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基金護盤濫權
干預股市的對錯與時機的掌握，爭議頗多，但是隱藏在後面的真正問題是政府的公權力是否可以指揮屬於民間的保險基金護盤？而四大基金真正的主人是郵儲的存款人與勞工、軍公教的退休者，負責經營保管基金的政府不管其盈虧，將之當做穩定股市的大刀來使，是否恰當？這是經濟學中標準的委託—代理人（principle and agent）問題。
威權時代的台灣，具有強制性的公權力常被濫用，在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名義下，可隨意支配民間資源，雖然有時也達到了安全、穩定的目的，但過度濫用公權力，難免會有貪贓枉法的情事出現。
當前的政治環境雖與從前已完全不同，但是官員的心態與思維似乎仍停留在威權時期，因為直接干預金融市場，請參與者來喝咖啡，口頭上威脅一番，要比在市場中維持交易秩序，調節供需，省時省力。只是保險基金是保險公司為理賠投保人而提列的基金，其賺賠不僅涉及保險公司本身的盈虧，還有投保人的權益，官員們若要干預保險基金的運用，是否也應兼顧其虧損？
同樣的郵儲、勞保、勞退、退撫四大基金，政府應盡的是善良管理人的責任，而非動輒要其跳水救市，因為賠了錢，國庫會認帳嗎？日本的財政投融資體制原本是要善用郵儲，推動策略工業發展與交通建設的，但使用浮濫，導致數千億日元的虧損，最後卻發現參與的政府機構或官員都是有權無責，終於導致小泉純一郎的郵政改革民營化。我國仿日本於經建會中成立中長期資金運用小組，將郵政儲金支配使用，便宜行事之下，自然已潛藏類似日本的問題。
1995年財政部處理彰化四信問題，未經正當程序剝奪原有社員的股權（先進國家須開公聽會告知股東其股權已賠光了），合庫概括承受彰化四信亦未經董事會事前通過，均被大法官會議詬病；1998年宏福票券淨值虧損殆盡，官員協調四銀行以每股六元投資進駐，使四銀行股東受損，該官員因此官司纏身多年，均為濫用公權力的前車之鑑。

金融人事不宜酬庸
民主政治中，為官者除了應謹守法律分際外，在許多法律不及之處的灰色地帶，仍應有所為，有所不為。就以最近這一波金融人事任命，本不應再循往日的官員酬庸模式，但是任命者有權，專業靠邊站，最諷刺的是金管會要求不具專業的民營銀行董事長下台，公股銀行所指派的董事長卻專業不足，因此銀行界人士有人批評曰：彼等連最基本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管理都不懂，難怪台灣的公股銀行比不上民營，而民營銀行比不上外商銀行。
台灣的金融市場已大步的走向國際化，但是管理者對金融市場的顢頇干預，卻一直被國際金融機構所詬病，2007年美國傳統基金會評定的台灣經濟自由度落居世界第26名，公權力的濫用與金融管理者的威權時代作風，應是其中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