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盛世代表著一段較長的時期,在文治武功各方面均達上乘,前提是統治者創造了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利民生養,文化興盛,四夷來朝,經濟發達以致稅收豐厚,稅收豐厚又可再創造更多的有利環境,如果沒有法治的基礎,則民不信服,結黨營私靠關係走後門必然盛行,久而久之,維持國家社會的支撐崩塌,禍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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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不撤守-兩岸進程割裂的隱憂──大陸應加速法治改革
2009-07-27 中國時報 【陳長文】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072700372,00.html
最近,筆者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引起世人的注意與高度肯定,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筆者很高興大陸取得了宏碩的經濟成績,但中國大陸的法治跟得上這樣的發展嗎?答案顯然不令人樂觀。「有錢判生,無錢判死」這句早年台灣人民對司法不信任的評語,似乎也同樣是今天中國大陸民眾心中的疑惑。而這種導源於司法品質(不論人員或制度)低落而產生的不信任,是不可能像平行線一般,可以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永遠切割開來。如果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不正視這樣的問題,法治與經濟的進步落差,終有一天會回過頭來成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的致命傷。
若以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為參考座標。經濟自由化帶來民間財富並建構了中產階級社會,而其中培養了大量有反思力的知識分子,必然的帶來了制度改革的要求與壓力;於是不管是司法改革、法治精進、人權保障及至於競爭性民主政治的建構,均隨之開展。換言之,經濟進步、發展與自由化可謂是一連串社會進步的起點,其不可逆地觸動了全面性的制度改革。
同樣的,中國大陸以經濟改革為起點的做法,從台灣經驗來觀察,不能說沒有其一定的正確性。但這中間卻有若干制度上根本差異,而這不同處,也是筆者所憂心的。亦即,台灣的經濟自由化之路開展後不久,法治改革與政治民主的進程即已於九○年代初期開展,不敢說今日此時已有如何的輝煌成果,但卻不可否認地已取得明顯的成績。然而,中國大陸在一九七九年開始了改革開放,但三十年來在進程上卻始終相當幅度地侷限在經濟層面,這形成了一種「進程的割裂」。亦即,在經濟上的進步神速,但卻在法治精進、人權保護與民主建構的腳步上牛步化。
至今,筆者還是會接到在大陸友人轉知,某某人因涉及一些案件,被公檢警帶走數日,音訊全無,而一定要透過關係打探許久,才能「隱約」得知其在押禁狀態。正當法律程序的闕如,使得民眾在面對政府時顯得極度弱勢,人權保障蕩然。而這樣的經驗,台灣人民並不陌生,過去台灣檢警調的權力無限上綱,押人取供成為常態,面對司法警調,人民根本沒有保障可言。若司法品質持續低落,人民無有「免於生命、財產與自由恐懼之虞」,社會的信任與安定也就隨而不存。一個不能帶給人民信任感與安全感的社會,如何能長期維持經濟發展於不墜呢?而事實上,這種割裂,在筆者所觀察到的並非未來式,而已是一種進行的狀態。
因此,我必須誠摯的提醒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拚經濟」絕不能忽視法治建設的速度和品質,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拚經濟後,中國大陸應該必須加倍的「進階」到「拚制度」的新進程。而這樣的進程,包括二個重要的面向即法治精進與民主建構。而這二者,有時互為因果,有時是一體兩面。當然,這樣的進程要開始會有其難度,也許有人會認為難於同時啟動,特別是在民主建構與深化的部分,中國目前牢不可破(和有效率)的一黨專政,亦使得民主化成為高難度的工程。
就算先排除這樣的悲觀論,但至少大陸的領導人仍可以在與政治無關或低度關聯的司法改革(特別是公檢法運作透明和彼止相互節制)面向躍步改革!
最後,中國大陸的法治改革與台灣有什麼關係?當然大有關係!兩岸關係回暖,交流日趨頻繁的今天,台灣人民在大陸生活、工作乃至結婚生子者亦所在多有,倘大陸的法治品質未提升,台灣人民的權益也就難得周延保障。從這樣角度言,我們的政府官員也應給自己更多功課,除在「事務性」層次上推展兩岸的司法互助,更應在「理念性」的法治層次,增加交流,擴大影響。這並不是說台灣的法治有多麼了不起,我們還是有很多沒做好、沒做完的功課,但至少,可以做為兩岸人民相互的參考,成為中華民族之間一種進步的催化。(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