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台灣出產的毛孫高老頭知道這事捂不了，就哀號(其實是帶著快感的歡唱)說：
https://city.udn.com/3011/5042396?raid=5047008#rep5047008
〈媽！我已經知道，從前妳不是故意讓我餓肚子！〉
現在，老說我的母親曾餓過我的人，說我的手足同胞曾被餓死的人，我不明白他們懷著什麼心思，但我確實明白母親的心思了，就是餓死也不向別人跪下乞憐，我們自己的家，要自己站起來，從此不再有求於人！要樣樣都不再有求要咱家跪下的人！」
這是典型的別人吃麵他喊燙，典型的別人(女人)被強姦他(她？！)痛苦終生，典型的別人說東他說西，典型的太監，典型的捧主子的LP當鳳凰蛋(可惜自己沒有LP)，典型的社會邊緣人，裝瞎子卻要發表摸象心得，大陸出產的毛孫都給他豎大拇指，馬來西亞毛孫也不落人後，說他是好樣兒的，可憐可憐！要做好毛孫實在不容易啊，那真得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才行，習近平看起來正常，這些毛孫通常不是真呆就是裝呆，再不然就是偏執狂，或者誇大狂，或者有強迫症，或者有受迫害妄想，或者腦殼比較小，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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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頁)
張樹藩
1993年寫於病中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面積曾經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歷了事件的全過程。雖然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一和平時期的血的教訓，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翻騰激盪。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和信陽的浮誇風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嵖岈山群眾為了興修水利，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一體，我們地委同意了群眾的這個要求。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現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行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說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麼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000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徵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洩，你看消極面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松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歉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 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彙總後，召開常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人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歉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 30多億斤最多起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反右傾」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要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裡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裡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麼？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麼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前我不管怎麼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瞭解情況的，只是不敢說實話而已。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儘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過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飢。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准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還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報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到其中大有問題。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徵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徵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需請示省裡批准，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准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一方面讓我的秘書余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面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余德鴻同志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裡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一層稻子，下面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遭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已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儘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組長延炳玉佈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餓死人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一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山了四條 「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麼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面的問題，對1958年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麼？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黨組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余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一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過來，他很害伯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麼，不是也和我一樣了嗎？過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麼，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麼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麼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瞭解地委仍未採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制止了。路憲文有一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從去年九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一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瞭解，只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到問題太嚴重了，只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即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彙報。習仲勳同樣感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彙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瞭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續果向省委彙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淡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及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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