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把科研與國防經費挪作經濟發展用，是一場危險的豪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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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做了壓力測試和買了保險的，同時請留意，他這樣做是避免了更大的危險。

對越反擊戰，不僅打出了解放軍的軍威（即使是文革之後，偏師經略亦足夠撲殺你越南狗腿有餘！），亦測試出蘇聯不敢出手。

另外，蘇聯入侵阿富汗，亦幫了大忙（買了保險）－－美國不會傻得讓蘇聯奪取印度洋出海口，自己反而去搞中國（卡特再傻也絕非東條英機）。

同時，當時的中國，若再不發展經濟，是有內部崩潰危險的（只有內亂才能打垮中國）。建國之後的戰時／準戰時狀態，畢竟不可堅持太久，主席／總理／總司令都不在了，沒人壓得住場面。

綜上，鄧當時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非豪賭。（開放改革後的腐敗，那是另話，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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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當替以俄為師與改革開放兩個階段做更進一步的梳理，只是最近學校要弄畢業典禮，實在很忙！

　　現在只能先說：任何一個轉型的階段，都要符合當時的需求，下一個階段的轉型，都是為了解決上一個階段的弊病，以順應時代潮流。像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就是打破平均主義以及順應人民的逐利之心，有競爭才有進步，呵呵！

貓兄所歸納以俄為師的四個重點，言簡意賅，佩服！

前些時候，看了大陸不少有關國共相爭時期的主旋律影視作品，當中都提及－－新中國建國前後，毛潤之再三力邀宋慶齡出關，且相見之時執禮甚恭，一再謙稱自己是孫先生的學生和後輩。看來，即使其細節不全是史實，亦是很有根據的（主旋律不同神劇，不得胡來）。

　　以俄為師的主張，是好學深思的孫文總理窮其一生替中國近代化開出的藥方（中山先生的政治眼光敏銳，一人引領中國近代化轉型的兩個時期，足見其思想之深邃，遠非常人可比）。簡言之，這個主張有幾個特點：武力統一，一黨專政，耕者有其田，以及推動工業化。

　　做為孫總理的繼承人，蔣介石的施政作風，實際上並無全盤接受總理的遺教，部分做法更形同對總理遺教的背叛，這也是其最終在大陸倒台的主要因素，在貧道的思維裡，蔣介石執政時期的國府，正可以做為以俄為師階段的一個反面教材：

（一）武力統一

　　國民黨實際上在大陸並無徹底達到武力統一，先不論共產黨，其他像是桂系，奉系，西北系，晉系等實力雖及不上國府，仍能在某些地域割據稱尊。蔣介石實際上能掌握的，只有原屬直系的長江中下游一代的地盤（這是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地區）。簡言之，他只能做一個中國境內各派系的共主，而不能真正的獨霸天下，一呼千諾，無人膽敢違逆背忤。而中國本土的真正武力統一，是毛主席所完成的。

（二）一黨專政

　　中國歷來有中央集權的傳統，而隨著時代的演變，有高度組織紀律的剛性政黨（列寧式政黨）對於民初國家的統一和施政，是一種必需品。而蔣介石為了奪權而搞清黨（嚴格講，為了奪權，蔣介石不搞清黨，共產黨早晚也會對他動手，在政治利益前，沒有絕對的是非）後，實際上有慢慢將國民黨引導向法西斯化的傾向。問題是蔣的引導並不成功，除了理論能力不足之外，在國府內部佔據極大勢力得前清立憲派集團，以及留美高幹群對國府法西斯化的抵制，恐怕才是主因。這下好了，學左派集權搞不成，學右派集權也失敗，國府就只好走向：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結局。一黨專政不但沒學會，反被政敵打得頭破血流（因為政敵的組織比國民黨更有效率）。

（三）耕者有其田

　　縱觀中國歷代，基於農業社會解放生產力的需要，新朝取代舊朝時，必須推動的政策就是耕者有其田，這也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一種重要模式。像共產黨就懂這個道理，一句：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睡炕頭，就能輕易瓦解國府軍隊的軍心。要知道軍隊的士兵基本上是由貧窮的農民所組成，誰能給他們土地，就能激發他們作戰的熱情。人民軍的戰鬥力是遠勝於僱傭兵的，史有明證。而國府既然選擇與地主仕紳買辦結盟，自然不敢真正施行耕者有其田，進而摧毀其執政的基礎，這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看看國府要抓兵，共產黨每到一地則參軍的貧民非常踴躍，不就道明了一切。

（四）工業化

　　孫總理的巨作－實業計畫的主要內容，有非常多屬於重大的工程建設，扣除其中招商引資的部分，要推動其計畫，竊以為孫總理在實際操作上，仍會以重工業為主，而以輕工業為輔。況且他都公然喊出以俄為師了，孫公心理主要的工業技術擴散來源，恐怕仍是俄國。但國府的經濟政策則主要走向來錢快的輕工業，明顯的與總理既有的規劃成矛盾。

//可分為：驅逐滿清，以俄為師，以及改革開放三個階段//

孫／毛執政，固然是以俄為師，然蔣於大陸執政時期，不能算一個階段嗎？

又，貓兄就孫／袁於建立民國時之比較，精彩！

　　若將中國近代史的政治發展做一個粗略的區分，可分為：驅逐滿清，以俄為師，以及改革開放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為了處理當時所面臨的問題。畢竟敵人都打到城牆邊了，頭痛當然要先醫頭。而每位民族領袖的施政手段則可視為對症所下的藥，所下之藥正確，就會成為民族救星，所下之藥錯誤，就會成為誤國庸醫，甚至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老天爺很公平，人民的眼光也是雪亮的，我們也可以透過此點來評判民初至今的每位領導人。

　　在最先的驅除滿清階段，我華夏民族的當然領袖就是孫文與袁世凱，論政治眼光，孫遠勝於袁，但論實際的政治操作能力，尤其是比手頭上的實力，孫就遠遠不及。其實嚴格講，在辛亥革命時，如果沒有袁世凱基於私心的裡應外合，滿清是難以倒台的，因為他手頭擁有當時中國最精銳的北洋六鎮的實際指揮權。但袁世凱這位梟雄也了解，基於他的個人政治利益，對於實際上一盤散沙的革命派，他只能選擇養寇自重，同時進行對清廷的武裝逼宮，以及拉攏列強的工作。如果他認真剿滅革命派，純從實力來講，袁絕對做的到，但事成之後，肯定會被清廷那幫昏饋的懶滿（這幫爺搞不好連滿文都不會寫），來個鳥盡弓藏，袁公梟雄之姿，不是傻鳥，基於理性（以及北洋派的整體利益），他都只能選擇與革命派合作，導致清廷的徹底瓦解下台。

　　換言之，在驅逐滿清的階段，袁起到的實際作用遠大於孫，若非他日後在政治上走向回復帝制的歪路，袁世凱比起孫文，實際上更具有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的資格，如此袁公當流芳百世，而非如今的遺臭萬年！

　　而兩者的分野關鍵則在處理民初以美為師的政治試驗失敗（國會內的八百羅漢天天打架鬧事，比台灣的立法院還精彩－硯臺與鎮紙齊飛，墨汁共鼻血一色）的問題上，該提出何種藥方？袁這個北洋軍閥的魁首與其智囊團，主張向古人學習，搞起帝制，孫文此時搞的則是中華革命黨（一個理論上該誓死效忠於孫的革命組織－除了搞革命之外，其餘與幫派並無不同－搞到連黃興和汪精衛都不願意加入）。說穿了，孫袁二公都認為：搞獨裁才能救中國，因為獨裁能有效提升國家的管理效率（假設政客的獨裁方向是正確的）。

　　但袁公與其智囊團忘了帝制的必然配套就是世襲這個最關鍵的問題，其作為擋到了所有北洋將領（尤其是袁最有可能的繼任者：段祺瑞與馮國璋）未來當總統的利益，導致北洋派對袁來個集體罷工，面對護國軍的攻擊時也採取應付主義，最終活活氣死了袁世凱，也讓袁公最終遺臭萬年，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相反的，當時在野的孫文，就不用負擔這麼嚴重的問題。也比較有時間在自己搞出來的樸素獨裁思想上（孫文所說的：軍政，訓政，憲政，其前面的兩個階段，說穿了就是讓政府搞獨裁的美化詞－即使訓政也必有一黨獨大的配套，至少在台灣的政治發展是這樣，這套模式也比較正確），吸收當時的各家學說，找出一條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之路，最終在蘇聯領袖列寧的共產革命成功的啟發上，找出以俄為師這條正確的道路。

註：在民初要搞美式普選的民主，絕對搞不通，即使在現在，台灣搞的美式民主，也遠遠弊大於利，所以為著中國人的民族利益，要堅決抵制民運思想，因為他們這幫讀書通邪的垃圾學說，除了禍國殃民之外，不能替中國人帶來任何利益。

惠顯，是流行傳媒和歷史觀之下，德公給一般人的印象，太呆。

昭烈，確是較接近史實，但似乎又太猛了些。

其一，依貓兄所言，德公未能駕馭健公，則其昭，實不如劉備之駕馭孔明（僅舉此例，尚有其他不贅）；其二，未敢割地自立，與蔣反目（或毅然帶兵投共，減少國家損失），結果退居海外做寓公，似乎也不夠烈。

當然，若僅以兩者相較，昭烈也較惠顯較接近史實些。

　　貧道個人認為惠顯王這個諡號，最適合頒給北洋直系的巨頭曹錕，曹三傻子為人厚道而乏心機，不算壞人（也不是個合格的政客與軍人），頗符合惠的定義。透過賄選而名顯於民國，搞出一套較合理的憲法，失敗後又保持民族氣節，峻拒日人脅迫，諡以為顯，也算的上是一種鼓勵。

　　德公的人生軌跡（扣除逃往美國再回歸祖國那一段）與個人能力才器，實際比較像蜀漢的開國者昭烈帝劉備。但還是有差異：論當政客的本領，德公是有名的厚道人，缺乏劉備在厚道表象之外的虛偽和奸詐，以及更加有效之審時度勢的政客本領。論軍事能力，劉備是猛將，但絕非一流的統帥，這點就遠不如德公。

　　但有時老天很不公平，劉備之能尚足以和曹操與孫權鼎足而三，德公的對手則強多了。毛主席文武雙全，能力更勝漢高魏武的總和，蔣公有一定程度的戰略能力，更有超絕常人的政治謀略，論能為遠勝其老鄉勾踐，也不是簡單人物。最大的問題還是團隊，桂系除了有白崇禧這位軍事天才坐陣之外，其組成特性非常像呂布軍事集團，即使德公的人品能力遠勝呂布，健公統兵與謀略更勝張遼與陳宮的加總，也改變不了桂系集團重武輕文，拍板磚的粗人太多的事實。

　　平心而論，若德公的對手僅是蔣公，那在最差的情況下，他仍能進行割據，若對手是毛蔣，他只有完蛋的份，若毛蔣不存，天下就是他的。故以貧道對德公的尊敬與溢美，願私諡德公為昭烈王。

ps:惠顯王太難聽了，惠者呆也，德公至少是二流政客（段數還不低）兼稀世名將（在民國時期算的上號的軍事統帥中，至少名列前十），距惠這個字的品評，還是有段距離的。

　　桂系的領導核心與黃埔系和共產黨不同，黃埔系玩的是獨裁，一切以蔣介石的意志為準，共產黨則是民主集中制，討論問題時民主，但嚴格執行組織與戰場紀律。至於桂系則是典型的二元政治，兩大巨頭德公與健公是有進行分工的，德公管理集團的戰略走向與政治走向，健公則負責軍事問題與戰場上的實際指揮－這種情況與直系的曹吳很像，唯一的差別是論成效，李白交出的成績遠比曹吳優秀。

　　正因為這種組織特性，也給了蔣介石見縫插針的機會，並造成桂系最終的失敗。健公在淮海戰役後，聯繫部分黃埔將領，對蔣進行逼宮。以蔣之心性，自然是恨之入骨，且不管如何，這筆帳蔣介石會將之算在德公的頭上。但身為聰明絕頂的政客，蔣順水推舟，宣布下野（仍握有實權），其實是經過政治精算的。其首要目的就是避免桂系與共產黨搞局部和平（北平模式），並利用桂軍吸引解放軍的注意力。次要目的則是為轉進他方（台灣）做準備，至不繼也要能從大陸全身而退。而苦頭則是桂系全包了，最難打的仗，桂系要打（蔣且授意黃埔系不和桂軍合作），政府又完全沒錢（黃金被運往台灣，美援也未至），內外交困下，桂系不完蛋實無天理！

　　而這些政客才懂的彎彎繞繞，健公這個軍事上的天才，是一輩子也弄不清楚的（健公的政治頭腦不合格）。簡言之，他完全被蔣介石耍著玩，連帶德公也跟著一起倒楣（被蔣介石架在火爐上烤）。最麻煩的是當時德公實質上已成桂系的精神領袖，桂軍的實際指揮權完全在健公手中，導致德公最後在所有決策上，都被健公牽著鼻子走（也等於被蔣牽著鼻子走），最終只能溜去美國做寓公。

　　以此觀之，蔣介石的確是一個狡猾的政客，但只能欺負健公這種不懂政治的君子（兼武人），遇到專搞陽謀的毛主席，就會吃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