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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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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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8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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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跨黨派小組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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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跨黨派小組的共識

　　俞力工

　　日前台灣跨黨派小組達成了「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共識之後，隨即招致國務院台辦所作出的「不三不四的廢話和空話」反應。此次所謂的跨黨派小組，目的在於加強民間對政府的向心力，但組成成分上並沒跨及主要在野黨，因此實際上還是在政府主導下推動的一項活動，無論是達成的共識或提出的建言，不過是通過一種較含蓄的方式，重複、總結政府的立場。「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措辭雖然模稜兩可，大體上卻可用較明確的兩句話來概括：

　　1.中華民國經演變已成為台灣人民可以主宰自己前途的民主國家，與語文近同的對岸人民可享有共同利益；

　　2.中華民國應依據憲法在內部凝聚力量處理對岸提出的「一個中國」的主張，同時籲請北京放棄武力手段，接受中華民國的現狀，並向國際社會告示台灣具有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

　　根據跨黨派小組的邏輯與推理，不由得使筆者提出諸多疑問：

　　首先，所謂「語文近同」就完全令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台灣的語文大體上除了普通話就是閩南話，與內地毫無二致，其間唯一差別就在台灣稱「普通話」為「國語」，而根據這不同的稱謂，同一語言就變成兩種「近同語言」，的確是讓人感到不倫不類、不三不四。該作法嚴格說來是種文化分裂的謀略，在國際上也並非少見。以克羅地亞為例，十年前當分離主義者提出獨立要求時，便不顧克羅地亞語與塞爾維亞語這兩種方言同屬一種語言的事實，硬主張兩種極其近似的方言為不同的語言。東德在統一前雖然還沒走到拿德語作文章的地步，但也提出過「東、西德國屬兩種不同的制度，因而演變為兩種不同民族」的主張。台獨分子顯然是敢說他人之不敢說，敢為他人之不敢為，既主張自己是「近同」中國人的「台灣人」、「新台灣人」，又視自己的語文為「近同」中國話的語文。

　　其次，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直到今天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仍然及於中國大陸，因此決定國家分裂與否自然要以兩岸全體人民的意見為依歸，而非僅僅是台灣人民的意見。如今提出部分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主張根本是以少數意見強加於多數而有悖於起碼的民主精神。除此之外，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它所不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中華民國的現狀、承認「兩個中國」，便意味著放棄對大陸的領土主張，性質上也屬最嚴重的違憲行為。有鑒於此，跨黨派小組雖主張依據憲法，實際上卻是踐踏憲法和知法犯法。

　　談及「台灣已建立民主體制」，即便事實如此，也不能得出「先實現民主的地區可決定自己的前途」的結論。果真根據跨黨派小組的邏輯推理，大陸沿海地區一旦首先建立民主體制就可依循台灣的先例提出分裂主張。如此民主非但不是凝聚全國力量、提升社會發展層次的機制，反而成為違背憲法，分裂國家的先決條件。

　　至於跨黨派小組「回應對岸的『一個中國』」的提法，顯然是有閃爍其辭之嫌。在台獨分子認為形勢對己有利的情況下，可主張此岸從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形勢較不利時，便可提出「接受『兩個中國』，但不排斥建立未來的『一個中國』的可能」；形勢更加惡劣時，又可改口為「雖承認『一個中國』，但不接受對岸的『一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

　　令人感歎的是，台灣的跨黨派小組成員在如此嚴肅的問題上竟然躲躲閃閃，刻意給自己留下如此毫無尊嚴的「迂迴空間」，這就難怪北京政府步步為營，刻意把「和統」的單一策略改變「和統」與「戰統」雙管齊下的高壓政策，直到台灣方面的「迂迴空間」壓縮到「兩岸均承認『一個中國』」為止。

　　對於台灣當局在「一個中國」方面的油腔滑調，北京政府自然感到頭痛不已，但仔細想來，中國共產黨初初掌權時所作出的錯誤決定卻要擔負部分責任。如果當年中共當局繼續沿用「中華民國」國號，其後在國際上就只涉及承認北京政府或台北政府為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府」問題，從而避免了所謂的「兩個中國」問題，台獨分子今天也就失去了利用「中華民國」作為實現台獨的避風港的機會，於是剩下的唯一問題便是如何結束內戰未決狀態，而不再出現「中華民國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它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不三不四」的問題。（完）

　　2000/12/3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267

談台灣的行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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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行政體制

　　俞力工

　　最近台灣政界繼罷免正、副總統案提出後，又突然對行政體制的「雙軌制」或稱「混合制」議論紛紛。記得上次國民黨在選戰敗北、唐飛先生又獲陳水扁延攬為行政院長（閣揆）之時，並沒表示陳水扁此舉系尊重「雙軌制」或「混合制」。許許多多國民黨大官要員當時除了熱衷於建議與民進黨組織聯合政府之外，便是處心積慮於如何鑽進新政府擔任要職。至於民進黨方面，之所以要唐飛擔任閣揆也與行政體制毫無關係，其目的不外是利用唐飛在軍中的影響力來「擺平」軍方。但是，既然如今「雙軌制」又成為熱門話題，筆者不妨對行政體制的兩種較流行的方式略加介紹。

　　民主國家行政機構的組織形式，大體上分為總統制與內閣制兩種。在總統制之下，總統由選民選舉產生或罷免。總統以及總統任命的國務員（如部長）不需經國會之同意，也不對國會負責。在一定情況下，總統得行使有限制的否決權，阻擾國會法案的順利通過，但為了維持立法機構的獨立性，總統不得具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至於國會方面，雖不得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但卻可通過每年的預算議決權和立法權（阻擾政府所建議的法案）對行政機構起著制衡作用。

　　在內閣制下，行政機構產生於立法機構，總理與總理所提名的組閣成員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並對其負責。在必要的情況下，內閣得要求解散國會和重新進行選舉，以尋求建立一個真正具有民意代表性的新國會。國會也得對內閣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以達到建立新政府的目的。此外，內閣制國家也設總統一職，但總統的實權甚小，僅具代表國家的象徵意義。

　　對比之下，總統制較符合三權分立原則，行政效率較高，但卻易於造成獨裁局面。內閣制較能集思廣益，符合人民（國會）至高無上的民主精神，但也極易影響行政效率。

　　中華民國憲法原較偏向於內閣制。總統所推薦之行政院長（相當總理）必須獲得立法院之同意，並對立法院負責。經李登輝於1997年推動修憲後，總統不再經過國民大會（也屬國會）而直接由人民投票產生；此外，修憲時又撤消了立法院的同意權並給予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如此這般，便使行政體制由內閣制改變為總統制。同時在此基礎上，總統完全可破壞立法獨立，其手中所掌握的權力遠遠超過其他總統制國家的總統。這時，為「防止」總統如脫韁之馬，無可駕馭，便又求助於內閣制的辦法，給予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的議決權。

　　在內閣制裡，不信任案可造成倒閣的效果，如再結合同意權的妥善運用（如拒絕接受新閣員），便完全可使無視民意的政府垮臺。如果在總統制之下的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後果至多是阻擾行政院長職權之行使，對大權集於一身、隨時可任命新閣員的總統卻無可奈何，台灣如今的立法院甚至本身還有隨時遭總統解散之虞。在此情況下，「不信任案的議決權」等於虛設。這其實就是一般總統制國家不設立「以不信任案機制倒閣」的原因。鑒於此，李登輝所提出的「混合制」設計方案，實際上是利用混淆視聽的辦法，允許總統使用解散權破壞立法的獨立性，從而把行政高高置於立法之上。另一方面，又虛假地在「不信任案」的設置上，為去勢的立法院進行「補救」。因此，也就難怪許多人稱呼那次為總統擴權而召集的「國發會」為「籌安會」。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李登輝主導之下贊成削弱國會、擴大總統權力的人士除民進黨之外也包括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這次國民黨人突然高舉「雙軌制」，要求政府尊重國會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不在於唐飛下台、行政院長的職務由民進黨籍的張俊雄接任，而是張俊雄上任後絲毫不顧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切身利益，撤銷了興建核四廠的議案。有鑒於此，儘管削弱總統的職權範圍是勢在必行，三個在野黨聯合起來抵制民進黨的台獨政策也是刻不容緩，但是不論左觀右看，總讓人覺得國民黨人的動機有歉純正。因此提出尊重國會、尊重「雙軌制」固然具有良好的客觀意義，考慮到當年與狼共舞、為虎作倀的不良記錄，也似乎有從靈魂深處嚴格檢討的必要，否則今後仍會面對重蹈覆轍的命運。（完）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264

評台灣政局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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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灣政局的轉機

　　俞力工

　　11月11日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負責人在台北發表《護憲救台灣》共同聲明。聲明中指出民進黨政府專權跋扈、輕忽憲法，致使經濟蕭條、治安敗壞、行政脫軌、局勢緊張，因此提出包括尊重國會、進行賦稅改革、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加促三通、掃除黑金政治、積極賑災、加強國會在野黨團間的協商合作機制、罷免正副總統等等主張。

　　毫無疑問，此次三個在野黨之能夠達成共識以至於進行合作的直接原因在於民進黨政府否決了前政府制定的核四廠建造決策，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在經濟利益直接受到打擊的情況下，毅然決定與親民黨、新黨捐棄前嫌，聯合起來加強國會內部在野黨的制衡力量。

　　上次總統選舉國民黨敗選交出執政大權之後，李登輝一度表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成就就是使「政權和平轉移」。其實，在此之前，一項不可或缺的條件則是－必須讓國民黨四分五裂。這方面不只是由新黨的成立和宋楚瑜的出走可以證明；總統選舉失敗後，國民黨非但不痛定思痛設法挽回分裂局面，甚至還繼續在李登輝的影響之下，對選戰期間支持宋楚瑜的國民黨員進行「秋後算帳」更加表明李登輝一直就是潛藏在國民黨隊伍中的第五縱隊首腦。就此意義而言，蔣經國固然建設台灣有功，但引狼入室、挑選李登輝為總統副手則難咎用人失當之責。然而儘管如此，一個政黨黨魁對於搞跨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團體而感到洋洋得意，在人類的歷史中應當算是空前絕後。

　　如今，三個在野黨的合作即便不一定能夠達到杯葛新政府和罷免正副總統的預期效果，如此發展卻起碼表示：1.在連戰領導下的國民黨終於擺脫了李登輝的控制；2.國民黨僥倖避免了遭民進黨收買、收編的厄運；3.民進黨目光短淺，沒有控制全局的能力。（完）

　　2000/11/13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262

台灣的政治倫理與唐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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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治倫理與唐飛

　　俞力工

　　10月3日，執政僅僅4個多月、寄人籬下的台灣行政院長唐飛終於決定辭職。就遠因與近因方面，幾乎在唐飛出任行政院長之日起，即已在報端出現諸多精闢評析，而筆者所感興趣的，卻是台灣獨特的政治倫理問題。

　　西方國家產生民主政黨政治的前提在於軍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其社會基礎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均同意透過各自的政治代表在議事機構中據理力爭，因此一旦某政黨在議會中或選舉中形成多數，便可獲得執政的權利，不然，也有與其他政黨構成多數而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

　　固然，二戰結束後，由於經濟蓬勃發展，服務界急劇擴大，科技、物資發展使得人們的思維越來越被動和「單向度化」（one dimensional, Herbert Marcuse馬庫捨如此說），藍領、白領以至於傳統階級政黨之間的界線日趨模糊。尤其到了冷戰結束後，幾乎所有政黨均適從所謂的民意調查結果，於是提出的政見、政綱更是如出一轍。然而儘管如此，國際社會卻極少發生敗選政黨（反對黨）的政客參與勝選政黨所成立的新政府，或下野黨要求與新執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或於選戰期間隨意為其他政黨、政客助選，或像走馬燈似地在政黨之間「轉台」。國際上絕大多數政黨政治之所以還存在一定的穩定性，主要原因在於政治活動家均認識到從政必須要有相對固定的追求和遠見，必須照顧到本黨的團結和凝聚性，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尊重起碼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政治倫理。

　　台灣，就這方面而言，的確可說是政黨政治中的異端，它的「靈活性」與「短線性」相當切合台灣小商人的人口比例，均屬世界第一。小商人者，多出於廂願、短視而信奉「過這個村沒這個店」的教條，因此傾向於搶先一步，盡快做成哪怕是僅僅一次的買賣。至於同行的夥伴，自然也會設法依樣畫葫蘆，而若失去先機，便出現了集體討價還價的要求（與民進黨組成聯合政府）。因此，如果洞視台灣的社會特徵，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國民黨政客絲毫不顧與親民黨一道可在議會中構成多數的優勢，同時如果發揮如此龐大的反對黨力量，完全可以造成使民進黨政府屈服、癱瘓的結果。言及此，唐飛不能不算是「偷步」最早的始作俑者，儘管出任行政院長對在野勢力造成了衝擊，但就個人而言，還畢竟是過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把癮」。（完）

　　2000年10月5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259

海峽兩岸和平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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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和平難

　　俞力工
　　

　　就和平研究領域，一般解決衝突的最通用辦法便是協助各爭執方正視現狀，然後在現狀的基礎上尋覓各方所能接受的折衷辦法。

　　長期以來，海峽兩岸的問題之所以不得解決，甚至越鬧越僵，主要原因不外是兩當局均有不願正視現狀的傾向，非但如此，雙方提出的「解決方案，與其說是縮小差距，不如說是杜絕對方的退路。

　　歷史演變與現況
　　

　　中國一分為二，即便帶有國際因素，畢竟是內戰的結果。分裂後實際的情況是：中共一方佔領了大部分領土，國民黨一方則佔領台、澎、金、馬四島；中共立志解放台灣，而國民政府則長期盼望反攻大陸。因此，固然突出了內戰未決狀況，但卻不曾出現過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問題。

　　在國際承認方面，國、共兩政權於分裂之後便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所謂「承認」，涉及的不是對一個新國家的承認，而是承認哪個政府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府。獲得承認者，一般必須在國際上履行國家義務和承擔國際義務；不獲承認者，根據國際法也至少享有一個交戰團體（亦即一個政治實體）所該享有的「地方上的實際政府」地位（地位高於「地方政府」）。

　　隨著冷戰解凍潮流，國共兩方均逐步設法加促緩和。北京政府一方雖繼續堅持自己是「在國際上唯一合法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卻一改過去「解放台灣」的主張，轉而提出「一國兩制」的建議。台北政府方面也相應地放棄「反攻大陸」，轉而提出「三民主義救中國」的主張。

　　及至1992年台灣發表「國統綱領」為止，兩政府之間雖然不曾簽訂結束內戰狀況的和平條約，雖然互不承認對方的全國代表性，但始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1992年之後，隨著李登輝的精心策劃，台灣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變革：1.拒絕承認內戰未決狀態；2.堅稱一個分裂國家之下的兩政府為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兩個不曾議和的政府之間具有「國與國之間的特殊關係」，換言之，試圖把「一國兩府」的現狀改變為「兩個中國」；3.如今，陳水扁甚至進一步把「承認兩國中國，建造一個未來的統一的中國」主張，推向「統一併非解決兩岸間問題的唯一選擇」。

　　顯然，台北政府一方企圖利用單方面造成既成事實的辦法來改變維持了40多年的狀況。北京方面，眼看著建立在「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基礎上的「一國兩制」建議非但不為對方所接受，甚至還節外生枝地出現「兩國兩府」問題。因此，為還以顏色，北京政府在今年二月發表的《白皮書》中著重指出對台用兵的三種狀況：1.如果出現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2.如果出現外國侵佔台灣；3.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透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

　　不言而喻，就第1及3點看來，台灣目前的狀況完全符合北京政府用兵的條件。這方面或可解釋北京政府積極備戰並加強對台灣施加壓力的原因。至於台灣，似乎直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意識到處境的險峻。

　　如何化解危機
　　

　　持平而言，兩岸當局如果真正有意和平解決問題，應當接受長期以來維持的「一國兩府」(兩個地方上的事實政府)狀況，同時應當在此基礎上放棄一切激化矛盾的行為，放棄「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國兩制」，以及「兩國中國」的主張；實事求是地在「一國兩府」的平等基礎上承認對方的地方上（儘管一大一小）的事實代表性，簽訂和平協定，互派常駐代表團，改善一切框架條件加促合作，最後則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商議成立聯合政府…。

　　誠然，書生論政往往是從學理、方法論出發，往往顯而易見、易解的問題卻在現實政治下不獲知音。就當前兩岸的現實政治而言，很可能一方打著激化中、美關係，從中漁利的算盤；而另一方則需要張力以凝聚愛國、愛黨的力量。

（完）2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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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力量消長析大陸的對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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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力量消長析大陸的對台政策

　　（2000年8月26－27日在德國柏林市召開的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上的講話）

新紀國際事務學會研究員，旅居奧地利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此次研討會主持人俞力工

　　縱觀近代史，人類社會前後啟動了三趟經濟發展特快列車。第一回工業革命列車中國起腳太慢，加上挨了帝國主義的幾棒子就沒搭上車；第二趟現代化列車咱們又為了打內戰、搞運動、搞集體勞動而搭錯了車；第三趟高科技發展列車始於冷戰結束之前，這次咱們政策對頭僥倖搭上了順風車。之所以僥倖，主要是因為冷戰結束東西兩大板塊忙於重新組合，因此中國獲得了相對較和平的生存環境；加之中國改革路線與後鄧時期的權力和平轉移，均對快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還有，中國的廉價的勞動大軍以及較高的勞動力文化素質對外來投資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除此之外，現有的高科技、信息工業發展也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捷徑。二十年來，中國正是利用了絕好的內外環境取得了傲人的成績，但是，在前進的步伐中，我們也意識到一些潛在的內部危機正在向中國進行嚴峻的挑戰，例如，生態的急劇破壞，人口的不斷膨脹，人口老齡化，以及貪污腐化的擴散等等。如果，這一系列問題不能夠及時解決，他們終將在不到20年的某一日得宣佈中國的末日。我們的時日無多，我們只能勇往直前，我們若是在有限的時間內不找出條生路，此後的命運就是萬劫不復。然而，就在這個規劃21世紀大戰略、扭轉乾坤的緊張關頭，海峽對岸出現了一股逆流。它來得不只是極其突然，令人措手不及，而且幾幾乎乎打亂了國家的戰略部署。台獨的理由何在？目的何在？迫切性何在？對這一系列問題作出回答之前，在下認為有必要勾畫一下當前的國際局勢。

　　冷戰後美國獨佔鰲頭的形勢眾所周知。在此新形勢下，美國的最優先考慮是，如何在歐亞大陸防止出現一個足以向美國挑戰的強國。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國藉南斯拉夫問題挑撥中西歐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目的在於避免俄羅斯在融合於歐洲的過程中，減少中西歐對美國的依賴；同時也不希望中西歐國家透過經濟援助把俄羅斯納入歐洲的軌道，而後形成一個實力超過美國的大集團。對待俄羅斯方面，美國設法透過對俄羅斯內部分離運動的支持，分割其資源與國力；同時又透過對葉爾辛個人的支持，換取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上的不斷讓步；此外，透過北約組織的東擴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部署，誘使俄羅斯把經濟建設的注意力轉移到軍事競賽。

　　俄羅斯方面，幾年來已洞穿美國的意圖，同時也深切瞭解，今後要恢復強國地位，必須加強與中西歐的合作。由此觀之，今後無論是美國或俄羅斯必然把主要的力量集中於歐洲範圍。這對中國說來，中西歐與俄羅斯的統合，以至於形成一個足以抗拒美國的獨立力量，應當是個值得鼓勵、歡迎的發展；另一方面，應該有所警惕的是，俄羅斯完全可能出於「聲東擊西」、「轉移視線」的需要，與中國建立某種「戰略夥伴關係」。如果我們考慮到俄羅斯的興趣主要在中西歐，從中國身上也得不到實質性的幫助，因此中國不能對這種臨時性的「夥伴關係」寄予太多的希望。

　　但是，無論如何，未來的十幾年仍然是個很可以加以利用、持續發展經濟的和平時機。美國的外交特點一向在於「雙管齊下」的作法，今後的情況也不會是個例外。加強北約組織、歐洲聯盟與美國之間的聯繫固然是美國未來的主要著力點，但背後，也同時在靜悄悄地建立一個範圍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的「白色人種盎格羅薩克森基督教聯盟」（WASP，下簡稱「白基聯盟」）。就目前看來，該勢力圈在國際舞台上還相當保持著低姿態，但如果歐洲國家從大西洋到烏拉山（包括俄羅斯）逐漸結為一體，那麼，「白基聯盟」必然會逐步走到前台。無論該兩大勢力如何消長，相信對中國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換言之，出於文化、宗教與種族原因，上述任何一方都不會為了遏制另一方而與中國結盟，相反的，更可能的趨勢倒是兩大西方集團在一定條件下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環顧中國周邊國家的情況，大概可以知道團結周邊國家對抗西方的機會非常渺茫。因此，考慮到中國的孤立處境，今後切不能採取任何過激行動加促這種西方大聯合的形成。

　　雖然美國今後的外交重點是在歐洲，但是在東亞地區並非毫無行動，從近幾年來美國在東亞的外交活動看來，一個從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到越南的圍堵圈正在策劃、部署之中。然而在這個新半月包圍圈能夠具體發揮作用之前，中國至少還有十年以上的和平空間。我們當前的處境與俄羅斯極為相近，兩國都急切需要發展，但美國總是千方百計地設法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對付俄羅斯，美國的手段是離間民族關係、北約東擴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建立；對付中國的辦法也是大同小異，例如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支持台北政府，以及一些事前不可能意想到的行動來打亂中國的陣腳，譬如，讓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所吃幾枚飛彈。雖然俄羅斯與中國目前同樣受到壓力，鑒於俄羅斯本來就是美國的最大威脅，中國一方萬不可沖在俄羅斯的前頭，反讓美國把中國當作頭號敵人。

　　就台灣問題而言，台獨雖然是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力量，但提出所謂的「兩國論」並不符合美國目前的利益。美國反對的原因與其說是擔心中共對台灣用兵，不如說是美國一向堅持把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中，因此絕對避免受到外國的政擺布，讓自己陷入一場中國的內戰泥沼。

　　1995年後，台獨勢力之所以出現失控現象，主要原因在於部分日本極右派政客的推波助瀾。究其動機，不外是藉台獨問題激化美、中的關係。只要美國陷入台海戰爭，必然會借重日本的支持，日本也可趁機擴大軍事力量擺脫美國的控制，甚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翻案。

　　除了日本極右勢力的插手，台灣急獨分子本身自然也看到隨著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不斷加強，時間拖得越久，獨立的機會就越是渺茫，因此與其等待，不如趁早激化美、中的關係。另外，李登輝修改憲法繼續連任總統的打算遭到美國的阻撓，也構成他故意與日本極右派沆瀣一氣向美國抗議、搗蛋的一個重要的個人因素。

　　現下隨著台灣政權的轉移，整個國家機器落入台獨分子之手，使得北京政府面臨著兩種抉擇：容忍，則台灣「虛統實獨」的趨勢，將可能越來越難以挽回；採取軍事手段，則對目前的韜光養晦政策有害。怎麼辦？

　　在提出個人的看法之前，在下以為，台灣問題具有許多不容忽略的特點：1。台灣不同於港澳。港澳一向是個地方政府，回歸後政治地位基本不變；而台灣政府最起碼是個交戰團體，實際有效地統治著中國的部分領土，其法律地位就因此高於地方政府,也因此應當受到不同於地方政府或一個省的待遇；2。台灣在回歸問題上並沒有明確的時刻表，因此與港澳問題不同，換言之，不具有時間的壓力；3。台獨僅僅是美國利用來牽制中國的一張牌。美國對台灣既無領土野心,也不會鼓動或聯合台灣對大陸發動進攻，因此也不構成迫切的國防威脅;4。港澳回歸，英國、葡萄牙方面無法阻止，而如果對台灣採取激烈手段，則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無可預料；5。台灣的情況與新疆、西藏不同。台灣受到美國直接干預,而中國政府則對新疆、西藏有絕對的控制力量；6.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台獨即便有國際背景，但本質上，絕大多數的同情台灣獨立的人士，屬於一種處於弱勢的群體試圖逃跑的行為，因此，不能看成為「主動、自覺地協助外國霸權來威脅中國」的賣國行為。

　　綜合以上的依據，本人作出如下的結論和建議：1.中國大陸要徹底解決生態、人口、老齡化、貪污腐化、社會市場經濟的規範化，建立民主法治機制，以與國際金融穩定接軌等問題，必須要集中精力於持續性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如果中國的發展出於任何原因受阻，一旦上述危機全面浮現，中國的前途將會像當前的非洲一樣的黯淡；同時由於資源耗竭，此後將不會有第二個挽回的機會。因此北京政府應當明確瞭解，整個中國的文化、歷史、人種的延續維繫在當局的一念之間；2.中國的持續發展戰略應當不為台灣因素所動搖，甚至在萬一陳水扁突然死亡，呂秀蓮繼任總統並宣佈獨立的情況下也應當不為所動。我們不能把五分之一全球人口的命運任由這麼一個女人來影響、擺佈、甚至斷送；3.對台灣的態度應當首先是瞭解，在全國範圍內，台灣人是個個性最溫和的族群，同時也要相當體諒台北政府作為一個弱勢政府的精神狀態和情緒反應。因此，似無需要如臨大敵，處處設防，進行圍堵和封鎖，而是應當找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友好、主動地協助台灣解決一些長期存在的實際問題，譬如，可考慮允許台灣在世界各地設立法律上不屬外交機構的領事館，以處理客觀存在的國際商務糾紛和僑務問題,或是允許台灣以「台灣.台北」名義在國際組織派遣不代表一個獨立國家的觀察員；台灣方面，應當相應的放棄金錢外交，放棄所有的現有外交關係，以作為交換條件；4.對於兩岸長期的分裂，北京當局首先應當集中全力改善一切框架條件以建立兩岸間的有機關係，譬如，取消台灣同胞的入境簽證手續、居留期限和戶口限制，甚至還可大方地向有需要的台灣同胞給予國籍和護照。除此之外，也可模仿中西歐的統和經驗，全面開放來自台灣的資金、商品、服務與勞動力。盡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期間內，這些措施可能只是單方面的行動，但長遠看來，一旦多數台灣同胞發現合作、統合、整合對大家有利，中國的前途又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自然會主張統一。作為相應的回報，台灣當局自然得立即終止對大陸的一切敵對言行，並逐步取消加諸於統和的障礙；5.最後，台灣當局應當瞭解國際間的反華勢力遠遠大於反共勢力。不論出於什麼原因使得中國大陸四分五裂、軍頭割據甚至互相傾軋，則覆巢之下無完卵，台灣絕對不能倖免。因此與其害人害己，不如至少維持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安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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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釣運動談到和平統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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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釣運動談到和平統一運動

　　（2000年8月19－22日在維也納市召開的第八屆歐華聯會上的演講）

　　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
　　

　　1970年左右，當海外知識分子發現美國竟然要把釣魚島這塊屬於中國的領土隨著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時，紛紛提出嚴正抗議，由是形成台灣島內外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

　　釣魚島的歸屬問題，簡單地說，來自於美國戰後對琉球群島的托管。由於此時中國政府忙於內戰，對美國軍事當局把釣魚島一併劃入琉球群島托管範圍內的行動毫無察覺。直到1970年，當美國政府宣佈即將把琉球群島與釣魚島一併「交還」日本之後，釣魚島問題才受到國人的注意。經過海外保釣人士的奔走、呼籲，北京、台北兩政府先後正式宣佈中國對釣魚島擁有領土主權；嗣後美國方面也更改原來一味支持日本的態度，宣佈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將由日本與中國談判解決。

　　保釣運動雖然沒有解決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但至少起了督促中國兩政府的作用，同時也透過政府的表態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

　　當時，隨著知識分子的深入探討，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地由釣魚島問題轉移到1968年之後美國國會再三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問題。

　　1945年日本投降後，台灣即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歸還中國.所謂「台灣的歸屬問題」最早發生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前的1949年1月18日。此時，杜魯門總統生怕中國共產黨攻佔大部分大陸領土之後繼續佔領台灣，於是決定在台灣悄悄地扶植一個地方政府以便脫離中國，但由於陳誠與孫立人不肯背叛蔣介石，隨後蔣介石又有效地轉移和統治台灣，杜魯門便不得不於1950年1月5日在《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中宣告「美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

　　杜魯門作此宣佈之後不久，同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為了給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找法律依據，同時又為了避免「干預中國內政」的指責,便於6月27日發表聲明，說是「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之後再決定。」也就出於這種戰略需要，1951年9月，美英等13個國家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其中,只規定了日本放棄台灣及澎湖列島，但卻刻意迴避對台、澎的歸屬作出任何規定。1952年初，美國又逼迫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內容相似的《中日和約》。美國之如此行事，主要是為了把台灣的歸屬問題暫時地凍結起來。至於國民政府，主要是考慮到爭取國際承認而對美國、日本作出讓步。

　　由於《舊金山和約》召集期間故意不讓作為當事人的中國兩政府參與，同時又明顯地出賣了戰爭期間受害最烈的中國的利益，因此除北京政府表示抗議外，若干大國如蘇聯、印度以及若干東歐集團國家均拒絕承認這個條約。

　　儘管這時美國在法律上埋下了伏筆，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有效地統治台灣，美國政府在很長的一段期間內，並沒有在「台灣地位未定」方面作任何文章。

　　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在國內造成嚴重混亂之後，美國國會若干議員突然又把「台灣地位未定論」抬出來，意圖使中國更加削弱。這時，海內外的知識分子瞭解到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感到怒不可遏，於是很快地意識到中國只有結束分裂，加強國力的情況下才能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因此便自然而然地把保衛釣魚島運動引導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運動。這就是30年前在歐洲成立了「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自1968年美國若干國會議員積極兜售「台灣地位未定論」後，台獨運動方才形成氣候。台獨分子一向主張「《舊金山和約》是個比《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更加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文書」。他們的盲點顯然在於：不願意看到台灣割讓給日本是當年中國戰敗後所造成的結果；不願意看到當時台灣老百姓的悲憤以及對日本統治當局群起反抗的事實；不願承認日本戰敗後物歸原主的原則；不願看到台灣老百姓對1945年的光復持著歡迎的態度；不願意看到《開羅宣言》是個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協定，而《舊金山和約》從一開頭就引起很大的爭議和抵制；不願意承認他們是在幫著外國霸權危害中國的領土主權；當然也更不願看到美國於1972年出於「聯中抗蘇」的需要，在《上海公報》中正式宣佈「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的事實；以及,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總統在周恩來面前所作出的保證，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我們的官僚系統，就不會再有類似的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地位早已確立，只要中國的大國地位不淪落到小國的地步，短期內即便不統一，也不至於演變到台灣獨力的結局。接下要談的是：怎麼統一？

　　首先，從上述歷史演變清晰地可以看到，在過去的150年內,台灣始終是被動地接受國際戰略這個大棋盤的擺佈。從1949年分裂到今天，始終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每當中國動盪不安，如1968年、1989年，台獨勢力就受到美國的積極鼓勵，而一旦局勢穩定，美國便與台獨保持一定距離。有鑒於此，台灣今後的前途仍然相當程度地受美國左右，因此，嚴格說來，統一的障礙實際是美國的反華政策，如何取得美國的讓步毫無疑問是最最關鍵的問題。

　　至於中國一方，謀求統一不外採取兩種辦法，一是通過武力手段；一是和平統一。以海峽兩岸實力對比的懸殊情況作一判斷，本人相信無論採取任何一種手段，雖然後果不同，但卻都可達到統一目的。就武力統一方面，該手段明顯與我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主旨有所相悖，因此不作任何探討。至於和平方面，在下認為問題的癥結與理論和道德觀念沒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北京政府似無需要作出太多的感情召喚和理論論證。當前的困結在於兩當局在政治層面耗費太多的精力進行爭辯和鬥爭，而忽略利用時機盡一切所能把長期隔閡所中斷的各個領域重新建立有機關係。這裡，不妨打個比方，若想把斷肢重新縫合，任何宣傳、號召和說理均是無效勞動；相反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框架條件迅速建立，然後一針一針地仔細地把神經、血管、肌肉、皮膚縫合。簡而言之，統一不是統戰，和平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當前促進統一需要的是高瞻遠矚的大智慧、大氣派。（完）

　　2000年8月15日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1046

談民進黨的民粹主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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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民進黨的民粹主義表現

　　俞力工
　　

　　最近，筆者在談及西方極右派勢力抬頭與地方媒體推波助瀾的兩篇文章裡，提到極右派民粹主義（Populism）得勢的主要原因是二十年來在加強市場機制、消減社會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全球化、一體化的影響之下，許多國家的地方文化、局部經濟利益、本土資本受到激烈衝擊。因此，就像許多第三世界的反現代化、反西方文化、反國際資本的基本教義派運動（fundamentalism）一樣，在歐洲範圍內也產生了反對國際金融資本、反全球化、反一體化、反對國際商品文化排斥本土文化、仇外、懼外，以及主張加強本土企業的競爭性，主張本土利益優先的大規模抗議運動。此時一些地方媒體，尤其是馬路媒體也就趁勢不惜大規模利用其篇幅為極右派的領袖人物製作「媒體秀」，從而達到塑造「英雄人物」、製造「光圈」的效果。極右派領導人也不斷自詡為「小市民」、「受害者」的「代言人」，把所有的外地的、外來的、上層的（往往是政府的）、非我類的均渲染為「罪惡的泉源」。此外，在極右派的共同策劃之下，馬路媒體極為重視市場趨勢和民意走向，往往在傳統政黨還不及作出任何反應之前，便預先給老百姓開出許多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從同一個切入點剖析台灣，不難發現20多年來台獨勢力的抬頭不只是受到國際勢力的影響，在全球化、一體化和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有機關係逐步加強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部分本土利益受到威脅，由是成為台獨運動的社會基礎。以社會下層的農民、加工出口業的工人為例，廉價的外國農產品的進口，與勞動力密集工業的向外轉移，均能使他們的地位更加低落；一些無能力或不願向東南亞或大陸轉移的小規模企業主自然也對形勢的發展牢騷滿腹；其他傳統地方勢力如「地皮大王」之類，也必然會為本地資金大規模向外投資而影響本地地價感到岌岌可危。除此之外，某些新興地方利益集團為了對佔有壟斷地位的國營企業與國民黨黨營企業進行挑戰，也成為台獨勢力的天然盟友。有鑒於此，地方勢力不惜耗費巨資集合原有的馬路媒體充當台獨政客的旗鼓手便成為具有台灣特色的社會現象，同時也不消幾年的工夫，便使政權成功地轉移到自己之手。有趣的是，這種利益的結合往往隨著局勢發展一波三折，以長榮集團為例，在獲得在野黨的協助、打破國營企業的壟斷之後，便面臨著繼續與大陸做生意與否的抉擇，最後為了自身的利益考慮，竟不顧多年的情感，公然對台灣民粹主義的龍頭李登輝唱反調。

　　地方媒體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新新聞》雜誌與《自由時報》，兩者的後台雖然不同，但宣傳模式卻是如出一轍。大體說來，均是集中少數幾隻筆桿子輪番打擊或吹捧幾個焦點人物，刻意把議題縮小到狹小的社會範圍，排斥一切與台灣「不相干」的國際新聞，處處以「小市民」、「受害者」的代言人自居，而同時卻對民進黨的惡行隻字不提。以93年逼退老國代、立、監事件為例，民進黨的喉舌事前便不斷抨擊民意代表的薪俸過高，以致違反「民意代表不受祿」原則。待老民意代表由新選代表更替之後，薪俸即便增加一倍以上，卻不見這些「人民的心聲」表示任何微言，其原因無他，要求加薪的多數是民進黨的民意代表。不言而喻，自從民進黨取得統治地位後，新聞界曾立有汗馬功的頭面人物均先後進入政府的核心。

　　民進黨與馬路媒體的合作無間，毫無疑問是全球民粹主義發展的最成功典範，其成果甚至遠遠超過引人注目的奧地利自由黨。儘管奧地利自由黨最近順利地進入聯合政府，但畢竟是屈居第二位，加之受到歐洲聯盟的杯葛，言行舉止處處受到牽制與監視。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之後雖然也得顧及大陸一方的反應，但畢竟全權掌管國家機器，因此也就更加地能夠把民粹主義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方面只消閱讀陳水扁的就職演說，情況便一目瞭然。就宣揚本土、歌頌台灣方面，演說中就陳列了大量「煽情」辭藻，例如：「兩千三百萬人民以無比堅定的意志，用愛弭平敵意、以希望克服威脅、用信心戰勝了恐懼」，「我們在舉世注目的焦點中一起超越了恐懼、威脅和壓迫，勇敢的站起來！」，「創造『文化台灣、世紀維新』的新格局」，「…我們看到了台灣最美的慈悲、最強的信念、最大的信任！」，「台灣重新展現了』民主之島『的風采，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們齊聚在這裡，用土地的樂章和人民的聲音來歌頌民主的光榮喜悅」，「不論在多麼艱困的環境中，台灣都像至愛無私的母親，從不間斷的賜予我們機會，帶領我們實現美好的夢想」，「…只要兩千三百萬同胞不畏艱難、攜手前進，我們夢想的地圖將會無限遠大，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的盡頭」，「…所有的恩典都要歸於台灣--我們永遠的母親。讓我們一起對土地感恩、向人民致敬。」，「台灣人民萬歲！」

　　持平而言，對曾經在台灣有過生活經驗，又在德國接受過反法西斯教育的筆者說來，將此演講稿讀後不但產生不了任何激情，反而對台灣的愚人政治與前途感到憂慮不安。環顧寰宇，民粹主義的優勢一向在於其高明的煽動地方情緒的手法，而每每又是為了短淺的眼光和對整體局勢的無知而一敗塗地。（完）

　　
　　2000年7月29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0291

非法移民的來由與緩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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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的來由與緩解之道

　　俞力工

　　
　　自6月17日58名非法偷渡的華人在英國多佛港喪生後,西方媒體即不斷對該事件以及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活動大肆報道。無可諱言，該事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打擊，對海外華人的處境也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

　　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國家政策的改變，人口走私活動也益趨頻繁，浙江省與福建省沿海地區的大規模向外非法移民活動非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偷渡過程中造成死亡事件也層出不窮，如今此事件造成全球轟動，當然與一次死亡的高額人數有關，至於死亡的悲慘過程更是添加了媒體的渲染素材。

　　持平而論，雖然筆者對西方許多媒體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指責（即政府當局鼓勵非法偷渡）不敢苟同，但以各地人蛇集團公開「招兵買馬」的活動看來，不加以認真打擊、取締，起碼上述兩省的有關當局難咎其責。非法移民問題所涉及的問題既多且廣，以下，首先提出討論的是其利與弊。

　　出國未必是利

　　就目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外國人政策」而言，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華人的人口比例多有嚴格規定。有些國家甚至對華人餐館的數字都有一定的限制。當大多數地區的華人名額以及餐館數字已達飽和之時，突然出現大量非法移民，結果不外是惡性競爭，互相爭食。如果再經過排外主義及右派媒體的惡意渲染，則非但現有華人餐飲界無以為生，長期處於非法地位的偷渡客最終也難免迫於急需走上犯罪的道路。另外，就國家利益考慮，大筆外匯讓國內外人蛇集團賺取，畢竟非明智之舉，一般說來，只有地方官僚才會貪圖人蛇集團的賄賂，無視國家的國際形象和整體利益。至於偷渡客本身，如果願意冒生命危險進行偷渡和在國外長期過著擔心害怕的非法居留生活，留在國內以更少的風險與消耗，利用國家近二十年蓬勃發展所提供的一切機會，似乎可以取得更加傲人的結果。這方面，台灣的經驗大可作為參考。六、七十年代台灣的精英陸續出國深造，由是錯過了島內的發展機會，十多年後，當這批海外學子再度踏上家鄉的土地，卻發現留在島內朋友的排場反而更加闊綽。

　　移民屬特殊群體

　　處境不利的群體向條件優越地區移居原屬人之常情，還情況不只是百萬年前向世界各地擴散的東非智人如此，十六、七世紀以歐洲白人為首前往美洲、澳洲的移民亦是如此。然而當這批所謂的歐洲移民抵達上述地區之後不僅是把原住民趕盡殺絕，取得統治地位後甚至採取了一系列嚴格的、帶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移民政策。本來，自由移民是個最有效與最自然的消除各地區經濟落差的手段，自從條件優越地區採取歧視性移民政策後，必然會造成白人社會通過自由移民而提高落後地區的生活水平的結果；另一方面也使得落後的第三世界永遠成為廉價勞工的供應地。至於移民本身，無論是古今中外均屬各個社會的最特殊、最活躍、最具冒險精神（pioneer spirit）的群體，只要條件許可，這批為改善生活為目的的群體多能夠在僑居地發揮作用與作出貢獻，因此就其動機與行為表現觀之根本與犯罪絲毫無關。如今即使若干人士受到犯罪集團的矇騙踏上偷渡與觸犯移民法規之途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刑事罪犯加以對待。然而，如前所述，如果這批非法移民的非法地位長期不得改善，則極有鋌而走險，蓄意走上罪犯道路的可能。

　　始作俑者

　　近二十年來，西方全球化與一體化的發展大大削弱了地方勢力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地區先後產生了極右與排外的民粹主義思潮，其結果難免是逼使政府採取更加嚴格的移民政策。往往，這些移民政策甚至不顧基本人道主義原則，嚴格限制直系親屬的團聚。許多人迫於無奈便採取偷渡入境的辦法。

　　另外，出於反共意識，西方國家尤其自89年六、四事件之後對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大開「政治庇護」的方便之門，因此間接地鼓勵許多人採取偷渡的和申請政治庇護的辦法達到移民目的。過去，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來自東歐共產國家的難民，不論其動機為何，均立刻給予政治難民地位；如今，冷戰結束後，即便某些國家仍發生迫害吉普賽少數民族事件，但西方國家卻一概不承認吉普賽人的政治難民地位，相反的，卻強調那些國家均屬「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政治迫害事件」。

　　如何解決

　　當前的情況是，幾乎所有中、西歐國家均聚集了大量的非法中國移民。一旦這些非法移民受到逮捕，均傾向於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在此情況下，各地當局與中國駐外使館既無法確定他們是否來自中國，更無法將其遞解至中國；另一方面，押解出境既費人力、又毫資源，許多國家（包括中國）根本就沒有為非法移民購買大量機票的經費預算。有鑒於此，各地當局至多能夠把逮捕的非法移民監禁若干個月後又釋放出去；而同時隨著移民條款的嚴格化，西方國家所受理的政治難民申請又越來越多，由是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和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以筆者之見，當務之急在於中國政府正視非法移民的嚴重性，並採取果斷措施進行取締；至於西方國家也得盡早改變對華的敵對態度，收回「政治庇護」這只害人害己的「澳洲回鏢」，並適當地放寬移民條例。除此之外，在西方國家明確看到中國杜絕今後的非法移民活動的情況下，似宜考慮通過特赦使所有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權，或許只有如此才能夠緩和各個當局與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完）

　　2000年6月29日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0290

評西方保守派的「中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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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西方保守派的「中國觀」

俞力工

　　
　　兩天前偶然地閱讀了一篇友人傳寄的文章，題名為《中央集權王國，二流國家》。作者為吉拉德.希格爾（Gerald Segal）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此文最初發表在《外交事務》99年九－十月號，從內容看來，該文稿應當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轟炸之後不久寫就。

　　希格爾從國內總產值、債務、虧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外援、國際貢獻、國防開支、軍事力量、國際威望與影響力、應付危機能力、文化、人權記錄等方面列舉了許多數據與理由，說明中國的地位不過是相當巴西的「二流國家」。希格爾還認為，當前國際上，尤其是美國誇大中國的地位，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國刻意突出、宣傳自己的地位」和「西方誤判中國的實力」之外，還在於中國不時「在國際上進行搗蛋、威脅鄰國、離間其他國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在希格爾看來，中國之所以如此地令人討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150年來「一直在堅決抵抗國際相互依賴這一基本的邏輯。中國多次竭力使自己變成一個足以抵抗西方統治的國際制度的強國，但總是以失敗告終，無論是義和團運動、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皆是如此。」從駐南斯拉夫使館遭轟炸之後中國的「溫順」反應看來，更加證明中國的虛弱，更加證明美國無需與中國維持「戰略夥伴關係」，相反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當糾正誇大中國的地位的錯誤態度，堅決遏制中國這個「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永遠不會非常重要」的國家，以使中國停止「不受歡迎的活動」。

　　雖然該文的主旨在於向美國政府建言，而不是向中國傳達任何信息，但是作為海外華人似乎不得不作出如下聯想:1.150年前西方列強是抱著「國際相互依賴」的目的對中國進行侵略和羞辱的嗎？2.150年來中國除了捍衛國土之外,曾經向外國用過兵嗎？3.幾次世界大戰，包括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都是由於中國搗蛋嗎？4.中國一向就自稱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果真有人誤判，其錯在中國嗎？5.一個長期遭西方國家侵略、肢解、圍堵、封鎖的國家又如何與國際「相互依賴」呢？6.一個具有如希格爾所說的「輝煌歷史」的國家就不應當莊敬自強嗎？7.繼續藐視、遏制中國的結果難道就能達到「相互聯繫」的結果嗎？

　　誠然，作為一個帶有數千年豐富文化遺產、又同時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毫無疑問地具有種種為人垢病的弊端，但是，無論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同思想，或毛澤東時代的三分世界理論的提出，或近二十年辛苦地申請加入世貿組織，其出發點均是為了打破外國的封鎖，爭取一個平等的「相互依賴」地位。

　　就誇大中國的地位方面，是否能夠在中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並從中獲利，似乎是每個貿易商的成本會計問題，這方面實無必要讓無關痛癢的戰略家費神、費心。

　　至於與中國維持「戰略夥伴關係」，中西歐的政治思想界早就瞭解，冷戰後美國之提出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或「和平夥伴關係」，真正用意不外是想透過和平手段逐步達到讓對手裁減軍備，接受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的目的。令人不解的是，身為戰略研究所主任的希格爾似乎完全不瞭解冷戰時期「集體防禦」（如北約組織）與後冷戰時期「合作安全」（如歐安組織）之間的區別，這就難怪他至今念念不忘冷戰時期所流行的「高壓」、「圍堵」手段。

　　其實，希格爾在文章中道出了西方保守勢力的真正意圖，即他們不能允許任何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西方的控制，嘗試自己的發展道路。就這方面而言，筆者覺得有必要指出，即便目前中國仍是個落後國家，長期遏制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發展在戰略上既非可行，對人類也非是幸福。（完）

　　2000年6月12日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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