士認為，五角大樓的鷹派將會迅速利用朱將軍的話來煽風點火，加快將美國核戰略部署的重心從瞄準俄羅斯轉向到瞄準中國，將更多的核武器對準中國以備“意外情況”。

“這會加快美國下一次將槍口對準中國。”布雷爾博士說，“我認為美國的核部署決策人將追求新的先發制人的核選擇來對付中國的戰略力量。總體來說，朱將軍的‘失言’在美國政治上會被炒作利用，而不幸的是，這是在目前中美關係中舉足輕重的時刻。”布雷爾博士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美國和俄國目前都沒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俄羅斯在1993年摒棄了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來彌補其常規軍力的劣勢，進一步依賴核武器來保護對俄羅斯國家生存的威脅。

“我認為朱將軍的觀點並非牽強附會。朱將軍的立場同俄羅斯當時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FU)的立場同出一轍。他在NFU上的偏離只是將中國劃入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內的主要核大國所持的相似立場中。”布雷爾博士說，“美國總是喜歡對何種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問題搞模糊戰略。所以，公平地說，朱將軍的評論多多少少製造了中國（在使用核武器問題上）更多的模糊性。即使他不是代表中國軍隊或政府說話，他在軍隊思想庫中的高位使得他的話被解釋成中國軍內思潮的反映。”

“朱將軍似乎沒有掌握外界的觀眾如何會將他‘研究員’和‘官方身份’兩個帽子扭曲，在政治上利用他的話來掀起一場風暴。”布雷爾博士接著說。

朱成虎是軍方“智庫”學者出身，曾長期在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擔任研究所副所長，主持研究工作。

“臺灣情況是一個等著發生的‘事故’，而這一‘事故’可能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國下定決心保衛它在臺灣的利益，而美國也依（臺灣關係）法必須在衝突發生時幫助保衛臺灣。即使開始時是低水平的戰術性敵對接觸，雙方在抵抗對方的堅定承諾下，衝突很可能開始螺旋式升級，直到完全失控。”布雷爾博士說。

他說：“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應該對自己管理危機、防止危機升級的能力有太多自信。讓我們記住EP-3海南危機事件發生時，我們兩國應對危機的表現有多麼蹩腳。而更不用說那些放馬到太平洋、可以制人於死地的軍隊，其指揮與控制系統會如何行事，不啻是難以預料。如果在這樣本已變數重重的衝突中再加一層新的不確定性－－核武器的使用，即如朱所言的中方先發制人式的（核）攻擊，那等於是把易爆物放入沸騰的大鍋，只會增加台海衝突中爆發全面核戰爭的危險。對此，我的忠告是慎言。”

陳雅莉，《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6期，2005/07/20

committee100.org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poll-chinaimage-041305CN126.cfm

參差的中國印象

“美國，尤其是美國領導人應該更好地瞭解中國。”佐格比國際（Zogby International）的總裁約翰·佐格比說：“中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不但是美國的重要戰略盟國，還是美國商品的巨大消費市場。”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正日益改善，這是《華盛頓觀察》週刊記者透視一項“中國形象”調查所得出的結論。這項調查是美國華裔傑出人士組織的“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協同佐格比國際民意調查公司進行的。

美國政客不喜歡中國？

“百人會”是由一百多位美國各界華裔精英組成的獨立的、無黨派的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利用成員的經驗與資源鼓勵美國發展與大中華地區的友好關係，推動美國亞裔人士全面融入美國社會。為此，百人會每年都會就與中國或華人相關的問題進行民意調查。

今年，百人會調查的主題是美國人對中國和對中美關係的態度，調查發現，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比以前所有改善。百人會曾於1994年進行過相同的調查，當時有46%的接受調查者表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而這次則有59%。意見領袖們認為，中美關係改善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建立、發展了市場經濟。

同時，所有接受調查的意見領袖和60%的民眾表示熟悉中美關係。這表明在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和對外交流的發展，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也更加深入，對中國的看法也呈現向積極面發展的趨勢。約一半的美國民眾認為，中美關係將會進一步改善，只有約十分之一的民眾認為中美關係將會惡化。

儘管調查結果顯示，多數美國人不認為中國是美國反恐戰爭中的“可靠盟友”，但是，中國卻在美國人心目中盟友的名單上排在英國、日本和以色列之後名列第四，甚至高於沙烏地阿拉伯和法國。

但是，在佐格比國際深訪的101位認為自己對中國有所瞭解的國會工作人員（48.5%的是民主黨，36.6%的是共和黨）中，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僅有19%，遠低於普通民眾的59%和商界領袖的63%。認為中美關係比過去有所改善的國會工作人員也只有27%，遠小於普通民眾的45%和商界領袖的43%。

“發現和注意到這一現象是第一步，”百人會成員、著名的華裔商界人士謝蘇齡（Carolyn Chin）在面向百人會會員的調查結果發佈會上說，“百人會接著要考慮制定項目，來進一步瞭解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國會工作人員對華態度不佳。”

會上有學者指出，美國以民主學為主的左翼政客擔心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威脅，而以共和黨為主的右翼政客則擔心中國對美國的軍事威脅，也許這些擔心造成了國會內對中國的負面印象。

美國人歡迎中國貨

儘管美國一些製造商協會與工會組織指責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廉價產品，和美國企業將業務外包到中國，造成了美國本土工作機會的流失，但“百人會”的調查卻發現，大多數美國人仍認為，來自中國的大量低成本商品對美國來說利大於弊。

63%的民眾、77%的商界領袖和57%的國會工作人員說，從中國進口的價格低廉的商品為美國的消費者帶來了好處；同時，73%的民眾、82%的商界領袖和67%的國會工作人員認為發展中美貿易對美國有利。

令人意外的是，接受調查的工會會員中也有63%的人表示，他們歡迎從中國進口的價格低廉的商品（這裏的工會成員包括所有工會，不限於工作流失最嚴重的美國製造業）。而且，在過去一年中失去工作的民眾並不認為中國是他們失業的主要原因。

但是，有52%的民眾、48%的商界領袖和51%的國會工作人員認為，與印度和墨西哥相比，中國更可能是美國因外包而造成國內工作機會流失的原因，表明了美國人對外包造成了工作流失仍感到擔心。

中國威脅論有多可怕？

提到“中國威脅論”，美國人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主要是經濟上的。有24%的民眾、30%的商界領袖認為，中國將對美國在經濟上造成嚴重威脅，持這種看法的國會工作人員則高達54%。認為中國會對美國造成嚴重軍事威脅的人數要少許多，只有15%的民眾和16%的商界領袖這樣認為，國會工作人員的比例仍較高，達到36%。

按人數的多少，受訪者對中國最擔心的問題依次為人權問題、美國就業機會的流失、中國的軍力發展和中國的環境惡化。有46%的民眾和54%的國會工作人員最為關注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而53%的商界領袖最關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同時，有42-55%的民眾和意見領袖認為，過去十年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改善。對中國環境問題的擔心是這次調查中的新發現，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在發展中不重視保護環境的不滿。

孩子是中美關係的“天使”

雖然調查表明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比以前有進步，但仍需要進一步加強。例如謝蘇齡提到，儘管所調查的國會工作人員都是自認為對中國事務有所瞭解的，但是只有4%的人知道中國的國家元首是誰。

在增加美國人對中國人瞭解方面，也許以前人們沒有想到的途徑能夠起很大的作用，例如，有23%的民眾說他們的親友中有人從中國收養了兒童，遠遠高於實際被收養的兒童的人數。也許這些在美國找到家庭的小天使們，是促進更多美國人瞭解中國的“小大使”呢。

“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有長遠眼光的和建設性的，我們對此表示欣慰。我們堅信美中兩個大國會找到正確的合作方法，以共同為世界的繁榮與和平出力。”百人會主席李錫輝（Bob Lee）指出。

此次調查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在2004年4月進行，調查的對象是美國民眾，包括1202位隨機選取的普通民眾和203位“意見領袖（商業、媒體、政府、宗教、學術界的對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人士）”，第二階段是在2005年3月進行的，調查的對象包括150位元商界領袖和101位美國國會工作人員。因為人數較少，對意見領袖、商界領袖和國會工作人員的調查採取的是深訪方式，結果也以定性分析為主。

高斯，《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14期，2005/04/13

中國駐海地防暴員警
Tom.com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infocus-latinus-031605CN122.cfm

此消彼漲 中國在填入美國丟失的拉美“真空”

“布希在第一任期在拉美外交中失分非常嚴重，尤其和委內瑞拉的關係處得很糟。”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拉美專案高級研究員朱莉亞·斯維格（Julia Sweig）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美國總喜歡在拉美地區給自己樹立一個‘敵人’。這種愚蠢的政策其實只是主管拉美事務的高級官員的一己偏見。”

2005年3月9日，設在邁阿密的美國南部指揮部將軍布蘭茨·克拉多克（Bantz Craddock）在國會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表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勢力日益增強，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

然而，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的幾位拉美事務專家卻認為，克拉多克將軍言重了。

“對中國和拉美雙方而言，中國因素恰巧出現在一個非常幸運的時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西半球項目主任萊奧登·羅伊特（Riordan Roett）說道。

拉美的中國效應會持續多久？

“我擔心美國最近幾年正在逐漸撤出拉美，這與該地區的歷史定位不符。”美洲國家對話組織（Inter-American Dialogue）政策副主席邁克爾·希夫特（Michael Shifter）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雖然拉美國家從沒成為過美國的私有財產，但在1930、1940，乃至1990年代，雙方在各個方面都有緊密接觸。遠的不說，布希在處理與拉美關係上就無法和他父親相比。”

希夫特認為，現任布希政府正在走一條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拉美路線：9.11之後，白宮覺得自己並沒有從拉美夥伴那裏得到足夠的支援。尤其是對伊拉克的政策，很多拉美國家明確地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上，讓布希極為失望。另一方面，從美國的總體外交政策看，拉美這一塊也在華盛頓眼中很難成為首要的考慮。

“如此環境之下，唯一的邏輯性結論就是，其他國家（勢力）將在（拉美）這一區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希夫特說，“我並不把中國看做是美國在拉美地區的威脅。也許中國的存在是一種健康的因素，能刺激美國更積極地追求與拉美夥伴的共同利益。

從利益角度，斯維格分析說：“中國在拉美的利益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經貿往來，並沒有太多的安全訴求。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向海地派出了維和防暴員警，讓（美國）一些人開始警覺。”

“很難說中國在拉美地區有什麼長期的戰略野心。”希夫特這樣解讀，“中國的角色可能是短暫的，也可能是複雜而長遠的。很明顯，中國現在正在某些特定領域中挖掘機會，尋找利益，但是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所有這些利益是否需要代價，是否會激勵中國在拉美尋求更深、更嚴肅的力量介入。”

與希夫特的擔憂相比，羅伊特看到更多的則是中國和拉美的經濟雙贏前景。

“中國正在成為這一地區非常重要的外交和經濟力量，它從拉美進口的商品和原材料讓南美國家在雙邊貿易中贏利豐厚。”基予此，羅伊特認為，“美國沒有理由擔心中國在拉美的地位上升。這是一個廣義的戰略重組局面。比如，在20國集團（G-20）的框架中，巴西和中國就顯得格外突出。中國支持巴西申請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即是國際事務中外交戰略轉移的有一個範例。”

成立於1999年的G-20是一個以應對全球化挑戰、促進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為己任的重要國際論壇。其成員國包括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G-20擁有世界GDP的90%以上，世界貿易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2/3。G-20旨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促進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2005年，中國將擔任G-20主席國。

美國在拉美還剩什麼？

“美國近年來對拉美事務幾乎沒什麼興趣，只有毒品、石油和遊擊隊的干擾能引起美國的注意。”熟諳拉美事務的羅伊特說，“過去幾年中，美國輸了拉美的毒品之戰，原因不在於毒品生產，而是銷售。華盛頓的政治家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因為它在政治上過於敏感。”

希夫特具體解釋說，拉美國家製造毒品有時是為生計所迫。但當毒品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時，華盛頓就勃然大怒。關鍵是，美國並沒有多鼓勵拉美政府解決各自國內的毒品問題，而是譴責，逼迫，將外交關係搞得一團糟。

除了毒品摩擦，委內瑞拉成為美國在拉美事務中另一個“燙手的山芋”。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給美國製造了非常麻煩的問題。”羅伊特說，“美國認為他是南美民兵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FARC）的幕後支持者，並試圖在拉美其他地方運用其金融影響力。”

站在歷史的制高點，斯維格說，“美國在歷史上一貫推行的拉美政策就是‘尋找自己在拉美的敵人’。美國過去孤立古巴，現在又找上了委內瑞拉。就因為查韋斯喜歡自行其是，說話具有煽動性。”

斯維格的話不無道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2月20日通過廣播發表講話，威脅如果有人試圖暗殺他，他將停止對美國的石油出口。查韋斯曾斷言，如果他被暗殺，美國總統布希就是罪魁禍首。

“布希現在奉行孤立委內瑞拉的政策，言辭上對其大加鞭撻。”斯維格進一步說，“五角大樓是美委關係中首當其衝的鷹派代表。國務院要緩和一些，而白宮則在二者的政策爭論中權衡、調整。”

“不巧的是，這樣一個令美國頭疼的國家卻是它賴以生存的第四大石油輸入國。”羅伊特不無幽默地說。

但斯維格認為，“中國與委內瑞拉的石油貿易不會過分妨礙到美國。中美關係有一個大框架，其中，東亞和臺灣問題是眾所公認的爆破點，二者在拉美事務之間縱然有利益衝突，也只是小摩擦而已。”

尋求國際獨立的拉美

“如果說中國會取代美國在拉美的地位，不如說，這是拉美要擴散其經濟和政治觸角在邏輯上的副產品。”羅伊特從外交博弈的另一個角度這樣說，“加強與歐盟在農業補貼和其他問題上的交流也是這一政策的延伸。”

希夫特具體解釋道：“拉美國家正在感知他們的力量，試圖在尊重美國的前提下嘗試獨立。它們更願意建立多元化的盟友關係。中國、印度、歐盟都是它們拋出橄欖枝的物件。”

“如阿根廷這樣的拉美國家甚至有點誇大了中國對這一地區的轉型作用。”希夫特說，“它們過於渴望中國的到來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助其實現經濟騰飛。但我覺得這有些奢望過多了。大部分拉美國家對中國因素的看法要更加務實。因此，我的總體感覺是，拉美國家將從和美國及新角色（如中、印）的合作中雙向受益。”

退一步看，羅伊特認為，拉美國家與外界的過多接觸可能會對美洲貿易區發展產生排擠作用。預定于2005年生效的美洲自由貿易區 (FTAA) 是以美國為核心的經貿組織，未來預計整合現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美洲共同市場、南方共同市場、加勒比海共同市場等經貿組織，形成一個完整的自由貿易區，並取代歐盟 (EU)成為全球最大的經貿組織，因此會對美洲以外的國家形成排擠效果。

“華盛頓對於拉美的未來也有不同的聲音。”希夫特說，“一派認為，拉美的外交多元化和獨立性對這一地區的發展有積極意義。但是傳統的觀點仍然把拉美作為自己的後院，認為美國要掌握這一地區的絕對主導權。”

希夫特坦言，現在還很難說哪一種意見會占上風。但他認為這種分歧將會一直貫穿於布希的後四年任期。

也許正應了斯維格的說法：“美國有些官員擔心拉美在外交上的多元化和在國際地位的獨立性。但是布希政府的高級外交官們無暇細想這件事。與全球外交戰略相比，拉美似乎還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

李焰，《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0期，2005/03/16

Shambaugh
GWU.edu

再辯中國在亞洲的戰略角色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usview-statusquopower-031605CN122.cfm

“中國已被亞洲鄰國看作是一個‘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中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評論到，“不論在雙邊還是多邊關係，中國靈活的外交手腕已經贏得了不少周邊國家的讚譽。結果是，亞洲多數的國家將中國視為友善的鄰居，一個有建設性的夥伴，一個不威脅人的區域強國。”

沈大偉說，“中國和其周邊國家的頻頻接觸（engagement），不僅對亞洲的權力平衡造成很深遠的影響，更進一步改變了世界舞臺的格局。中國在此地區所造成的權力更迭，顯示亞洲地區權力的天平已經不再一邊倒地指向美國了。”

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卻認為，中國的所作所為完全基於其本身的戰略考慮，而非出於維持現狀的善意。

“中國在經濟上不斷快速發展，和周邊國家頻頻接觸，都是意在防止這些國家聯合起來對抗中國。中國以成為為亞洲安全提供保障的唯一強國為目的，種種跡象均顯示，她是在為未來成功取代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而鋪路，”特利斯分析道。
中國已是“現狀強權”？

沈大偉博士3月14日在華盛頓著名的右翼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 Enterprise Institute）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如何改造亞洲地區秩序的研究報告。在這場討論會上，中國通們熱烈地討論中國在亞洲所扮演的戰略角色是不是已然清楚定型。

剛於2月23日在《國際先驅論壇報》高分貝呼籲歐盟繼續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避免中國獲得先進武器的沈大偉，在他的論文中卻筆鋒一轉，表示中國已經不再是經典現實主義中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而是“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

“中國不再對‘現狀’感到不滿而繼續規避參與國際社會，而是想要維持現狀，捨棄舊有的‘對抗性’”，沈大偉說，中國一改以往將區域和國際性組織看成是敵對而且試圖限制中國的集團，開始積極參與區域組織和論壇，其中尤其以ASEAN+3和上海合作組織為兩大軸心；經濟上，中國也持續發揮影響力，整合發展ASEAN＋3 成為自由貿易區；甚至和中國長期以來有不良雙邊關係的鄰國，尤其是韓國、越南和印度，也都出現前所未見的轉機，他接著分析，在亞洲，除了臺灣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芥蒂仍深外，以往和中國有邊界爭議的國家，除了印度之外，如今的雙邊邊界爭議也都有很大的解決。

沈大偉認為，中國為了維持主權領土完整，確保共產黨長期執政，以及國家的繁榮和強大，瞭解到必須積極使用外交政策，最大化外交關係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而這些目標更具體體現在中國自90年代晚期以來的新外交態度。

但特利斯卻表示，沈大偉所列舉的這些都是中國的“短期目標”，長期而言，“在中國達到超級強國的地位時，不一定還會這麼想”。

美國該如何回應？

沈大偉也特別從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在亞洲的新地位。身為研究中國解放軍現代化的專家之一，他在深入觀察研究中國近年來的軍事現代化進展後，並不能看出中國軍方實質上有加強其戰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能力，也看不見這樣的傾向。他舉出的證據有：中國沒有製造航空母艦戰鬥群、只有少量能在海上操作的驅逐艦、沒有取得海外的軍事基地、極少進行遠離中國沿海的軍事演練、沒有製造遠端轟炸機和空中預警雷達機…等等。

“解放軍的軍力提升完全是針對台海衝突而來，並沒有投射到中國鄰近地區之外的跡象，”沈大偉強調。他認為學者有必要將中國的戰力投射能力和針對臺灣的武力展示區分開來，並指出中國為消除周邊國家的疑慮，已逐漸增加軍事計畫的透明度，更採取了不少“公關”手法增強他們對中國的信任，包括加強雙邊國家之間的安全對話和軍事交流。

“我不認為大國的崛起會如同米爾斯海默所提倡的，必定會導致強國間的權力衝突和勢力消長，一定是個‘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沈大偉評論到，“亞洲這麼大，當然容的下中國和美國各自追求其國家利益，和平共存，並找到機會互相合作。” 美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提出了現實主義新的論點，指出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感到滿足，傾向無止盡地追求權力最大化，大國與超級強國間不可避免地相衝突，最後必有新的強權隨之而生。他的這一學派被稱為“進攻現實主義”。

“畢竟，一國影響力的衰退並不一定是源于另一國勢力的增長，”沈大偉說。他也特別舉2001年7月中國前外交部長唐家璿曾對美國前任國務卿鮑威爾說的話“中國歡迎美國在亞洲成為穩定力量”為例，顯示中國並不是反對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

沈大偉不忘強調，“中國和美國雖然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重要的是，兩國在多數議題上是有共識的”。

曾合著有《中國的宏大戰略》一書的特利斯對中美未來關係發展看法明顯悲觀。他認為中國不斷自我壯大的能力，基於過去500年來的歷史教訓可知，遲早會和目前世上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發生衝撞，而他“看不出何以中國可以逃過此歷史規律而成為特例”，而美國需要瞭解到“早期預防”的重要性。

“美國不該呆坐著盼望亞洲自動會有權利平衡的作用發生，這是需要投入精力去創造的，”特利斯坦言道，“尤其在全球經濟高度互相依存的今日，美國唯有努力強化國力，加大中美兩國之間的權力差距，才是聰明的回應之道。”

徐琳，《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0期，2005/03/16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infocus-antisession-030905CN121.cfm

美專家看“兩會”的“台港因素”

“（中國在制定）反分裂法本身似乎有政策困境，”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政治系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Richard Baum）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專訪時，針對剛出臺的《反分裂國家法（草案）》作出以上表示，“一方面，北京希望它能夠牽制臺灣的‘台獨’勢力，對台獨分裂活動宣告‘底線’所在；但另一方面，大陸可能鑒於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反應，而採取比較保守、謹慎的用詞。要在兩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確實不容易。”

《反分裂國家法（草案）》在3月8日正式出臺，引起各方密切聚焦。法案出臺前即引發臺灣和美國的激烈反應。不僅僅是美國在臺面下動作頻頻，在2月初還派了國家安全理事會亞洲高級主任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到北京“循循善誘”一番，臺灣政府也高喊要制定“反併吞法”，臺灣“獨派”人士在人大開會時也熱熱鬧鬧地辦了“反” 反分裂大遊行，將“反分裂立法”議題風風光光地抬上西方大報的國際版面。

“現在要關注的是，反分裂立法對香港或澳門將來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啟示，還是完全只針對臺灣而來。”美國前國務院中國暨蒙古科科長史斯蒂芬·史萊克（Stephen A. Schlaikjer）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史萊克：臺灣要“酷一點”

美國和兩岸所關注的焦點著實不同。大陸和臺灣媒體大幅報導“胡四點”，認為其與往常相比，對台立場相對柔軟。相較之下，美國主流媒體，包括《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等等，選擇強調“反分裂立法”提升台海緊張局勢，以及胡、溫講話中對“台獨”決不妥協等比較“強硬”的部分。然而《紐約時報》於3月5日則以“中國領導人對臺灣發表軟硬兼施的談話”（China Leader Mixes Rhetoric on Taiwan）為標題，多少反映出其對中國政治的解讀不同。

英國《金融時報》於3月7日便以“北京立法不太可能傷害兩岸關係”為題，直指陳水扁在“獨派”的壓力下，仍然選擇避開直接參與“反”反分裂遊行，也沒有再公開提到制定所謂“反併吞法”，原因是臺灣政府不願挑釁大陸。報導還引述陳水扁身邊謀士的話，稱陳水扁欲將“穩定兩岸關係”定為他任內的政治遺產（political legacy），因此不願因為反分裂立法而“放棄他對北京的溫和路線”（moderate line）。本文作者，《金融時報》駐臺北記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中文流利，更是臺灣政論節目的常客，對陳水扁政府和臺灣社會走向常有獨到精闢的見解。

“其實，通過（反分裂法）並不算是脅迫（coercion），”史萊克解釋說，“畢竟，大陸方面並沒有實質的軍事動作，這才會是美國政府關切的重點。”

包瑞嘉教授覺得臺灣領導人或許也有同樣的領悟。“臺灣方面比較立即的反應，算是3月7日的遊行示威。可是臺灣政府的反應算是平和，甚至有明顯降低（反分裂法）重要性的意味，” 包瑞嘉教授分析道。

“臺灣要是真的不認為大陸立法的影響力能及於臺灣，就對這件事採取平和一點的態度，反倒是挺‘酷’的，”史萊克如此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道。

《反分裂法》扯上香港？

在《反分裂法》草案正式公佈前，史萊克曾向《華盛頓觀察》週刊表示關注“反分裂立法”是否對香港、澳門，甚至新疆、西藏未來的立法都會有影響，包瑞嘉教授在看過3月8日剛剛公佈的草案後，表示看不出《反分裂法》有涉及港澳立法程式的涵義。

“我認為大陸刻意地將港澳和臺灣的問題分開（de-link），不願讀者對兩者的情況作出聯想，”包瑞嘉解釋到。

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CEIP）專研香港政治和法律的研究員熊美英（Veron Hung）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專訪時稱，當大陸方面在幾個月前首次提到“反分裂立法”時，曾經造成香港民眾的不安，但經過中央的特別澄清解釋後，港人一般已經沒有這樣的顧慮。

“香港人現在倒是對董建華的突然離職甚感驚訝，”熊美英說。

美專家：董建華離職“有跡可尋”

包瑞嘉和熊美英一樣，都對董建華的離職感到很突然，但都表示他的離開其實有跡可尋，尤其是2004年12月在澳門斥責董建華“查找不足”一事，可以顯見中央對董建華已有不滿。熊美英更直言，目前港人對中央新領導班子信心足，香港經濟也有好轉，此時讓董建華走，或許是要他“有點面子地下臺。”

“董建華已經成為北京的負擔（liability），”包瑞嘉說，“他和他身邊的人似與香港社會關切的事有所脫節。北京此時要他走只能算是‘減少損失’(cutting loses)。”

在被問及聽聞董建華的突然辭職時的反應，史萊克表示他並不特別驚訝。“早先就有消息指出他將接任政協副主席。這個職位一般都是給退休的省長安排的，我當下就認為這個提名有蹊蹺，很可能是個給董建華留點面子的位置（face-saving position）”史萊克說。至於董建華選擇此時離開的原因，他也表示目前輿論猜測很多，他不願妄下論斷。但若真如董建華個人所說，是因為“健康因素”要走，史萊克覺得也不無可能，畢竟董“已經67歲”，就算“他身體沒有問題，心理上的壓力或許也是不小。”

“董建華是個不錯的人（nice guy），為人正直（integrity），不貪污，”曾在97年間擔任美國駐香港副總領事的史萊克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專訪時如此評論到，“但是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23條在香港鬧大的事件，我認為他沒有預期到香港居民對此法的反應，的確是董建華的失誤。”史萊克認為董建華在基本法23條的處理上錯誤地猜測上意，導致過分保守，不僅失去香港人心，更動搖了上級對他的支持。

“健康因素，加上董建華可能會自我評斷表現不佳，或許是董建華辭呈上寫的離職原因，”史萊克說。

董建華離職時機，也許是“轉機”

“美國現在關切的是，董建華的離職是不是能夠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轉機，”史萊克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表示，“我個人覺得，由種種跡象看來，董的離開有可能是潛在的麻煩（potentially troublesome）。”

史萊克認為事件的演變可能是負面的，原因有二。其一，由於基本法中有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缺位時的補選條件，並不是說得很清楚，其模糊地帶引發社會對新任長官任期的諸多討論和臆測，甚至不安。此外，董建華似乎是被‘體面地打發走’（ease-out），顯示出北京對香港的政局還是有很大的干預能力。

“現在就看北京的意圖為何了，”包瑞嘉分析道，“相較於北京過去在治理香港的路上跌跌撞撞，董建華的離開或許暗示著新的契機。”但包瑞嘉也指出，目前看來新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會是董建華剩下的兩年任期，也就是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所作出的“2007年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普選”的決定仍然有效，等於再次對香港的民主進程予以否定。

“中央決定讓給香港民主人士一寸，他們可能決定要一尺！”包瑞嘉分析說，“北京在不願意看到香港不穩定（instability）的情況下，的確面臨兩難”。

史萊克最後也直言，董建華的下臺是不是能為香港帶來正面的轉機，決定權還是掌握在大陸手中。“不過，不論大陸方面最後怎麼決定，各界恐怕還是會責怪北京的干預，雖然這是法律明文規定，賦予大陸高層的權力，”史萊克評論到。

香港的民主派原先是擔憂中央選擇此時讓董建華下臺，繼任者可以一做5年，等於是將普選的可能性向後推遲到2010年；但在中央表態繼任者只是完成剩餘的2年任期後，香港民主人士又跳出來指責中央，稱如此一來，不僅2007年普選無望，普選的討論還要延遲到2012年，對他們的努力而言又是一大挫敗。

針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的說法，熊美英認為根本是“為反對而反對”。“客觀來講，2年任期對中央和香港都有好處。一方面香港在2007年便可探討普選，或是擴大選舉委員會的可能性，雖然這個可能性非常低；另一方面，中央對繼任者的認知、信心如有不足，2年的試驗期也算足夠了，”熊美英分析道。

熊美英也說，一般而言，港人對曾蔭權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說曾蔭權的上任會完全沒有挑戰：首先，原來與曾蔭權平起平坐的其他內閣官員，會不會服他的指揮；其次，曾會不會有中央在背後的全力支持，還是未知數。

史萊克也特別提到，香港民眾或許會歡迎即將代理香港行政長官職位的政務司長曾蔭權上任，但他畢竟不是民選出來的，對香港民主進展的影響有限。史萊克本人對曾蔭權的評價頗高，稱他“十分有能力，有自信，受到民眾普遍喜愛”，同時“是個專業的政務官，也知道不要作逆勢而為的事（won’t push the envelope too hard）。”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蔭權若真成為新一屆的行政長官，可以坐上幾年，雖不是香港民主之福，但對香港實際發展上應該是有好處的。”史萊克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徐琳，《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9期，2005/03/09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big5/usview-cnlabor-030905CN121.cfm

勞動力結構轉型震撼中國GNP

“中國農業實力已在悄悄追趕美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農業經濟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形象地舉例，“中國農業正以每兩年就多生產出一個加州的速度增長。”

從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例從過去的高於70%降到現在的不足50%。相反，在非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工作人數則翻了三倍，從過去的1億2千萬人壯大到如今的3億6千萬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羅倫·布南特(Loren Brandt)在其《中國結構轉型及增長》(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的論文中寫道。

結構轉型是一把雙刃劍，農村少了勞動力，城裏多了打工仔，從農業到非農業的結構性轉化在成為中國生產力助推器的同時，也對兩大支柱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農業轉型是GNP增長的精靈

“對於只有30%城市人口的中國來說，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是非常成功的。”羅斯高肯定道。

25年的經濟改革一路走來，人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村人走入了城市。以往操著鋤頭的手如今幹上了工業和服務行業的活。到2000年，45%的農業人口已經不再靠耕地為生。80%的農村家庭中，至少有一個人分流到別的行業。

布南特在論述中說，過去，在考察GNP增長速度時，經濟學家們往往困惑於這樣的事實：中國非農業產業的人均產值增長比GNP的總體人均產值（非農業+農業）增長要少很多；因此，有人推出了這樣結論：中國農業增長實際比非農業增長還要快。

顯然，這個與常識相背的結論缺乏說服力。而這個在GNP數字中“搗亂”的精靈其實是中國勞動力從農業走向非農業的結構型轉化。中國勞動力在農業部門的生產力要比非農業部門低很多，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二者的比例曾達到1：4或是1：5。因此，將勞動力從低產的部門轉移到高生產力的部門，無形中增加了總體上的人均產量。

布南特發現，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重新安置促進了非農業部門的生產力，也加速了其就業增長的勢頭。從1978年到2000年，在中國的總體GNP成長中，非農業部門產值占45%，農業部門占25%，而剩餘勞動力轉化所帶來的產值居然占到30%。

“製造業產品的價格相對於農產品價格的比例一直保持穩定；非農業部門的人均勞動生產力相對於農業部門的優勢也幾乎沒有變過。這些因素是農村勞動力在25年間不斷湧入城市的原動力。”布南特這樣解釋。

剩餘勞動力從農村的持續淡出並沒有延緩中國農業前進的腳步。按羅斯高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中國經濟研討會上提供的資料，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在17年間以每年增長3.5%～4%的速度增長，因此，單從農業看，中國是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

羅斯高說，“政府已經逐漸減少對農業的體制性束縛，農民現在已經能直接面對市場了。再加上中國國內日益便利的交通，趨向統一的全國性農產品價格，

“但結構轉型帶來的問題也值得注意。”羅斯高提行說，“比如，被留在農村的人是否有人照顧，離開土地又無法找到工作的人應如何安置……因此，結構轉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沒有糧食危機

中國農業讓世界矚目的是逐漸減少的耕地，和中國人越來越大的“食量”。早在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就在《世界觀察》雜誌上發表了題目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截至2004年底，中國已成為大豆的第一消費大國，在很多農產品進口上逐漸與美國接近。

“中國只要繼續提高農業技術投入，農業不會出現供給不足。”羅斯高從不為中國人的生計問題擔憂。他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雖然人們總說，中國的耕地在減少是個令人擔憂的大問題，但是在我看來只是小困擾。”

他說，過去20年間，中國農業技術投入增加迅速。從1985年開始，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長，與美國過去100年的投入一樣。到現在為止，投入已經到1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05年中國生物技術投入長了三倍，達到5億美元，和美國持平，而美國的投入中還有一部分是非官方集資。因此，羅斯高預計，到明年為止，中國的投入會超過美國。

“中國政府的做法是明智的，”他說，“農業技術的提高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減少勞動力投入，同時卻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

羅斯高強調，中國在1997年後就實現了農業出口順差。而世界糧食生產能力也是極其充足的。更何況，世界糧食的價格近年來一直持續下降。

“糧食危機之所以被炒作出來，”羅斯高對《華盛頓觀察》週刊分析說，“是因為從官方角度，只看重某一年的供給問題。他們看到這一年價格升了，就會警覺起來。其實從長遠來看，中國沒有農業消費危機。”

限制農村移民是“因噎廢食”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城市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當移民過多湧入時，城市可能會“超負荷”，發展的腳步也會愈加遲緩。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它每年的淨增常住人口都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因此，《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說，到2020年，要把北京市總人口控制在1800萬左右，其中戶籍人口控制在1350萬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控制在450萬左右。

“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相信，如果限制這種移民趨勢，中國經濟將付出巨大的成本。”布南特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表示。無疑的，在他眼裏，這些負擔相對於經濟發展的大局都不是大問題，而限制這種轉型無異於“因噎廢食”。

“當然，城市為這一結構轉型所承受的壓力是多方面的。”布南特退一步解釋道，“你必須要設法容納從農村遷移而來的勞動力，解決他們在教育、住房、醫療保險等公共設施方面的各種需求，負擔的確不清。更何況中國對農村移民和他們的子女實行的都是歧視性政策。雖然有些限制已經開始鬆動，特別是在南方和沿海地區，但這些總體的社會壓力仍然很大。”

布南特說，“農村人進城不會對城市的勞動力市場造成太大的衝擊，因為他們從事的工作一般都是城裏人不願意做的，或是不能做的。總體上而言，中國正在鼓勵中小城鎮的發展，而農村移民向這些地方分散，能有助於減緩諸如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的壓力。”

也許這正是北京不限制外來人口進京的原因。按北京人的話說，這本身就是對中國整體發展所做的貢獻。

李焰，《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9期，200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