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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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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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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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人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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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人為障礙

　　俞力工

　　上星期，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先生就兩岸關係提出了幾點新意見：一是歡迎與除「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之外的「廣大民進黨成員」接觸；二是籲請民進黨拋棄「台獨綱領」；三是強調不能在「當家作主」與「獨立」之間劃等號；四是建議盡快撤除兩岸之間的「人為障礙」。

　　北京當局之對「與民進黨不接觸」的立場加以修正，肯定是與台灣近期的「民進黨已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和去年民進黨全代會「通過決議淡化台灣獨立綱領」有關。因此即便如今某些台獨人士沾沾自喜，認為北京立場之改變「純粹」是不得已之舉，也必須注意到全代會曾經向北京作出善意回應，同時也正是在此基礎上，錢先生繼而籲請民進黨「拋棄台獨綱領」。

　　就「自主」與「獨立」問題，國際法對「民族自決權不等於分離權」早有詳細規定。一個少數民族在爭取更多的地方自治權益之時尚且不得進一步要求獨立，更何況同文同種的台灣人。台獨訴求在國際上得不到支援的原因不僅僅在於兩岸實力對比過於懸殊，法理上無法立足始終是台獨分子的真正盲點。

　　至於排除「人為障礙」，十多年來大量的台灣移民以及對大陸的巨額投資，說明肚子反應往往要比頭腦更加敏捷。戰後台灣經濟之能夠長足發展，最大原因就是生意人掌握了搭順風車的道理，因此即便上頭又是呼籲「北上」（琉球），又是「南下」（菲、印），資金最後總是選擇成長率最高的環境。有鑒於此，此岸的「人為障礙」不是形同虛設，早晚也是不攻自破。

　　值得玩味的倒是北京政府的對台政策。首先，民進黨既是國內異己政黨，而非犯罪團體，和平時期又如何能夠拒不接觸？台灣人既是同胞，為何還需要申請「台胞證」或「旅行證」，同時申請時又得出示護照，而非身份證？由此觀之，「人為障礙」的確存在，而大陸一方的功課絕不少於台灣。

　　2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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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李登輝的弒父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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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李登輝的弒父情結

　　俞力工
　　
　　據當前史學界考證，猶太人自從受到羅馬帝國驅趕流離失所之後，近兩千年的過程中，單單在基督宗教文化圈內即不斷受到迫害，其總共犧牲人口大約為600萬，相當德國納粹執政時期猶太人的被害人數。

　　猶太人之不為基督宗教所容忍的原因甚多，一方面是基督宗教所信奉的《新約》中參雜了大量的反猶太人內容；二是猶太人擁有先進的商貿知識和優越的經濟地位，由是常使自己成為盤剝、迫害的對象。

　　基督宗教源於猶太教，《新約》又源於猶太人的《舊約》，《舊約》中更是不時突出猶太人為上帝的真正選民，凡此種種，不幸孕育了基督徒排斥猶太人的「弒父情結」（真、假日本人均有類似毛病）。

　　對比之下，猶太人在伊斯蘭教文化圈的日子就好過得多。究其原因，或許是伊斯蘭教教義中明文規定異教者得繳稅納貢。既然如此，只要履行了義務就保全了性命。雖說如此，許多伊斯蘭教徒對猶太人仍然是仇恨至深，其宗教原因在於《舊約》中有段「出埃及」的故事，即上帝為了協助猶太人和懲罰埃及人，一夜之間殺死了埃及境內的所有長子，同時又在摩西帶領猶太人逃亡時，指引滔天巨浪把埃及追兵盡數淹沒。埃及人的死難換得猶太人的新生，怎能不讓過度認真的伊斯蘭教徒火冒三丈？！

「經」與「史」之別在於前者多為虛構，後者講究事實；前者虛構時多為滿足當時的需要；而事實則為永恆。有鑒於此，對「經」的正確態度應當是體會個大致精神，而不必太過認真，尤其得避免的是，不能拿蒙昧時期的傳聞來解決當前世界的複雜問題。以李登輝的「出埃及」使命為例，就讓丈二和尚禁不住要問：出到那兒去？借什麼力量懲罰什麼人？懲罰之後還會有什麼活路？

　　200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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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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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悲情

　　俞力工

　　12月1日台灣立法院選舉結果揭曉後評論界即對此次選舉「孰贏孰敗」、「台獨今後走向是否更加激烈」作出諸多揣測。筆者則認為，台灣政局不論如何發展終究不能影響中、美之間的關係，更無法扭轉外界所強加的命運；同時，既然靠台獨主張起家的民進黨已實際取得島內領導地位，今後往「統一」方向邁進反而是個奇跡；此外，通過20年的經濟競賽，台灣已失去了最後的還價籌碼。

　　數百年來，台灣無論是接受荷蘭、鄭成功、大清、日本、中華民國的先後統治，台灣人民即便對命運的擺佈有所不滿，大體說來始終只能默然接受現實政治的結果。這種小國小民的「悲情」在國際上並非少見，以南斯拉夫為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社會有所需要時，便能七拼八湊組成個南斯拉夫，及至後冷戰時期來臨，這個國家似乎就完成了歷史任務而成為任憑宰割的對象。

　　如果說，即便小國小民對國際戰略大博弈的定向無法扭轉，但只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或許多少能夠緩和大動盪所帶來的衝擊，那麼，至少迄今為止，或說自李登輝登基至今，台灣又錯過了改變「悲情」命運的機會。這方面只消觀察近20年台灣轉移至大陸的300億美元的巨大投資額，以及大陸方面所作出的「台灣更需要大陸」的結論，台獨分子的「集體智慧」就讓人一目瞭然。

　　儘管筆者對台獨主張一向視為無稽之談，但如果採用微觀透視，卻也對台灣的獨特經歷寄予無限的同情。遠的不說，單單以接受皇民教育和光復後的國民黨統治而言，台灣人便得在短短的50年之內兩度全盤否定、壓制自己的文化、思維、語言和一切不為統治階層所容忍的行為舉止，換言之，必須徹底否定自己的價值觀與基本人格。該情況，尤其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更加嚴重，原因一方面是國民政府以及接收台灣的外省人行政人員曾經有過八年抗戰的痛苦經驗和濃厚的仇日情緒；一方面是因為這批「粗暴」的統治者同為中國人。如今令人感到難過的倒不是50年前的文化衝突是個無可避免的歷史必然，而是今後一旦中、美達成協議導致台灣回歸，新統治者似將會再次忽視台灣的歷史特點與台灣人的獨特精神狀態，而採取粗暴的手段對待「獨立訴求」。俗曰孔子重仁，孟子重義，看來要想改變台灣的「悲情」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京多些仁，台北重些義。20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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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經濟起飛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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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經濟起飛的迷

　　俞力工

　　兩星期前，重遊上海。黃浦灘上四下瞭望，頓覺十年前後恍若兩個世界。及至返回旅居地，一時興起，如實向久不回國的摯友談及近十年的有形建設與民族自尊的重現。不料此舉勾起他的感觸，回信聲稱民族自尊是毛澤東以來不懈努力的結果。筆者不由得憶及60年代初的往事一件。彼時家父離台出使奧地利，趁機托付香港友人分別向國內近親兩家各寄食油20斤。一戶喜出望外、小心翼翼關緊門戶飽餐油炸饅頭一頓，至今談及此事猶覺油香在嘴；另一戶則不慎走露油味，文革期間則加以「裡通外國」罪名批鬥而死…。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顧過去，區區20斤食油竟然既可雪裡送炭，又能奪人性命，自然是不可思議，但這多少也說明，精神建設必須要有起碼的物資後盾，畫餅的優越性再大也絕不能拿來充飢。接下，與學友議論間，又出現對「當前的物資後盾如何產生」的不同看法。依筆者之見，首先得歸功中國的龐大質優、價廉的勞動力，而另有論者則強調新政策對頭…。

　　近20年的開放與建設形成穩定的正比關係，也幾乎概括年輕人的一生經驗，因此就此意義而言，「新政策」的作用的確不得視若無睹。然而在年紀稍長的人士眼中，卻有「共產主義瞎忙一場，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如果再把視野拓寬到中國的幾千年社會經濟發展史，並與全世界作一對比，則不難發現中國早在兩千年前便全面地，而非局限於一定階層地，進入商業資本社會。這意味著，勞動者是自由的；商品，尤其是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當然，在缺少現代化工業企業的投資管道的情況下，商業資本只能不斷在土地上進行投資，不斷擴大，由是導致部分農民的破產、社會的瓦解和農民革命後的再分配與再循環。但是，總地說來，中國人民畢竟積累了兩千年自由勞作、經商、管理的經驗，全世界也只有猶太人能夠與中國人比擬，且直到西方邁進資本主義階段時，該優勢才逐步由西方工業資本所取代。

　　五四運動，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鑒於飽受資本主義國家的欺凌，轉而投靠蘇聯，卻沒料到斯大林提供的不只是張畫餅，甚至是極其落後的斯拉夫民族傳統農業公社制度。這種制度，早在十九世紀，馬克思便詼諧地諷刺過，「現在他們（指俄國農業公社）連種兩、三畝地還缺少各種必要的農具，難道把他們的耕地合併到十倍，他們的狀況就會變得好些嗎？」列寧晚期也把無所不包的統購統銷、合作生產制度比喻為「官僚主義的空想」…。言及此，不禁要問，捨棄斯拉夫公社制度，恢復中國的固有傳統，解放勞動力，能算是「新政策」嗎？不曾有過「新政策」的小龍、小虎不都也是靠華夏文化的勞動素質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資嗎？如果早在小龍、小虎起飛時，中國就對外開放，那時還會有他們競爭的份兒嗎？筆者無意貶低政府的作用，而是強調，中國曾經在無可奈何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誤入歧途。如今，經過20年的逐步開放，不過只是釋放了部分的潛力，要想取得更快的發展，往後則務必在最短的期間內剷除改革前靠打砸搶發跡的農村官僚。如果到了那時候，當全國勞動力能夠全面發揮其能量時，政府還兼顧到社會正義與社會道德，並在國際上真正的平起平坐，那麼，再恭維政府的「新政策」也為時不晚。20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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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驗與兩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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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驗與兩岸問題

　　俞力工
　　
　　大多個人、群體、國家的發展歷程都非一帆風順，無論正面、反面的生活經驗也是取之不盡，然而不論如何，援引他人經驗的目的不在於為自己的行為、願望添加註腳，而是彌補本身不足。最壞的情況，則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刻意歪曲他人的經驗。以台灣民進黨的「住民自決論」為例，就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

　　台獨分子認為「住民自決」有前例可援，理由是德國薩爾地區曾經進行過「住民投票，以決定其歸屬問題。事實上，1955年受法國統治的薩爾地區人民（人口90％以上為德意志人）所舉行的是全民投票（Volksabstimmung,或稱為民族投票亦可），而非「住民投票」，其投票結果決定的是與德國合併，而非獨立。

　　另一個任意援引德國經驗的例子也發生在台獨人士身上，即認為東西德曾經長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且互相承認，因此兩岸應當首先傚法互相承認的經驗，而後再考慮未來的統一。眾所周知，德國分裂是戰敗的結果，互相承認也是在美、蘇兩霸擺佈下的痛苦經驗。分裂曾導致全德國的畸形發展，甚至直到統一了十年後的今天，還要為長期分裂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付出沉重的代價。然而這種反面的經驗，德國人有意忘卻的痛苦經驗，卻讓台獨分子奉為圭臬，這多少說明理論貧困會導致飢不擇食。

　　本人以為最可取、也最令德國人民自豪的經驗在於70年代初的「東進政策」。彼時布蘭德總理意識到國際核軍備隨時可使德國夷為平地，東西德兩軍對壘也不符合國家利益，除此之外，歐洲共同體的經濟合作與和平發展又給所有成員帶來實際的好處，於是便毅然頂住美國的壓力，單方面運用友善溝通、經濟援助、法律保障手段對東德採取和平攻勢。嗣後，甚至在東德政府為了阻撓和平統一、一度提出東西德已形成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之時，西德政府也不曾給東德政府施加威脅、壓力，或給予東德政府製造「悲情」的任何機會。經過西德「東進政策」的20年耐心運作，最後終於取得了皆大歡喜的統一結果。

　　然而儘管如此，此德國經驗卻非有目共睹。以美國的極右派為例，便不以為德國的統一與華沙集團的瓦解應當歸功於經濟競賽與和平攻勢，而是得感謝軍備競賽把對手「擠垮」。由是，下一步自然是趁勝追擊，推動「北約東擴」了。

　　談及兩岸問題，本人憶及數天前親自站在黃浦灘上四下了望的心境。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統一的物資障礙已不復存在」；繼而想到儘管台灣60億美元的資金已投往上海，卻沒獲得絲毫「領情」，因此其台獨政策自是無法推卸責任；最後則想到，既然經濟競賽的結果已如此一目瞭然，兩地的有機聯繫也已牢不可破，為何就不能再耐心等待幾年以求自然的癒合？同時既然經濟建設與和平競賽已經湊效，又是誰在試圖否定這種成功經驗，趁機剽劫成果？由是，值此關鍵時刻似乎更有必要重溫德國經驗，而其真諦就在於和平與合作。2001/11/26

　　本文系11月18日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德國華文報刊交流會上的演講。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6830

談美國的民主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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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美國的民主外銷
俞力工

自從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在反對派的壓力下突然出走俄羅斯後，有關該國亂象的背景也逐漸透過不同媒體曝光。以《紐約時報》為例，3月30日即透露吉爾吉斯大選期間反對派的宣傳品均有美國大使館協助印刷，其1200萬美元活動經費也由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提供…。如果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近年來，美國政府直接介入前共產國家的選舉活動，支持親美政客上台，不僅是日益頻繁，甚至已成為美國許多駐外使節的首要任務。

前不久，儘管設立在英國的赫爾辛基觀察小組，對烏克蘭的第一次選舉進行實地觀察後，公開指出烏克蘭在野黨的作票舞弊規模遠遠大於執政黨。然而，美國主導下的西方主流媒體卻廣泛採用烏克蘭在野黨觀察員的一面之詞，而在野黨的1000名觀察員卻又是美國「自由之家」所培訓出來的臨時工作人員。至於「自由之家」，其實就是一個美國新保守派成立的「民間組織」，其領導人甚至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烏爾什（James Woolsey）。除此之外，烏克蘭反對派中最為活躍的波拉（pora）學生組織，也直接受到美國「國家贊助民主組織」（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裡根時代所設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索羅斯基金、國務院援外組織（USAID）、美國全球公正行動會（Global Fairness Initiative）等機構的直接資助。如此裡應外合，反對派「自然」能夠發揮巨大能量，並於第二次舉行的投票中獲得勝選。另據報導，類似的外國勢力「助選」情況也涉及2000年的南斯拉夫大選和去年的格魯吉亞大選，而這兩次選舉均是在同樣的「美援」支持下，把在野黨推上執政舞台。

更加令人矚目的是，美國除了發動傳統媒體進行宣傳外，還借助美國私營公關公司的力量。其實，無論是1991年攻打伊拉克之前推動的宣傳戰，或1999年轟炸南斯拉夫之前對南政府所發動的妖魔化活動，俱有美國公關公司的積極參與。往往，先由這些受聘公司無中生有地製造假信息，隨後，再通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事後，即便發現真相並非如此，然而，生米已煮成熟飯，局勢不但無可挽回，忙著擺佈下一個議題的主流媒體自不會加以理會。

美國政府之如此積極干預他國內政，主要目的不外是鞏固冷戰結束後的獨佔鰲頭地位，但其公開的辯解，卻是「於全球範圍推行民主體制」。

就民主議題而言，美國本身便視外國勢力介入本國選舉為犯罪行為。然而對外，以強大財政、宣傳手段擺佈他國的選舉，其結果必然是破壞公平競爭原則，脫穎而出的政客大多系親美派，而未必是民主代表。

在前共產國家方面，絕大多數的領導階層都是老體制下的舊官僚。當華沙集團崩潰、蘇聯瓦解之時，他們多能及時借「民族自決」名義，取得獨立地位並繼續維持自己的領導利益。在此基礎上，呈現在利益集團內的問題至多是既得利益多少之分，而非民主改革與否。因此，此時個別領導人與美國政府的關係與態度（譬如烏克蘭現任總統的妻子為美國人），便成為獲得美國支持與否的唯一標準。如此這般，「民主」，便逐漸演變為「親美」的同義詞。

回顧歷史，民主政治實為中西歐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社會制度，其開端，甚至可追溯到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其後，又經過宗教革命、啟蒙運動的洗禮，逐步從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引進了民主議事程序。嗣後，又在資本主義時代階級鬥爭的衝擊與妥協下，最終產生了20世紀遵守憲政原則的民主政黨、階級政黨政治。這種經過近600年醞釀的特殊經驗，非但前共產國家不曾有過；甚至美國本身，其政黨政治也多脫離維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內容，因此起碼在歐洲發達國家的眼裡，所謂的「美式民主」也未必地道。如今，冷戰結束後，強行把空洞的民主程序推廣至全世界，必然的結果就是讓各地區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施盡渾身解數，不計代價地爭取美國的繼續支持。這方面，台灣不失為最具代表性的「美式民主」典範。
就像中西歐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獨特道路一樣，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未必就是所有國家必須沿襲的道路；而民主、自由的真諦，恰恰在於各個國家的人民應當具有自由選擇、自我改進、不受外國鉗制、不容強權強姦民意的權利。
(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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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獨的「住民自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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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獨的「住民自決論」

　　俞力工

　　本月20日，台灣民進黨全台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文裡，再次提出國號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住民自決」不僅僅是台獨分子的口頭禪，甚至一向是其理論家的「尚方寶劍」。之所以刻意迴避「民族自決」，原因不外是難以切斷漢族的臍帶，同時推出「台灣人已形成新民族」又顯得牽強和無法亮相。

　　數十年來，筆者已多次為文揭露「住民自決論」的盲點，然而目前看來，台獨分子竟然依舊把該「理論」視為圭臬，這點，充分說明其理論家的辭窮和貧困。以下，不妨再次登載十年前發表的一篇舊稿。

　評台獨的「住民自決論」

　　初次聽到「住民自決論」是在１９７４年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成立大會上。當時某一留德學生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薩爾區人民投票決定將該區歸並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事，以作為其理論依據。

　　薩爾區位於德、法之間，絕大多數住民屬德意志血統。近代史上，該地曾多次在兩國爭戰中易手。１９１９年凡爾賽條約除將該地交國際聯盟托管外，還規定十五年之後由當地人民進行表決，以決定其歸屬問題。根據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３日全民投票的結果，有９０.８％的人民主張歸並於德國。於是,德國國社黨政
府設該地區為薩爾省。

　　１９４５年德國戰敗，薩爾區再次落入法國之手。法國當局本想使該區自此與德國脫離,因此推出了一個規定該區永久接受西歐國家共管的「薩爾地位協議」（１９５４年）。時值美、英出於圍堵共產集團的需要，積極爭取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使其成為西歐防線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法國時運不濟，除債台高築、頻於破產外，所屬殖民地又前赴後繼爭相造反。法國所處之境況極為險峻，若非獲得美國的支持便無法渡過難關。於是在此一背景下，法國不得不對美國所施加的壓力作出讓步，允許薩爾區人民舉行投票，以表明他們對「薩爾地位協議」（即分裂）所持之態度。不言而喻，薩爾區人民在１９５５年的投票中再次堅決地反對分裂一途。次年，薩爾地區重新歸並於德國。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薩爾區人民的兩次投票，均是一個被分裂、被異族統治的民族對是否願接受分裂現狀所進行的表態。因此，它純粹是一個屬於民族自決範疇的問題。絕非偶然地，歐洲人稱呼這兩次投票為「人民投票」（Volksabs timmung,也可譯為「民族投票」）。如把它稱為「住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Inhabitants)則不是錯譯便是誤解。果真「住民」也可成為國際法上自決問題的一個範疇，那麼，光是在各區、各巷住民的要求下，便可在台灣一地建立起成千上萬個國家。事實上，薩爾區人民的票決恰好證實他們所反對的是民族分裂（即台獨所主張的「住民自決」），贊同的是民族合併和統一。

　　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薩爾人民之所以能夠有機會投票，完全是因為法國當局事先已願意接受投票所產生的任何結果。否則，薩爾地區至今仍可能處於分裂狀態。就兩岸問題而言，要求北京政府同意台灣獨立，就有如要求德國政府同意薩爾地區脫離德國一樣，是個既不現實、又非明智的引火燒身的舉止，而許多台獨分子之所以長期堅持此觀點，正好證明他們一方面缺少學術素養，同時又無法拿捏現實政治的分寸。

原載1990年12月1日台灣《中央日報》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4574

評民進黨的全代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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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民進黨的全代會決議

　　俞力工

　　消息一則：本月20日，民進黨召開了全台代表大會，並通過「全代會決議」以淡化民進黨原有的「台灣獨立黨綱」。

　　消息二則：本月22日，歐洲某地發生一小學女生遭暴徒勒昏、強姦導致生命垂危的真實事件。

　　就「全代會決議文」內容而言，「台灣獨立黨綱」本主張今後要「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如今，「全代會決議」則認為國號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今後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會議結束後，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強調，民進黨此舉目的在於改變過去「否定中華民國現狀」的態度為「肯定目前的獨立現狀」；今後若上述兩文書互相牴觸，則「新法優於舊法」……

　　眾所周知，對一個政黨說來，黨綱為其最高指導原則，黨大會任何決議條款均不得與黨綱內容與精神相牴觸。這方面，選戰在即，民進黨病急亂投醫固然可以理解，但卻無法避免違反常識之嫌。

　　就「現狀」方面，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後的確一度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曾經獲得國際社會的一致承認。問題是，自國共內戰導致1949年國家分裂和兩交戰政府分治局面之後，便延伸出「最終治權未決」和「兩政府分相爭取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央政府」的問題。因此嚴格說來，即便50多年來內戰已逐步轉化為三通，但最終治權與國際承認問題仍舊懸而未決。任何一方要想改變未決現狀，要麼通過征服對方，要麼進行和平談判。如果寄希望於以更改黨綱、憲法條文來造成事實，則若非是不懂、政治、法律，便是掩耳盜鈴。之所以把上述兩則消息並列，不過是想強調，國民黨當年開放黨禁，完全是由於江南事件受到美國要脅之下的偶然措施。而民進黨自獲得合法地位後便一再與李登輝聯手修憲，以達到擴充總統權力和台獨目的。如今，顯然是積習已成，竟然開始踐踏起自己的黨綱。當然，為了減少阻力，便必須開一個全代會把反對力量「勒昏」，而後則拋出一個「決議文」「姦殺」黨章。因此就性質而言，實屬赤裸裸的知法犯法行為。

　　雖然如此，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台海兩岸之所以能夠迴避內戰，而朝向三通邁進，原因不在於意識形態的鬥爭或號召，也不在於逃跑主義奏效，而是雙方有著互通有無的經濟利益需要。有鑒於此，此次全代會決議把李登輝制定的「戒急用忍」政策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不論從何角度觀之，即便不視為一大進步，也至少是個明智的戰略撤退。

2001/10/22於奧地利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4572

試論中國的官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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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的官僚主義

　　俞力工

　　九十年代初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土崩瓦解，其核心問題固然在於其經濟體制的不合理，然而大多改革國家即便引進了市場機制，各行各業關鍵職務仍然處於舊官僚階層的控制之下，儘管與西方已化敵為友，但其貪贓枉法的程度與過去相比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費解的是，那些年輕時代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墮落為因循苟且、麻木不仁，該為不為，不該為而為之？為了尋求解答，似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層面加以探討。

　　歷史上出現過的幾種官僚主義

　　綜觀社會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同形式的官僚體制：封建時期由於廣大、分散的私有小生產者無法團結起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觀上必須要有封建官僚階層進行分派貢稅、徭役的武斷統治；資本主義社會也必須要有官僚階層來打垮封閉、落後、愚昧的封建官僚，同時還得擔負著維護等價交換、自由競爭、履行買賣契約、協調資本家之間、勞資之間利益的功能。至於社會主義國家，指令經濟、集權統治明顯體現出封建專制的特點；而步入後冷戰改革時期，又出現封建、資本主義兩時期的官僚主義並存的混亂、矛盾狀態。

　　列寧早在1924年逝世之前即已察覺官僚主義問題，由是指出：該國官僚主義的根源在於小生產的落後，再加上「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無所不包的「官僚主義空想」政策使得問題更趨嚴重。為尋求解決辦法，列寧建議實施「新經濟政策」，即取消統購統銷，對外開放，恢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國家有限度地掌握關鍵企業，禁止在農村推行共產主義，在農村建立商業合作社（非生產合作社）以防止農民受商業資本盤剝。

　　「新經濟政策」實施不及十年，斯大林先是借助布哈林的威望，以捍衛「新經濟政策」為由，把以托洛斯基為首的左派政敵悉數打倒；接著又以「新經濟政策過時」為由，藉推行左派曾提出的「高速工業化」、「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犧牲農民利益），把右派政敵消滅殆盡。就在此社會主義蛻變為斯拉夫極權政治的關鍵時刻，共產主義運動便在飽受日本欺凌、國際上又孤立無援的中國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生，與其說是人民的選擇，不如說是百年來列強把中國的元氣徹底破壞之後的偶然結果；至於中共的指導思想，則與其說是得到馬克思的傳承，不如說是受到斯大林所代表的斯拉夫封建統治的蠱惑與全盤擺佈。處於這種極其無奈、被動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便身不由己地長期陷入斯大林主義的泥沼。

　　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不單是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畸形發展，更致命的是，無論一黨專政、階級鬥爭、統購統銷或集體生產均需要依靠大批的各級幹部自上而下強制推行，而一旦龐大的官僚體系形成，罔顧民眾利益、憑藉主觀意志辦事的積習養成，其本身便成為社會的最大負擔和任何改革的最大阻力。

　　治理官僚主義的辦法

　　無論列寧或包括中國的改革國家對官僚問題的認識的高低，均不同程度地依仗恢復自由經濟，利用資本主義的（指上述的「新經濟政策」）競爭和現代化生產，來同時治理官僚主義與小生產問題。然而就列寧於1924年逝世後的發展看來，單單依靠經濟制度改革，似乎不足以解決蘇聯本身與東歐集團的官僚問題；在中國方面，經歷了20年的自由開放之後大體說來也只能在部分沿海地區發揮預期效果；至於廣大內地，尤其是落後農村，官僚階層早已成為吞蝕一切良性細胞的腫瘤。有鑒於此，如果中國的改革還有取得全面成功的希望，必須確保落後地區擺脫官僚的束縛，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應當果斷地進行外科切除手術。

　　革命或改革

　　接著的問題是，如何進行外科手術？這就涉及老生常談的革命或改革的話題。馬克思所處時代，大體上可以以「資本集中化、生產社會化、政治高壓化、貧富兩極化、矛盾尖銳化、國家民族化」來勾畫。馬克思身為受壓迫的德國猶太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一套激進、浪漫的革命學說似乎是無可避免，然而問題是，就在他逝世之後不久，西方社會在軍事官僚紛紛退出政治舞台的前提下，先後走上議會民主道路。此際，歐洲的左派既然能夠通過議會道路達到參政目的，便陸續放棄了暴力革命主張。

　　經此和平演變，一般發達國家多能做到對內實施兼顧人權與公正的民主政治，對外也由生存空間的爭奪逐步轉移到共同文化圈內部的無間合作，從而使發達國家的相對優勢成為永恆。近百年來，在西方國家的壓倒性優勢狀態下，唯一能夠步入發達國家之林的有色人種國家即是日本，而如果觀察到八十年代西方國家如何聯手詆毀日本的經濟體制，如何限制日本工商業的競爭，便能夠瞭解日本十多年來的低迷不振由何而來，以及一個非歐美國家尋求突破的艱辛萬難。

　　言歸正傳，中國自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開始，雖已經歷整整一百年，至今在江南沿海一帶才真正算是稍具資本主義規模，因此絕非偶然地，當前以江南地區為根基的政治局領導人突然決定把共產黨的組合逐步注入資本家新血。不難預料，只要沿海地區繼續蓬勃發展，其經濟利益必然要向內地擴大，因此就難免會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甚至包括鎮壓和議會道路的手段，排除地方勢力所造成的阻力。
2001/7/26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4571

再談西方的移民政策與第三世界的人材外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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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西方的移民政策與第三世界的人材外流問題

　　俞力工
　　
　　據本月10日印度首都的消息，單單以每年從該國移民外國的眾多電腦專家人數計算，就使其國民經濟損失數十億美元，且根據聯合國某發展援助機構的調查報告，印度每年就至少有為數10萬以上的專家移居美國…。

　　近年來，美國、歐盟國家分別對外宣稱其電腦業市場短缺數十萬專家，因此公開鼓勵外國專家前來提供服務。有鑒於此，印度科技部部長馬哈揚表示，印度的教育體系每培養一個電腦專家便需投資2萬美元，而結果卻是為他人作嫁裳。

　　每當筆者提及中國人材外流問題，即有人指責中國苛政猛於虎，致使受迫害的知識分子遠走他鄉，寄人籬下…。

　　實際上人材外流問題並非中國獨有，而是第三世界的普遍現象。以印度、菲律賓為例，皆是依照英、美模式建構的民主議會國家，其知識分子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迫害，甚至還屬本地權貴階層，然而即便如此，卻不能阻止英、美這兩個發達國家拚命從落後的印、菲輸血。因此即便中國的政治文化、體制徹底改頭換面，只要發展層次落後於人，就得面對人材外流問題。

　　談及此，本人無意對海內外知識分子作任何「扎根於中國」的號召，而是提請有關當局的注意，及時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環境，甚至把爭取知識分子作為今後發展戰略的優先任務之一；同時也借此機會揭露發達國家相互之間實施勞動力自由流通、對第三世界卻執行著「積極吸收高級知識分子、拒其他階層於千里之外」的虛偽「全球化」政策。

　　當前海外若干人士傾向於拿母國的落後作為西方的遮羞布，這種人以筆者之見，最好是扎根國外、不問國事。2001/7/21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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