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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將轉載一些關於世界上發生的一些「新聞」、「舊聞」、「妙聞」。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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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頁／共34頁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一中華民國主論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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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一
中華民國主論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明天是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元旦，就此邁向中華民國一百年。

中華民國這樣的國家，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例。甲午戰敗後大清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二戰後回歸「慘勝」的中華民國；光復的浪漫幻夢剛因二二八而破滅，轉眼中央政府又因內戰「慘敗」而播遷台灣。六十年來，古寧頭、八二三的砲火沒有擊敗台灣，外交的窒息也辛苦熬過，經濟則從靠米糖樟腦出口到今天名列已開發國家，政治更從戒嚴白色恐怖臻至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自由民主體制；尤其重要的是，縱然兩岸大小強弱懸殊，但兩岸分治也從「解放台灣/反攻大陸」，轉變到「維持現狀」、「和平發展」。時至今日，中華民國已然進入九十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新興國家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範例，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卅年浩劫的血淵骨嶽中轉變為舉世議論的「和平崛起」的話題。準此以觀，中華民國之例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例亦然，台灣海峽雙邊的競合關係之例亦是。

中華民國已經邁向一百年，卻在國家意識上仍是一個羸弱與分裂的國家。國家不怕小，國勢不怕艱難，只要國家意識鞏固，就會有認同感、使命感與光榮感。然而，現今國人共同的感受卻是，內部的撕裂敵對，遠比外部的侵凌更傷害國家。中華民國立國已經九十九年，在台灣也已逾一甲子，我們還要繼續作一個認同分裂的國家嗎？

若依本文的題旨而言，我們認為，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分裂，是緣自「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分裂。辛亥革命論述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傳承，三民主義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是中國政治經濟的願景與策略，台灣的命運及使命是在導正中國的發展方向。化約而言，就是欲以台灣為槓桿來導正中國，而台灣亦以槓桿的功能來維持兩岸和平。二二八論述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政治負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卅年浩劫更使得「中國」成為政治災難的同義詞，台灣不要中華民國，更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化約而言，這就是台獨主張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動線顯示，辛亥革命論述因二二八論述的影響，而儼然呈現一個Ｎ型的轉折。早年，由於內外情勢危殆，再加上戒嚴統治，辛亥革命論述在台灣久居壟斷地位（這是Ｎ的向上左線）；後來，因退出聯合國及台美斷交，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撐持不住（骨牌效應）、內部的挑戰自中壢事件引爆（破窗效應），再加上大陸四人幫的惡行因毛澤東死而公開，震撼了台灣民心（惡鄰效應），以致藉二二八論述為主體的台獨訴求急遽上升（中華民國論述因而轉入Ｎ的下斜線）；此後，再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十餘年的台獨操作，台獨在理論與實踐上皆告失敗，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論述又有回升的跡象，一年半來，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主軸的兩岸互動，即可視為Ｎ的上升右線。

二二八論述是要處理兩個課題：一、欲使台灣實現本土化的民主政治；如今此一目標已經達成。二、欲藉此鼓吹台灣獨立，與中國切割，以解決兩岸問題；這卻是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做到的。經歷數十年的激盪，目前的情勢是：中華民國論述已經包羅含蘊了二二八論述的本土民主化主張，但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取代或否定中華民國在處理兩岸課題上的角色及地位。

就當前趨勢來看，時空架構愈往未來發展，台獨二二八論述對台灣的支配力將愈弱，而中華民國的主導性將愈大；中華民國在兩岸角力間的重要憑藉，則正是辛亥革命論述。這樣的說法，現在也許聽起來覺得迂闊，但台灣早晚將體會其在兩岸間最大的優勢正在此點。前述那條Ｎ型的動線，進入右側上升後，不可能再返折。

辛亥革命其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壯烈的民主革命。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是殖民地對宗主國的革命，法國革命是對王權與貴族階級的革命；辛亥革命則主要是因列強魚肉中國而激發的革命；其悲壯、英烈、正大，開創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絕非五月花號或巴士底獄等象徵所能匹比。但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襲奪了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被驅逐到台灣；辛亥革命遂在國共內戰中，被貶抑甚至被塗抹掉了。

然而，今日在前述的Ｎ型動線中，孫中山及辛亥革命這類的政治理念儼然可能成為海峽兩岸主要的交集點，而共同走向Ｎ型右側的上升動線之中。孫中山巨像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國慶典禮上的政治號召；代表其國慶主旋律的「建國大業」影片中，毛澤東開場的台詞是：「我與蔣（中正）先生，皆是中山先生的門徒。」尤其，北京當局已經宣布，將擴大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明顯地欲以辛亥革命來修正、補充其統治的正當性。當海峽兩岸今日共同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並反省這六十年分裂分治後各自的是非對錯，現在還能一同想到孫中山，還能一同想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而且看起來北京比台北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更在意，則台灣內部因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而造成的國家認同分裂，如今是否已到了療傷止痛的時刻？

辛亥革命論述在Ｎ型左側動線時，中華民國是以戒嚴體制建立其壟斷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對其幾乎完全否定；但如今辛亥革命論述走到Ｎ型右側動線時，兩岸在「完全民主」與「改革開放」中已經多有交集，天安門廣場的孫中山巨像即是重要象徵。面對中華民國一百年，海峽兩岸若能在辛亥革命精神與孫中山志業中找到更多交集點，兩岸未來應當會有更多的相互善意，並有可能發展出雙贏共生的共同憧憬。

預祝中華民國百歲生日快樂。但願國人能在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糾纏中，找到立國的智慧與力量，使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尊嚴、有使命感的快樂國家。

原載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合報》第二版

徐國勇：台灣已成「法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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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勇：台灣已成「法律國家」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即時報導】 2010.08.12 10:36 pm

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李亞飛提出陸版「九二共識」，民進黨前立委徐國勇說，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李亞飛要把台灣拉回一九一一年的中華民國，指稱台灣政府是叛亂團體，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徐國勇說，前總統李登輝和民進黨所指的「中華民國」，是指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一九九六年正式選出第一屆民選總統後，台灣已從「事實國家」變「法律國家」，這個國家在一九九六年已正式成立。
【2010/08/12 聯合報】@ http://udn.com/

民國38年戒嚴監院：程序有瑕疵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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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8年戒嚴監院：程序有瑕疵

【聯合報╱記者李順德、李明賢／台北報導】 2010.08.12 03:45 am

台灣戒嚴長達三十八年，監察院昨天破天荒公布全國戒嚴令調查報告，發現民國三十八年底台灣第三次宣布戒嚴時，因為代總統李宗仁當天已逃往美國，並無總統宣告令文，形式要件有瑕疵，使戒嚴時期因案遭軍事審判宣告沒收財產，「有重新斟酌餘地」。
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表示，總統府七月二十日已將行政院意見函復監察院，行政院意見認為當時台灣宣告戒嚴，並未違反法律程序，細節應由行政院對外說明。
這項調查是因前立委謝聰敏等十多位政治犯陳情，監委黃煌雄、劉興善、葉耀鵬受理調查，並獲得府院支持，提供文件資料，監察院調查後提出七大意見。
這也是台灣戒嚴宣告文獻首度完整公開。由於戒嚴時局勢緊張，府院認為總統公布的令稿，可能遺失在大陸，未來還有討論空間。
謝聰敏獲悉此一調查結果後興奮表示，監察院調查意見，將是台灣踏上真正民主的里程碑，有如人類登上月球的一大步，將迫使司法大步改革；他將展開一連串的法律行動、演說及非暴力的群眾運動。
劉興善認為，依「實證法」政治犯所判徒刑，法律仍為有效，但未來若因形式要件有瑕疵，經釋憲等方式，軍事審判依據將出現「動搖」，很可能引發一波波司法救濟問題。
黃煌雄說，馬總統將兩公約納入國內法，強調人權立國，戒嚴法定形式要件既然產生重大瑕疵，未來政府體系如何面對，是現在當政者嚴肅的課題，將有可能展開前所未有的探討。
劉興善、黃煌雄指出，三十七、三十八年間，共有三次全國戒嚴令宣告，第一次瑕疵是立法院未追認，第三次則沒有總統宣告。
依監察院調查，第三次戒嚴令宣告前，代總統李宗仁並不在中華民國境內，李宗仁先飛往香港，再轉往美國，不可能簽名，按憲法規定，這項戒嚴令未經李宗仁宣告，法律效力有爭議、有瑕疵。
劉興善說，調查報告是要呈現歷史真相，是否聲請釋憲，必須由當事人主動，監察院不宜、也不可能就此問題提釋憲。
葉耀鵬說，若當事人或後代覺得遭到冤屈，要拿監察院報告聲請釋憲，不是監委可以干涉的。
【2010/08/1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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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有瑕疵？政院：於法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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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有瑕疵？政院：於法無不合
‧   2010-08-12

‧    新聞速報

‧    【中廣新聞／張德厚】
    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認為政府在民國38年發佈戒嚴令的程序有瑕疵。行政院表示，經檢視資料後確認，當年發佈戒嚴於法並無不合；法務部則表示，有無爭議應由大法官會議認定，而不是監察院認定。
    因為前立委謝聰敏等10多位政治犯提出陳情，監察院對民國38年發佈戒嚴令的過程進行調查，監委認為，當年發佈全國戒嚴，沒有經過當時代理總統李宗仁宣告，按憲法39條規定，戒嚴的形式要件不完整，這也連帶使得戒嚴後軍事審判而沒收人民財產，「有斟酌的餘地」。
    行政院表示，經檢視資料後確認，當年發佈戒嚴程序於法並無不合；如果針對調查報告監察院有進一步行文給行政院，行政院會再研議回應。行政院發言人江啟臣：江啟臣：『依目前行政院可以查到的資料，在程序上並無不合。目前行政院還沒有收到監察院的正式來文，等到收到來文之後，會再進一步研議回應。』
    法務部則表示，當年宣布戒嚴有無疑義、頒布的過程有無瑕疵，應由釋憲機關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認定，而不是由監察院認定。

新北市／雙朱簽書會揶揄蔣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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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雙朱簽書會揶揄蔣友柏

【聯合報╱記者孟祥傑／台北縣報導】 2010.08.08 03:43 am

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朱立倫昨天舉辦「做，就要做好」的新書簽名會，邀請作家「宅神」朱學恆對談。兩人除同聲勉勵時下年輕人要為人生做好一切準備外，還一起揶揄橙果董事長蔣友柏，朱立倫笑說，若不是蔣友柏年輕、帥氣、有創意又是蔣家後代，可能當年兩蔣公仔就不會請蔣友柏來設計。

朱學恆一開始就問朱立倫：「如果蔣友柏不姓蔣而姓朱，又長得像我一樣，你在桃園縣長任內，還有可能找他合作設計兩蔣公仔嗎？」

朱立倫笑著回應：「我必須誠實地講，可能性當然低！」他表示，當時的橙果已小有名氣，且蔣友柏敢拿自己曾祖父與祖父開玩笑，應該給他的創意機會，「但不得不承認，蔣友柏真的長得夠帥！」

朱立倫強調，兩蔣公仔的創意確實獲得市場肯定，否則光靠長得帥，東西卻做得很「豬頭」，大概也很難成功。

兩人對談中，多次討論新世代年輕人就學與就業問題。朱立倫認為，外在環境隨著世代交替一直在變，應該要給年輕人機會，但「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不是年輕就好」。

朱立倫說，他原本來以為從政可以獲得更多社會尊敬。從政後才發現，原來從政不但要任勞任怨，還要任謗。「像國民黨中常會坐在我旁邊的人（指馬英九），就常被人罵到不行」，從政需要的是一股盲目的信心與傻瓜精神，才能不斷努力改善政治環境，若大家都不願從事政治，台灣就不會有未來。

朱立倫強調，現在的政治已經不再是意識型態爭議，但台灣朝野間的距離，卻比兩岸的距離還大，這是因朝野間存在「你贏或我贏」的心態。但他也相信這種情況，會隨著世代繼續交替與人民知識與智慧的增長而逐漸衰退，他相信台灣的未來還是很有希望。

【2010/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

執政者漠視農民怎能不怨【聯合報╱雷立芬╱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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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者漠視農民怎能不怨【聯合報╱雷立芬╱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2010.07.20 01:57 am

上周末到雲林拜訪朋友。從台北出發，高速公路沿途的景觀，從密集住宅區逐漸出現大片剛收成的稻田。當一個過路客，任誰都希望眼前是無盡翻滾的綠色稻浪；但是土地所有權人期盼的是，農地都變成建地，在眼前無盡翻滾的是綠色紙鈔。若以此推論苗栗大埔里農民抗拒土地被徵收的行為，確實令人費解。

當一個消費者，面對各式各樣的食品，任誰都不會相信台灣會有糧食危機，因為以台灣的經濟實力，哪裡買不到糧食！當全球小麥或玉米、大豆減產，不管能不能以高價在國際市場搶到糧食，可以確信的是，因為還有農民願意種稻，至少還有米飯可以果腹。

然而，守著農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者，不見得都有想要養活天下人的偉大胸襟，或許只因為是別無選擇的謀生方式。因此，要討論是否保護農業、農地存廢或要不要額外照顧農民時，換一下身分思考，或許論點可以更加客觀。

大埔里農地徵收的問題，並不是單一事件，其中更多是從簽訂ECFA，三讀通過「農村再生條例」過程中，政府過度忽略基層心聲，導致民怨累積爆發出來的結果。

試想若能以高出市場好多倍的價錢賣掉農地，儘管背負敗家子的罵名，多數人都會願意。但是土地徵收是政府用公告地價，強制所有權人出讓土地；不願被徵收的人，一則無法守成、對不起歷代祖先；再則擔心補償金是否足以養活一家。

在ECFA早收清單中，新增十八樣農產品出口大陸零關稅，生產其他農產品的農民能獲得好處嗎？農村再生條例通過的一千五百億基金真的會回饋到農村、農民？政府規劃的政策若不能合理補償受損的民眾，必然無法順利推行，甚至遭到抗拒。一句「程序正當，缺乏柔性手段」，更加表露主政者對農民欠缺同理心，除了激發更多農民的怨氣，完全於事無補。

有朋友想要找四百甲完整農地，種玉荷包荔枝出口，在多數人對農業不抱希望的時刻，政府實在應該好好鼓勵；但是他除了默默找人協助購買、承租土地外，絕不會有縣市政府主動幫忙徵收土地，對比迫不及待剷除即將收成稻田的不柔性手段，完全凸顯執政者對農業的輕視與冷漠，只因為荔枝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度，遠不如晶圓代工、生產面板。

在雲林的幾個朋友從飼料銷售、飼養、屠宰、加工形成完整的供應鏈，不乏年收入上億的時候，從事農業並非樣樣不如人。何況他們還多一點在農村生活才有的自在。

多元的社會應該保障從事各種職業的權利，並尊重生活方式的差異。沒有農地、沒有農業；沒有農業、沒有農民；沒有農民、沒有農村，請政府慎重面對農地徵收問題及其背後的農業課題。

【2010/07/20 聯合報】@ http://udn.com/

傅建中：哈佛推出英文蔣介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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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中：哈佛推出英文蔣介石傳

2009-02-27 中國時報【傅建中】

    　蔣介石先生無論生前或死後，都是毀多於譽的，尤其民進黨執政後，幾乎要把他打入第十九層地獄；可是蔣的功過，不是民進黨說了算的。畢竟他是世界級的人物，再說如果不是蔣介石當年決定遷台，恐怕民進黨諸公早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順民了。當然這不是說蔣帶給台灣人民的一些苦難可以一筆勾銷。

    　蔣介石的霉運似乎已經到了谷底，終於否極泰來。君不見立法院已決議中正紀念堂恢復原來的名稱，總統府已指示在七月以前中正紀念堂重新掛牌。就在此時，哈佛大學推出由美國外交官和中國專家陶涵（John Taylor）執筆的蔣介石英文傳記。書尚未上市，已在美國學界博得一片好評。

    　著名哈佛大學史學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對蔣傳的評價是：「蔣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巨大、複雜，和近代中國的歷史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直沒能有一本好的傳記問世。現在陶涵終於寫出一本這位二十世紀主要領袖人物極為生動、可讀的傳記，捕捉了蔣的一生和他所處的時代，這是比從前任何英文著作都好的一本。」

    　其他美國知名中國學者如沙特（Robert Sutter）、藍普頓（David Lampton）、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都對這本蔣傳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也都對蔣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深深肯定。沙特說蔣是二十世紀全球政治中「頂天立地的人物」（towering figure）；黎安友說陶涵的蔣傳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是「權威之作」（the authoritative work）；藍普頓指蔣為台灣那個「受困的島奠定了民主統治」的基石。

    　陶涵上世紀六十年代派駐台灣，在美國大使館擔任二等秘書，之前在台中的美國務院華語學校唸了二年中文，故不僅熟悉台灣事務，中文也有相當程度，在他長達三十餘年的外交生涯，也曾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和美駐北京大使館政治參事。二十一年前蔣經國過世後，美國在台協會的創始人丁大衛（David Dean）一直想為蔣經國立傳，並大力推薦他的同僚好友陶涵承乏此事，後商得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贊助，陶涵費時五年，終於寫出一本對蔣經國頗為正面、而又深受西方學界重視的傳記，於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由於在寫蔣經國傳過程中，陶涵蒐集了大量有關蔣的資料和文獻，認為足可寫一本老蔣的傳，而坊間已有的英文蔣傳多不夠全面、尤乏學術價值。因為《蔣經國傳》頗為成功，哈大出版社決預付一筆版稅支持陶涵寫蔣介石傳。

    　陶涵承認寫蔣氏父子的傳，父傳比子傳挑戰性大多了，最後完成的《蔣委員長》一書（英文書名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厚達七百六十頁，單是註解就超過二千個，堪稱皇皇巨著。為了蔣傳的撰寫，陶涵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能找到的有關蔣生平的資料或檔案，他都不放過。存放在胡佛研究所前二年才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文件以及秦孝儀編的十二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是主要參考文獻。中共已開放的檔案、存放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一九二○到四○年代的檔案，都是極有價值的史料，並有新的發現。

    　例如陶涵說，周恩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揭露，抗戰初期中共八路軍的傷亡，僅佔中國軍隊傷亡數的百分之三而已，即使到了四○年代，也不過百分之十，這和中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對付共軍的說法大相逕庭，也戳穿了史迪威和杜克曼（Barbara Tuchman）等美國人誣衊蔣不抗日的謊言。至於台獨份子把蔣列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陶涵認為是過甚其詞。他比對有關「二二八事件」始末的檔案文件，所得結論是：陳儀是始作俑者，要負主要責任。但不容諱言的，蔣對整個事變所造成的殺戮悲劇，確實有重責大任。

    　陶涵毫不遲疑的表示，蔣介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無法抹煞的。他深信茍無日本侵略和蘇聯陰謀助中共叛亂，蔣介石肯定會成為「現代中國之父」。說到蘇聯暗助中共，陶涵透露他在共產國際的檔案中，看到中共開始「長征」前後，史達林曾資助中共四百萬墨西哥銀元，在當時這是一筆巨款，對中共能在「長征」中存活和後來在延安重生，發揮了關鍵作用。

    　陶涵頗為自豪的說，他所寫的蔣傳，雖不敢自詡是權威之作，但確實是蔣畢生事功及其所處時代最完整的傳記，也是一本忠實客觀的傳，可算得上英文說的critical biography，具有高度的說服力與可信性。

    　在哈佛出版陶涵的蔣傳之前，英文的蔣介石傳有范畢（Jonathan Fenby）的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記者周榆瑞合寫的The Man Who Lost China, 以及美籍英國作家斐恩（Robert Payne）的Chiang Kai-shek。
    　上述的英文蔣傳當普通讀物尚可，但非嚴謹之作，不可能傳世。至於中國人董顯光、熊式一用英文寫的蔣傳，在西方人看來是歌功頌德的使徒聖傳（hagiography）。
    　比較說來，陶涵的蔣傳，確是蔣介石逝世三十四年後，第一本探討他生平的認真之作，應該經得起史家和時間的考驗。

蔣介石的二二八責任
2009-02-28 中國時報【黃清龍】

    　馬英九總統說，二二八事件發生，蔣介石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當然有責任，不需要為他隱瞞，這是很正確的看法。問題在於：蔣介石究竟犯了什麼過錯？如何論斷他的責任？二二八事件，首先應該釐清的是當年的派兵決策過程。要問的是：蔣的指令究竟是如何下的？

    　二月二十八日當天，陳儀發出電文報告蔣介石台灣發生動亂、台北臨時戒嚴等事。蔣則在三月一日日記記載：「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蔣所稱的「軍隊調離台灣」，指的是六十二軍和七十軍，前者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調往秦皇島，後者於一九四六年底調往徐州，因此二二八發生時，陳儀手上的兵力十分有限。但陳儀身為行政長官，台灣發生動亂於他並不是件光彩的事。事情既已發生，能夠自行處理自屬上策，萬不得已才向中央求援。但與陳儀敵對的「中統」、「軍統」等各情報機構則函電交加，誇大事態發展的嚴重程度，以製造陳儀處置無方的印象。

    　另方面，由台灣各界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則於三月三日致電蔣介石，並「懇請中央速派大員蒞台調處，以平民憤。」旅居上海、南京的台籍團體也紛紛上電，力陳長官官署之不當，反對中央派兵。但蔣仍於三月五日下達派兵指令，隔天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軍隊向市區進擊，三月九日，劉雨卿率領的廿一師抵達基隆，展開掃蕩、清鄉、肅亂。

    　從以上敘述可知，蔣介石的下令派兵，是在陳儀、中統和軍統相互傾軋的混亂情勢中，最終做出的決定。他誤信陳儀、柯遠芬等人把二二八定性為「奸匪動亂」，「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又受到中統、軍統及憲兵系統情報的影響，以為「台灣暴動嚴重已極」，最後下令出兵，無論如何必須負起政治責任。

    　另外，在做出派兵決定後，三月七日蔣日記寫道：「現時唯有懷柔。」而在大溪檔案中則有蔣給陳儀的親筆手諭，指示「不可報復」、「從寬處理」等。但顯然陳儀並沒有遵照。
    　蔣介石指示：「政治上可退讓，軍事要求不得接受」。但是當時蔣的最大困難是，主要兵力都已投入對共作戰，手上無兵可派。因此所謂「現時唯有懷柔」，其實是不得不然。至於指示陳儀「不可報復」、要「從寬處理」，多少也是考量到陳儀的處境與心態，不希望他為了平亂求表現而恣意殺戮洩憤。事後證明，廿一師渡台後並沒有遵照蔣的指示。

    　不僅如此，三月廿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蔣在當天日記還大加批評，指此舉是「不負責的挾意報復」，「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隔年六月即任命陳儀擔任浙江省主席，可見他並不認為陳儀處理二二八有何過錯。至於陳儀後來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決，則是他想策反湯恩伯投共不成，被扣上「勾結中共，陰謀叛亂」的罪名，和二二八的處置得當與否並沒有關連。

    　簡單地說，若要追究二二八事件元凶，陳儀無疑應負主要責任。但蔣對整個事變所造成的殺戮悲劇，確實有重大責任。
    　（作者為中國時報副社長）

蔣氏新傳哈佛出版蔣介石終究贏了毛澤東
2009-05-13【劉屏／華盛頓十二日電】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最新出版的《蔣介石傳》，從全面的觀點著眼，對蔣介石給予了不少正面的歷史評價，迥異於過去西方及中國大陸的描述。他認為，蔣介石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甚至今天中國大陸的走向，是蔣介石主張的方向，不是毛澤東的。

陶涵說，他本來和大多數的西方人一樣，對蔣充滿負面觀感，諸如縱容貪腐、專制獨裁、丟掉大陸等等，大概唯一的正面觀感是蔣本人很清廉。但是基於自己是「溫和的自由派、外交政策的務實派」，陶涵以開放的心態寫《蔣介石傳》。台灣、大陸、日、美、俄等國陸續有大量資料解禁，尤其是蔣的日記公開，使大家有機會更全面的瞭解、評價蔣。

陶涵：大陸今天走向是蔣的方向
陶涵認為，蔣是高度爭議性人物，處於列強欺凌、軍閥割據的時代，社會正處於新舊交替，經濟上則民不聊生。但是蔣「支持婦女權益、愛國、痛恨帝國主義，儘管他有好幾個孫輩有外國血統」。又說，蔣缺乏魅力，不受同儕所喜，但有決心、勇氣，且清廉，故廣受歡迎」。此外，蔣「缺乏幽默感，脾氣壞，但很容易笑，且從日記看出他是虔誠的基督徒」。

陶涵說，蔣知道自己很多舉措不當，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專制鎮壓找藉口，他為某些作法感到痛心，顯示蔣不是冷酷無情之人，所以毛說蔣真誠、正直。

這本書敘述了歷史事件真相。例如南京大屠殺。書中說，南京保衛戰，「國軍將士殉國者達七萬人」；日本占領後，三個月內，平民遭屠殺者達卅萬，包括活埋、剖腹、姦殺等慘無人道之舉。

蔣：若我至死獨裁不過與草木同朽
又如抗戰是誰打的。書中說，中國軍隊戰死三百萬人以上，還有至少一百萬死於營養不良或疫症，「百分之九十都是蔣的部隊」。至於共產黨，書中說，「毛告訴自己人，要掌握機會搞武裝鬥爭，以壯大自己」。

陶涵認為，退守台灣，讓蔣終於有機會建設國家，「在社會、經濟等方面，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他說，蔣如果地下有知，會為台灣今天的成功而欣慰，會為大陸的巨變而驚訝，也會為大陸的貪腐「比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時還嚴重」而痛心。然而蔣最大的感觸，恐怕是中共政權不再高舉「階級鬥爭」、「世界革命」，而是像胡錦濤主張的孔子思想、和諧社會。
有一段話，過去似未曾公開，見諸二戰時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本人所述。謂蔣曾告訴魏，「如果我至死還是獨裁者，不過與其他獨裁者一樣與草木同朽；可是如果我成功的為民主政府建立真正穩固的根基，我會永遠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

蔣曾昏迷半年國人渾然不知

2009-05-13【劉屏／華盛頓十二日電】

陶涵的《蔣介石傳》，透露了蔣介石在最後幾年，許多不為人知的情況。有蔣個人的，也有大時代中的變遷，例如尼克森總統打定主意與中共建交、不支持台獨等。各方也很清楚，中共加入聯合國、台灣退出，只是遲早的事。

蔣在八十二歲（一九六九年）出現心臟病，對外保密。接下來幾年，陸續出現假牙不適、關節酸痛、腿部癢等病症。本來蔣從六○年代起很少發脾氣，多數只見在日記中發火。可是這幾年，副官發覺他發脾氣的時候變多了。不過他依然洗冷水澡，依然坐姿筆直。

一九七二年七月，即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大陸後五個月，蔣心臟病發作，醫官注射強心針，挽回性命，但蔣陷入昏迷。所以那年雙十國慶，蔣沒有露面，是一九四九年來的第一次。隔年元月，蔣忽然恢復意識，原因無從解釋。於是回到士林官邸，但從此坐輪椅，一直很虛弱。蔣經國每天晨昏定省，陪同吃晚飯。

這年十月，蔣夫人發現患乳癌，需化療，為免蔣擔心，編個理由，說是「感冒了」。一九七四年，夫人必須動乳房切除手術，於是又編個理由，說是到美國走一趟。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蔣突然心跳停止。醫官以藥物直接刺入心肌注射，心跳恢復。夫人趕來後，蔣心跳又停，醫官再次急救，但無效。此時蔣經國亦趕來。醫官準備第三次急救時，夫人說，算了吧。蔣在午夜前數分鐘逝世。

蔣奉厝那天，在北京，毛澤東知道自己也來日無多，在床上聽了一整天哀樂。

蔣最後幾年，美國積極與大陸來往。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宣布支持北京當局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美國同時支持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

其實尼克森、季辛吉很清楚，中共絕不同意讓台灣留在聯合國，所以就算美國的方案暫時有效，可是至多一年，台灣還是會被排除出聯合國，「蔣氏父子完全瞭解這種安排只會讓台灣再一次遭受羞辱」。

季辛吉告訴毛，由於水門事件，美國無法按原先設想的與中共建交。

也在這段期間，美國宣布出售十五艘驅逐艦、二艘潛艇，以及六十輛M-48坦克給中華民國，同時美國授權台灣裝配F-5戰機。這些發展，令周恩來處境益發困難，因為大陸的激進派怪罪周，說周上了美國的當。

警告貪官美國要沒收扁家2宅【聯合報╱華盛頓特派員劉永祥 ╱十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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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貪官美國要沒收扁家2宅
【聯合報╱華盛頓特派員劉永祥 ╱十五日電】

2010.07.16 03:36 am

美國政府十四日分別在紐約及維吉尼亞州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沒收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家族在當地購置的兩棟房產，訴狀明確指出，扁家購屋資金是貪汙所得的一部分。

美國司法部發言人史威妮表示，如果美國政府勝訴，會把沒收的兩棟扁家房產出售，所得存入聯邦沒收基金，「部分」歸還台灣。但她並未說明台灣能拿回幾成售屋款。

至於美國採取這個行動的動機及為何在扁案判決確定前提出訴訟，史威妮強調，由於沒收扁家房產案是進行中的司法案件，她只能提供訴狀及司法部新聞稿，無法作更多說明。

訴狀提到，二○○五年及二○○ 六年間元大證積極併購復華金，為防止主管機關介入並與層峰建立關係，元大拿了二億台幣賄賂當時的第一夫人吳淑珍。吳主導洗錢，在英屬維京群島及尼維斯島（Island of Nevis）設立空殼公司，再利用這些公司在瑞士開設銀行帳戶，後來部分賄款從瑞士匯到美國，由其子、媳陳致中及黃睿靚在紐約市的曼哈坦購買一處公寓，並在維吉尼亞州的科絲維克（Keswick）買一棟房子。

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暨海關執行署署長莫頓強調，「這次的行動是要警告那些濫用權力獲取不法金錢，並企圖把錢藏在美國的外國貪腐官員」。

他指出，國土安全部幹員將持續與外國司法單位合作，調查並起訴不法官員，讓貪瀆的外國官員無法享用犯罪所得。

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布爾強調，這個案例顯示，國際合作是有效執行這類行動的關鍵。司法部及移民海關執行局與台灣最高檢察署及特偵組密切合作，蒐集並交換扁家洗錢事證，來支持沒收扁家房產的訴訟，移民海關執行局在香港的人員也提供重要協助。

美國司法部還特別說明扁案審理狀況，指陳致中夫婦因洗錢被起訴，二審兩人分別被判十四個月及十二個月有期徒刑，還因其他洗錢案件遭起訴。另外，陳水扁及吳淑珍也因收賄、侵占及洗錢等罪嫌被起訴，二審都被判廿年有期徒刑，也都因其他案件遭起訴。

※延伸閱讀》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沒收台灣前總統涉嫌以賄款購買的在美房產

‧MJ 報導:美國政府提訴訟沒收陳水扁在美2屋

【2010/07/16 聯合報】@ http://udn.com/

朱天心天心：我只要不被貼標籤的自由人民網記者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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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我只要不被貼標籤的自由人民網記者王堯
http://tw.people.com.cn/GB/14814/14892/9534289.html
在臺北與朱天心的見面，約在她常去的永康街希羅斯咖啡。說常去不夠準確，對於習慣在咖啡館寫作的朱天心一家，“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不完全是調侃。這咖啡館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那種，嘈雜的人聲、背景音樂聲和杯盤刀叉的碰撞聲中，朱天心從一筆一劃正寫著的稿紙上抬起頭來，露出溫婉的笑容。蓬鬆的短髮、深藍色的上衣，語速中等，聲音柔和，圓圓的眼睛，眼神如女學生般清冽。眼前家常、樸素、不張揚的朱天心，是臺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之一、文學評論家的最愛。

　　祖籍山東臨朐的朱天心，1958年出生於臺灣高雄縣鳳山市。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軍人，也是出色的小說家；母親劉慕沙是苗栗客家人，是臺灣著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亦是著名作家、侯孝賢導演“御用編劇”。朱天心高中時代就開始創作，不滿20歲就出版了《擊壤歌》等書，受到文壇矚目。大學就讀於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成為專業作家，和姐姐朱天文在1970年代末期創辦的“三三集刊”，對當時臺灣文藝青年產生一定影響。作品曾經多次獲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等文學獎。

　　對於張愛玲：我是個笨拙的模仿者

年少成名的朱天心，在繁重的功課壓力下何時寫作呢？朱天心說：“在不喜歡的課上。例如數學課，我是數字白癡。”至於《擊壤歌》的誕生，緣起於一個“壞的建議”：“當時有人寫了一本《拒絕聯考的小子》，很暢銷，於是有出版商建議我寫一本《接受聯考的學生》之類的。我對商業的東西很排斥，拒絕了。但壞的建議並不代表不會在心裏生根，後來，為了紀念高中時代同學們16個小時生活在一起的友情，寫了《擊壤歌》。”

朱家姐妹早期的創作通常被歸類為“閨秀文學”派，被認為頗有張愛玲之風。說到張愛玲，似乎不可不提胡蘭成。而朱家姐妹與胡蘭成也頗有淵源。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蘭成應臺灣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之邀到了臺灣。但胡當年效力于汪偽政府的往事，不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朱天心的父親朱西寧其時正籌備撰寫張愛玲傳，遂邀請胡蘭成移居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國文學。朱家姐妹都是張迷，見到胡蘭成也算是得償所願，“因為愛屋及烏，覺得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那麼，對於爭議頗大的胡蘭成，朱天心怎麼看？“見到胡蘭成時已是他的晚年，以小孩子的眼光，仍覺得他象大觀園裏的賈寶玉，很有女人緣，有一堆女粉絲簇擁在周圍。我親眼目睹一些知名的女作家爭相取悅胡，取悅的方式是大段背誦張愛玲的作品。而胡蘭成的獨到之處，是讓每一個女人都覺得他對自己是最好的、唯一的。他最大的特點是真實，真實地曝露自己，無論失意還是得意。”

　　他對於我們的意義？朱天心沉吟半晌：“我想是他提起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當時臺灣流行的是翻譯的西方作品。中國歷史、文化都是教科書上的東西，在小孩子眼中，是非常乏味的。胡蘭成用自己的方式，讓小孩子們對這些有了興趣。”

　　作品被評說有張愛玲的痕跡，你介意嗎？“當然不介意。對於喜歡的人，自然會想去學習。我是想偷學而不能，是一個笨拙的模仿者。”

　　對於偶像的“新作”《小團圓》，朱天心又如何看待呢：“鼓起勇氣快快翻過。我比天文有勇氣，她不敢看。看完的感覺是煉金沒煉成，打開爐子連煙和灰都出來了。她往日構建的七寶玲瓏塔倒塌了，她的人肉炸彈把胡蘭成炸了，也把自己炸了。當然更多是心疼的感覺，覺得這個神一樣的人，怎麼也會和一般人一樣？”
關於族群認同：是李登輝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關於張、胡的談話到此為止，我們的談話轉入正題。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朱天心的寫作風格和題材大幅轉變，由少女情懷轉為與時事、政治緊密結合。在臺灣“本土化”的過程中，面對臺灣外省族群所面臨的龐大認同壓力，朱天心深切的不平、壓力與焦慮，投射在其作品中。

　　有人說，“她後期的小說相當用心地勾勒出夾縫中的族群，充分顯現族群認同的焦慮感，而她作品前後期題材的巨大改變，使她成為文學評論者絕佳的討論對象。”這種轉變的代表作，不能不提1992年問世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因此獲獎無數，被稱為“臺灣眷村文學第一人”。17年後的當下，“眷村熱”再度在臺灣興起，《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等話劇、影視劇票房飄紅，作品的深度與社會影響卻無法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相提並論，朱天心的先知先覺與超強洞察能力可見一斑。

對此，朱天心坦陳：“我的認同問題來得非常早。我母親是苗栗客家人，外公是小鎮醫生。兩歲時，母親生妹妹，我被送到客家莊外公家養育。家裏的傭人帶著我串門子時，鄰里間一個經常的消遣就是問我：你是哪里人？少不更事的我總是堅定地說：我是唐山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臺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沒有所謂的族群問題，是李登輝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說到這裏，朱天心的語調由溫婉轉為犀利。以她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說，當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未妨害到人們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結婚、生活，並不象美國當年的種族問題一樣壁壘分明。李登輝主政後，不斷操弄族群議題，以族群為工具打擊政敵、解決黨內紛爭，再援引民進黨的力量加入……政治鬥爭本身並沒有道德可言，但是這種操弄逐漸彌漫到了社會上，讓差異變成了鴻溝。原來是玩假的，後來弄假成真了。社會上逐漸有一種聲音，把所有跟著那個政權一起來的外省人，打成加害者、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們把得到的一切還回去。但真正在眷村生活的，是國民黨的中下層軍人，並非既得利益者。“想當年，他們有些人可能正在下田，就被抓兵的拉到臺灣來了，從此半生命運被改寫。冥冥中誰還欠他們一個道歉呢，如今卻被認為是既得利益者。我替他們委屈。與其他們讓別人誤會，不如自己來解剖吧。我必須說，很不幸，他們的國仇家恨，或者他的鄉愁，正好是跟那個政權是一致的，但這跟說你是他的幫兇是兩回事。”

先知先覺、大聲疾呼……然而收效甚微。儘管朱天心不願看到，臺灣的族群認同問題還是愈演愈烈。2004年臺灣“大選“前夕，預見到政治人物一定會把族群當作選舉工具操弄，朱天心和一幫文化界、社運界的朋友聯合發起“族群平等行動聯盟”（族盟），由著名電影導演侯孝賢擔任名譽召集人，不定期發表監督報告，針對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論進行批判。“沒錯，這個理念很先進，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這個階段，政治人物又要開始玩弄這個東西了，又要開始貼標籤了。不如我們跳出來，扮演一個吹哨者的角色。但收效還是甚微。”

在族群認同的問題上，朱天心的心態也起起伏伏過好一場。曾經，因為害怕被標籤，朱天心在父親在世時只陪他回過老家一次。“早年回去比較辛苦，帶很多東西，因此我們三姐妹輪流陪父親回去。後來我不再去，是為了當被人家說“你們外省人都心向中國，整天回大陸”時，我可以說，我只回過一次而已。明知父親年紀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人陪，我卻只為了這樣一個負氣的理由，橫下心來不陪他回去。”1998年父親不在了，她每每想起，總為自己那些年的決定感到難過。

　　“其實，我們只是要爭取不被貼標籤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認同的時候，我們有不認同的自由。”朱天心不止一次被問過“你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嗎？”“當時我真是眼淚都快出來了。對這塊土地的感情，象空氣象家人，平時沒事誰會去描述它。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沒有到海外留學的經歷，離開臺灣的時間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月。可是，原來你說你屬於哪里是無效的，你自己說認同是無效的，要看別人接不接受。在寫《古都》的時候，我就想傳達一種聲音：難道只有認同的人才能在這裏生活嗎？我交稅、從來不違法，我就可以生活在這裏，你管我心裏想什麼，多愛或多不愛。容忍各式各樣的人、各種語彙、各種追求幸福的方式，這才是我真正認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種口號，說同一種聲音。” 所以，朱天心敢於撰文闡述“不愛臺灣的理由”，回答“愛不愛臺灣”的問題：“這是我出生、成長、盛年、初老之地，我沒逃過稅、沒犯過法，除了旅遊沒有須庾離開過（因此不要叫我回哪里哪里，就如同那些老愛把這話掛在嘴上的海外週末革命家們確有另一個國另一個家可歸返），這是我在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落腳容身之地，這樣的“愛”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關於流浪貓：那一個個小水罐，讓我一點點拾起碎成片片的心

　　在被質疑最甚時，朱天心也曾心灰意冷。“既然不被認同，我走可以吧。這種走，不是物理上的走，是感情上的抽離。象放牛班的小孩，既然你們不喜歡我，我走開好啦。”

是在為保護流浪動物奔走呼號的過程中，朱天心把碎成片片的心一點點拾起來。朱天心有多愛貓，在《獵人們》一書中可以找到答案。而和她一樣愛貓、尤其是愛流浪貓的人們，被她稱為“貓天使”。每當看到巷弄裏那一個個貓罐頭改制的小水罐，朱天心堅硬的心就會變得柔軟，因為一個水罐就意味著有一個人在照顧流浪貓，意味著有一份愛心在。“你知道嗎？大部分流浪貓並不是死於車禍或被狗咬死，而是渴死或死於腎衰竭，以前它們還可以舔一點冷氣滴下的水過活，現在政府不准冷氣滴水，在不下雨的日子裏，它們只能活活渴死。”

每次看到小水罐，朱天心就告訴自己，“這塊土地雖然有很多醜陋的地方，我還是會留在這裏。如果連這些都沒有，那我會變得絕望，覺得自己無處容身。”

不過，保護流浪動物的工作，也並非一帆風順的。她不過是在自己的社區推動，就經歷了相當大的困難。一般人大多不知道流浪貓、狗被抓進動物之家後，七天沒人認養就會處以安樂死。為了挽救那一條條小生命，朱天心盡其所能宣導TNR行動，也就是Trap(捕捉)、Neuter(絕育)、Return(放回)，“流浪貓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年，若加上絕紮工作的介入，有生之年，我們將很快看到成果。”然而，就是這樣的倡議，也常遇到不以為然的回應甚至破壞。“有人說，諸如失業，交不起健保營養午餐的人都管不了，還有暇有錢去管貓！”“貓天使”們放置的水罐也常常被踩扁或踢翻。對這些振振有詞質問的人，朱天心在《獵人們》一書中予以犀利回擊：“他們認為他人或自己的同情是不可以亂用亂浪費的，必須用於人類偉大的終極目標如一場聖戰、建國，或禮敬侍奉某超級名法師……長時間下來他們變得極堅硬極剛強，大大違背他們初衷地對凡事皆天地不仁。”

時至今日，說起這個話題，朱天心依然激奮：“任何一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不能隨便當作垃圾扔掉。如果僅僅因為它們對我們是無用的，就可以隨意處死，那麼有朝一日社會福利資源緊張時，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對無用的老人們這樣做？也有老榮民出身的鄰長覺得照顧小貓小狗是小題大做，說“我們當年槍林彈雨的，死人都是平常事”。對這些善良質樸的老伯伯，朱天心則會耐心地開導：“正因為現在是不會打仗、不會死人的年代，可以多做一些這樣的事情，社會的進步無非就是這樣。”
關於天賦：天賦可以讓你開跑時贏過別人100米，但如果賽程是一輩子的話，開頭贏的幾百公尺沒什麼意義

朱天心自謙產量很低，但粗粗算來，作品集也出了十數本。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愛呢？“沒有最愛，都愛。這樣說可能不大謙虛，但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關乎每個人對文學的定義，關乎每個人寫作的動機。我寫作的動機是留住感情留住真實。看自己的書，就像看一本一本的照像簿，就象看高中時的照片，可能醜醜的，但是那裏面有感情有感動有記憶，是最真實的，我都喜歡。”
出身文學世家，朱天心如何看待天賦對其寫作的意義？朱天心想了想：“天賦可以讓你在開跑時贏過別人100米，但如果賽程是一輩子的話，開頭贏人家的幾百公尺是不重要的。”

那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朱天心答：“持續的用功。比如閱讀。這是最省事的。閱讀可以瞭解上下五千年，體驗不同人生，一個人的人生再精彩，肉身也是有限的。閱讀還可以偷學，我的偷學名單很長的，不是只有張愛玲。更重要的是，閱讀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可以瞭解什麼是別人已經寫過、寫透的。比如說情欲，20世紀初已經寫到那個地步，可有的人不知道，還在那說不敢寫，有些字眼不敢用。有的人明明在寫很主流的題材，還以為是在做突破。”

不過，身體狀況也讓朱天心的閱讀必須有所節制。“有氣喘病必須定期吃藥。這是個兩難，不吃，會失控，會發作。吃了就頭暈暈的。精神夠好的時候才閱讀。”
關於自由：把生活的需要壓到最低，才有自由

作為題材和風格多變的作家，我們希望朱天心給有志于文學創作的人一點建議：是否該從自己熟悉的題材開始創作？

朱天心說：“寫熟悉的會比較有熱情，不熟悉的，不是不能，但準備工作要充分。要問自己幹嗎要寫，最重要的是要有動機和熱情。有些人寫作是功匠式的，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功匠每個星期要交一張椅子，他怎麼會有熱情。但我比較羡慕功匠性質的寫作。產量高啊。”

朱天心和先生唐諾都很“羡慕”那些產量高的朋友，但也笑稱自己做不到，好在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一個月幾千台幣的開銷也就夠了，可以“坐吃山空”。夫妻倆信奉：“把生活的需要壓得很低，自由度才會出現。”

作為成功的作家，還需要把生活需要壓得很低嗎？朱天心說：“當然。對我來說，不能指望靠賣書過奢侈生活。書賣得好，算是意外，基本上等同於中了頭彩。做事情的時候考慮市場，在我看來好累。比如侯孝賢導演，準備一個電影時，考慮到日本市場，就要選擇日本演員，寫劇本時也要添加日本元素，要遷就很多東西。這一切，在我看來好不自由。還有一些朋友，在寫書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這書起碼要賣兩萬本，才能交房貸、才能出國旅遊，才能換車子……。我是倒過來，把生活過得很簡單，寫作的時候不用去想出版商和市場。”

為了全家人長遠地過上這樣自由的生活，簡單生活是必要的。朱天心說：“其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先生唐諾一直在出版社工作，有固定薪水。他也喜歡寫作，但只能下班後寫。所以我必須有所準備，準備著有一天他跟我說也不想工作了，想潛心寫作。兩年前，他把工作辭掉了，我們現在每天都在咖啡館呆著。”唐諾認為，在咖啡館寫作，可以更集中精力，因為家裏太熟悉了。也很便宜。他曾給來訪的記者算過一筆賬：“台幣來講，我目前使用的咖啡館會給你很不錯的早餐、兩杯咖啡，幫你收拾東西、弄開水、給你一個場地、給你空調，一個月3900塊，非常便宜了。咖啡館和買煙，這是我的惟二花費。”
關於感情：每個人可能都很難是單純的陰性和陽性靈魂，最終哪一種跑到前面要看機緣

先生唐諾（本名是謝材俊）是臺灣著名的推理小說家，博學多才，性情開朗，與天心相知相惜；就讀于臺灣中國政治大學民族所的女兒謝海盟古怪精靈，熱愛京劇，推崇伊斯蘭教。在女作家多情路坎坷、孑然一身的臺灣文壇，朱天心的愛情和家庭實在太圓滿了些。聽聞此言，朱天心笑了：“是啊。和唐諾高二時就認識，那時我在北一女，他在建中。他編校刊，到我家來跟爸爸要稿子還是約專訪什麼的，就這樣認得了。十年後，應讀者的強烈要求結婚。”

朱天心過往小說中不乏對同性之間朦朧、唯美感情的描摩，她本人在接受採訪時也說過：“如果不是為了生一個小孩，可能會選擇同性的感情。”對這個多少有點敏感的話題，身為人母多年的朱天心侃侃而談：“我覺得每個人可能都很難是單純的陰性和陽性靈魂，最終哪一種跑到前面要看機緣。我碰到大部分女孩子時，都覺得自己是男生。遇到男生，還覺得自己是男生。只有在遇到兩個人時，才有陰性靈魂的感覺：一個是我北一女的好朋友雷倩，第二個是唐諾。遇到他們，我才有被照顧的感覺，覺得被人家照顧和觀看也是一種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沒遇到唐諾，陰性靈魂沒跑到前頭，就很難說了。”

在並不“計劃生育”的臺灣，朱天心卻只生了一個女兒就停下了，是刻意為之嗎？朱天心的回答坦誠得出人意料：“當年，我看過錢鐘書和楊絳寫的一篇文章，寫他們只要一個女兒，將終其一生愛這個女兒。我覺得寫到我的心裏去了。我女兒盟盟小時候不是標準的小美人，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甜美乖巧的小女孩，個性非常古怪，當然也很有趣。你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欣賞她，接受她，耐心地發現她的可愛。我怕再生一個，個性比她乖巧，長相也比她好看（我就不信我和唐諾的遺傳基因一點也不發生作用！）那以我的個性一定會移情別戀，我太瞭解自己了，我一定會喜歡更可愛的哪一個。那這個小孩就太可憐了。”

2003年，朱天心寫了一本《學飛的盟盟》。“因為覺得她最天真純潔的年齡快要過去了，很想把她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因為我們自己小的時候是爸媽不管長大的，所以當身邊出現一個小朋友的時候，很希望把她成長中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採訪結束時，朱天心說，《學飛的盟盟》就快在大陸出版了。那麼，盟盟的古怪和有趣，也用不著在這裏多說了。

　　後記：採訪朱天心的那個下午比想像中愉快。此前一次多人的見面中，朱天心相當沉默，惜話如金。雖是一直微笑著，但總讓人覺得有距離感。面對面談話時，才深切地感受到朱天心的優雅、犀利、坦誠和……焦慮。她果然是天才作家，字字珠璣，答問原音重現就是一篇好文章。(採訪中我多次不知天高地厚地誇獎她，是最好的採訪對象）。本著分享的原則，寫成了這篇超長的專訪，希望讀者可以和我一樣感受到朱天心的優雅、犀利、坦誠和……焦慮。在人民網刊發前，專訪的刪節本已經先行在《環球時報》見報了。未幾即有人民網著名文學女青年柳某打來電話，稱看了覺得不過癮，尤其是對朱天心作品幾乎無所著墨。我請她期待人民網將刊發的全本，但事先申明：全本對朱天心的作品仍是著墨不多，因為作為非文學青年的採訪者我，更關注的是身為作家的天心，對臺灣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

因為一年有幾個月身在臺灣，我可以設身處地地理解朱天心的焦慮。也因此，在朱天心所有文字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椎心泣血的“三個可不可以”：

“這是我出生、成長、盛年、初老之地，我沒逃過稅、沒犯過法，除了旅遊沒有須庾離開過（因此不要叫我回哪里哪里，就如同那些老愛把這話掛在嘴上的海外週末革命家們確有另一個國另一個家可歸返），這是我在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落腳容身之地，這樣的“愛”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注：所謂海外週末革命家，指的是當年在美日等國居留或入籍，平時正常上班上學，週末約幾個同鄉，開個PARTY、喝點小酒、罵罵蔣家、談談“台獨”……的那一群人。

都是因為王偉忠【聯合報╱蔣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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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諾

都是因為王偉忠【聯合報╱蔣曉雲】

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

這兩年「眷村」暴紅，還形成文化現象，今年表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台劇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時之間彷彿台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行銷能力之外，也激發了講講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裡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祕和刺激的。

民國38年到台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產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之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到了台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台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就知道這麼一位到台灣來度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台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只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那個時候，台灣最大的僱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了公家機構做了國家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面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我開始投稿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胡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系列他們的故事，才寫了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了出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此找了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面退了。我回家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了卻差點沒去函致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向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作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裡那些片段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了。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家庭與別人不同的時候，已經念高中了。因為在學校搞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了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了，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了，只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了！」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1975年以後我已經得了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發表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家單位邀請青年作家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某將軍的旁邊，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別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中華民國的上將了。」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忽然小時候這裡那裡、亂七八糟聽來的閒話都連連看一樣地連起來了，原來不是作夢。我一個父執對共和國有「太子」和「太子黨」都是極看不慣的，常對我父母發牢騷，最喜歡講經國先生的閒話，所以我大概小學時就聽說了許多小蔣的風流韻事，只是對時人不熟，兜不攏誰是誰，更沒把小時候大人嘴裡形容的「豬頭豬腦」的豬哥「太子」和自由中國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領袖和他的家庭連到一塊去。

和眷村裡日子過得簡單而篤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裡的大人真是複雜又徬徨得多了。他們愛批評時政，對政府不滿，意見又多，常互相通風報信說是誰誰多言賈禍，又給抓了進去，可是顯然不自我警惕，有時還故意給自己找點麻煩。我有一位父執輩是從前的「萬年國代」，一天興奮異常地對我父母描述他們幾個如何在行使投票權時串聯投下廢票，抗議總統一再競選連任「違憲」。他們冒著嚴重的後果希望起碼讓第一次表決不能通過，「給想做皇帝和拍馬屁的人一點教訓」，這些書生對獨裁微弱的抗議現在講起來似乎很可笑，可是連我那麼小，都知道他們在謀大事；這件事後來的發展好像是有人臨陣退縮，折騰半天，唯一的候選人還是得了個「萬民擁戴」的投票結果。我多少年以後才知道，這位長輩是參與立憲的國代，雖然他們後來在台灣都是別人革命的對象，但當年他們也是有過理想的；即使在獨裁的強人政權下，他們也曾經卑微地維護過那本他們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時大人不小心讓我聽到的事，不用他們說，我自己也覺得是作夢。倒是年紀漸長以後，讀到一些東西，居然會和我兒時的那些片段的「夢」產生聯結。我記得我的一個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麼東東，問了人家大概又說我是「作夢」就打發了。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應該也是確實聽到過這個說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讓一堆貼到標籤的外省人都倒了楣吧。

王偉忠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帶著各種文藝作品在大陸四處巡演和推廣，他們在台灣以外也得到熱烈的回響，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書說是「寫給當年未隨親人來台、留在大陸家人看的一本書，告訴他們國民黨老兵在過去六十年是怎麼過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經歷的成長背景」，這就讓我這個第二代外省人要舉手抗議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給我也派了一間房，我當時沒吭聲。在台灣沒有眷村庇護的外省人是小眾也是烏合之眾，和眷村的雞犬相聞不同，我們這種人家裡出了事是不會有隔壁張媽媽李媽媽來關切或幫忙的，只會連夜搬家，消失在人海裡。和我的父母一樣，做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習慣保留隱私，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連故舊如天心也錯以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偉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顯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傳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講得這麼熱鬧，已經讓眷村和台灣的外省人畫上了等號。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他們和眷村裡的長輩從同一個時代走過，從中國各省到了台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們沒有王偉忠代言，沒有電視劇和舞台劇，也沒有紀念館。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經無法反對，可是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唉！可惜我們家大人說話，小孩是不興旁聽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長大，所知極為有限，如果那個時候他們讓我與聞大人的「反動言論」，起碼我有多些的素材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現在怎麼辦呢？已經多年不再創作的我，又開始拼湊那些片片段段童年「夢」中聽說的事，寫我自己也真假難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淺陋，我也知道小說的讀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讓斯人獨憔悴，我想要記下他們的人生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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