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民生活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民的生活的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得到了改善。

如果不均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人民又不相信機會的均等，的確會帶來政權的危機。

不過我的重點是，少數的在台灣的中國人，還抱有中華民國的法統觀念，認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可以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

他們接受的國民黨的觀念，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事實。

他們妄想以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和平統一的基礎。

我認為這種思考方式，睜著眼睛說瞎話，對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沒有助益。

“台湾政经索隐”总结中共合法性说：

黃仁宇不是「在中共成功之後的所作所為裡找出中共掌權的正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能代表中國的政府的正當性是毋庸置疑的，這不僅是眾所皆知，最主要的，是他的政府組成，是由下而上，符合政治現代化的理性決策、政治參與、政治動員等標準。「所作所為」本來就是正當性的基礎。

用大歷史的觀點來看，才能真正正確的定位兩岸關係，走出國共內戰、漢賊不兩立、法統、冷戰的思維。

中國的近代史觀，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考方式，常常把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革命，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我認為這種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思維的解釋力是非常殘缺與不當的。不過他們可以解釋爲什麽中國共產黨可以做的到的，老蔣和國民政府就是做不到。

經濟學家顧志耐分析台灣戰後經濟穩定成長的主因有三：

1. 與本地利益無瓜葛的政府
2. 大陸來台的菁英知識份子所做的土地改革及穩定經濟措施
3. 日據時期的基礎建設

我認為其中第一項其實是關鍵。

老蔣和「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國民政府，基本上和地主、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相結合，他的政府組成，是由上而下的，他如何土改？改革的結果，就是革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權力基礎。不必講他沒機會改，就算歷史有給他機會，他也不可能改得了的。

黃仁宇不是「在中共成功之後的所作所為裡找出中共掌權的正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能代表中國的政府的正當性是毋庸置疑的，這不僅是眾所皆知，最主要的，是他的政府組成，是由下而上，符合政治現代化的理性決策、政治參與、政治動員等標準。「所作所為」本來就是正當性的基礎。

同樣的大歷史觀，也可以解釋「中華民國在台灣」。

首先赞一下公孙的回文，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回文的态度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撇开“「用數目字管理中國」之說也不是高論”不谈（实际上我不在乎是不是高论，而在乎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有用），让我们谈谈“「用數目字管理」這個名目或措辭是否適合用來描述或定性早已脫離原始階段的“國家進步”或“政府管理”“。我相信公孙的本意是指这个名目不适合用来描述或定性中国的”国家进步“和”政府管理“。换句话说，黄的这套说辞要么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不需要细说（这是公孙的想法），要么就是超越历史条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少研究历史的人的看法）。

我要先说点八卦，来进一步解释”数目字管理“的来历。黄在《费公诲我，我负费公》一文中似有透露。话说当年黄在美国研究明代的赋税和经济，费正清建议他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这在西方是通用的研究历史上经济问题的方式。但一番故纸翻寻后，黄发现有关的原始数据要么太少，要么根本就不可信，结果最后研究没做成，被老师骂了一顿。由此黄才恍然意识到我们的历史记载虽然汗牛充栋，但道貌岸然的说教太多，货真价实的数据太少；用来教育小学生绰绰有余，用来做科学研究全无用处。于是进一步思考其原因，发现没有数据是因为官员对数据不感兴趣，对数据的真实性尤其不感兴趣，而官员的这种癖好又直接受到皇帝和帝国制度的影响。一层层的剥下去，最后他认定中国社会持续几千年的治乱循环的历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绝不是什么有德代替无德，而是”数目字管理“的缺乏。

以上八卦，本人演义的成分居多，涉及人物也可能有误，诸位听过一笑便罢。

我想说的是：管理国家时运用数字并不等同于”数目字管理国家“。古代苏美尔人能发明数字，运用数学，称其为“数目字管理国家”也不为过；但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数据收集的种类，手段，分析方式依然原始，进步依然缓慢（公孙举了个例子想说明中华帝国存在数字管理，但我看到的却是从人头税到一条鞭到摊丁入亩之间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太慢了！），仍咬定是“数目字管理国家”还能那么理直气壮吗？

数字不会说谎，但要想得到真实的数字却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持。于是黄仁宇又发明了一个新词“间架式结构”来描述古代中国的政体设计（老实说这名字起的有点莫名其妙），我的理解就是自上而下的政体设计。官僚们首先要对皇帝和上级负责，无论是否符合地方实际，都要服从其管理，而由此引起的低效率（数字）是不被考评的。另一方面，有责任心的官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数字）能够对现行制度和政策做出调整，但这样的行动大部分时候是危险和得不偿失的。还有，因为人性的贪婪和这种政体设计给官员留出的自由度，官员的贪污是必然的，无法根治的。我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官场文化，轻视科学，缺乏创新欲望，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和这种政体设计有关，和缺乏“数目字管理”有关。

说到这里，敏感的读者应该能从中嗅出现实的味道。没错，就是现实。黄的目标就是为改变这个现实提供思想武器，呼吁自下而上的政体设计，呼吁由精通数字的专家来管理国家，呼吁中国文化从奢谈道德转变为重视实务。。。有人说，黄的“数目字管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我觉得也通。毕竟目前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朱元璋在他的皇帝生涯裡從頭到尾不斷地努力做好了一件大事，就是編製了黃冊和魚鱗圖冊。這是為了國家財稅徭役的目的。黃冊是戶口冊，以作為地方最基層行政管理手段的里甲制度為基礎，冊子裡記錄了每戶的籍里、成年及未成年的男丁和女性的姓名、年齡、職業、戶內的田宅和資產、以及每年應繳的稅糧數額。里甲資料每過十年重新調查登錄一次，黃冊的資料隨而更新。魚鱗圖冊是田籍資料冊，內容包括田地位置、丈量資料、田地種類、和土壤肥瘠，一年增註一次，本年內發生的田地買賣在這個時候登記在官。黃冊和魚鱗圖冊並行了大約一百五十年之後，明帝國的統治管理鬆弛敗壞，豪強權貴大量非法佔地，農民失地，導致魚鱗圖冊極不準確，黃冊資料隨之失真。再者，明帝國從中葉開始，皇族親貴和當權閹宦的腐敗和貪瀆加劇，導致中央政府的財務長期入不敷出，於是各種苛捐雜稅開始在國庫歲入中佔有重要地位。最後，政府的財稅徭役不得不放棄兩冊制度，改用一條鞭法。

明初的戶口名簿甚有可觀，舉例如下：

《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門縣汪寄佛戶帖》：
一戶汪寄佛，徽州府祁門縣十西都住民，應當民差，計家五口。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年三十六歲；兄滿，年四十歲；不成丁一口：男祖壽，年四歲。婦女二口。妻阿李，年三十三歲；嫂阿王，年三十三歲。
事產：田地無。房屋瓦房三間。孳畜無。
　　　　　　右戶帖付汪寄佛收執。准此。

但是資料這麼詳明的戶口冊子累積起來可以提供足夠可靠的全國人口數字嗎？答案是遠遠地不能。

不能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 這是宋朝人的話。

清帝國康熙末年，皇帝下詔曰：「盛世滋丁，永不加賦。」雍正繼位，下詔曰：「各省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輸納徵解，統謂地丁。」中國的人頭稅從此全面廢除，此後各戶的稅負依擁有的土地而定，土地多納稅就多，土地少納稅就少，「隱丁口」不再能「避更賦」，丁簿就能得實了。

康熙五十七年，全國人口登錄數字是一億二千三百一十萬，到了乾隆六十年突破三億。清初長期統治良好，人口增殖，這是實質因素。稅制改革之後，人民不再隱匿戶口，這是賬面因素。

以上舉例說明古來用數目字管理中華帝國的財稅徭役的一些情況，也說明了中華帝國的全國人口統計數字從極不可靠走向相當可靠的根本原因。

在人口統計方面，到了現代，人民的出生登記和死亡登記都是政府的民政部門嚴格監管的事。西式醫療的發達和普及使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出生和死亡在醫院裡進行，而且醫院發出的出生證明和死亡證明是政府對每一個人民進行社會安全管理、國民教育管理、兵役管理、公職選務管理、和稅務管理的根本依據，胡亂簽發這些證明文件的醫生是有罪的，偽造變造這些證明文件的人也是有罪的。到了電腦和網路普及的時代，民政機關隨時有當天的最新出生數字和死亡數字，再加上定期普查清理，現代國家的人口統計數字因此當然是非常可靠的。

制度進步、科學進步、技術進步、經濟進步、生產進步、交通進步、基礎設施進步、醫療衛生進步、觀念進步、教育進步、法治進步這些進步造成國家和社會的整體進步和全面進步，在「用數目字管理」方面的進步是任何一個國家從中古國家走到完成現代化的路途上必然發生的事，這種進步每天發生，各種管理越來越精確，各種數目字越來越可靠，不過「用數目字管理」這個名目或措辭實在不適合用來描述或定性早已脫離原始階段的“國家進步”或“政府管理”。我已經在2013/02/08說過「難道五千年前的蘇美城邦不用數目字管理嗎？！」，而且“國家的進步”事實上是制度、科學、技術、經濟、生產、交通、基礎設施、醫療衛生、觀念、教育、法治等等方面各自分頭進步的結果的整體齊頭展現，而“政府管理的進步”在這個大過程中是必然發生的，因為一個進步的步伐趕不上各行各業的發展速度的政府一定會拖慢整個國家進步的腳步。

我駁黃仁宇「用數目字管理中國」之說，我在這裡所用的應該算是常識。我沒有什麼高論。同樣地，黃仁宇的「用數目字管理中國」之說也不是什麼高論。

以上兼為回應宇卿2013/02/20 13:35〈我對「數目字管理」的理解〉。

黄说古代中国没有办法进行“数目字管理”，或者说精确管理，道理不难理解，只有现代国家才做的到精确管理。正因为无法精确管理，所以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只能是粗线条的，原则性的，也是无效率的；放权给地方政府能够使管理精确些，但却会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更糟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最初的粗线条，原则性的政策也会变的不合时宜，而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来进行相应的改革，最终变的完全不合时宜而被推翻。

如果你能够同意以上的论点的话，那么你就能同意”数目字管理“的概念完全和意识形态无关，而和社会的整体进化有关。在中国，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主要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地域差异太大罢了。

无论谁主政中国，都无可避免的要面临”数目字管理“的问题。蒋毛等人都努力过，目前中共做的马马虎虎，但远非满意，问题太多，连一个GDP都能多算出一个省来。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还有，我要说论坛里有人对黄的评价非常不公平，而且这些人的嗓门还不小，姿态也很高。所以我们最好就事论事，不要扯太多“诛心”的话，（比如某人说黄仁宇是亲共分子，言下之意他的学识定不可信，这哪是在讨论问题？）否则扯到最后就是一团乱仗，大家浪费时间，除了更增添了偏见和隔阂，没有任何助益。

黃仁宇強調中共在中國這個古老落後的地方做到了「用數目字管理」，說這是太祖代老蔣而起，所達到的時代性貢獻。黃仁宇以此證說1949年底中共取得中國國柄的歷史發展的合理性。

中共從農民運動起家，以農村包圍城市，以居全國人口十分之九的農民支撐他的兵源和民伕，在城市裡則靠工人、所謂的進步人士、和學生。在農村裡，中共的土改工作隊在發動土改鬥爭之前已經基本上弄清楚了各家各戶的情況，黃仁宇所說的中共對中國的「用數目字管理」其實從這裡開始，這個村子以後可以為共產黨貢獻多少戰士，可以為哪一場內戰戰役出多少民伕，都在共產黨的農村幹部的彙報裡。比方我google淮海+民伕，第一頁上就有下面這筆資料：
http://t.hexun.com/18490136/13273068_d.html
1948年11月30日，淄川縣支援淮海戰役的3個民伕大隊、800輛小車、1600名車工和管理幹部、木工、勤雜人員，共計1797人的大隊人馬在淄城集結待命，準備奔赴徐州前線。淄川支前隊歷時3個多月，行程3000多里，運糧3000萬斤，為淮海戰役的勝利立下了功勳。（淄川區檔案局供稿）

國民政府那時候當然也「用數目字管理」，但是當然不像共產黨那麼迅速確實有效可靠，在農村裡這個差別的關鍵就在中共的農村工作幹部對農村的滲透。土改過後的農村就是共產黨擁有的農村，中國共產黨以農村地主為祭品來完成他對農村的鐵腕掌握，這是商鞅也做不到的事。古來天高皇帝遠，但是現在共產黨永遠在你身邊。太祖很多地方學朱元璋，連紅衛兵上京串連都受啟發，但朱元璋仰賴地方父老維持鄉村自治，列寧式共產黨則用自己的黨幹部和黨組織直接控制經過土改這個恩威並施的統治步驟之後的農村。中共取得農業中國的國柄的過程是全國幾十萬個農村一個一個搞土改，沒有一個農村逃得過，舉村無富，那個百分之五的慣用比率還是要去滿足它，規矩不可廢，過了這道門才能算是「人民在那個村子裡打倒了萬惡的舊社會」，當地人以後才有憶苦思甜的本錢。一個村子一個村子殺地主搞土改，這是國民政府北伐軍進了湖南之後國民黨裡負責農運的共產黨跨黨幹部就立即開始大幹特幹的事，中共經由土改殺人來徹底控制農村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1950年只是在新到手的「白區」執行土改，「紅區」早就搞過了，早就人心一片紅了 -- 不紅行嗎？可能不紅嗎？地主的血當然是紅的。這些人血按太祖慣用的那個百分之五比率大概也是其中的百分之五有辜當死，百分之九十五是從罪不及死到善有惡報，總之是被中國共產黨拿去祭旗了，這面大旗子上血字大書「用數目字管理」-- 不知道黃仁宇有沒有想到過他的得意理論可以這麼理解？

從1950年開始，計劃經濟當然比自由經濟更需要掌握全國的嘴巴數、田地畝數、各種穀物產量、每年煤鐵產量、每年耗電量、每年需用的白麻布匹數、每年必須生產的藍棉衣件數、等等等等這些數目字，全民大鍊鋼運動就算只能鍊出大大小小的廢鐵疙瘩也是需要量入為出量出為入的，中共在這些方面的「用數目字管理」就不說了，只不過中共怎麼在三十年之後由鄧太宗出手徹底廢了這些「用數目字管理」的治國方式呢？是不是毛太祖以及中共諸先賢在前三十年搞的那些「用數目字管理」並不是治國正道呢？中共中央三十年前的決議不是說「撥亂反正」嗎？現在大國崛起頌聲載道，富強之勢一日千里，黃仁宇強調中共政權在1949年之後做到了「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因此中共取得中國國柄(台灣除外)的歷史發展是合理的，這個觀點完全沒有能力解釋太宗變法大壞祖制的正當性。現在還否定太宗變法的大陸中國人我敢說頂多佔百分之三，黃仁宇「用數目字管理中國」之說的整個骨架是站不住腳的。

學者也要吃飯, 立論著說很多時候要附和當道, 而少有能夠獨立於世外的. 所以我們讀書只能仔細一點, 從中吸取精華擇其善而納之.

黃的一生成就, 我認為只在萬歷十五年這本著述. 因為其筆法, 也因為它時空人物敘述的連貫; 但它到底也不是嚴肅的論文. 怎麼說呢? 中國的歷史很難寫的因為它很複雜, 而寫好寫壞讀者一時間也都很難參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