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八」歷史悲劇的本質：

研究者相信，任何重大事件的發生，在人們長期的忽視後，與其精疲力盡在它利害關係人莫衷一是的細節上1，不如透過對於大局的脈絡發展，牽藤摸瓜地探索事態發展的大方向，往往比較能把握事件的全貌；當然，這不是事件本身的細節不重要；而是當事件的許多細節難以確認時，這是一種避開細瑣先行掌握問題全貌的方法。用粗淺的哲學上所謂「事物」的「現象」與「本質」的關係來做比喻，就是現象可以呈現出百千萬種的形狀，但是若經過理性的分析與綜合，人們不需要以死功夫去硬記猛啃那百千萬種的形狀，只要掌握事物內部的重要特殊性質，與他們在時空裡的互動關係，就能深刻地認識所有那些看來極為繁複參差的現象；本研究在此提出「二二八歷史悲劇的本質」，即依前述的種種的問題脈絡，整理出以下的幾項本質：

（一）是中國人民近代悲劇延續的本質

這是一個中國當時的政府必須負起責任的事件，無論它自己能提出多少理由，是堂皇的或卑屈的；既使它可以把自己在理論上解說出像「政府乃是一項必要之惡」之類說辭，以該事件與其後的所謂「白色恐怖」，似乎確實使社會內部異質性降低，而使得社會整體發展可能得到較好的控制；但是當政者也應該對這悲劇負起責任。然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它作為亞洲大陸與中國血緣、地緣最近的島嶼，在中國的航運能力足以相當安全地來往台灣海峽後，它就與中國歷史產生了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也因此，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現代悲劇史，那籠罩在整個中國上空的沉重哀傷，就也成了台灣必須共同呼吸的氛圍；因而，他與中國的悲慘命運幾乎是同步的，由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名揚神州的林則徐為禁鴉片問題被罷黜，同時，林則徐的同年摯友，在台灣鴉片戰爭抗英有功的姚瑩1，縱在台灣是萬民擁戴的人物，同樣也不能不在英人的高壓下被清廷治罪；由此開始，中國經過兩次英法聯軍、中法之戰、甲午之戰的殘酷考驗，步上八國聯軍、清朝覆滅、民初以後長期動亂的漫漫長路。台灣的道路則以不同的形式呼應著：他以已發動明治維新的日本，於1874年侵伐台灣原住民的牡丹社不利2而清廷求和開始：

對於漢族移民言，經鴉片戰爭姚瑩在台灣守衛海疆有功卻獲罪，中法之戰劉銘傳於基隆擊敗法軍而清廷求和，到甲午戰後台灣無辜被割，雖有乙未抗日的重大犧牲，但是仍然從此落入日本殘酷殖民統治的牢籠，那是經過抗日有功，避居福建的簡大獅竟必須被引渡到台灣被日人殘害，到台灣在50年的日本統治下，在號稱「進步」「文明」的治績裡，竟然持續地上演著我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一直都不到25歲的慘劇。

對於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言，1874年後，他們的噩運是清廷為避免原住民可能再引發類似「牡丹社」的國際糾紛，決心改變過去禁止漢族移民移墾侵擾，對原住民設立保護區的政策1，進行積極的所謂「撫番」政策，這當然就打破了他們過去「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他們的世界也就隨著當時漢族統治者的現代化程度而受到逐漸地侵蝕；所幸，由於他們的居地僻處後山，非相當先進的武力不易侵入，以漢族移民死傷極眾的乙未抗日言，除了與漢族融合的平埔族損傷較多外，一直要到1906年佐久間總督覺得平地漢族似乎安靖，可以進一步掃蕩番地後，才受到有計劃的嚴重殺戮2，從此也進入殘酷殖民統治者所建造的牢籠。

二二八事件正是發生在這中國近代悲劇史尚未結束的時代；1945年的日本投降，是中國以類似蘇聯對付希特勒的，但更慘痛徹底的方式，用所謂「焦土抗戰」、「吾與汝偕亡」的原始戰爭型態，將狂傲的日本拖倒的，中國幾乎已流盡了每一滴鮮血；在當時民族的戰爭悲劇看來已經結束之際，在那中國民族失血過多的年代，很少人可以預見內戰的悲劇正在急劇的萌芽，又有多少人能預見外國勢力正一面擺出願意賑濟戰後中國民族的「天使」或「神子」的姿勢，一面卻在手掌心算計著如何利用中國與台灣悲劇的機會，並想藉此攫取更大的利益1？中國和台灣都只是以一個原料供應地和一個重要的消費市場，或一個戰略點，有無盡的利益等待著人們去競奪而被關切──儘管中國人這時已有過類似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如下的想法

「所有強權，無一例外，其利益必將與中國的福祉和中國文化最好的發展途徑相衝突。因此中國人不能再想乞求外人的恩惠，必須以它們自己的力量去尋求自救的法子」2

──當然，這些並不能減輕當時主政者對於悲劇受難者所應負的罪責，但是，它確是我們「二二八悲劇」的一項重要的本質，儘管，未來中國應該不會再出現那樣的悲劇，但是它在我們認知「二二八悲劇」時，也絕對仍是一個應該注重的特質，二二八悲劇的種種，都是這種中國近現代歷史悲劇「本質」中所衍生出來的可悲「現象」。

（二）是國際政治強國運作的本質：

所謂「國際政治」，大部分其實是強權的運作；這時國際政治的本質絕非弱國所期盼的「國際道義」，而是現實的利益；我們由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開始，經過「馬關條約」到「舊金山和會」，都很明顯的呈現了國際社會裡這種依現實利益運作的軌跡；至此，我們要回看1946年二、三月間，台灣的客籍國民黨領袖丘念台在上海所遇的盟軍軍官，竟明目張膽地說出「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而感慨的丘氏將該信交給陳儀看後，陳氏很激動地說出的那句沉痛的氣話──

「我在台北也覺察到，盟軍中有少數人對台灣存有不良意識，如果他們要干涉台灣，我們也要收回琉球。」

但是作為弱國的重要政治人物，在國際上卻絕對不能說出自己這種真實的感覺，就為我們呈現了國際社會中弱國的委屈與強國運作的本質。換句話說，由前引各資料裡，例如，類似丘氏得到美軍青睞者有多少？由1945年中國視為極機密的「美軍兩棲登陸台灣作戰計劃案」裡，究竟有多少台灣內應者資料？與戰後初期美國軍部與台北領事館在台灣進行各種調查活動時，南京美國大使館又曾流出多少？柯爾在它赴南京述職時所警覺到外流的調查報告資料，配上1950年代初人人皆知親美的孫立人政變案，不僅1949年3、4月間，有當時美國大使館的大使代理人廣州代辦為台獨領袖廖文毅和當時的國府主要駐台灣將領孫立人的代表人安排見面1之事，更有秋季裡台灣情報部門的鄭介民將軍，在訪美期間，竟看到美國最高情報機構關於孫氏態度與言論思想的不利報告，直似政變未啟動前消息早已滿城風雨，這哪裡是真正支持政變的方式，只不過是強國肆意表現的威壓罷了2？而柯爾在其著作裡自述在日本往見避居日本的林獻堂，林氏拒絕談論日軍在中國南京投降典禮前後的重要秘辛1，就可能是林氏已深切感到台灣的悲劇有很大一部份源於在這種國際政治上，沒有道義，強權只依自己的利害關係擺佈弱者的本質──以此參看我們讀到美國華盛頓總統在它的卸任演說時，對於曾經援助其1776年獨立革命的法國，希望它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有「國際道義」的回報時，他著名而冷漠的所謂

「一國對於他國有熱情的喜愛，也一樣能產生各種壞處，由於對所喜國家的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實則所謂的『共同利益』，僅是想像的，而非真實的；於是把他人的仇恨灌注於自己，結果遇他國與人發生爭執或戰爭時，自己並無充分的理由，而亦陷入其中」

「歐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對於我們毫無或甚少關係，因此歐洲各國時常發生爭執，其原因根本與我們無涉，所以我們如果用人為的約束，把自己牽進他們政治的經常漩渦，或與他們友好而結同盟，或與敵對而生衝突，都是不明智的」2

據說，從那時起，這種「道義」就成了美國外交政策運作的根本原理。不過，更重要的是，那樣的「國際道義」，其實不僅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原理，確實也是整個國際社會已認可的運作規則，也因此，它就是我們在當前的國際社會裡，不能不接受強國撥弄擺佈的複雜本質3。

（三）是百年來被愚弄而缺乏主體性的本質

二二八事件的另一項本質，可說與前一項本質密切相關，但是卻絕不能因而就加以忽視的；它，主要的，我們可以用文化霸權的觀點來把握；即國際政治現實裡強國的支配，並不以政治為其唯一的對象，作為動員與維護政治力量的文化力量確實也是其支配範圍裡的重要對象；換言之，二二八的悲劇，確如前述，當時的國民政府當然不能辭其咎；但是其所以能被沉埋至五十年後，許多細節已很難釐清，除了國民政府長期統治的禁忌外，對於身在自由陣營，以美國為庇護者的台灣自由派或反對派言，深入該事件裡就不能不涉及自由陣營霸主的美國，與他所提攜的日本，兩者在此事件裡的角色問題；這也是該事件即使在反政府的陣營裡也一直未能被充分研討探究的理由1──只有利用它來作為煽風點火、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其實際情形，研究者可以拿解嚴後，台灣官方第一冊對於「二二八事件」因果問題的學術研究報告，「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1一書，為什麼要請美國著名教授馬若孟2負擔三分之一的責任，甚至，他所屬的美國史丹福大學還願意出錢資助大筆經費；表面上是有一公正客觀的外國學者參與，以取得所謂的「公信力」，其實，更應該是因為這一問題，實在不僅牽涉自由陣營霸主美國當年在台灣的作為，當然必須得到美國相當程度的認可。並且，更進一步的，則是它的研究取向將可能決定它未來會是「鞏固」、「強化」或是「批判」「反省」戰後「自由陣營」歷史裡「自我合理化」理論建構（即當時社會科學主流的「現代化」理論）的重要文獻──現代化理論作為文化霸權的主力建構，它強調歐美殖民帝國的戰前作為，都能在物質和精神上為落後的殖民地帶來可以促成社會「進步」的所謂「現代化」的條件──那是它在後來40年冷戰期間自許為「世界警察」，維持「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礎；以「二二八事件」言，如能被定位在「現代化」對於「落伍傳統」的不幸悲劇，將是多麼有利於現代化理論的生動教材。也因此，該書中提出了許多這類的觀點，但是卻忽略本研究所及的，我們殖民地人民的真實生活水平與歷史綿亙的威壓悲劇；可以印證的事實，就是在這本重要的報告裡，何以對事件前的背景論述頗詳，但是對於本研究所提及的日人破壞我台灣金融與經濟的毒辣史實與美軍枉法審判我們台灣先民的「澀谷事件」卻皆視如不見？豈非由於在該兩事件裡，美國確實大大損傷了其作為霸主所應該具備公正與合理的形象！日本則已完全暴露了其殖民統治的真面目，無法解釋其自許為「殖民母國」1的「母愛」！至於，何以將出身在長老會富裕醫師家庭、就讀日本小學（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曾藉公學校的台灣小女孩描述日人小學校的情形，請參考）、受日本人疼愛的、轉學時日人校長率領全校學生（都是日人）到車站送行的、整個家族有20人以上為醫生，顯然在一般台灣人精英裡絕對是特例的彭明敏2，作為研究的樣板，並在該書裡一再引用彭氏的說辭？何以對於許多日據時代公開的資料都沒有檢視地全盤的接受，舉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所謂：

「日本投降十一天後，安藤利吉總督……他很驕傲的表示，台灣人並沒有採用暴力對付日本人，……」1

「一九三七年，台灣已經享有了四十年和平和經濟上空前繁榮的日子。」2

以前者言，我們細看各種回憶錄可知，事實是對日人暴力報復曾在各地發生，是因為日軍還有近20萬人在台灣，是擔心台灣動亂，報復行動才被制止的緣故3；對於後者，在「犯罪即決例」與「匪徒刑罰令」下，真的有四十年的和平和繁榮嗎？為什麼該報告根本沒有學術上所應有的查證或論辯？至於，最能清楚透露其中「合理化」訊息的可能就是該報告裡將「二二八事件」合理化為「悲劇性的開端」（意味原來預期只有「開端」是悲劇性的，若沒有成為喜劇責不在我，台灣的成就是「喜劇」，所以應該容忍之意）的同時，該書輕描淡寫但卻精采地夾帶著合理化美國在菲律賓醜陋統治的敘述，即所謂

「甚至在1940年代以前，現代的國家仍然無法避免對其屬地施加壓力，以鞏固其統治權。記得美國政府為了鎮壓菲律賓人的叛亂直接殺了一萬六千人。而由於戰事造成的經濟衰退及衛生問題致死的總人數，更高達25萬人」4

其中將「無法避免」「施加壓力」「以鞏固其統治權」作為讓人接受他在菲律賓「直接殺了一萬六千人」「致死的總人數，更高達25萬人」的合理化過渡──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在李登輝治下對二二八事件的學術成果！請回想一下，它和李氏當年得獎的「全美農業經濟博士論文」，是否有十分相似的味道？這是顯然連當前尊貴的學術界也被外人愚弄的情形，配上前此指出的日據時期50年我們先民被愚弄的種種，啊，我們可悲的先民被欺騙、朦混，可謂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我們在本小節揭露所謂「過去我們台灣人被愚民而缺乏主體性的本質」，在強調台灣主體性、重視深耕本土的歷史與文化的今天，我們在此加以揭露而求取自我改進，豈非是絕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