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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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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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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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政治廣告與國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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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政治廣告與國際反應

　　俞力工
　　
　　本月13日德國《明鏡》雜誌電子版以「台灣執政黨利用希特勒作宣傳」為題，對民進黨的電視廣告作了報道。該報道一方面指出台灣民眾觀後感到震驚；一方面引用以色列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對民進黨提出的「對人類進行羞辱，不得以無知而開脫」批評。同一報道也提到民進黨青年部主任阮昭雄的辯解，即挑選希特勒、卡斯楚、甘奈迪與李登輝的原因在於他們敢說話，因此藉此鼓勵年輕人表達意見…。

　　近30年，自從廣告業步入後現代時期，頻頻以光怪陸離的畫面引起視聽，只要能夠達到煽情、刺激器官、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效果，方法、手段無不用其極。就此意義而言，民進黨透過這短短的宣傳廣告，既然在國際媒體上開闢了空間，知名度毫無疑問隨之大為提高。然而問題是，就在該廣告出現的前一天，波蘭總統在紀念集中營中犧牲的猶太人的追悼會上，首次公開、明確地承認，在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殺害600萬猶太人的過程中，波蘭人民扮演了極不光彩的幫兇角色。具體而言，二戰期間波蘭人曾與德國納粹一道消滅、驅趕了近300萬的猶太人，因此他代表全國人民向猶太人表示深切的歉意。波蘭總統的率直表現頓時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讚揚。對比之下，此次民進黨的知名度的提高卻是依仗對歷史的誤解、知識的貧困與無知的狂言，在如此宣傳影響之下，年輕人一旦學會用嘴不用腦，此後還會有何生存空間？

　　談及希特勒，此人的特點不只是敢說，而且是敢於付諸實施。例如：他認為德意志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最純淨且負有治理世界、提高人種素質使命的「上帝之子」，因此他基本上善待較「純淨」的中西歐日耳曼人，對他所認為的劣等民族，如猶太人、吉普塞人、斯拉夫人則趕盡殺絕。問題是，斯拉夫人、吉普塞人也屬印歐阿利安種，而猶太人基於混血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種學上的「民族」，由此可證明希特勒的民族知識頗有問題。此外希特勒眼下的劣等民族也包括中國人，因此即便改其包裝為「新台灣人」也無法倖免。

　　另外，希特勒反對政黨政治，強調「跨黨」、「全民」、「集體」、「社團」，因此一上台後就禁止反對黨與工會的存在。還有，希特勒的發跡歸功於經濟危機，此際他巧妙地把責任推諉給對外投資的資本家，以及弱勢階層，如社會主義者、工會、猶太人等等，因此取得政權後立即建立集中營「處理」所有的「內奸」、「叛徒」，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和人材、資金流失所造成的國家元氣的「大放血」。

　　最後，希特勒最要不得的是，把自己的命運與全國、全黨等同起來，一方面主張帶領德意志人走出世界，拓寬生存空間；而當國家瀕臨崩潰時又認為應當犧牲最後一兵一卒，甚至狂言德國人由於無法打敗劣等民族而失去存在價值。就上述各種特點看來，民進黨情有獨鍾把希特勒置於首要地位，似乎也並非出於偶然。（完）20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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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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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權宜之計

　　俞力工

　　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無論是臨時性、過渡性、正式或非正式性，曾在北平、廣州、武漢、南京、重慶、台北設立過中央政府。李登輝時代前，歷屆總統均以維護國家完整、統一為最高原則。及至李登輝登基，便公開宣佈放棄對大陸的主權要求，並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者之間的關係便自然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之所以至今不把中華民國國號改為「台灣國」，唯一原因在於避免給北京政府製造興師問罪的理由，因此沿用中華民國國號雖非所願，卻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國民黨從興中會、同盟會開始，經歷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其歷屆黨魁也無不以信奉三民主義、組織中央政府、領導全國為己任。及至李登輝擔任黨魁，不只是把三民主義束之高閣，視遷都台北的國民黨政府為「外來政府」，更是把國民黨執政地位轉移給反對黨（民進黨）視為「一生的最大傑作」,甚至如今卸除黨主席職位之後，還處心積慮地激化族群、省籍矛盾，意圖把國民黨轉化為台灣人的「台灣國民黨」。至於沿用「國民黨」名稱，自然也非心甘情願，而是與民進黨合流之前的權宜之計。

　　李登輝自稱20歲之前是日本國民，灌輸的是日語和皇民文化。光復後，其思維形態、行為舉止受到經歷過抗戰八年的國民政府的全盤否定。李先生無視日本殖民侵略給中國帶來嚴重後遺症的事實，卻採取韜光養晦、臥薪嘗膽的辦法，圖謀擺脫「中國文化的迷思」，為重建「固有」（日本？）人格而努力。至於至今迴避直接認同於日本人而屈就為台灣人，恐怕也是擔心不為日本人立刻接受的權宜之計。20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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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人材外流問題，兼答老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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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人材外流問題，兼答老鄲

　　俞力工

　　前德國總理布蘭德形容第三世界人材外流是「病人給醫生輸血」。如今的情況更是，經濟發達國家有計劃地通過移民政策從第三世界擠壓最後幾滴血。老鄲著眼於批判中國的病態根源，對西方的趁火打劫卻有意開脫。本人懷疑其態度是否有欠公允？

　　老鄲不時強調在下非來自大陸，因此對中國問題「無權置喙」，而自己則海闊天空，甚至看了一部毫無代表性的好萊塢影片就突覺迴腸蕩氣、洞察自由的真諦，這點，讓人不敢領教。

　　其實，中國人的許多問題都是大同小異。以台灣而論，五十年代始，就一直存在政治灰暗，經濟低落，無法吸收知識分子，導致大量人材外流的問題。甚至那期間台灣留學生的自殺率為各國流美學生最高的現象，海外知識分子為了反對國民政府、辦雜誌而慣用一個或數個筆名發表政見的現象（與某些大陸網蟲套用十來個筆名自吹自捧則略有不同），以及滯留海外十數年後的台灣知識分子的經濟情況反不及留在島內發展的同窗、摯友等等，也好像都是個兩岸共同現象。這方面本人不想以「過來人」自居，但絕不以為大陸老鄉有什麼「發言專利權」。

　　嚴格說來，台灣知識分子大量回流還是八十年代的事。此時，台灣經濟逐步好轉，政治漸趨開明，學童學習壓力減輕，美國就業不易，海外留學生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回國發展一途。

　　談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我們在海外既無為共黨粉飾太平的必要，也無需刻意誇張，把國內知識分子描寫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起碼就在下的瞭解，當前在國內願意鋌而走險、揭竿起義的讀書人，還編不上幾個團，更遑論與解放前的普遍激烈情緒作一對比。

　　在下一來不是個革命家，二來相信學習、知識、改革、精神建設、物資建設都是一點一滴堆積而成的。如果說，民主政治、議會道路在中國無法一蹴而就，更何況某些民主國家如印度、菲律賓還遠遠不及新加坡、香港和八十年代的台灣，那麼，在中國寧可首先看到的是個專家治國的折衷局面。專家，總體說來畢竟經過十年寒窗的磨煉，待人處事有其章法，慣用的武器是筆墨，而非槍炮…。

　　還有，需要強調的是，第三世界之所以落後，問題在於全面、普遍的落後，政治落後尤其是個必然現象；在那裡，有遠見、有魄力的政治的產生反倒純屬偶然。面對如此局面，知識分子無分海內外拿捏之間應當講究分寸，說什麼在下也不認為留學、求知的目的在於用矯枉過正的血淋淋方式來表現根深蒂固的落後。

　　最後，本人多次以「人材外流」為題進行討論，主旨在於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和向國家當局提出相應改革的建議，而不在於「號召海外知識分子」立即打道回府。老鄲似乎該看懂了再批駁。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547

山窮水盡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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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窮水盡的國民黨

　　俞力工

　　去年3月29日，筆者曾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以《台灣何去何從》為題，就台灣「總統」選舉結束之後的發展作出預言：「一種可能便是，李登輝領導班子下台，而後把李登輝時代的離異領導人如宋楚瑜、郝柏村等拉回國民黨黨組織，在此基礎上如再加上立法院內國民黨籍議員佔多數的勢力，或許還可在未來的四年內成功地發揮反對黨作用；另一種發展即是，李登輝繼續控制和削弱國民黨，最後甚至使國民黨蛻變為民進黨的尾巴。」

　　如今看來，李登輝固然已下台，國民黨卻並沒有作好團結和發揮在野黨功能的功課；另外，李登輝雖然已下台，卻仍然具有使部分國民黨成為民進黨的尾巴的能耐。

　　目前，在李登輝的主導之下，把國民黨分裂為「中國國民黨」（外省人派）與「台灣國民黨」（台灣人派）已成無可扭轉之勢。成立國民黨台灣本土政團的目的在於，使民進黨在225個議會席位中至少佔領85席，再加上「台灣國民黨」本土政團所能爭取到的35席位，則兩政團便能構成議會的多數。之所以至今沒有正式宣佈與推動，主要原因在於一些技術問題尚未解決。簡而言之，部分民進黨議員擔心，一旦「台灣國民黨」出面獨立競選，便很可能分化民進黨的「本土票源」，因此部分民進黨黨員對李登輝如此形式的投懷送抱並不十分熱衷，他們反而更願意看到國民黨的李登輝派直接奪取該黨的領導權…。

　　除此之外，6月16日李登輝與陳水扁還雙雙參加了所謂的「台灣北社」成立大會。這個以具有台獨傾向的高階層知識分子為主體、以台灣獨立為宗旨的「智囊團」在其《我們的主張》宣言中公開表明當前局勢為「兩國兩制」，其目標為「促使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擺脫對中國文化的迷思」。

　　情況雖然險惡，台灣政界卻對李登輝執政期間，國民黨200億美元黨產的不明下落三緘其口。個中道理似乎無他，在李登輝將黨產化整為零的過程中，許多「外省人政客」雁過拔毛，吃多了自然嘴軟。不難預料，分裂之後的國民黨「外省派」將是一個資源枯竭的跛腳鴨，同時在民進黨政府的袒護之下，任何法律訴訟也定然會使「外省派」敗訴而告終。在省籍矛盾激化、民憤難平的情況下，導致軍變也不會太過令人感到吃驚。

　　至於兩岸關係，同一篇上述評論裡，筆者又曾作過預言：「民進黨雖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權利，但卻不願承擔任何上代遺留下來的義務（或稱歷史包袱）。因此在民進黨正式執政後，北京政府難免會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作出提示，讓民進黨認識到內戰未決問題既是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又是個台灣方面不能誤以為「關起門來就可解決的事」。不難想像，民進黨的和平使者們今後不論是如何對北京政府笑臉相向，迎面而來的肯定是個『冷屁股』」。

　　往後看，台灣的內鬥果真一發不可收拾，解放軍則會一改「冷屁股」為笑臉相迎了。2000/6/20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2545

也談歐洲聯盟的整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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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歐洲聯盟的整合經驗

　　俞力工

　　東亞統和、整合的討論由來已久，但自從蕭萬長先生再次提出類似建議後，即又成為熱門話題。談及區域整和，論者幾無不以歐洲聯盟為範本，但每當提及亞洲地區的國防與主權問題，討論便無疾而終。

　　自九十年代初華沙集團土崩瓦解之後，整個歐洲便開始進行有關「大歐洲」的討論。這期間，中西歐強調的是，歐洲有「東、西」之分，完全是冷戰造成的人為結果；東歐人民關心的是，如何盡快與中西歐整合，以便搭上現代化快車。至於俄羅斯，儘管少數民族紛紛獨立，但部分俄羅斯斯拉夫人卻並不以為意，甚至認為擺脫東方少數民族（如突厥族）之後，能夠更快地建立從大西洋延伸至烏拉山的「大歐洲」。

　　此期間，由於東、南歐地區若干斯拉夫小民族紛紛獨立，許多人誤以為該現象與區域整合趨勢背道而馳。實際上，這些小民族的最終目的，不在於取得民族自決權，而是殷切希望盡快與歐洲聯盟統和。

　　歐洲整合之如此順利，主要原因在於歐洲聯盟的核心國家沒有一個在國防、經濟上佔絕對優勢，因此其重大決定非達成協商一致不得通過，也體現出成員國地位對等的特點。

　　反觀東亞、東南亞地區，中國大陸的存在就像是玻璃店裡的大象，稍不謹慎後果就不堪設想，更遑論不時進行軍事演習。

　　亞洲的區域整合如果還有指望，關鍵在於北京當局最終認識到歐洲聯盟採取經濟手段成功的經驗。如果大陸經濟能夠持續穩健發展，對外又以仁義待之，即便不提國與制的問題，遲早都是只眾望所歸的區域性頭羊。原載《中時晚報》20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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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人材外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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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人材外流問題

　　俞力工

　　繼英國、法國制定了爭取外國高科技人材的移民政策之後，星期前德國政府也正式宣佈，今後每年將給予4萬名外國人永久居留權，申請條件則以年紀越輕、學歷越高、專業越近高科技，越是具有優先地位。西方國家如此大張旗鼓地爭取科技人材，主要原因在於本國人材培養速度遠遠不敷需要，同時，人口的零增長或負增長也影響到維持養老金製度的稅收來源。因此，為了加強國際競爭能力，和給福利制度灌注新血，便把嚴格的移民制度打開了一道決口。

　　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以前，東、西兩大陣營為了爭取第三世界、鞏固周邊環境，多通過接受留學生政策，為第三世界國家培植人材。待留學生學成後，許多培訓國便依照雙邊協定，要求留學生返歸本國。儘管此雙邊協定因地而異，執行標準也不盡相同，中西歐國家大體上還多照章行事。

　　九十年代初冷戰的結束，不只意味著意識形態競爭的結束，同時也導致對外經濟援助的大幅裁減和經濟競賽的加劇，因此對第三世界的直接影響便是：西方過去執行著為第三世界培訓人材的政策，如今則按自己的需要，在第三世界的最寶貴人力資源中挑肥揀瘦。由於此新政策多為對第三世界最友好的社會民主黨制定，政策擬議中與宣佈後竟然也沒有任何工會和左翼政黨提出反對，因此多少反映出新世紀即將面臨著一場激烈異常、又赤裸裸的經濟爭奪戰。

　　半年前筆者曾為文指出，許多西方區域，尤其是歐洲聯盟內部實施著商品、資金、服務、勞動力流通的「四大自由」，同時在全球化的聲浪中，也不斷向第三世界國家施加壓力，要求開放資金、商品、服務市場。然而唯獨「勞動力的流通」，始終是西方國家不願讓第三世界享有的自由。原因無他，全球範圍內勞動力一旦全面自由流通，貧富兩地的差距就會更快拉平，西方本身的失業壓力可能會突然增加，同時，第三世界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後不再是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基地，於是，西方的優勢便無法成為永恆狀態。

　　針對「勞動力自由流通」問題，西方國家自然可振振有辭地提出「移民政策必須符合國家利益」理由；對爭取高科技人材問題似乎也可提出「自由交易」的辯解而容不得第三世界反駁。至於第三世界廣大勞動階級是否也能夠享有「自由交易和流通的自由」自然就不是西方國家所關心的了。

　　面對西方的挑戰，今後東歐、中國與印度三塊地區首當其衝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考慮到東歐加入歐洲聯盟是遲早的事，真正蒙受損失的實際上就只有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具有留學傳統和與西方社會競爭潛力的國家。

　　據報道，中國目前尖端高等學院約有80％以上的畢業生留學國外，其中學成歸國者則不及三分之一。考慮到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也聘用了大量本土人材，剩下的少數「落網之魚」就成為西方企業界的爭奪對象。

　　有鑒於此，不少國內有心人士大聲疾呼「吸引人材」和「使用人材」。綜觀報章雜誌的討論，也不時出現改善知識分子軟環境的有益建議。然而以筆者之見，中國政府領導階層首先就得實施專家治國辦法。如果海內外廣大知識分子眼見著自局級以上到中央的幹部多為學界泰斗，而非摸著石頭過河，絕無一輩子滯留海外、寄人籬下的道理。20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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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韜光養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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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韜光養晦政策

　　俞力工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國際壓力的增加，兩岸關係的惡化，國內外提出「放棄韜光養晦政策」的呼聲日益增加。論者除了認為委曲求全的「鴕鳥政策」只會姑息養奸、最後甚至坐以待斃之外，還強調當前中國的國防力量之強大絕非朝鮮戰爭時代所可比擬，因此足以對任何敵對勢力起嚇阻、抗衡作用，至於對持不同觀點者，則多以「賣國」、「汪精衛心態」譏諷之。

　　如仔細觀察這些「強硬派」或稱「鷹派」的思維方式，不難發現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均持有同樣態度，例如，無論是南海領土主權問題、釣魚島問題、台獨、疆獨、藏獨問題、或是駐南使館遭轟炸、軍售、軍機相撞等問題，均認為事態發展已到了關係國家興亡、退無可退的地步。毫無疑問，領土主權問題在這批人士的主觀世界裡，早已被「圖騰」化為至高無上的境界。只要這方面受到些許侵犯，發動核子戰爭、徹底毀滅也在所不惜，更遑論持續性的發展和人種的延續。

　　談及此，筆者憶及歷史上幾件令人深思的事件：一是二戰期間德國、奧地利舉國上下幾無例外地支持納粹政權及其窮兵黷武政策，及至戰敗，又一股腦地把全部責任推諉在少數幾個領導人身上。事後看來，與其讓國家崩潰如此、人格沉淪如此，又何必當初？二是法國戰敗後，四千萬老百姓為了保全國家的建設與性命，幾無例外地支持貝當政權接受苛刻的投降條款，而戰後貝當將軍依「叛國罪」宣判死刑時，全國人民卻顧左右而言他，飄飄然以「勝利者」自居，毫無骨氣、尊嚴可言。三是南斯拉夫曾舉國上下反對分離主義運動，但受到北約組織全面摧毀之後，為了貪圖西方的援助，如今竟考慮將米洛捨維奇「引渡」給國際法庭審判。身段既然可以如此放低，又何故不早日改弦易轍？

　　提出上述例子，不外是要說明無論是主戰或主和、對抗或妥協均涉及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與尊嚴，一旦決定作出就必須承擔一切後果與責任。就中國而言，起碼在中日戰爭期間就出現過兩種主張，主戰、主和兩個政權同時並存的局面，雖然戰後主戰方夾「勝利」之威誇大己方的功勳與作用，然而是非功過卻仍將遲早受到史學的公正審視。這方面，絕非「只有用兵才能自救、自強或取得發展」之類的詭辯所能粉飾。

　　就戰爭方面，理論上，「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是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同樣，「全面戰爭（totalwar）是場全力以赴的拚鬥」也不是個太過高深的學問。在此前提下，筆者禁不住要請教鷹派鬥士們：美國當年對日宣戰，是否早在主戰派的把握、預料之中？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不對中國動用核子武器，是否也在中方的神算之中？今後一旦中、美之間兵戈相見，究竟美國是全力以赴、投擲大量核子武器呢，還是只動用與中國相當的核子武器，是否也在鷹派戰略家的運籌之中？答案其實只有一個，中國鷹派的智慧、勇氣與信心一向是建立在心存僥倖和他人的憐憫之上。

　　筆者近年來已再三為文提及中國當前正面對著人口、失業、兩極化、老齡化、資源耗竭、生態破壞、貪贓枉法、刑事犯罪、國際金融資本等等問題的嚴峻考驗，如果在一、二十年內不妥善對應，諸多問題一旦同時爆發，中國定將萬劫不復、永無補救的機會。置此關鍵時刻，傾全國之力扭轉乾坤尚且不易，更遑論陷入戰爭和遭受國際社會的集體制裁。

　　怎麼辦？對比之下國家當前所受的委屈畢竟遠不及抗日戰爭之前來自日本的壓力，因此與其甘冒戰爭風險、正面與西方集團對抗，不如在真正立足之前，內外作出適當的調整。以倍受非議的自由、平等、人權、法制問題為例，國家當局就毫無拒絕制定時刻表逐步改進的理由；軍備方面也大可大幅度削減傳統軍備，集中發展戰略核武；對外則應採取主動行動，單方面向毗鄰國家開放勞動力、商品、服務、資金市場，以經濟手段促成和平環境與區域統和局面。20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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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美軍機相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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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美軍機相撞事件

　　俞力工

　　此次軍機相撞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當日中方外交部發言人異常迅速地對外發表了說明與立場。就這方面而言，不得不對中國有關當局危機處理的改進刮目相看。然而持平分析，中方的方式也的確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處。

　　就一般情況，或說在國際關係相對平和時期，一旦發生類似突發事件，當事國政府的對外發言的重點應當置於說明情況，而不在於追究責任；而如果非得追究責任不可，也至少應當提供充分的事實根據和法理依據。

　　如仔細分析朱邦造先生的聲明，不難發現他所介紹的肇事經過過於簡單，所有資料均來自另一個中方飛行員的一面之詞，由是給各方關心人士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間，尤其是在美國一方毫無取證餘地的情況下，自然不會輕易接受中方的指控。

　　在法理方面，中國當局也只含糊地指出事件發生在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以及撞機後美國的偵察機「未經允許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在中國機場。至於該海域究竟是中國領海或經濟海域？外國軍機是否有權在他國經濟海域上空自由活動？美國是否承認或接受此一國際慣例或規定，甚至是否有意進行挑釁，則無有任何說明。至於軍機碰撞後美機在就近機場緊急迫降是否構成侵犯他國領空或構成他國官方抗議事由，似乎也大有商榷餘地。

　　誠然，數小時之內要求中方提出一個四平八穩的說法的確是個不可能的要求，也就因為如此，當局的首次發言應當局限在介紹情況和強調將進行調查。如果第一個照面就要求另一當事方承認錯誤和承擔全部責任，其結果必然是相互的指控和情緒無端的升級。言及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指出，中國領導當局內部嚴重缺乏法律專業人材，因此往往在有利的條件下，卻把自己置於不善於說理的地位。

　　美國方面，雖說事件發生後頭幾天的反應也不比中國更加高明，甚至對中方的指控與威脅充分反映出霸權主義的嘴臉，但無可否認的是，儘管各國飛行器在經濟海域之上的國際空域享有無害通過權，同時按國際慣例軍機不得對此無害通過權加以濫用，美國政府卻以「在國際海域享有自由航行權」為由，既說服了本國人民，又矇騙了國際輿論。至於中方，則不幸在多數場合疏於從法理的角度對美國提出有利的反駁。因此，儘管此次事件中國處於受害者和「人贓俱獲」優勢，但在說理方面卻仍然有值得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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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象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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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象談

俞力工

筆者自1964年離台赴歐後，輾轉遲至1987年方准許回台探親。身為親友本就不多的外省人，海外又留滯23年之久，再加上台灣已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前後恍若兩個世界。小時記憶中的所有「地理坐標」整個易位不說，人際關係也全然斷絕。結果，便導致自然的生疏與自覺的疏遠。這次，巧應世新大學的邀請，進行一學期的客座教學，終於提供了一個就近重新認識台灣的機會。在不敢錯過任何機會的心態下，筆者充分地利用閒暇前往各個角落、接觸盡多的社團與個人。

不需太多的觀察，一般遊客多可發現台灣儘管口口聲聲「國際接軌」，而實際上長年來老百姓的「國際觀」僅僅限於美國與日本。自退出聯合國後，國際新聞早已失去台灣媒體的垂愛，最終，則退避至第七、八版的「陰暗角落」。儘管如此，本人一向認為處於網際網絡時代，應當不會出現地域間信息隔閡的問題。但是，通過這四個多月的親身體會，發現到對國際事務的瞭解，關鍵不僅在於時時透過特定媒體（如網絡）的掃瞄，尤其重要的是，必須要有多方位的接觸，和對事物「流程」的不斷跟蹤。尤其是處於強勢媒體、主流媒體操縱國際信息的時代，一旦脫離自由媒體的接觸，則視角、觀點極易受到左右和擺佈。這就是筆者在台期間的無意「新發現」，也是此期間拒絕對島外時事發表太多意見的主要原因。

談及媒體，台灣另一個雖明顯、卻不為許多人察覺的特點在於：整個台灣島，唯有泛綠的媒體把中下階層當作訴求對像和主要對象。至於泛藍勢力，似乎一向無此文化傳統，因此也必然一而再地一敗塗地。反觀泛綠陣營，除了各種平面媒體外，還有電視台與地下電台對中下層進行全方位的包圍。尤其是《自由時報》，幾乎從頭條標題的設置，到生活、影劇版的諸多潛台詞，處處表現出它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發揮一部作戰機器的所有功能；而所謂藍軍的媒體，則至多給知識分子騰出半版「論壇」，宣洩積壓的情緒。不言而喻，擁有最多票源的中下階層是無視於泛藍勢力的存在的，原因則在於他們也一向不在泛藍的眼裡。該情況，甚至也反映在所有脫離泛綠隊伍的社會活動人士身上，其中，幾無一人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當筆者提及此獨特現象時，反應卻不約而同是：「該說的，也都說了」。台灣的情況實際是，一方面在自說自話；而另一方則是把重述千遍的事情變為事實。一方面，養尊處優的泛藍第二代放不下身段來；另一方面，泛綠者卻不擇手段，用草莽式的煽動語言，對歷史與文化極竟歪曲之能事，來推動一場台灣式的無產階級大革命…。

有趣的是，當一向自詡為「中華精緻文化捍衛者」的泛藍文化人士仍舊沉醉於孤芳自賞之時，卻多沒意識到海峽彼岸早已隨著生活的改善，靜悄悄地孕育著一場文化復興運動。他們儘管也偶爾接觸到彼岸個別精彩絕倫的歷史劇與樂曲，但總以為個別樹木不成林；同時更是無從瞭解，此岸長期脫離文化土壤的「精緻文化」早已山窮水盡；而彼岸卻在新的滋養下快速茁壯成長。就筆者之見，整個台灣外省人，打從撤退至台灣的一日起，就是兩頭不著路的遺老遺少，境況至悲…但又自大。

十年前的台灣民眾，行為舉止有如當前的大陸同胞，一般多沒心情關注「商機」之外的閒雜事。然而自李登輝執政以來，凡遇聚會場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時間均消耗於統獨問題的爭論。這種純屬消極性的精力支出不說，單就親友間感情的破裂，更是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當前無論是台灣人或外省人，家庭內年長的兄姐，與面臨現實環境壓力的弟妹之間，為民族認同問題反目相向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情況猶如66年文革重現。國難深重的中國人似乎都要經歷過徹底的自我糟踏方能甦醒與自強，台灣也非例外。

理論上，台灣綠營要求拓展國際空間實為誤會一場。如果不是國民政府49年偶然選定退守台灣，台灣省則與四川、江蘇省一樣，毫無外交關係、國際空間可言。如今，指稱國民政府為「外來政府」、「非法政府」之時，卻要繼承、甚至擴大得自國民政府的「遺產」，其心態確實有失健康。其實，繼美國政府於68年趁文革動亂、重提「台灣地位未定」後，台獨分子隨之以「居民自決權」的主張遙相呼應。台獨智囊之所以提出此口號，多少是意識到台灣人不是有別於漢族的民族；除此之外，大概也知道，根據國際法，只有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可以依法提出獨立要求。為迴避民族問題與國際法有關民族獨立的明確規定，台獨理論家便標新立異地編造了個「居民自決權」理論。筆者以為，這也無妨，目前台灣在國家、民族認同問題上，似已明顯呈現「南北對立」局面，因此台灣大可依據「居民自決原則」，讓南部嘗試獨立，並將北部畫為「非戰區」。如此一來，各得其所，有意發展建設者移駕北部，南部居民則可不斷獨立和加強軍備；大陸一方，正在醞釀的「反分裂法」與一切「非和平手段」也均將能夠有的放矢，而不會一桿子打翻台灣島，造成無辜傷亡。

2005/2/3 於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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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說愛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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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說愛話婚姻

　　俞力工

　　最近看到有人戲謔「離婚的最大原因為結婚」。雖說是戲言一句，但卻反映了當前中國三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一是離婚率達到空前的13％高度；二是同居而不結婚的人數日眾；三是婚外關係越來越普遍。國家當局出於維護一夫一妻制和整頓社會風氣目的，於本年一月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草案）》。

　　三次離婚高潮

　　據瞭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後出現過三次「離婚熱」。第一次發生於五十年代，此時凡對包辦婚姻不滿的夫妻，紛紛提出離婚要求。在此之前的民國時代，雖然也制定有提倡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但礙於種種時代局限無法有效推行，因此就維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角度觀之，第一次的「離婚熱」對全國人民說來是一大喜劇。第二次離婚高潮出現於文革高潮時期與整個七十年代。文革初期，眾所周知，提出離婚的一方多出於保護自己、與配偶劃清界線的政治目的而作此決定。其後，知青紛紛回流又斷絕了上山下鄉時期所締結的婚姻。就社會影響看來，這第二次離婚高潮的確是個人間大悲劇。第三次高潮則起自改革開放，如今勢頭非但不減，甚至還以飛快的速度直追離婚率超過30％的歐美國家。現階段的離婚高潮與前兩次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如今離婚理由眾多，其中感情不睦者有之，婚外情糾纏不清者有之，鬧財產糾紛者也有之。雖然筆者對時下衛道者所提出的「純然是場鬧劇」的批評不敢苟同，但對社會上風風雨雨的議論和無情的交相指責，卻認為起碼是個先進國家不該有的亂相。

　　婚姻的起源

　　談及離婚，的確還非得順籐摸瓜，從結婚的歷史根源加以剖析不可。百年前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學術界主流長期認為，人類社會在兩、三千年前一夫一妻婚姻製出現以前，曾普遍、長期存在過母權大過父權的母系社會。這個「野蠻」時代的情況，大體上是：生產力不高；財產公有；男女勞動自然分工；婦女對物資分配和擇偶有支配權；擇偶的主要因素在於性愛…。因之，這雖然是個朦朧、落後、原始的時代，卻是個處於後兩千年「文明」的男權時代的婦女高不可攀的境界。

　　筆者一向懷疑這種歷史觀是否過於受浪漫思想和理想主義影響；同時也始終不解，為何「野蠻」時代的人類就不會像大多數脊椎動物一樣地，由一個強壯的男子同時支配數個力氣僅及男子一半的女子？除此之外，儘管十八、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在許多殖民地發現殘存的母系社會，但因此就斷言「母系社會曾經是個史前的普遍現象」也似乎是個相當大膽的推斷。不論如何，不容抹煞的是，他們對婚姻起源的探討、研究與解說作了極大的貢獻，那就是，通過法律方式、用訂立契約的辦法，把男女共同生活的關係建立為制度（婚姻），同時把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明確加以規定，卻是隨著下列社會、精神條件的出現才可能實現：由為買而賣過渡到為賣而買的商品經濟；私有財產觀念；男子通過戶外勞動（如畜牧、貿易、農作）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通過自然分工、主要在家內勞動的婦女；生產力的提高足以使家庭擺脫群居而成為獨立經濟單元；擁有財產所有權的男子著意讓己生的下一代（主要是兒子）繼承財產；擇偶與締結婚姻的考慮不再是性愛而是經濟利益；擇偶的權利由婦女本人轉移到父母的包辦；婦女的平等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同時又非得對能力許可的男子的納妾行為「欣然」或默然接受；一般物資商品的交易蔓延到買賣奴隸和婦女；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之間出現階級之分；財富的積累引起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由是更加突出男子的優越地位；為對應階級衝突和戰爭，需要把氏族不斷擴大為部落，部落擴大為國家…。

　　剩下的問題是，為何一開頭就規定一夫一妻制而不採納三妻六妾制？據較可靠的解釋：制定一夫一妻是個符合男女自然人數的分配辦法，一來可使每個「平凡人」知道界線何在，而同時卻不能阻止優勢者藏姣納妾。至於伊斯蘭教的一夫多妻制，史學家的解釋是：連綿的戰爭造成大批男子的死亡，因此是個例外現象。

　　於是乎，浮現在我們眼前的脫離「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畫面，是個婦女的社會功能由「半邊天」淪落為生育下一代的「洩慾工具」。該情況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起碼馬克思主義者這麼認為，具有人身自由而又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男女之間，才又出現了脫離經濟利益考慮的真正的愛情與性愛。出於上述歷史觀和對共產社會的憧憬，建立一個排斥國家機器、恢復財產公有、實現男女平等、消滅階級差別、反對剝削、提倡自由戀愛、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未來社會，一時成為左派陣營的神聖奮鬥目標。

　　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

　　既然如此，一旦階級敵人打倒，為何還需要強調「一夫一妻」呢？早期左派理論家的答覆是：一.為了公平;二.保護婦女；三.愛情有排他性。那麼，年輕人禁不住要繼續追問，既然社會已無階級之分、經濟也不再是擇偶的考慮因素、愛情又有排他性，「一夫一妻」，不，應當說「一男一女」完全可能成為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婚姻制度是否多餘？遺憾的是，我們從老一輩的理論家處找不到一個滿意的回答。如果有，那就是：我們不需要解決下一代人的任務！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頓然給許多先後成立的共產國家帶來了實現「愛情至上」的機會。固然，與包辦婚姻時代相比，甚至橫向地與資本主義社會對比，社會主義社會的家庭關係較純樸、和睦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經仔細觀察，即便在這些共產社會，愛情也始終不是締結婚姻的唯一因素。在那裡，愛情之外，寂寞、性壓力、需要精神依靠、年齡壓力、社會壓力、陞遷、遷居、出國、政治野心、意識形態原因、對介紹人的信賴、甚至對父母的順從等等，都可能成為事後反悔的「一念之差」。因此，隨著婚姻的延續，只要有朝一日時過境遷，使得上述任何一個或多個條件改變，同時夫妻之間又無法培養出愛情之火，促成婚姻的解體的因素就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

　　愛情至上與婚姻自由

　　至於愛情或性愛，似乎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時間先後的不同。以下，不妨先節錄兩則恩格斯先生的觀察與態度：

　　（一）「現代的性愛（筆者按，指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男女之間），同單純的性慾，同古代的愛，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在這方面，婦女處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的時代，決不是一向都徵求婦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最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僅僅為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姦的場合才會發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73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5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二）「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這只會使人們省得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污泥中。」同上，第79頁

　　如今站在21世紀的高度，回顧恩格斯的觀點，不能不為他的深邃洞悉力折服。前者說明，當男女之間產生愛情時，經常是會不顧一切後果的，當然更不會考慮到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否還值得留戀。後者則說明，一旦任何一方有驛動之心，采取包括立法的任何手段加以制止，只會給社會與當事人帶來更多的不幸。

　　當下的婚姻不僅涉及男女之間的感情與子女的扶養問題，隨著商品經濟的擴大，也必然摻雜了許許多多的利害關係。考慮到中國的具體發展情況，前景似乎只有兩個，一是集中精力盡快把經濟搞好，只要能夠像北歐國家那樣讓婦女就業率達到70％以上，徹底改變婦女的弱勢地位，把婚姻解體所造成的衝擊減輕到最小程度，那麼，國家當局就不再有需要為無關痛癢的家務事操心；或者，不要讓一小撮人先富，加之配合改革前的嚴刑峻法和行政干預，促成一個「要你愛就得愛」的局面。

（完）2001/3/8於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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