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说火鸡市长与碧潭兄还是误读了小弟的文章。

首先，我说的“脱胎换骨”是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判断。哲学上表明的是主要矛盾的转移已经通过量变而出现了质变，这才叫脱胎换骨。

我们知道判断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标准是考察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流变与主要矛盾的转移。假定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封建帝国制度的“超稳封闭循环结构”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人口增长带来的矛盾上，如果这样的矛盾在1840年后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出现上层建筑的崩坏与经济基础的动摇，进而这样的崩坏与动摇混合了殖民主义的威胁，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在1840开始出现了量变（农村经济在西方经济入侵下开始破产，中国进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其二，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与中国封建统治的剩余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危机，这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完成质变。显然，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主要矛盾由封建社会的内生性的制度困境，质变为综合了这样内部矛盾与外部威胁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破解无疑将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

考察这个矛盾的细节，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复合型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不能简单的分开看待其中的内外困境的。基本上他们体现出一种奇异的互相渗透与互相斗争的关系。简单说，他们一方面有利益的勾结，清朝是典型。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是别外一个典型。这些军阀一方面是建立在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与残余封建社会结构上，一方面又与西方列强勾搭不清，进而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所谓之日本支持的，英国支持的等等。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与剥削。但是别一方面，西方意图殖民化中国的威胁严重的冲击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小农经济，这样极大的打击了军阀（朝廷）统治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大量的农村破产，封建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人心不古，民族认同与危机感..........这一切本身又构成了军阀们（朝廷）的统治危机！于是，军阀们一方面对于镇压人民不遗余力，一方面也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体现出了斗争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到不少爱国的军阀将领与西方的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利益的矛盾，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因素（但是他们的妥协性不可不察，这是他们的利益格局决定的）。这样的复合型矛盾的社会我们怎么定义？中共的说明最为一针见血：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那么很简单，我们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把握了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西方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一开始的孙中山没有在实践上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构是复合型的。他依然抱有一种幻觉：西方是可以利用来打击军阀的；反过来军阀是可以利用来反抗西方的，中国可以利用这样的势力赢得革命胜利而实践“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无数次革命就是在这两者间来回依靠，这使得一开始国民党就是一个“大联盟式”的政党。表面上，有时是依靠这个军阀，有时是依靠那个军阀。但是孙没有理解，所谓的这个军阀实际是这个列强与这个地域的封建势力的综合体；那个军阀无非就是那个列强与那个地缘封建势力的综合体。这样的革命可以救中国吗？无论是谁的胜利都不是中国的胜利！他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有涉及到土地，法律，建设等等），但是这不是一个有操作性的方案而是像一个“竞选纲领”。

孙中山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西方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支持，这是军阀模式（遗憾的是孙至少是纸面答应过不少）；军阀利用他，要孙中山用名望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优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愤怒的说：他们是一丘之貉！于是，孙中山把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放在自己没有一支独立的，听指挥的“自己的军队”上。孙中山直到1924年之后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才慢慢有了自己的军事班底。台湾的朋友也很清楚，后来的“北伐”（顺便问下台湾的朋友，著名北伐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的曲子是来至《两只老虎跑得快》吗）与“新三民主义”典型的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变化。

但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已经老矣。他无法约束，改造和放弃国民党内的大地主与大买办的势力。因为国民党离开这些财团的支持，将没有财源。国民党左派联合中共希望复制苏联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摆脱对于买办与封建地主势力的财政依赖，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摆脱了对于西方列强的依赖。这个主张对于国民党这个松散的联盟里的右派而言是致命的。我们知道历史最后的进程，国民党的左派与中共都被屠杀了！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的势力与美国的势力，慢慢取得了国民党右派盟主的地位。

但是我们知道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民党已经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军阀党”。由于封建经济与封建宗法制度带来的地域封闭性，以及西方列强的彼此牵制与斗争，右派国民党虽然经过数次军阀的混战也无法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势政府。这个“无法统一”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民党右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自身克服的。如果需要完成统一，右派们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取得相当地区买办与地主的支持；其二，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彼此的势力必须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消长。我们知道，这个消长最后体现在美日的斗争上。那么，蒋最终取得中国形式上的“王朝式统一”的结果就毫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力量在远东已经超过所有列强，而日本的势力也大大加强了（但它们都无法彼此彻底的驱除对方以及其它列强）。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国民党右派的政府是无力真正统一中国的。

毫无疑问，破解这个复合型矛盾困境的钥匙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现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手里。他在这年的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游历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共三十二天。此后，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的，这个人是毛泽东。他在这个报告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在这个报告出现之前的一九二五年，毛泽东还写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报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这个两个社会学经典作品事实上的给中国当时所有有志于“救中国”的革命者指出了方向。

此后的历史进程不必多言，中共领导并广泛的开展了土地革命与军队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长期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外势力持续而强大的支持（但是不是一毛钱都没有收到过）。相反，连苏联都很少照看中共，而国内的地主与买办阶级更是视中共如猛虎。自然，中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国内财团支持的。上面我们分析过了中国当时军阀的存在基础。由此可见，中共的革命是彻底的在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上打击到了军阀与列强的痛处，并抓住了中国当时主要矛盾的结构核心：土地革命与反抗侵略是必须一起做的，任何试图切割这二者联系的主张都不能实现“救中国”的目的！我们知道日本为了与国民政府谈判寻求的“政治交集”与“共同利益”都是打着“反共”的名目，由此可见一般。

中共革命本身的历史表明，土地革命起码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给予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持的中共以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中共依靠这样的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与统筹。这种统一（统筹）与国民党右派们的统一（统筹）是根本不同的。我在“1949”一文下面描述了这两者在经济学上的不同。一个经济与政治上不依靠买办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新型革命政党出现了，而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以在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领导并取得革命胜利，从而解决上面提到的复合型矛盾！

那么到1949年，随着大陆内战的基本完成，历史的质变又到来了。土地革命消灭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与封建宗法的社会结构，从而在经济基础上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色彩。而大陆的重新统一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这个重新统一是不同于过去的王朝式统一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这个统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之上的，这本身将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变得较为容易，它为中国全面的走向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组织保障。此后到1959年，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百多套工业项目的建立。中国工业化的骨架基本搭建完整！

“1949”的哲学意义——这是跨越无数时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向建设全面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注意，中国三千年来稳定存在的封建小农经济经过土地革命与工业化而实现了彻底的颠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根本跃迁；中国社会的属性实现了根本变化；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全新构建。今天，我们观察“现在时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对比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三千年的中国，对比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其中有着多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都不能说“这些中国是一样的”！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带来的不同。这是DNA的不同，而非只是换了个发型。

我们知道“1949”后的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了“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对于更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求！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个关键：这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个世界性的时代主题。虽然地球上还有几亿人还存在某种广泛的“中世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但是就人类而言时代确实的翻过了近代工业化一章，要迈向现代化了。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现代化狭义上是指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文化上的人性化，平民化，世俗化等等。广义上的现代化还包含了动态的与环境，人文的某种新型关系以及全球性的，跨越国家民族的新文化心理等等变动的因素。与狭义相比，广义现代化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政治的”与“存在标准与参照系的”存在，而是一种更加关注于“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这个虽然在近代以来西方往往先行，但是它不专属于西方社会也不是被西方社会所自然定义的！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复杂与抽象的。

它有狭义之说：就是高度发达成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它也包含广义：涵盖社会生活与生产动态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个人选择与集体偏好“对于工业化的某种逆反”；

它是物质的：科学技术的先进；高度发达的城市；极为丰富的社会财富；强大的国防体系；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飞机；电脑；汽车等等；

它也是精神的：更加民主清廉的政治；更好的尊重个人自由；更加友好的环境保护；公民社会的成熟运转；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多元与统一等等；

它是现实的：当下的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大陆与台湾都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没有根本不同。过度夸大两岸差异是虚假的）。

它也是未来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提高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协调相统一；人类的文化更加的融合与交融；人类和平的持久存在等等；

它是有指标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发达程度（工业化与工业化程度）；GDP与人均GDP；大学普及率；城市化率，成人识字率等等；

它也是流动的：人类更加意想不到的发展，生活方式与新文化（偏好）。比如某种“绿色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现代化（不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呵呵），而传统的城市生活被认为是落后了等等；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地方连狭义现代化（工业化）都没有完成，比如中国。而西方达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现代化还是有新的趋势与方向。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化在全世界还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西方也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与要求。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估计还需要人类奋斗几百年，直到人类的生产力再次出现根本进步为止。那么我们站在哲学的宏观视野上看待，中国的“1949”难道不是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全面展开吗？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实现了根本质变而需要再次被我们解释与解答吗？正如我在上面分析了“1949年前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解构过程，我们同样需要在未来的历史中很好的使得“1949年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再次由量变而最后质变。质变之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是未来遥远的事情，现在没有实际参照。自由主义有“历史终结”之说，马克思主义有“共产主义”之言。

那么基于上面对现代化的基本定义与“主要矛盾”的说明，“1949”历史含义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新一次“脱胎换骨”的时间原点呢？实际是当土地革命与国家统一完成，中国社会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主要矛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是持续的历史进程。这无疑是可以被视为“脱胎换骨”的事情。此后的历史，是巩固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个“脱胎换骨”的一次漫漫征途。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心理的遗存和出现过很多错误，但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或者说不可避免）。即使是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狭义现代化）的西方，在过去百年来带给人类的灾难可谓是过去若干百年之和！重点是这样的工业化浪潮是否是可逆的？这样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是否就代表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主要矛盾是否会因为人的主观而不存在？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发展是个现在时。我们的社会是不停的运动联系的，是多元复合的。那么，孤立静止的切片可以自然的推导与定性全体吗？到底是人的主观定义社会属性还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定义社会属性？

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角度看待，假设中国未来完全的再次私有化（主要是土地）——这个确实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的再次质变——但是这样的质变也必然是符合我们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出现的，也是肯定需要被检验的。假定是基于某种政治与意识形态而主观实行，这必然会被生产力本身所惩罚，也最后必然会被再次以某种方式修正。（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又面对一次巨大打击，俄国的现实就是一个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这样的情形如同过去我们六十年中的某些时候的极左错误一样，我必须提醒“极右的”性质是一样的！中国的伪民主蠢货派当然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假定出现这样的质变，它与“1949”的历史哲学含义是对立的吗？不，其实是完全自洽而不冲突的。因为它们都从属于实现“第三中国”的时代主题，它们都是从属于“1949”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在上面强调主要矛盾的含义与现代化含义的原因。何况在哲学逻辑上我们知道，后一次质变本身也不能否定前一次质变本身的存在。我们可以因为封建帝国制度建立就否定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一次“脱胎换骨”吗？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样假定的“质变”更多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划分，而非是哲学上“时代主要矛盾”的质变。时代主要矛盾是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上的主要矛盾的，比如1840后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阶级矛盾”是从属于时代主要矛盾“救亡图存”的。当然，我上面谈到了这个“1840时代主要矛盾”是复合型的。而我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化的“1949主要矛盾”同样是复合型的。上面对于现代化的分析很明确的证明了这点：世界越来越复杂化了！这个可以在更底层上理解为“1949”历史哲学含义的自然延续与逻辑延续。

小弟反复强调了我的文章只是对于“1949”做出了一个哲学判断，是对于中国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解与定性，是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范畴而面对长期化的时代主题！小弟的文章无关于任何意识形态与党派的价值判断！请不要以中共本身的政治与权力的存在或者发展来思考“1949”的含义！我必须再次强调，如果给人强调中共的印像那也是因为中共正好在那里（1949）。就像我们谈论秦朝的历史含义，当然要谈论秦始皇；就像我们谈论台湾的经济奇迹，当然要谈论国民党，蒋介石与蒋经国（当然，绿营是要抹去他们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客观！

因此，任何谈论毛泽东，蒋介石个人理想与个人命运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个人，小群体悲剧或者喜剧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中共是否可以持续执政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历史事件本身或者谈论文化意识本身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谈论具体政治，政策，意识形态偏好与“讲故事”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甚至，任何谈论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论述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毫无关系；

唯一与探讨“1949”的历史哲学意义有关系的仅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出现质变，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否出现了质变！这些“质变”必须统一起来才是对于中国现在时的哲学探讨。是的，仅仅是如此而已！

中国“1949”后的时代主题是不是“现代化”？这个问题很好回答：YES OR NO？Just a word！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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