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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續輝煌 美國大都市人口日漸流失

持續幾十年人口減少的美國大都市在90年代隨著外來移民的湧入和新潮咖啡館、餐廳和住所的興起曾經重現生機。好景才維持了10年，美國的主要大城市如今又開始縮水了。2005年5月30日發佈的最新人口普查估計，超過24個在過去10年中曾迅速發展的大城市目前正處於衰退中。快速成長的城郊地區向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服務型職業，而適中的房價也是吸引外來移民搬家到這裏的原因，雖然他們一開始是在大都市的市中心發展起自己的事業。

“一個重大變化是，人們開始從城市中搬出來了。對很多人而言，大都市只是他們落腳的一個中轉站，沒有人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大都市的輝煌期還能延續多久。”布魯金斯協會人口學家威廉姆·弗雷（William H. Frey）說，“但我們顯然是在朝著和那時不同的方向發展。”

中西部城市受挫最大

弗雷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全美251個大都市中，有68個在2000到2004年間人口縮水。而在90年代時，只有36個城市出現了這種情況。

變化最大的地區是美國中西部。上個世紀最後十年裏，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減少，而現在加入這一潮流的城市卻高達60%。 南部和西部也曾現這種情況，其中包括加州重鎮三藩市，和奧克蘭。人口學家將這一衰退歸因於那裏高起的房價和高科技經濟泡沫的破滅。弗雷說，即使是發展迅速的美國新興城市，擴張步伐也放慢了。

在這個十年中，芝加哥人口減少了3萬4千人，但主要是因為拉美裔移民的外移。

“西班牙裔家庭開始大批離開城市，到郊區享受更安全的居住環境，並為子女提供更好的學校。”芝加哥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的人口學家肯尼斯·詹森（Kenneth Johnson）說，“一些年輕的單身移民甚至直接到城郊落腳，那裏能為他們提供越來越多的建築、清潔和其他服務行業的工作機會。”

詹森說，“大城市可能還會有大批量的西班牙移民湧入，但是不會有90年代的數量了。但我想，拉美裔移民移居城郊的原因應該正是白人、黑人這樣做的理由。”

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人口流失之嚴重，已經影響它在整個美國的地位了。曾經昂首位列美國10大城市中的它，如今，人口縮減到900,198，被矽谷中心聖何塞擠出了10大。

這種人口趨勢“對整個密歇根州來說，都是件悲哀的事情。”偉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密歇根城市資訊中心主任庫爾特·麥茲格（Kurt Metzger）說，“這說明，我們經濟走勢不好，也說明密歇根是以家庭居住為主的州。”

東海岸呈現多樣化

相對於西部而言，美國老牌工業基地東北部的大都市算是景況尚好。新澤西州的紐華克和紐約市都在沉寂了幾十年後有所反彈。特別是紐約，自2000起城市規模一直持續發展。但是像費城和克里福蘭等卻更呈現出“昨日黃花”的慘境，人口縮水的趨勢從未停止。

巴爾的摩和哥倫比亞特區的人口調查也揭示，這兩個地區自從1950年代起人口就一直在縮水。在波士頓，東北大學勞工市場研究中心經濟學家保羅·哈靈頓（Paul Harrington）說，高科技的崩塌重創了這個城市。波士頓的工作機會從2001底到2004年底減少了7%。

“這個城市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少得可憐。”他說，“如此語境下，人口減少和城市衰退是自然而然的事。”

當然，人口學家也強調，人口增長不是衡量一個城市成功的唯一條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雖然居住在市里的人在減少，但是房市仍然紅火，商家也是財源廣進，繁榮的局面甚至超過了華盛頓有一百萬居民的時候。

“如果一個城市將自己的發展旨在為單身、沒有孩子的夫婦、同性戀和追求新鮮生活方式的階級創造生活環境，那麼它不會在乎吸引更多的人口，而在乎讓市政預算持續提高，”哈靈頓說。

人口外移是條鏈

在芝加哥中心拉美裔居民聚居地中，你幾乎找不到綠地。因為一旦一戶居民搬往成就，它就會拉起一條連鎖的人際鏈，他們從墨西哥來的親戚、朋友們都會陸續跟著遷移。

“我姐姐為了上班近，先搬到艾爾金地區（Elgin），”當地拉美進步組織主任 路易士·古提爾拉茲紹爾（Luis Gutierrezshuo）說,“然後她的婆婆和丈夫的也跟著她搬來了。那裏的社區面積正在成倍增長。”

城市專家們說，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美國城市人口流失的趨勢已成定局。這是二戰後美國城市發展的大方向，所謂90年代的城市復蘇，也只是這長期衰退中的曇花一現罷了。除了那些能負擔起市中心高昂房價的人之外，其餘的美國人實在擋不住郊區巨大的居住魅力。

“如果這一趨勢延續到2010年，在美國人口超過100萬人的大都市中，將有四分之三生計不如1990年代。”弗雷說。

目前，紐約市仍為全美第一大城市，人口高達810萬。洛衫磯以380萬人口次之，芝加哥名列第三，人口為280萬。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洛衫磯在內的一些大城市還處於不斷發展中，如休斯頓、鳳凰城仍在吸引大量移民進入。那裏多元的經濟格局造就了其機會之都的魅力。

全美2000-20004年十大城市人口增長：

城市	2004年人口	2000～2004年人口增長
紐約	8,104,079	1.20%
洛衫磯	3,845,541	4.10%
芝加哥	2,862,244	-1.20%
休斯頓	2,012,626	2.80%
費城	1,470,151	-3.10%
鳳凰城	1,418,041	7.30%
聖達戈	1,263,756	3.30%
聖安東奧	1,236,249	7.40%
達拉斯	1,210,393	1.80%
聖何塞	904,522	1.00%

來源：美國人口署2004年7月1日

李焰，《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6期，20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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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消遣：何以美國人打棒球而世界上其他的人踢足球》

民族消遣：何以美國人打棒球而世界上其他的人踢足球》（National Pastime: How Americans Play Baseball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Plays Soccer）斯蒂芬·席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和安德魯·津巴厘斯特（Andrew Zimbalist）合著，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年4月1日出版，精裝本263頁，定價26.95美元。

一個又一個的現象似乎都在不斷地印證著觀察家們所謂的“美國例外論”說法；即使在體育消遣領域也不例外：當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在為足球而瘋狂的時候，只有美國人——或者再加上深受他們影響的加拿大人——對此運動卻偏見般地提不起興趣，因為特立獨行的美國人有著自己熱愛的體育項目，那就是棒球——美國人對它的喜歡程度甚至要超過籃球。關於此，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較：在美國漫畫大師查理斯·舒爾茨（Charles Chelz）的將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刻畫得入神的著作《花生》中，我們可以看到查理·布朗（《花生》的主角，SNOOPY的主人）和他的小夥伴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棒球的練習、比賽和討論；而與之相映成趣的則是，在英國漫畫家雷·施密特（Reg Smythe）著名的《安迪·開普》（ANDY CAPP）一書中，我們看到的是安迪·開普夜以繼日地踢球、看球。

儘管如此，這兩項體育運動本身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比如，現代足球最主要的比賽形式，聯賽制度，就是從棒球那兒借鑒過來的；再比如，按照《民族消遣：何以美國人打棒球而世界上其他的人踢足球》一書兩位作者的說法，棒球和足球其實有著相同的“始祖”，同樣都來源於板球，即使後來它們在各自的道路上獨立地成長為巨大的產業，但卻常常在發展途中發生碰撞，爆出智慧的火花（如聯賽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棒球和足球這兩種體育項目的歷史、現狀以及未來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就具有特別的價值了。英國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經濟學教授席曼斯基和美國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經濟學教授辛巴里斯特合作寫就的《民族消遣》正是對此的嘗試。他們兩人分別是足球產業和棒球產業領域的專家，前者曾推出過《勝利者與失敗者：足球經濟戰略》（Winners and Losers: The Business Strategy of Football）一書，後者則寫有《棒球和億萬富翁》（Baseball and Billions，1994）《最出色者獲勝：棒球經濟學和公共政策》（May the Best Team Win: Basebal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等多部有關棒球的研究專著。

席曼斯基和津巴厘斯特在書裏指出，棒球和足球都起源於英國十八世紀，而且最初它們和板球一樣，都屬於紳士運動，只是到了後來才發展成為幾乎全民參與的大眾體育專案；足球的流行與19世紀大英帝國的全球冒險和殖民事業緊密相連，而棒球的推廣也與二戰後美軍在世界各地駐軍或建立軍事基地有關。

然而在其後的歷史中，同源的棒球和足球卻發展成為兩項截然不同的體育競技專案：不必說這兩種運動本身顯而易見的巨大差別，單是它們的比賽組織形式就極為不同。棒球的商業性更濃重，一切以商業贏利為目的；而足球則更具有社會性，以社會參與為最大目的之一，更重視體育競技精神，追求球場上的勝利。棒球和美國的其他產業或組織如教育、媒體和宗教一樣，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只要有錢和創業動力，都可以建立球隊、組織聯賽；而足球則有一個奶娘一樣的足球協會，它管理著幾乎所有與足球有關的事務，包括聯賽的組織、規則以及開發和經營等等。這與兩個球類的代表，美國和歐洲的文化氛圍是相吻合的：棒球職業大聯盟（MLB）是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產物，而現代足球的種種特徵則滲透著深深的歐洲社會民主義的痕跡。

如此說來，棒球和足球這兩種起源相同的體育專案發展至今，所剩下的相同點似乎只有它們同為深受大眾喜愛的民族消遣方式這一點了，但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可以發現事情也不儘然。通過對這兩項運動的發展歷程的考察，席曼斯基和津巴厘斯特認為，它們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崛起成為龐大體育產業時，為了吸引觀眾，是常常相互借鑒，相互取長補短的，比如上文所提到的聯賽制度正是首創於美國棒球職業大聯盟，被英國足球引進後，推廣到全世界。在此意義上，兩位作者認為當前已面臨深刻危機的棒球和足球產業應該相互借鑒對方的長處，必要的時候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也正是他們寫作此書的目的所在。在他們看來，通過對棒球和足球運動的比較考察，分析它們的優劣長短，有助於這兩項體育產業各自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席曼斯基和津巴厘斯特在書裏分別列出了棒球和足球產業當年所面臨的危機。其中，足球面臨的是一個較為短期的財政危機，其原因則出於以下幾個因素：聯賽的管理者——各國的足球協會——對各俱樂部的管理太過嚴格，這阻礙了它們的創造力，遏制了不同國家的豪門俱樂部之間的競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則導致投資商對足球產業望而卻步；在俱樂部陷入財政危機時總是指望政府救援，從而養成不思進取的習慣等等。危機的解決辦法，兩位作者指出，在於仿效棒球的商業模式，學習其企業家精神和勇於冒險的欲望。

相比之下，棒球的危機則是長期性的。早期的棒球事業開拓者們在為該運動開拓市場時僅僅把注意力放在吸引觀眾上，卻沒有能夠去倡導他們參與其中；而其後因為有豁免適用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exemption）這一特殊權利，棒球很少有競爭壓力，從而缺乏相應的激勵。席曼斯基和津巴厘斯特指出，以追求利潤為惟一目的這一點雖然能保證棒球產業擁有最優秀的球員，更合理的比賽制度；但為了維持聯賽內部的競爭性平衡，讓聯賽打得更加好看，它同時又實行了球員工資封頂制度以及放棄升降級之類妨礙自由竟爭的壟斷性措施，這在長期而言是極其不利於棒球的發展的。更糟的是，現在的美國孩子已經有了更多的選擇，越來越的人開始喜歡籃球，這一點是真正具有潛在致命的，因為它意味著將來的棒球觀眾會日益減少。總而言之，雖然棒球目前經濟狀況良好，但前景並非是一片光明，席曼斯基和津巴厘斯特提醒棒球界要未雨稠繆，及早學習、吸收足球在此方面的成功經驗。

劉見林，《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3期，200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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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佩尤全球民調：中國的國際親和力高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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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一所獨立民調機構於6月24日公佈一項最新的全球國家好感度調查，調查結果在美國一躍登上了各大報紙頭條。令美國受眾大吃一驚的或許不是自己在全球，尤其是穆斯林世界不受歡迎的程度，而是更多的受訪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其實大於美國。報紙斗大的標題書寫著“中國比美國更受歡迎”，著實讓美國民眾要搔搔腦袋，納悶自己怎麼不知不覺地輸了這場全球形象大戰。

“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不受歡迎並不讓我驚訝，倒是中國在全球的受肯定度比美國高挺出乎我預料，因為中國並沒有在全球進行宣傳活動。”美國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國際關係和伊斯蘭政治思想助理教授摩蒂塔·柯漢（Muqtedar Khan）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專訪時說道，“也可能是因為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干預較少吧。”

中國該不該同美國抗衡？東西半球意見不同

“看到歐洲公眾對美國的評價這麼低，實在令人吃驚。”華盛頓的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主任安德魯·寇哈特（Andrew Kohut）說道，“尤其在和中國相比時。”

“與其說調查結果反映的是中國的受歡迎，倒不如說是反映出美國的不受歡迎。”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彼得·辛格博士（Peter Singer）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道，“畢竟，受訪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所知不多。”

佩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在全球，尤其是穆斯林國家的好感度仍然延續自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的低支持率，受訪的15國中（美國除外）有10個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低於50%，其中以穆斯林教徒為絕對多數的國家－－印尼（38%）、土耳其（23%）、巴基斯坦（23%）、黎巴嫩（42%）和約旦（21%）的好感度尤其低。即使是美國傳統的友邦－－如德國（41%）、法國（43%）、西班牙（41%）和荷蘭（45%）－－情形也只是稍微好一點，但好感度也都沒有過半，僅剩加拿大（59%）和英國（55%）在美國背後默默支持著，但這兩國的好感度也較前兩年下滑。

身為回教徒的柯漢將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普遍不受歡迎歸咎於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和長時間的言行不一。

“以伊朗為例，美國一直要伊朗解除核武計畫，卻從不曾反對以色列擁有核武。”柯漢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美國一方面說要在中東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卻又支持象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獨裁國家，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也很好。”他認為最近爆發的褻瀆古蘭經事件對穆斯林國家而言無異是火上澆油，隨著更多的監獄犯人陸續獲釋，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短期內恐怕不會有太大增進。

辛格博士是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對伊斯蘭世界政策計畫（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專案主任。他也認為美國的核心政策時常在穆斯林世界極大苦難（distress），同時卻支援人權記錄差的國家，又不積極介入中東的和平進程，伊拉克戰爭不過是壓垮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西方國家和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好感度不佳相對應，中國在受訪國眼中顯得特別“可人”，獲得大多數國家（除加拿大、波蘭和印度）過半數的肯定。然而，受訪的西方國家雖然期望看到有另一個軍事強國崛起以同美國這個世界獨強相抗衡，卻不願看到中國扮演這個角色，相反的，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同美國友好的印度，均贊同中國崛起與美國相對抗。辛格認為這是因為西方國家還是以殖民時期留下的遺產為傲，他們主張具有世界觀的外交政策，而非如中國所倡導的減低對其他國家的干涉。

“美國的軍事強權對西方國家不僅有好處，它的軍事優勢也為其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但這些好處發展中國家卻沾不上。”柯漢對《華盛頓觀察》週刊提出分析：“但中國的崛起會改變全球的經貿往來結構，使得這杯羹不再是‘獨家’提供給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也能分到一些。”他還表示中國極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過衝突，他們自然更樂見中國興起。

“像是巴基斯坦還能從中國手中獲取軍事上的幫助。”柯漢評論道。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截然反應

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的重要盟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此次的態度調查都讓美國失望了。兩國不僅對美國的肯定度不到四分之一，其中巴基斯坦對中國的好感度更高達79%，並把中國當成最理想的移民國，可說是除中國人自己外（88%）最喜歡中國的國家。相反的，中國的鄰國、巴基斯坦的死對頭－－印度，卻和美國關係明顯友好，不僅是除美國自己之外對美國最具好感的國家，在多項調查結果中也都展現默契。

“美國最近和印度的關係增溫不少。”原籍印度的柯漢評論道，“印度的經濟發展近來有顯著增長，而美國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今年印度更是美國第二大綠卡持有國家。”

柯漢認為，美國和印度均是民主國家，兩者又都有蓬勃的電影工業－－好萊塢和寶萊塢（印度電影城），兩國政府在打擊穆斯林原教旨主義上也都齊心協力。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相近使得美印兩國關係日深，印度自然對美國的好感度高。

同時，巴基斯坦對美國的好感受到美軍褻瀆古蘭經的指控衝擊而再降穀底。與2003年10%的好感度相比，此次的調查結果雖然稍有增加，但整體來看支持率還是處在第二低。巴基斯坦和這次調查對美國好感度最低的國家－－約旦（21%），在全球反恐戰爭中都是美國的友邦，並接受美國金錢上的援助，顯然金錢難買真友誼！

一位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研究員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表示，從全球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到褻瀆古蘭經事件的爆發，每每使得巴基斯坦人民對美國的評價再降一等。尤其巴基斯坦媒體近來大幅報導巴基斯坦在美國的合法移民因為一些微小的指控而遭到驅逐處境，更讓巴基斯坦人民的反美情緒高漲。

“這個調查結果出爐的時機真是再糟不過了。已然緊張的美巴關係更是雪上加霜。”他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巴基斯坦明年預計將從美國手中獲得7億美元的金錢援助，但是遲遲抓不到本拉登和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紮瓦希利，已經讓美國政府感到不耐。巴基斯坦政府很是擔憂長期而言，人民張顯的反美情緒和對中國的高支持率對美巴之間的合作關係會有負面影響。

美國如何能改善形象?

佩尤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寇哈特在被問到哪一單一事件可以改善世界對美國的態度時表示，答案很簡單：伊拉克的局勢必須好轉。他也樂觀地說，目前伊斯蘭世界已有曙光出現。例如，在南亞大海嘯災難爆發後接受美國積極援助的印尼人民，對美國的觀感就有明顯改善，由2003年的15%升至38%，顯示美國針對特定地區的改善形象策略的確奏效。此外，美國在中東散播的民主種子也稍見成效：受訪的5個穆斯林國家中，印尼和黎巴嫩的多數民眾都對中東的民主發展表示樂觀，也肯定美國是中東民主進程的主要幕後推手。

“我們應該繼續在推動民主上下功夫。”佩尤全球態度調查計畫（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主席之一、今年1月才剛卸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的約翰·丹佛斯（John Danforth）說道，“但我們應該同世人更好地溝通、表達我們到底想做什麼。”佩尤全球態度調查計畫起始於2002年夏天，不定期調查全球對美國和其外交政策的看法。這次調查從4月20日進行至5月31日，抽調了全球16個國家近1萬7千人，其中中國和印度的受訪人數較歐洲國家稍高。

柯漢教授認為美國為大海嘯所做的是好事，但是“美國必須向世人證明她會繼續這樣的路線，”而不是讓人覺得這只是例外。柯漢直言目前的美國政府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而這樣的態度需要徹底的改變，否則於事無補。

在被問到美國應該如何挽回頹勢時，辛格對《華盛頓觀察》週刊感歎不知該從何說起，接著表示美國要做的實在很多，然而當前布希政府只是將調查結果看成是公共關係做不好，而這樣的觀點是“短視”（near-sighted）的。

“這不止是公關做不好而已。雖然美國被世界譴責的行為別國也可能在做，（但就算其他國家也在做相同的事），我們還是應該以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自己。”辛格總結道。

徐琳，《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4期，2005/07/06

西方國家對5國（美、德、法、日、中）的好感度調查

國家	對….的好感度（％）					認同中國同美國抗衡是好事
	美國	德國	法國	日本	中國
加拿大	59	77	78	75	58	21
英國	55	75	71	69	65	20
法國	43	89	74	76	58	27
德國	41	64	78	64	46	11
西班牙	41	77	74	66	57	14
荷蘭	45	88	69	68	56	24
俄羅斯	52	79	83	75	60	18
波蘭	62	64	66	60	36	8
土耳其	23	48	30	55	40	56
巴基斯坦	23	36	32	49	79	77
黎巴嫩	42	85	84	72	66	43
約旦	21	36	50	46	43	77
印尼	38	71	68	85	73	60
印度	71	56	55	66	56	45
美國	83	60	46	63	43	13

資料來源：佩尤研究中心 （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ReportID=247）

“身份竊賊”離你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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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竊賊”（ID Thieves）在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也許還是一個新名詞。隨著使用信用卡和網上購物的人越來越多，瞭解身份竊賊在美國的所作所為可能是防範這類犯罪于未然的良策。事實上，在這個資訊時代身份竊賊離我們並不遙遠。

兩年前，美國一些盜取個人身份資訊的竊賊常常還只是在垃圾箱裏翻找（在美國被戲稱為 trash crawling）人們丟棄的各種銀行或信用卡對帳單、月結單，從中盜取信用卡號、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姓名住址等個人身份資訊用於信用卡詐騙活動。今天，他們開始使用電腦黑客技術直接攻擊銀行或信用卡公司的資料庫，從而竊取個人身份資訊。這是否意味著身份竊賊改變了犯罪方式？

為此，《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了電子資訊安全專家德克·范德安騰（Doc Vaidhyanathan）。范德安騰現任軟體安全公司阿克特（Arcot Systems）副總裁，負責產品市場化和公司發展。總部設在加州的阿克特公司是萬事達信用卡公司使用的一種被稱為3-D Secure的信用卡網上結算安全驗證技術的主要提供商。

每天都有受害者

“身份竊賊的犯罪方式並沒有根本變化。”范德安騰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們總是尋找一切機會盜取個人資訊。只要有機可乘，他們還會去翻垃圾，攻擊銀行和其他公司的資料庫，雇用內賊偷竊資料。最新的犯罪動向是用改頭換面的電子郵件騙取個人資訊。”為此，范德安騰特別提醒信用卡用戶隨時防範身份竊賊。

個人身份資訊安全問題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美國媒體近來報導了大量個人資訊失竊的案件。專家指出，人們最近才知道這類案件的發生是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剛剛通過法案要求失竊個人資訊的公司必須公佈失竊案的詳情。事實上，身份竊賊多年來一直在使用各種手段偷竊個人資訊。公司資料庫遭黑客入侵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同時身份竊賊每天都在作案，每天都有人成為他們的受害者。

2005年6月17日，萬事達信用卡公司首次披露了迄今為止最大一樁丟失個人資訊案。電腦黑客攻擊了美國一家專門處理信用卡結算公司（CardSystems Solutions）的資料庫，盜走了4000萬用戶的信用卡卡號、發卡銀行、到期日及卡主姓名。其中有2200萬張威士卡（Visa），1390萬張萬事達卡以及數目不詳的美國運通卡（American Express）和 探索卡（Discover）。

萬事達卡發言人潔西嘉·安泰爾（Jessica Antle）說，這次失竊的萬事達用戶中的6.8萬人的資料風險更大，因為它們被發現從CardSystems資料庫中取出放在另外一個檔夾內。她說，所幸的是這次失竊的個人資料都沒有同時存放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等敏感的個人身份資料。萬事達正密切關注這些信用卡的安全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異常情況。

信用卡詐騙並非易事

范德安騰不願對萬事達發言人的話發表評論，但他說，如果真的只是信用卡號被盜，對用戶的威脅是有限的。

“信用卡結算系統中設有多重驗證以防止盜用。”他解釋說，“發卡銀行或公司都有防盜用系統（fraud system）對信用卡進行使用頻率檢查（如查驗某一張卡是否出現不合常理的多次交易）和一些別的安全檢查來發現非正常資料。如果是網上購物，很多接受信用卡付款的商家也會查驗持卡人的信用卡付款地址和郵寄地址。如果出現可疑情況，商家不會接受這張信用卡。”

范德安騰特別強調，威士，萬事達和JCB信用卡公司都已經採用3-D Secure技術。持這些信用卡在網上購物時會被要求輸入預先設定的密碼。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資訊安全日益受到商家和公司的重視。因此，幾乎所有公司對自己儲存的資訊都要經過加密處理。銀行和信用卡公司更不會例外。

“身份竊賊要發現各公司如何對資料進行加密處理並不容易。”范德安騰說，“即使有人偷來了別人的資料資料，也不一定意味著竊賊就知道如何解密資料。”

如何保護個人身份資訊

專家們指出，瞭解個人資訊的類別才能更好防範這類資訊外洩，不給信用卡詐騙犯罪分子任何得逞的機會。採訪中，范德安騰還介紹了如何保護三大類個人身份資訊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

首先，是信用卡資訊（即信用卡卡號）。信用卡卡號最容易被盜取，因為平時很多人有可能接觸到它，例如餐館的服務員，商店店員等。因此，使用別人的信用卡號進行犯罪活動的可能性最大，但同時也是最不容易成功的。這類個人資訊對詐騙活動價值最低，因為網上購物都要求持卡人輸入密碼，填寫信用卡付款位址或其他方式驗證持卡人身份。一般來說，這類犯罪活動在網上比面對面交易更頻繁。

其次是用戶資訊（用戶名及密碼）。這類個人身份資訊最不容易直接從網上盜取。現在人們的密碼很多都由一組雜亂無序的數字或字母組成，黑客想破解密碼必須手段高超，並且常常要攻擊大量用戶才有可能得逞。這樣做很容易引起反黑客專家注意。另一重點是，人們現在都有妥善保護自己密碼的意識。這一招看似簡單，但它常常能夠挫敗很多盜取個人身份資訊的企圖。

最後，固定個人資訊 （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在亞洲可能是你的身份證號碼或護照號碼）。這些是最重要的個人身份資訊，身份竊賊得到它們後對用戶最具破壞性。因為它們是固定資訊，你無法隨便更改。在美國，很多公司和機構都要對這類資訊進行特殊處理，存放的安全標準也更為嚴格。由於這類資訊格外敏感，美國金融公司都對它們採取嚴密的保護措施，例如在網上傳輸前要對這類資料進行加密。一些機構如信貸公司已經不再把這類資訊列印在月單上。

近年來，美國報導過的大宗個人資訊丟失的公司還包括：花旗銀行集團在委託UPS郵遞公司運送用戶資料過程中丟失390萬用戶的資料；DSW連鎖鞋店（DSW Shoe Warehouse）的108 家鞋店總計有140 萬筆以上的信用卡及9萬6千筆的支票交易資訊被竊。美洲銀行丟失120萬信用卡用戶資料；時代華納公司丟失60萬現任及前任雇員及配偶的個人資訊。時裝公司拉夫·勞倫（Polo Ralph Lauren）的18萬顧客的信用卡資料外洩。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案例並不完全，一些不為亞洲讀者熟知的公司省略不提。

如何防止被人欺騙

因此，人們必須從各個方面保護個人資訊的安全。比如，對任何索要個人身份資訊的個人和機構要保持警惕。

范德安騰舉例說，他最近去倫敦出差，飯店要求複印他的護照遭到他的拒絕。他對飯店接待人員說，他很樂意讓他們查看他的護照以驗證他的身份，但不會讓他們複印護照。他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飯店人來人往，是一個較為不安全的地方，他不能把帶有出生日期等敏感資訊的護照複印件讓一個沒有處理敏感資訊能力的機構來保存。他同時堅持要求飯店，不能在住宿登記的電腦中保存他的護照資訊。

還有，你要經常檢查信用卡、貸款和其他財務帳戶的情況，注意發現異常收費，如信用卡中出現來自你最近沒有去過的某個城市的收費。每六個月檢查自己的信用記錄看看有否異常情況，如是否有人試圖以你的名字開多個信用卡帳戶。妥善包管個人資訊資料。帳單等有關個人財務的文件不要在家裏或辦公室隨便放置。丟棄帶有地址、電話號碼等的信件或紙張前要把它們撕碎或用碎紙機剪碎。

電子郵件也要時常仔細審看。如果收到看似從你銀行來的電子郵件，要注意不要輕易打開它的附件。如果有懷疑或無法判斷，應該給銀行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核實。另外，注意保證密碼的安全，要經常更換。設定密碼最好是無意義的字母和數字混合體，如m00nL1ghT，讓黑客難於破解。

“一旦成為身份竊賊的受害者，就絕沒有簡單易行的辦法來清理個人財務記錄。”范德安騰特別強調，“最後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儘管人們感覺盜取個人資訊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在不斷增加，但事實上這樣的犯罪活動正在逐年減少。”

不過，美國貿易委員會的報告指出，2003年每25個成年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成為身份竊賊的受害人而且受到他們侵害的人一直有增無減。專家指出，無論在美國還是亞洲，防範身份竊賊已經成為資訊時代的當務之急。

鍾布，《華盛頓觀察》週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4期，2005/07/06

hood-meddac.army.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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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年輕人望“戰”而逃 外國移民成可選兵源 

像林奇那樣英姿颯颯的女兵身影可能越來越難在美軍中尋覓到了。如今，在美國當兵的生命危險越來越高，年輕人也越來越不願意“投筆從戎”。雖說女兵直接參加戰鬥的機會比男性小得多，但也有32名女兵在伊拉克戰場上捐軀了。

“我們非常擔心。”陸軍參謀長法蘭西斯·哈威（Francis J. Harvey）對參議院陸軍服務委員會說。2005年美國陸軍計畫招募8萬名新兵，以替換退役的老兵。但是這一計畫在年初已經碰壁，二月份的徵兵配額沒有按期完成。原計劃7050名的徵兵人數最後只有5114人走進新兵訓練營。

針對此，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級研究院馬科斯·布特（Max Boot）提出：美國其實有很多人力資源並沒有得以充分利用，比如，五角大樓的現行徵兵政策就把外國移民拒之門外。

都是伊拉克惹的禍

多於1500人的伊戰陣亡記錄，幾千人的傷亡率，讓五角大樓在調兵中頗有些捉襟見肘。一些士兵已經是一年兩度在伊拉克服役了。指揮官們於是強烈要求招募新兵，但持久拉鋸的戰勢讓美國年輕人望而卻步，服役後免費上大學等種種優待與自己寶貴的生命相比，魅力值直線下降。

美國陸軍2004年8月做的研究表明，對戰爭的恐懼成為美國年輕人拒絕涉足軍旅的最大顧慮。與2000年相比，他們的恐懼感整整增強了一倍。如果看看國防部網站上刊登的帖子，你會發現伊拉克戰爭是人們對徵兵說“不”的主因。

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打響之前，年輕的美軍士兵從來沒有覺得戰爭有如何危險。1991年的海灣戰爭只用了一百個小時就結束了，而1999年美軍在空襲科索沃那一戰中，根本沒有士兵陣亡。

徵兵不足不僅僅影響到伊拉克戰局，更無法達到陸軍的整體擴充目標。從2004年10月到現在，美國陸軍的徵兵任務比預期整整少了6%。談到原因，軍官們說，除了伊戰，復甦的經濟給了年輕人更多的職業選擇。

非裔、女性新兵最難招

過去，非裔美國人不願參軍的原因是不願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如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他們怕死，甚至怕受傷。

據陸軍徵兵司令部的發言人提供的資料，黑人在美國現役隊伍中占23%，但是9.11發生後，這一比例滑落到19.9%，2003年為16.4%，2004年更達到15.9%的新低。但這還不是谷底，截至2005年2月9日，黑人士兵的比例只剩下13.9%了。

研究表明，非裔年輕人比白種同齡人相比，往往更喜歡參考父母的意見；而非裔父母們對軍隊有更多的排斥感。

招募女兵更令軍官們頭疼。和非裔美軍比例相仿，女兵的比例也在四年間持續下降，從2001年的21.6%一路降到2004年的19.2%，到今年只剩下17.1%。

“美軍現在的形勢讓女性看不到參軍有多少好處，反而障礙很多，尤其是到前線打仗的擔心。”陸軍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目前，50%的年輕人把參軍看作是他們職業志願的最後選擇。“可選的工作實在很多，你很難說服她們改變對軍旅生涯的印象，改變她們現有的生活。”

建立美國的“自由軍團”

陸軍軍官說，他們已經在採取措施，加強徵兵力度。除了增加幾百名徵兵官員外，還將入伍獎金提升到2萬美金的上限。但是軍事專家說，國防部在和平時代提供的參軍好處在伊戰長期持續的情況下幾乎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了。在布特看來，這些方法是杯水車薪，思路不夠寬廣。

他在《招募外國人入伍》（Recruit Foreigners for U.S. military）一文中提出：目前，在美國當兵需要綠卡或是合法的公民身份。但是布特說，19世紀時，美國海外出生的移民數量遠比現在多，而那時在美軍中服役的外國人也更多。美國內戰時，至少有20%的士兵是移民，很多人是一下移民船，就穿上軍裝上前線了。如果當時你涉身於路易士·布蘭克（Louis Blenker）將軍的德國縱隊，幾乎連英語都很難聽到。

在冷戰時期，美國也曾有過類似的考慮。1950年，國會通過法律，允許美國特種部隊招募外國人。服役期滿五年，就給予他們公民身份。在1959年這項法律到期之前，已有200多名東歐士兵符合條件，加入了美國的海外突擊隊。

效仿歷史，布特提出，解決目前兵源荒的有效方法是招募外國移民。就叫它“自由軍團”吧，布特連名字都想好了。將這批新兵派到海外的反恐戰場去服役再合適不過。五角大樓甚至不需要考慮送美國士兵們去語言學校進修了。因為自由軍團中多的是以各種外語為母語的士兵。另外，美國也不需要為了增加兵力去“討好”其歐洲盟友，或是跑到美國高中去做“參軍教育”了。

李焰，《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0期，2005/03/16

rus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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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政治：何以左派根本不瞭解而右派誤解了它？》

《上帝的政治：何以左派根本不瞭解而右派誤解了它？》（God's Politics : Why the Right Gets It Wrong and the Left Doesn't Get It）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著，哈泊出版社舊金山分社（Harper San Francisco）2005年1月1日出版，精裝本416頁，定價24.95美元。

在2004年美國大選之後，不少人－－尤其是自由派和民主黨人－－都驚呼，基督教保守勢力劫持了美國的選民！甚至還有人據此斷言，民主政治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最自由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將是神權政治；所謂自由和保守的分野從此也將讓位於宗教和世俗的對立。其憂慮之情溢於言表。

雖然如此，卻也有更為務實的自由派敢於承認美國政治文化日趨保守的現實，主張自由派也應該介入這一話題，以免日後逐漸被邊緣化。但問題是，一直以來，自由派和民主黨的世俗化這一點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人們難免會產生懷疑：引入了宗教議題的自由派和民主黨還會是自由派和民主黨嗎？吉姆·沃利斯的《何以左派根本不瞭解而右派誤解了它》一書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他在書中就提議，民主黨要積極引入宗教議題。毫無意外地，該書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其實，美國歷史上那些由自由派發動的成功的變革運動的領袖們在諸如婦女權利、民權等問題上常常訴諸聖經以取得其正義性和合法性，但這一歷程到了1968年便終止了－－民權運動領袖、信奉基督教的馬丁·路德·金於該年在孟菲斯被人槍殺；正是從這時開始，民主黨成為了世俗政黨而共和黨成了宗教政黨，宗教左翼（religious left）的聲音在民主黨中被邊緣化。然而，在連續經過了幾場選舉失利後，尤其是2004年大選的慘敗，民主黨開始認識到他們疏遠宗教選民的後果；民主黨中的務實派甚至痛定思痛，突然開始熱衷起重新發掘他們與宗教有聯繫的歷史。宗教左翼開始重新受到關注。

沃利斯就是目前美國宗教左翼中的佼佼者。這位福音派基督徒幾乎就是美國當前宗教左翼的代名詞，其地位正如派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之于美國自由派。沃利斯負責主編政治刊物《旅居者》（Sojourners），在本書之前已發表過6部與本書主旨類似的著作，並勤于撰寫專欄文章和發表演講。通過這些著述，他不遺餘力地呼籲、催促民主黨轉持一種基於聖經和基督教的政治哲學和政見。可以說，民主黨此次的慘敗給了沃利斯一個難得的好機遇去實現他長期宣揚的理念；他的新著的出版適逢其時。

沃利斯在《上帝的政治》一書中首先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當今的美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有的只是染上了黨派色彩的、有失偏頗的基督教。書的開篇即寫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覺察到我們的信仰已經被竊走了，現在是取回它的時候了！”沃利斯所謂的“我們的信仰已經被竊走”指的是絕大多數公眾對基督教的誤解是如此之嚴重，以至於完全違背了它的本義。例如，當提到基督教的時候，人們總是把它與“熱衷財富”、“好戰”以及“親美”這樣一些詞語聯繫在一起；或者乾脆就先入為主地認為它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而實際上呢？在沃利斯看來，正好相反。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對公共領域的健康發展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它的人性本惡的觀點促使其文化下的民眾對權力的集中、尤其是國家的權力的集中保持著始終如一的警戒，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現在民主制度的本質和淵源所在；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是反對暴力、反對戰爭的，而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可以被利用來為戰爭正名的，因此，真正的教徒是應該對哪怕是任何時代下的任何超級大國或帝國的好意或正義表示質疑的。

那麼，導致時下基督教被誤解的原因何在、開始於何時呢？沃利斯認為，這一過程正是從1968年民主黨成為世俗政黨開始的。正是因為民主黨和自由派拼命地將自己與基督教分離，攻擊基督教，認為其對現代生活無關緊要，才導致自己在個人責任、在家庭價值、在道德倫理上的失分；才導致基督教被拱手讓於共和黨，以至於人們在基督教和共和黨之間劃上等號；最重要的是，才導致真正的基督教不復存在。因此，沃利斯認為，要取回“我們的信仰”，要恢復真正的基督教精神，首當其衝的就是盡力去恢復民主黨的宗教議題。

沃利斯在《上帝的政治》一書裏給民主黨開出的藥方簡單有力：不要去抨擊右翼保守派的在宗教和道德上的虔誠，而是直接去挑戰他們在神學引述上的偏頗和錯誤。他在書裏這樣寫道：常識建議我們要以世俗主義對抗宗教，但實際上這是個誤解，對宗教最有效的回答是更好的宗教，而不是世俗主義。

沃利斯是此策略的身體力行者。例如，與別的自由派只是一味指責布希不該使用宗教語言不同，他更樂意於對布希在引用聖經上是否準確提出自己的評判。沃利斯始終認為，布希對聖經的引述常常不是斷章取義，就是篡改了原話的本意。再如，他也不象別的自由派那樣，攻擊布希將宗教語言引入公共場合，認為此舉有違背“政教分離”原則的嫌疑，他只是指出，右派僅僅將宗教議題局限於同性戀婚姻、墮胎以及家庭價值觀等幾個狹窄的領域，卻不去談論在宗教中被關注得更多的貧窮、戰爭、人權以及環境保護等問題，這是赤裸裸的對基督教的利用，更是對基督教義的曲解。

在對外政策和反恐戰爭上，沃利斯倒是對傳統左派的那套道德相對主義作風－－即那種信奉諸如“美國自身外交政策對全球安全之威脅要遠遠大於基地組織的威脅”之類觀點的作風－－不以為然；雖然如此，沃利斯本質上卻是個十足的鴿派，而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宗教好戰分子。有評論就此表示揶揄，沃利斯的將宗教重新引入民主黨的倡議是可行之策抑或奇談怪論不好說，僅僅就此一點而言，即使他的這一見解是正確的，並且被民主黨接受了，他的政治哲學似乎也不大可能將當前陷入空前困境的民主黨解救出來，因為，眾所周知的是，在當前的美國最受關注的問題除了宗教外，還有國家安全問題，在這一點上，民主黨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足夠強硬的鷹派觀點，而沃利斯的基督教觀卻是鴿派的。不好辦呀！

劉見林，《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0期，2005/03/16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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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悖論的美國國務卿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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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調高航空“保護費”，美國航空業要“跳機”

布希政府日前宣佈，為平衡2006年的航空安全預算支出，將向每位搭飛機的乘客多收取3美元的費用，預計將為全美420個機場的旅客和行李安全檢查支出多增收15億美元的預算。這項提案將會導致美國每位航空旅客單程最多要付上8美元的“安全維護費”，而這項費用將用來支付全美4萬5千名行李和旅客安檢人員超過41億美金的年薪。

此消息一出，已經因為9·11後爆增的安全成本而虧損累累的美國航空業界莫不“哀鴻遍野”。他們深怕高漲的旅費會再度衝擊旅客搭乘飛機的意願，進而加深航空業的經營困境。目前已有航空業主站出來，直批布希政府“欺人太甚”，並醞釀要發動遊說團體阻擋這項提案通過。

“有不少團體已經表達了嚴正的抗議，”美國頂尖航空貿易組織航空運輸協會（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首席經濟學家約翰·海姆利希（John Heimlich）直言到，“我認為業界現在有一種‘夠了就是夠了’的感覺，（布希這項提案）就像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美航空業：布希政府“推責任”？

布希的這項提案推出的時機可說是再差不過了。美國航空業在2004年因為猛漲的燃料費和微薄的利潤而在苦撐，全體航空業總共虧損了近100億美元，目前更有4家航空公司處於破產保護，分別是美聯航（United Airline）、Aloha航空、ATA holdings Corp.以及美國航空(US Airways)；全美7大航空公司中，僅剩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一家還在賺錢。種種壞消息不斷出臺，此時布希政府又“火上加油”，也無怪美國航空業主罵聲不斷了。

“我們不希望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傷害到美國的經濟安全，更別說航空業占全美經濟的很大一部分，”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總裁詹姆斯·梅（James May）對福克斯新聞評論道。他還表示，既然這些費用事關國家安全，政府應該責無旁貸，負擔起這筆成本支出。此外，美國航空業目前已經支付政府3億美元作為相關安全維護費。

然而，美國政府表明他們的安全負擔已然很重，必須要將部分負擔轉移出去，而搭乘飛機的美國人恐怕就是政府的“頭號人選”。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TSA）表示，政府每年已經支付航空安全支出的20%，該是這些乘客“擔起責任”的時候了。

“基於公平原則，政府此項預算案意在使搭飛機的乘客，而非全體美國人民，肩負起航空安全的大部分成本，”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副局長大衛·史東（David Stone）2月份在參議院商務、科學和運輸委員會(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的一場聽證會上作出如此表示。TSA並強調，他們不認為這項額外費用會使消費者不願意繼續搭乘飛機。

“所有的民調都顯示，乘客很甘願支付這些費用，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花費所換來的安全感是絕對值的這個價錢的。”TSA發言人馬克·哈特菲爾德（Mark Hatfield）說。

美航空業吸收政府轉嫁，苦不堪言

美國航空業主對於政府的這種說法，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目前一張200美元的往返機票，其中大約有50美元是安全費用和政府徵稅。航空業主擔憂高漲的稅費造成票價攀高，會嚇跑消費者，只好自行吸收部分費用。

“毫無疑問的是，TSA只要有可觀的費用調漲，這些費用最終都是被航空業主自己‘吃掉了’。”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高級信用分析師威廉·瓦爾力克（William Warlick）對CNN評論到。

瓦爾力克的分析其來有自。根據美國航空運輸協會資料顯示，自1988年起，政府對一張價值200美元的美國國內往返機票所征的稅，漲了至少250倍，但航空公司從一名乘客身上所賺的錢卻少了3%。；現在征的稅較1992年時增加了23美元。美國大陸航空(Continental Airline)在一月份的一場會議上，便痛陳他們在2004年至少吸收了高達10億美金的各項與收入無關的政府稅收和費用。

“政府現在對航空業所征的稅，比對煙酒征的還重，更別說煙酒這些商品還是我們政府不鼓勵人民消費的產品。” 大陸航空總裁傑夫·史密賽克（Jeff Smisek）坦言到，“整個業界應該要更努力地說服消費者、投資人和政府，有些稅收實在需要被取消。”

史密賽克的箴言會許很快會成真。去年航空業界在的共同努力下，曾經成功地勸服國會反對同樣的機場安全費用的增加。航空業的冬天雖然還沒過完，但至少依稀可見一道曙光。

徐琳，《華盛頓觀察》週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9期，200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