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台北市長任內
在「台灣的主張」裡，他強調地肯定了自己是一個「優秀的都市經營者」，他自身具備所謂「兩種精神和三種能力」──「實務家的作法」「藝術家的作法」及「崇高的理想」「規劃的能力」「管理的能力」；他誇示自己的努力是「岩波書店出版的『都市講座』等書，都逐一詳加研讀」「走遍了台北市的大街小巷，還曾鑽到下水道去做實地調查」及自己的政績是
「台北市是全台灣為一沒有飲水與垃圾傾倒問題的都市，而交通建設和防洪設施也遠優於其他都市，這可以說都是當年市政計劃所奠定的基礎」
前述的「研讀」與「踏勘」的努力，固然可感，但是我們要指出，一是「踏勘」下水道的必要性如何，李氏真懂得下水道工程學？或者那只是作秀而已？二是據說李氏當年得到蔣經國總統任命，事先並不知道；而在匆匆接事後才買專書來看的情形下，李氏在繁忙的市政工作的三年期間將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十二冊的「都市講座」「都逐一詳加研讀」──都市研究的學術竟是如此簡單，臨時起意的他吸收了多少？又造福了多少市民？
至於，他所強調在台北市的政績，則正是常常成為外縣市行政首長指謫的對象，他們不免要發出對於台北市政經費太多，對於其他縣市明顯不公平的合理怨言；所以，即以其在該書中這自我肯定的兩方面言，似也相當地表現了他有欠缺嚴考慮的獨斷習性。
不過，就台北市政言，本研究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著作中絕口不提的「排隊運動」一事──它是讓我們可以透視李氏日後提倡的「心靈改革」何以乏善可陳的一個重要事件，由其中可以看出他觀察問題的特殊心理模式──當年的台北市民，尤其對那時的中學的青少年學生來說，李市長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偉大行動就是這推行了三年──用他的詞彙說，那是顯示其「實務家的作法」、「藝術家的作法」及「崇高的理想」、「規劃的能力」、「管理的能力」相結合的一項表現‧〈當然，原本這個「排隊運動」的失敗，不代表永遠的失敗〉以下就’讓我們來看這個近30年前的一樁「心靈改革」運動‧
首先，我们來看它的理念，那是在1979年一月八日，他以「促使市民排隊遵守公共秩序，是市政建設的目標。」為這個運動揭幕；強調「這項運動的重點，不在形式上的排隊守秩序，而是養成發自內心的禮讓美德。……希望由學校開始進而擴大到各個家庭」；這個以要求排隊的外在規範來養成人們內在的禮讓美德的說法，由現代教育理論看，雖然相當離奇；但是，與他自述青少年時代透過嚴格地鍛鍊而接受日本唯心哲學洗禮的經驗，確可呼應；至於，所謂的「禮讓」，似乎很希望人人都有一種優雅的姿態，但是不管是否合於繁忙工商業時代的生活節奏，是否合於守法的社會規範？就像他在總統府所辦，由電視台轉播「與民同樂」的「音樂會」；他可能全不曾考慮大多數人都在生活的嚴酷考驗中喘息，沒有那樣的閒情逸緻？
其二，我們來看他推動這個運動的作法，由 1979年一月23日，李市長在北市各區公所推行排隊運動會議上強調「這一項運動要反覆不斷長期的作下去才能見效」；其時正當進入寒假期間，就下令以「協調區內國中以上學校學生，利用寒假組織義務勸導隊，於轄區內各重要交通頻繁地點，展開服務」來推動其想法。2月2日李市長要求「勸導排隊運動的學生，每一小隊應準備一面紙牌或木牌，上面書明『請排隊』等字樣使引起乘客注意，並促請遵守」。2月下旬李市長在福音聯誼會的早餐祈禱會證道時，「強調排隊運動的重要，並希望與會的150位中外牧師能影響教友共同支持這項運動」。3月26日起，台北市社會局「策動婦女會、國際獅子會、青年商會、兒童保育會及女童軍等服務性團體，……在上、下班時作為時一個半月的勸導工作」‧
簡言之，由該運動的推動情形真是如火如荼，在其台北市長任期中持續三年進行到底來看，顯然應被視為重要施政；況且，這情形與李氏任總統期間在媒體上大呼「心靈改革」的口號，所謂「心靈該如何改革呢？首先應該從多方面廣泛的進行。例如可從獅子會、扶輪社、國際同濟會、婦女聯合會或是社區網路著手……」，實在若合符節；只是現在時代所逼似乎已沒有看到動員學生的場面，所以不曾引起青年學生的憤怒，但是各個社會團體揚言跟進的情形依舊，其無效也依舊；因而，該運動的意義，對研究者言，實有相當深刻的指標性作用‧
（二）對於日本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認識
說起李先生親日，現在大約在台灣已沒有人不相信的。但是他的親日，或許不是來自知識的廣泛好奇，而是來自當年統治者的灌輸，所以儘管他自承「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或「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他對日本的歷史文化，雖有由衷的崇拜感，但其認識似只來自對當年教科書裡理想圖像的拼湊；對於教科書以外的知識卻可能頗為貧乏。舉例來看；
首先，在「亞洲的智略」一書裡，在「賑災彰顯心靈改革的成果」那一小段裡，他對於東京市長來台訪問災區的反應有以下一段記述
「在一處位於殘破瓦礫堆中的四十三戶臨時住宅區中，看到村長由大家推選，同時住戶編成幾戶一組，氣氛融洽的彼此照應。石原看到受災民眾如此和睦相處，感到非常意外。日本人好像不太與鄰人交往，但是在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後，原本彼此陌生的人們，卻能同舟共濟，互相安慰照料，進而以社區為中心，凝聚共識」
對於我們受災民眾如此合於人性的互助反應，如果真是感到「意外」，恐怕只是表現了石原氏心中殘存著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次等或三、四等國民的觀念，那不僅是對我們，也是對李總統的不敬；如果日本友人是值得信賴的，是彼此互相尊重的；那麼，就是李先生的記述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為研究過日本史的人都會知道，日本歷史上，自德川幕府時代以來，長久就有所謂「鄰組」的傳統社會組織，雖然那主要是當時一種嚴密監控人民的系統，並不如我國的保甲組織，是我國傳統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的一環，但對於石原氏來說，應該對社會裡可以發生的基層組織，絕對不陌生；因而，實無特別對我民眾互助感到意外的理由。至於所謂「日本人好像不太與鄰人交往」，由前述「鄰組」的史實，及許多學術研究都以日本人的集團傾向作為其研究的重要結論，在在讓我們感覺到對他所親、所信的對象其實是相當無知的。
其次，我們看他在「台灣的主張」的所謂
「我受過日本教育，在行政和其他許多方面，也向日本學習甚多。因此看到日本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在力量，而致社會停滯不前的情形，難免感到難過。而看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採取令人意外的不成熟行動，更感到十分遺憾」
與在「亞洲的智略」裡所謂
「我想日本的當務之急是修憲的問題。透過修憲真正以民意為依歸，由人民的意志來領導日本，才能開創日本的政治新局」
「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對我就有很深的影響。……應以新渡戶先生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重新出發，所謂日本人應抱持更多的自信……」
他似乎對於日本起伏的近代史，極度缺乏認識；原來，高度清醒的日本知識份子，都在「一億總懺悔」之下，已反省過了關於「明治維新」的成功裡有多少僥倖；由所謂「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到「一億玉碎」的荒謬，了解大和民族所謂「萬世一系」與「武運長久」的虛幻；更重要的，當年可以予取予求，比賽「千人斬」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易於以分化、操弄而宰制的支那；當年可以任其敲骨吸隨的韓國和台灣、中國東北，都已不復當年被宰制的地位，如果仍以往昔大日本帝國的辱華、辱韓方式面對中國、南北韓國，今日的日本必須考慮其可能付出無比的代價。
也因此，面對可能愈來愈難以直捷介入的世局，其實，這今天看來沒有效率的日本政治體制，正好讓他們能把自己置身於第一線可能的危局之外──這應是當代日本知識份子們經過合理省思後應有的認知──由李先生不惜提出可能引發軍國主義聯想，竟以所謂「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對我就有很深的影響」來強調「日本人應抱持更多的自信」，可見他對於今天日本人的「缺乏自信」，確實不能理解，他深受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日本皇道精神──「八紘一宇」式的唯心論──的影響，在其「台灣的主張」的「日本思想的影響」一小段裡，所謂
「1938年，我進入舊制的淡水中學就讀。……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自我克制』的觀念。清晨擔任勞動服務，來鍛鍊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當時，唯心論深植日本人心中，後來也以各種型態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認為，沒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論……」
應該就是他今天指摘「日本人應抱持更多的自信」的根源；以那樣的唯心論觀點出發，難怪無法對事務產生更謹慎的認知；不過，這雖是粗糙、不夠謹慎的，但絕對是充滿了愛心的認知，在國際上知名的政治人物裡，如此「愛外國」的應是絕無僅有吧。
總之，他在日本最新的尊號不是「知日家」，而是所謂的「愛日家」，應是很恰當的稱呼吧。
（三）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無知
首先，相對於前述的「親日」，讓我們也來看他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各方面的態度；李氏在他發表的各著作裡，很有些不同的說法，可以讓我們探索他的真實態度：例如，在1990年4月的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他接受日本作家深田祐介的訪問時，對於自己的中國歷史知識與體驗的來路是
「……（舊制高校時）鹽見老師。東京大學畢業後便被派到台北高校教中國史。他的教學方式具有獨特風格，……我就是在鹽見老師的課堂上了解到近代中國所受的苦難，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
「起初本人想在大學攻讀西洋史，但是受鹽見老師的影響改變想法。想研究中國問題，然而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因此才改學農業經濟…想要前往中國東北地區。當時東北地區京都大學畢業生勢力最大，因此就赴京都大學攻讀農業經濟。」
好像攻讀農業經濟，是他當年第一志願的夢想，甚至是來自他「救中國或救台灣農民」的使命；但是我們在其1999年發表的「台灣的主張」裡，卻看到以下的自述：
「我在京都帝國大學唸書的時候，原是主修『工商管理』，後來才轉修『小農經營』，當時所學習的工商經營是美國式的泰勒體系……」
這是怎麼回事？他究竟對於中國的關切是到什麼程度？是從怎樣的視角上關懷的？
這些，我們可試由他的家庭背景來推敲。「主修『工商管理』」一事，與他家庭裡曾經營肉店和雜貨店的經驗可以銜接；同時，此事似沒有作假的理由，而該自述下面所接的「轉修『小農經營』」，與他後來所強調「農業經濟」裡的「農業簿記」思想，確實密切相關；也沒有作假的必要；相反的，關於他前面所強調對於農民的關懷，尤其所謂「了解到近代中國所受的苦難，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受鹽見老師的影響改變想法。想研究中國問題，然而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因此才改學農業經濟」，則應屬不實；因為，由他的家庭背景及時代環境，他的祖父李財生是埔頭坑保正，其父擔任了十多年的刑警，即是日據期間為日本政府推行日本「鄰組」式、苛虐自己同胞的保甲制度的「工具」，加上，其母江錦也是日本小學校出身的保正之女；對於佃農而言，那真是一個需要「一意討好、苦苦哀求」的地主家庭。更且，如他在「亞洲的智略」裡竟能毫不愧疚地坦述「在我祖父那一代，我們李家也持有可買賣和經營鴉片煙館的執照」；然後，竟將本研究前曾剖析，惡毒的「日本鴉片統治術」說成是
「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時期也是嚴格管制，不過管制得越嚴格，走私等地下經濟就越氾濫……」
顯然，這是既得利益的家族背景，襲用了統治者對惡毒政策自圓其說的說辭，才會對自己的同胞公開如此自賤；那麼，對於彼岸大陸的所謂「同胞」又可能產生多少真實的同情？當然，在前述批判其博士論文時所指出，口口聲聲說關懷農民的他竟然不能發現日本權威著作裡關於地租的重大謬誤，也是研究者對他不能不懷疑的重要理由。
至於，在時代的環境方面，以李氏自述，遇見鹽見老師是在高校時期，即在1941年以後，其時台灣已進入決戰體制，皇民奉公會開始推動，日本全國正式推動傳統鄰組制度。李氏所謂「鹽見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他在各種場合多次敘述，但是，皆並未詳述其中最關鍵的態度問題；據我們對當時嚴酷的法西斯監控的了解，雖然日本學術界的自由，苟延殘喘到1939年，但是，1937年7月，台灣軍方面已警告、禁止「非國民」言論；9月台灣總督府通告嚴禁「流言飛語」，加強思想統制。此一段歷史的特性印證前引文學作家吳濁流將當時的學術殿堂──台北帝國大學──稱之為「虎狼之窟」，我們有理由認為鹽見老師不可能說出與官式理論不同的說法。
如此，則依此時代環境看，李氏當時所「了解到近代中國所受的苦難，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雖然可能他確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史觀」對於人類歷史的強大認知力，但是，就其哲學的重點言，在它「認識世界」之外，更重要的，在那「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上，李氏卻像只是被灌輸官式的蔑視被壓迫民族的說法；也就是，充其量，也只是類似歐洲列強侵略落後民族時的所謂「白種人負擔論」，但卻更自大的，所謂的「在這次事變（七七事變）聖戰的目的也是皇化。近衛聲明、平沼聲明也都是要貫徹一貫的皇道精神。此處對皇化與皇民化必須嚴加區別，所謂皇化是著眼於世界的全人類，以世界各國為對象。所謂皇民化則是針對皇國領有的新皇土的人民，……不久支那（對中國的蔑稱）四億之民也將同浴皇化，東洋將成為東洋民族永久理想鄉，但這四億之民無法成為皇民。新附之民一躍而得以成為皇民，應該儘速透過皇國的國史，知曉肇國的大義，體會皇道精神，自己掃除向來的生活樣式、舊慣，發起自發運動徹頭徹尾同化為皇國民。……」一類的觀點；研究者要特別指出，要理解李氏對中國、對農民生活的體驗，應以上述的皇民與皇化的大概念來認知，皇民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經驗裡，代表對無法成為皇民者，將是理所當然的特權者自認；他所謂「對於近代中國苦難的深刻體驗」，大約應該如是觀，才是恰當。
其次，就他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認知言，他自承有「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影響，但是對於一個以學術為專業的知識份子，不應以此為理由而逃避自身應該深入並釐清事實的責任；更何況，他也怡然自得於自己還擁有日本唯心論的造詣？因此，研究者對於他在各著作裡，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所發表的幾種重要的流行的誤謬說法，雖沒有篇幅可以一一論述，但是願意藉人人都易於思考、敢於發言的一個教育問題提出討論：它的問題出現在其「亞洲的智略」一書的「台灣的課題與我的12年」一文裡；這一段的標題是「中國人傳統上很憧憬獨裁者」，它斷言「中國傳統的獨裁體制，和中國人的性格有很大的關聯，也就是說，中國人對於獨裁者通常存有一種憧憬。……為打破這種傳統的束縛，就必須從教育改革著手」；並以所謂「在台灣，教師不准體罰學生，這是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做法。」作為它對教育改革的一項偉大成就；其實，歷史的事實是什麼？不僅中國清代儒家傳統人物如曾國藩有頗自由的讀書態度：
「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生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尚有好名心橫亙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
「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
而自清朝末年發布「欽定蒙學堂章程」以來（1902年），更規定有
「凡教授兒童需盡其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而害其身體。尤須曉以知恥之義；夏楚之事，斷不可施。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為最要，誦讀次之，至背誦則擇緊要處試驗；若遍責背誦，必傷腦力，所當切戒。……」
民國以後循此精神，更引進各國最新教學法，體罰極少；因而，國府遷台以來，雖體罰情形不斷；但是，法律絕無允許；其何以如此？經細查研究，原來不僅如我台灣大文學家吳濁流先生在其名著「亞細亞的孤兒」裡，所揭露有「台灣人的公學校用體罰而日本人小學校不用體罰」的事實；有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所提及的「洗腦」式教育；更有日本人研發出一種「高人一等」，可以不承認與台灣學生打架、吵架的扭曲理論，所謂
「吵架、打架是把台人當作對等的人看待才會發生的，我們這裡是把台人當作人『以下』的東西來看待，所以絕不會發生打架吵架的情事。」
光復後，這種扭曲的正式理論確是消失了，「日本時代」的公學校也消失了，但是卻為台灣留下了體罰的弊病；換言之，以教育的理念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一環言，李先生在其「亞洲的智略」裡，鏗鏗然的斷言所謂「中國長期處於封建體制之下，傳統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會產生了許多積習難改的弊病」，甚至說出「實際上這就是中國人的做事方法，欺善怕惡，這是很典型的中國行為模式……」，就顯然是一過分簡化的概念。想到當年李先生自述「小學五年級的我便受到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是如何身為班長、父母親又有相當社會地位，自入學以來就以日本姓名登記為「岩里正男」的他（他入學在1929年，比一般1940年「皇民化運動」下的改姓名，早11年），只因一次失言，竟然仍被日本老師一再肆意打罵的情景；──應該就是當年他轉學淡水公學校，小小年紀就離開雙親在外寄宿，而不能就讀小學校的理由吧──也想到所自述「舊制日本高校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學長叫住，不分青紅皂白先痛毆一頓」的經歷，是否一直到如今，李氏都不知道自己所受到的粗暴打罵，可能已成了自己另一種扭曲的弊病根源？
總之，依上述所及，就像台灣的教育問題與中國的教育問題，皆很難用他所謂的「封建體制」之類過於簡化的史觀，或社會心理學的「社會性格」的簡單概念來處理；使我們更難免懷疑，他對於各種問題事務的觀點，儘管總是言簡意賅，很有吸引力，但是常會有缺乏深度認知、過分簡化的弊病。
本章小結
根據我們的研究，上述各位曾經生活在日據時代的名人，個人人生的條件和際遇顯然都有不同，但是，他們的人生裡似乎由於在那段時間裡曾經努力生活過，就被粘上了吊詭的可怕的符咒，真是令我們遺憾；與李登輝的摯友蔡焜燦有交誼的日本京都大學專攻殖民地教育史的駒武教授，在閱讀了小林的「台灣論」與蔡焜燦的「台灣人與日本精神」後，曾提出下列的質疑：
「蔡的著作中提及，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因為日本人用歧視待遇的處理感到說不出來的寂寞和稱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勞，要日本人挺起胸膛這樣的想法，複雜而曲折，到底哪一種才是蔡的真心話？這不是第三者所能決定的，只是我不得不感受到受歷史翻弄的人們在這裡所呈現的心靈傷痕。……如果和淪為『慰安婦』的女性們所報持的心靈傷痕比較的話，或可以說蔡是站在較有力的立場。但是即使這樣，也的確是有其複雜曲折的一面。」
以及對於曾經反省過殖民時代體制的他的自白：
「……實際上，我自己也曾在台北接受過蔡請吃台灣料理。一邊吃一邊談話時，在情緒上不得不感受到某種難堪。當時自己能作的事，不是拒絕對方的談話，也不是用自己的故事解消這樣的惡劣情緒，只是不知如何是好地一直站在那裡。」；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們認為，這位研究教育史的日本教授對於這樣的情況稱為「心靈傷痕」是正確的；我們也充分了解日本有人道精神的知識份子面對這樣情境時的尷尬；然而，對於這些心靈受到深度創傷，未能儘速痊癒的我們自己的長者，我們卻更應要有一份深切的同情──這也是本文在此以「深刻的同情」，作為本段研究論述前提的理由。
接著，下面我們才要開始本研究對於當前皇民化問題的總批判，這是根據中國文化傳統裡反對偏執的觀點──請注意，這極可能就不是李登輝所能認知到的中國──相對於過去對於皇民化時代的人事只有責備的求全的態度，如今，則我們都願儘量給予深刻的同情，這就是我們根據中國傳統裡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辯證觀點，也是所謂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中道；希望這將是解消我們社會內部認同危機現象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同時，應在此指出，誠如，吳濁流先生在其能使日本統治者認罪的「亞細亞的孤兒」裡所謂
「太明就寢後，思潮起伏；想起皇民運動確實是個抽去台灣人的脊骨的政策，可是事實上不是這麼簡單，被其麻醉的不過是因名利而暈迷了眼睛的一小部分的台灣人，其他大多數的台灣人，尤其是農民，仍然不會中毒，而有健全的精神的；他們雖沒有知識學問，可是有腳踏實地的精神，由那裡產生出來的生活經驗是保有不會受名利或空頭宣傳所愚弄的健全根底的，它們嚴密地踏著大地，絕不會動搖的」
所以，前述皇民化作用的呈現雖然看來已頗有歷史，但是，它真正的敢於最近數年正式面世，除了國民黨政權過去確實壓抑了皇民的發言權，並且執政者缺乏充分處理此一複雜文化問題（其複雜性詳後）的決心外；應該更是確實因為年代久遠，我先民裡像吳濁流先生一類人及他筆下所謂的「農民」一類人，絕大多數都因沒有能與皇民相似的優渥生活條件而早已辭世，才給了他們以尋求「集體記憶」或「個人言論自由」的方式，在多年後的最近，正式的取得了它們最大、最好的發言機會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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