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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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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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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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給呂秀蓮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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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給呂秀蓮把脈

俞力工

　　據台灣媒體報道，呂秀蓮最近在針對海峽兩岸問題的場合，曾直率表示，中國當年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應當向台灣人民道歉」。另外，1996年3月許,呂秀蓮在日本參拜靖國神社時，也曾對日本媒體表示《馬關條約》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是台灣的大幸。幸虧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另一種版本則指出呂秀蓮如是說「我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是非常遺憾的事情，特別是中國成為戰勝國是很不公平的、是荒唐的」。除此之外，在她參觀《馬關條約》的簽訂會場時還表示，「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是台灣的幸福，不然台灣那來今天的經濟成就，還不是和今天中國人一樣：貧窮、落後、愚昧、粗野」。

　　儘管各報道的文字、內容略有出入，但大體上可以相信她對「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持著相當歡迎的態度。至於台灣於日本戰敗後依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回歸中國，呂秀蓮又認為該「回歸」事件牴觸了「在國際法上更加重要」的《舊金山和約》，因為《舊金山和約》只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而並沒指定歸屬何方（即「台灣地位未定」的來由）。

　　從常理判斷，呂秀蓮之認為「中國應當向台灣人民道歉」只可能出於兩個原因，一是認為台灣一向不屬中國所有，因此不得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該推理之無法成立，原因在於日本無需多此一舉地與中國簽訂條約，從而取得一塊不屬中國的領土；另一種可能是，祖國遺棄了台灣這個孩子，因此有必要向孩子道歉。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呂秀蓮的情緒反應不難理解，一個突然斷奶的棄嬰所抱怨的對象當然不會是逼迫生母作出棄嬰決定的主謀（如日本），同時這種「口欲時期」所遭受的創傷，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怨」、「嗔」與「自憐」、「自戀」悲情，一般說來只有在徹底瞭解生母所經受的苦楚與無奈才會有所緩和；而如果這種認識過程受到阻擾，則上述的病態行為，例如對生母的怨恨，即便到了成年也無法徹底擺脫。

　　呂秀蓮的「悲情」的真正可悲一面其實不在於對生母的怨恨，而是對肇事者（日本）的無限諂媚。這點，如果與東南亞的華人作一對比，對瞭解病態心理是有助益的。

　　二戰結束後，中國的國際地位一度日正當中，此時擴及東南亞部分地區的「大中華」的建立不只是呼之欲出，甚至極有成為現實的可能，但是，及至中國內戰爆發，所有的美好願望頓成泡影，同時由此對許多地區華人導致的不利影響，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頓足、唏噓不已。但是，此地區華人卻能瞭解問題所在，因此對早日結束「兄弟鬩牆」的期盼也最顯殷切。另外，就柬、越、寮華人方面，盡管許多人出於歷史原因視共產黨為不共戴天，但也從不會殃及魚池，一桿子打擊所有中國人。東南亞華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不曾出現過任何力量能夠限制他們對近代史和現況的瞭解。至於台灣，日本皇民教育、殖民主義的影響與長期的封閉當然是產生上述悲情的唯一解釋。

　　近代史上，無論東西或南北，殖民主義文化侵略的特點就在於「使接受殖民國文化的被殖民地群體認為他們高於不受殖民文化感染的同族群體一等」。由是，在這種文化基礎上，必然會出現嫌其他同胞為「貧窮、落後、愚昧、粗野」的心態。絕非偶然的，受殖民文化歪曲的個性不只在台灣極為突出，在香港甚至上海都可找到不少同路人。

　　數十年來，儘管日本的影響力在台灣日益衰退，但卻由美國山姆大叔逐步取代，因此長期冷戰格局與反共教育更是加寬了兩岸之間的隔閡。

　　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觀之，對待具有「口欲」人格的群體說來，啟蒙教育當然是不可或缺，但最關鍵者，似乎還在於母國必須建立強勢文化和經濟實力。如果採取揮舞大棒的「捷徑」。則效果至多是暫時地讓「不認同」情緒潛伏於靈魂的深處。（完）

　　2000年6月7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0286

呂秀蓮高舉「台灣地位未定論」大旗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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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秀蓮高舉「台灣地位未定論」大旗小議

　　俞力工

　　5月28日，呂秀蓮女士在「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主辦的研討會上,以「一個中國的挑戰與回應－新政權與兩岸關係」為題發表了演講。這是呂女士當選副總統之後第一次就兩岸問題提出一個較完整的看法。呂女士雖強調她以個人名義發表其觀點，事實上，她的觀點卻是當前台獨人士的典型意見。以下，僅就其主要內容羅列如下：

　　1.台灣問題系由國共內戰而產生。該糾紛自民進黨此次勝選之後即當終結。

　　2.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系不懂歷史，不懂國際法和不顧台灣人民的主權，因為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雖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但卻沒規定歸屬何方，因此台灣既不屬於中華民國，也不屬於從未在台灣行使過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屬於台灣全體住民。

　　3.許多承認台灣的國家並非都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國家甚至是以
各種外交語言迴避台灣的問題。

　　4.必須破除「一個中國」這個緊箍咒。

　　就歷史方面，呂秀蓮顯然忘記了早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台灣、澎湖已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物歸原主原則回歸中華民國，此時，國際上既無任何國家提出異議，也沒有任何台灣民眾組織提出反對，相反的，台灣人民對回歸祖國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至於1950年韓戰爆發，並導致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之結果，美國出於圍堵中國目的，和為了避免受到「干預中國內政」的指控，刻意於1951年炮製了《舊金山和約》，並從此以後產生了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呂秀蓮在援引該條約時，全然忽略了美國出於意識形態理由，違背「領土主權不受意識形態約束」的國際法原則，背棄了它於六年前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中對「台、澎歸還中華民國」所作的承諾；出賣了中國這個於戰爭中犧牲最大的戰勝國的國家利益；採用拒絕中國兩當局參加舊金山會議的下流手段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感情；同時也蠻橫地無視國際社會的反對（蘇聯拒絕簽字），強行通過該條約。然而，就這麼一個在國際法上引起激烈爭議並使中國人痛心疾首的霸權條款，台獨分子卻一直尊為聖旨，奉為圭臬…。呂秀蓮在重新揭開中國人的瘡疤之時，口口聲聲建議以「親善」的態度處理兩岸關係，不知她究竟如何在「親善」與「羞辱」之間找到平衡點？順便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雖然在《舊金山和約》中給「台灣地位未定論」埋下了伏筆，但卻長期沒有公開利用與宣傳該條款，直到1968年，當中國發生文革運動社會處於極端混亂之時，美國突然感到時機難得便祭起了「台灣地位未定」這面大旗，同時也從這一時刻開始，台灣獨立運動才首先在美國形成一股力量。而另一方面，也就由於許許多多的台灣留學生此時徹底地認識了「台灣地位未定」的前因後果，便積極地投入保衛釣魚島運動，此後又在堅信中國必須強大、統一的基礎上，很快地把「保釣運動」引導為「中國和平統一運動」。至於，「台灣地位未定論」，嚴格說來，自1972年美國出於聯中抗蘇目的發表《上海公報》，並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美國不表異議」之後，美國政府已不再重談舊調，甚至在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也不曾利用過該「理論」來打擊中國。可笑的是，台獨人士如今竟誤以為可以任意提出「未定論」、「兩國論」來打亂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殊不知當前對「未定論」、「兩國論」最感不安、不耐的恰好就是美國。

　　認為當前承認中華民國的二十幾個國家「並非都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與笑話。這些小國家不論承認中華民國出於何種動機，所承認的絕對不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中華民國或台灣，而是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能夠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因此重這個側面更加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更加證明呂秀蓮對法律、外交一竅不通。

　　誠然，內戰不是件好事，內戰未決狀態繼續延續下去也絕非兩岸同胞之福，當前民進黨若真有終結歷史問題的誠意，理當與北京政府進行談判從而尋求兩全其美之策，而不是否定共同的血緣、文化和主權，尤其忌諱的是，絕不能利用霸權主義的尾巴來充當打擊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的武器，這樣做，不但解除不了「緊箍咒，甚至還會加速引火燒身。（完）

　　2000年5月31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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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與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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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與中美關係

俞力工
　　

　　自1980年以來，美國政府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MFN）之後,其國會即每年一度審議是否延長對中國的「特殊」待遇。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卡特任職期間取得該「待遇」，主要原因不在於79年「三中全會」通過了改革路線，而是當時正值中美結盟反制蘇聯的高潮。況且，所謂「最惠國待遇」嚴格說來與「優惠」毫無關係，更確切的名稱應當是「不歧視待遇」，即中止對中國的貿易關係的歧視性政策，並使中國在一年內取得「正常」國家的平等待遇。

　　不言而喻，一個國家的國會每年對某一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貿易、社會情況進行審核、辯論，這行為本身就是個最大的歧視，更遑論美國政府歧視的對象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時又是個世界少有的文化、軍事大國。該政策的必然結果是，阻礙了兩國之間的正常交往，甚至增加了兩國人民之間的誤解與仇恨。

　　當5月25日晨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待遇議案時，克林頓總統即表示該議案的通過意味著「以握手而非揮拳方式向中國發揮更加正面的影響」。如果從1949年算起，美國的確是向中國整整揮舞了50個年頭的拳頭。持平而論，美國的拳頭實在對中國內政改革產生不了丁點的正面影響，相反的，倒是由於軍事威脅、經濟制裁與國際封鎖使得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長期生活在貧窮線下。如果說，美國對中國的歧視待遇的目標在於抵制共產主義與暴政，那麼為何又要給無辜的老百姓帶來雙重的壓迫呢？且如今又為何否定了執行了50年之久的歧視性政策呢？是中國變了呢，還是美國改弦易轍？

　　以筆者愚見，綜觀近百年的美、中交往史，從早期歧視性限制中國移民開始，到為了推銷美貨、抵制其他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和壟斷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從日本侵略東北，而美國卻對中國採取虛與尾蛇的態度開始，到日本轟炸珍珠港後美國才積極對中國進行援助並更改對華人移民的歧視性待遇；從1945年美國為爭取蘇聯對日作戰，而與斯大林簽訂了出賣中國的利益的雅爾塔密約，到戰後《舊金山和約》埋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伏筆；從出於聯中反蘇的戰略需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恢復席位，並在《上海公報》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到中國已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美國無法再堅持對中國的歧視性政策，而必須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為止，百年來美國對華的外交史始終貫穿著「美國利益至上」的一條紅線。至於「自由」、「民主」、「人權」甚至「自由貿易原則」其實都不過是個「應時」的幌子。

　　雖然如此，「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的通過，對改善中美關係起著重大的作用。最起碼，今後中國不至於每年一度地置於美國國會的審判席上任人糟蹋。同時除了由此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之外，中外貿易界今後無需年年觀望美國國會的態度，而可以放膽地進行長期貿易和投資規劃。就此意義而言,5月25日是咱們中國人應該感到欣慰的一日。（完）

　　2000年5月27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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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台灣文化論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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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台灣文化論小議

俞力工

　　陳水扁先生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不管是地方文化、庶民文化或者精緻文化，都是台灣文化整體的一部分。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緣故，蘊含了最豐美多樣的文化元素…我們必須敞開心胸，包容尊重，讓多元族群與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感通，讓立足台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軌，創造『文化台灣、世紀維新』的新格局」。

　　凡對台灣社會稍有接觸和瞭解者，多會同意台灣固然有福爾摩沙的美稱，但文化中卻找不出丁點西班牙、葡萄牙的痕跡，甚至原居民（山地人）的最本土文化除了少數觀光區和博物館之外也基本蕩然無存。日本雖為貫徹其皇民教育苦心把台灣經營了半個世紀，出人意表的是，光復後不到30年，整個日本文化影響即萎縮到中國人的肚量所允許的地步－日本料理店；當前年輕一代如陳水扁對日本文化的瞭解恐怕不會多於同輩的上海人，真正有「資格」談論日本文化的惟剩下當年直接受過日本「文化熏陶」的與李登輝同輩的老人。中國人一向不是個愛受傳統束縛的民族，以至於傳統文化消逝速度遠快於物種的滅亡，這方面，台灣人既是中國人，當然也不可能創造什麼新格局。

　　談及地方文化、庶民文化或者精緻文化，大體上不外乎宗教、民俗、遊藝、節慶、琴（音樂）、棋、書、畫、篆刻、剪紙、建築、傢具、園藝、服飾、刺繡、陶瓷、漆器、傳統醫藥、京劇、歌仔戲、皮影戲、偶戲（三者均由19世紀自閩、粵傳到台灣。偶戲則包括傀儡、布袋、皮影戲）、舞蹈、武術、飲（茶藝）、食、文學等等。試問陳水扁先生，「台灣民粹主義者」除了能夠把台灣地方話（閩南語）夾雜在國語（普通話）之中而號稱它為「鄉土文學」，和把本地小菜、路攤小吃推進觀光飯店而號稱為「台菜」之外，究竟有何台灣的「獨到」之處？！順便值得強調的是，「鄉土文學」要想超越本地範圍已是困難重重，更遑論與大陸和國際社會接軌？！至於硬把小菜、小吃推上「大雅之堂」，就像是以為靠中國散文小品就可在國際文壇上與長篇巨著競爭一席之地，更加是土氣、幼稚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嚴格說來，在台灣真正的多元文化，只能是指二戰結束後歐美文化對台灣社會所帶來的巨大衝擊與變化。然而即便如此，這個全球普遍現象似乎並非台灣所能「專美」，這方面只消觀察一下深圳、上海幾年之間的深刻變化就知陳水扁所言有過分誇大之嫌。

　　近代史裡，尤其從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以來，不斷出現無限誇大本群體的「最豐美」的文化優越性及歷史使命的運動。以德國納粹為例，更是一度把德意志民族美化到極其神秘的地步，也就因為如此，德國遭到前所未有的慘敗和羞辱。經社會學界的總結，「民粹主義者」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於地方政客視野狹隘又拘泥於小格局，以至於無論如何高攀不上全球戰略的大棋盤。（完）

　　2000年5月25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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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五不」論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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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五不」論小議

俞力工

　　（奧地利）俞力工陳水扁先生在有關兩岸關係中提及「本人深切瞭解，身為民選的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自當恪遵憲法，維護國家的主權、尊嚴與安全，確保全體國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按一般常理、常規，國家元首就職時多有向憲法宣誓，對國家表示效忠的儀式，其態度要求既需積極、明確，又要誠摯、堅定。反觀陳水扁所提出的「五不政策」，態度除極端勉強之外，又具備先決條件，因此從邏輯推理，它實際要傳遞的信息是：如果中共不過問、不干預，則「五不」全會改為「五要」，如今既然中共威脅動武，那麼阿扁就只好提出「五不」。因此「五不」不過是暫時性的、非心甘情願的權宜之計。

　　誠然，世界上沒有一部憲法完美無缺，也沒有任何規定限制總統推動修憲，但是，無論是中華民國憲法，或國統綱領，或公投均涉及到中華民國最高主權和立國基礎，果真陳水扁有意對立國基礎提出挑戰，就應當在競選期間向選民有所明確交代。如果直到勝選之後才直接、間接表露實際意向，此種行為毫無疑問構成對民眾的欺騙，對國家大法的褻瀆。陳水扁先生雖口口聲聲「恪守憲法」，同時又是法學專業出身，其所作所為只能用矇騙過關、知法犯法來形容。

　　就「不動武」方面，陳水扁又不幸跨進了「任期內執行『五不』便能阻止中共動武」的誤區。根據本年2月21日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動武的條件還包括「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細加推敲，該條件所謂的「無限期」並無任何明確的時刻表，更不受陳水扁的任期所約束，最重要的是，中共所要看到的是「和平統一談判獲得實質性的進展」，而不是實質性的拖延。可歎的是，陳水扁對這最關鍵的問題，竟誤以為讓他的「和稀泥」演講給安全化解了。

　　從陳水扁的演講不難看出他的根本立場和迂迴態度，這種小商人的委瑣「風格」對具有五千年大國傳統，氣勢磅礡、浩蕩的華夏文化說來的確是種極其陌生的異端。如果這是陳水扁多年來主理「鄉土化」政事所形成的精神現象，那麼今後台灣「更加坎坷的命運」才將不幸為陳水扁所言中。（完）

　　2000年5月22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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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陳水扁的就職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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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陳水扁的就職演說

俞力工

　　陳水扁先生的就職演說不出所料，並不包涵任何「爆炸性」內容，然而細加推敲，也多少可觀察出民進黨的潛台詞。

　　首先，就民進黨此次獲得勝選方面，阿扁認為它象徵著台灣人民「超越了恐懼、威脅和壓迫，勇敢的站起來！」因此，「我們如此謙卑，但絕不退縮」。

　　實際上，眾所周知，陳水扁這位過去高呼「台灣獨立萬歲」的人士，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始終克制自己的台獨情緒，隱藏過去的所有台獨主張，因而才能夠在國民黨內訌的僥倖情況下，獲得了簡單多數的選票。因此，民進黨的勝選，絕非是由於「絕不退縮」，而是，由於「如此謙卑」獲得了追求和平的選民的支持。陳水扁先生如今之如此不謙虛，顯然是引其「以退為進」策略的成功運用而感到自豪。

　　在「歷史觀」方面，演說中明顯地把近50年的台灣歷程分為「經濟奇跡」和「民主奇跡」兩個階段。前者，陳先生完全無視國民黨的存在，把一切功勞歸於台灣人民的努力；後者，陳認為此次選舉的特點在於「還政於民」。言下之意，台灣到了陳水扁時代才真正進入一個名符其實的民主時代。至於過去歷屆政府，陳雖認為不應一概否定，但卻只肯定李登輝的「卓越成績」並主張李應獲得國人「最高的推崇與衷心的感念」。結合李登輝最近所透露的「促成政權的和平轉移為他12年來最得意之作」，陳、李之間推動「還政於民進黨」的動作的確是再清晰不過。就海內外最關心的兩岸問題，阿扁一方面掩飾一切分裂行為，把兩岸問題描寫成「兩岸人民之間的問題」；二方面卻呼籲兩岸當局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其實所謂的「未來的一個中國」不過是「德國模式」（或稱「三個中國」）的另一種提法，即首先兩個中國互相承認，但也不排除兩個中國在未來統一為一個中國（第三個中國）的可能性。

　　從德國的歷史經驗看來，兩德國當年之互相承認，完全是戰敗後在美、蘇為首的國際壓力下造成的局面。當前中國的情況無論如何還不致惡劣到戰後德國的地步。除此之外，西德從未放棄統一的主張；而東德當局卻出於心虛，一再強調東德「已形成一個新民族、新國家」。最後，當東德走投無路之時，終究無法阻擾統一。對於德國模式，民進黨顯然沒有好好研究，否則不會把一個失敗的歷史教訓當作桂冠。（完）

　　2000年5月20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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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就職演說與台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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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先生的就職演說與台灣的前景

俞力工

　　陳水扁先生就職在即，屆時究竟如何對兩岸關係表態自然成為關心人士的注目焦點，因而也引起各方諸多揣測。就筆者對當前政治氣候的瞭解，認為陳水扁先生的就職演說尚不致對兩岸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所憑的依據是：

　　1.李登輝之遲於1999年下半年提出「兩國論」，主要原因是當時他通過修憲促使自己連任總統的計劃在美國的反對之下徹底泡湯，於是在即將卸任並對美國的反應無所顧慮的情況下，他急切地打出了最後一張暗牌。也就因為如此，李登輝的「兩國論」引起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布萊爾上將的惡毒評語，即「台灣已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塊糞便」（雞尾酒中的一顆屎）。布萊爾的反應如此強烈，一方面說明美國的戰略部署絕不會輕易讓李登輝之類的地方政客所左右；二方面說明，一旦台海引起戰爭，太平洋艦隊必然首當其衝，因此難怪布萊爾會對李登輝的攪局如此暴跳如雷。有鑒於此，美國政府無論如何不會允許陳水扁發表任何不利於和平現狀的演講；而且此時陳水扁剛剛登上寶座，自然也會考慮到如何繼續爭取美國的支持，如何使自己此後四年甚至八年的地位獲得鞏固。

　　2.從李登輝時代的歷屆選戰觀之，台獨分子在反華、反中共與挑撥省籍關係方面先後所發表的煽情言論早已發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到了此次總統選舉，台獨分子卻突然拿出了較香港媒體更加嚴格的「自律」。究其原因，不外是北京政府已透過各種方式對台獨分子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由此側面，反映出台灣問題的特點與中俄糾紛、中越糾紛、中印糾紛、朝鮮戰爭具有實質性的差異。前者，即台灣獨立思潮的基礎在於「出於對中共的恐懼而作出脫離、逃跑的決定」；後者，即上述邊界糾紛，涉及「外國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進犯」。台灣的獨立運動既然是弱者的表現，在瞭解到「逃跑的後果將更加惡劣」的情況下，自然會及時自找下台階。言及此，筆者頗覺有必要著重強調，環顧中國境內諸群體，台灣人應當屬性格最溫和者，因此台獨分子切莫把「逃跑」當作「抗爭」；大陸朝野也千萬不能把台獨活動與上述領土受到侵犯等同視之，並因此作出過激的反應。至於5月20日的就職演講，可想而知，陳水扁即便是個十足的台獨分子，出於「自衛本能」，應當不會包涵任何「爆炸性」內容。

　　儘管根據常理推論陳水扁先生將會拿出審慎的態度處理兩岸關係，但這並不表明台獨分子此後永遠會自我約束，其原因在於：1.隨著大陸經濟的長足發展，時間對台獨說來也就日益不利。當大陸軍方許多人作出「遲打不如早打」的錯誤判斷之時；台灣方面也不乏主張「遲獨不如早獨」的人士。今後一旦台北政府對台獨勢力失去約束力，兩岸間兵戈相見的可能性並非沒有。2.台獨勢力三十年來之不斷坐大，主要是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至於這種活動如何傷害百年來飽受列強屈辱的中國同胞的自尊，台獨分子始終表現出極端的麻木。該現象既說明台獨分子不只是缺乏對詭異的國際政治的瞭解，亦體現出他們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缺少最基本的認識，更遑論他們不曾有過與中共過招的經驗，因而再三會作出低估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決心的判斷。

　　當前只要對台灣社會稍加密切觀察，多會察覺到台灣本土態度偏頗、情緒亢妄人士的比重較大的奇特現象。表面上這種行為舉止與上文所談及的「溫和」個性絕然不相對稱，但如果進一步加以分析，不難發現這不過是部分居民在長期殖民統治下個性受到歪曲，在高度工業發展下的熱帶地區生態與精神失去平衡，在國際社會日益受到孤立而對前途感到惶恐的病態反應。如果有朝一日台灣政權不幸由此類病態人士所左右，同時又引起對岸當局的錯誤評估，那麼台灣所將面臨的無非是場空前的災難。（完）

　　2000年5月14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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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組織轟炸週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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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組織轟炸週年有感

俞力工

　　
　　北約組織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進行轟炸之後，儘管其黑箱作業的內幕撲朔迷離，但事發後不久，觀察家多可肯定1.不論責任是在美國總統府，或國防部，或中央情報局，整個事件系由美國政府機構主導則無可置疑；2.執行任務的轟炸機系直接由美國本土出發；3.事前絕大多數北約成員對該轟炸計劃不可能知情。

　　至於該轟炸行為所導致的後果，不難預料必將是北約組織，包括美國正式向中國道歉，同時肇事方也必然會進行適當的賠償。除此之外還可預料的是，無論中方提出何等嚴正要求，美方不可能提出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就受害國方面，似乎也毫無理由為了此一孤立事件動用武力以牙還牙。於是極其明顯的，中方遭此重創，必然在國際威信、顏面上受到極大損害，在國內也必然讓許多民眾清楚地看到祖國在美國某當局眼下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國政府再三強調不能接受美方所作的「誤炸」解釋時，剩下的肇事原因似乎只有如下兩個：一是美方有意教訓和羞辱中國；二是美方有意讓中國淌入戰爭混水，而由於第二種動機太過牽強，唯一合理的推論是，不接受「誤炸」解釋，實際就等於是認定美方某當局在彼時彼刻具有教訓、羞辱中國的意圖。既然如此，作為受害方的中國究竟應當採取什麼對應措施？如何在不淌入戰爭混水的情況下把「教訓、羞辱」效果減少到最小程度？筆者認為，在設法擬定因應措施之前，不妨設想一下當美國處於同一境況時可能採取什麼措施。根據美國的習慣作法，它應當不會把矛頭僅僅集中在某一個國家，而是同時向所有北約成員國施加壓力，其具體辦法可能是單方面宣佈斷絕與北約成員國的外交關係，軍事封鎖所有北約成員駐華使館，極力抨擊不知情國家的從屬性，從而達到激化北約內部矛盾的目的；其次便是倣傚西方媒體對付中國的一貫作法，凡涉及北約、人權的報道必同時大篇幅重複登載使館被炸的畫面；針對科索沃問題，其當局也會拿出更加強硬、鮮明的態度支持南斯拉夫的領土主權和不可侵犯性。反觀中國政府一年來的行動，似乎除了集中精力要求美政府提出滿意的賠償與回答之外，並沒有充分利用機會採取任何「反制」辦法。對比之下，美國的對外手法相當反映出其牛仔文化傳統，凡事先下手為強，闖了禍大不了事後賠錢了事。至於中國，涉外事務似乎惟剩下一個外交部發言人的微弱口徑。長此以往，西方國家將更加不把中國放在眼裡；至於中國人，說不定還會為了多幾塊美元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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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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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俞力工
　　

　　目前在台灣所謂「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似乎已成為各大黨派的共識，即便是支持統一的新黨也不敢公開地對此概念提出挑戰。數日前宋楚瑜所成立的親民黨又重申此一主張，因此就有必要從學理的角度再次對該主張進行剖析。

　　首先，台灣方面的「理論家」偏好於從政治學概論裡援引其理論依據，即「國家的形成必須具備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大要素」。在他們看來，中華民國既然有人民，有領土，有政府，有主權，便理所當然的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裡，筆者必須指出，中華民國過去的確具備以上四大要素，但自從二戰結束中國內戰爆發，並導致主權、領土的分裂，以及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澎、金、馬之後，以上四大要素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就法律角度觀之，1949年後，中華民國並非在一塊不屬中國領土的土地上重新建立國家，而是在台灣這塊中國的領土上建立中華民國交戰政府，同時該交戰政府僅僅是憑借有限的、分裂的與未決的主權，繼續統治著中國部分的人民。有鑒於此，上述的「要素論」不僅是非歷史的，也是有違事實的詭辯。

　　就一般國際法與政治學學理說來，一個國家主權獨立與否，除了涉及上述的「事實」問題之外，國際承認與否也是個重要的因素。在此問題上，即便中華民國政府不惜花費了大把、大把的銀子，買得二十多個國家的承認，但是，必須得提請注意的是，這些被收買國對被承認方所承認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認為中華民國是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換言之，台北政府即便花了不少銀子，非但不能擺脫中國取得獨立地位，甚至還通過這種國際承認的行動，側面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是中國內部的一個交戰政府。

　　台灣理論家這種「以為把歷史分裂即可達到國家分裂目的」的作法，實際上反映出其理論知識的貧乏，同時從其金錢外交所取得的適得其反的效果看來，也說明其能力的貧乏更勝於知識的貧乏。（完）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0266

剖析親民黨「大陸政策」與「政治實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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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親民黨「大陸政策」與「政治實體」論

俞力工

　　在李登輝時代，台北政府不時提出一些讓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政治術語，其中最典型者，即屬「中華民國是一個政治實體」，以及在該概念上延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

　　大陸一方，為了有所表示，也經常有人對這些概念提出各種理由進行反駁。但由於雙方對「政治實體」的基本含義均不甚瞭解，因此就各說各話，距離也越吵越遠。

　　實際上，「政治實體」問題在抗日國共合作之後就不復存在，今天台北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來談，雖然從學理上分析有點荒唐，但如對台灣的政治文化稍加觀察，也不難洞悉其中的原因。

　　本來，百年前國際法提出「政治實體」這一概念，主要的目的在於杜絕處於內亂、內戰狀態的政府當局，動輒以「盜賊」、「恐怖分子」名義，對持不同政見的叛亂團體或交戰團體科以刑事罪刑。因此一旦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在國際上能夠爭取到「政治實體」的承認，即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國民政府就一直視共產黨為匪幫，因此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也自然而然地冠以「剿匪」名義。但到了「七七事變」國共再度合作後，共黨便搖身一變成為合法組織，因此此後就不再存在「政治實體」問題。

　　1949年大陸易手之後，北京當局雖然對國民政府不曾有過好評，但還不至於視台北政府為盜賊、匪幫。因此，李登輝時代突然對「政治實體」表示極大興趣，如旁觀者不瞭解個中究竟，還會以為台北政府對「敗者為寇」感到心虛，因此急切想把「賊寇」地位提升到受到國際法保護的「政治實體」高度。

　　實際上，台北政府之對「政治實體」地位情有所衷，最大的原因是想擺脫「內戰未決」的束縛，是想把分裂狀態永恆化，把慘遭內戰失敗遷都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變質為「與大陸不發生任何關係的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同時，這個獨立的中華民國應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享有「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

　　如今，在阿扁報表5.20就職演說之前，親民黨黨魁宋楚瑜搶先提出他的「大陸政策」，其中，除了為迎合北京當局的口味提出了「兩岸均為整個中國的一部分」聲明之外，卻仍然保留李登輝時代的「政治實體」與「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選戰時期宋楚瑜便爭取到台灣知名教授邵玉銘的鼎力襄助，親民黨成立之後，邵先生又正式成為親民黨的發言人。據筆者對邵先生的瞭解，他應當不是「李登輝主義」的擁護者，提出「整個中國」甚至都很可能是出於他的手筆，但畢竟宋楚瑜過去跟隨李登輝的時日太久了一些，以至於今天自立門戶之時，仍然無法擺脫李登輝的影響。（完）

　　2000年5月5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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