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21 中國時報 【黃清龍／美國史丹佛大學報導】

    　再如發行金元券等經濟措施，蔣同樣犯了嚴重錯誤。一九四七年三月底，國民政府通過發行公債與庫券四億美金，蔣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寫到：「此實為穩定經濟之唯一方案。」又記：「昨晚見司徒（大使）。對我發行金公債與庫券之措施，外人總以懷疑態度視之，不惟此舉，凡我政府與國人之一切事業，彼等無不以冷眼相待，殊令人難堪。…所可痛心者不僅外人以冷眼觀吾國，即我高級將領如辭修（按，陳誠）者，亦莫不對政府經濟政治各種重大之政策動輒猜疑與誹謗，其失卻自信心類皆如此者，不勝痛憤。」

    　然而沒多久金融管制措施就以失敗告終。一九四九年初蔣第三次下野，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記載著：「金融混亂現象實已成為作戰成敗關頭，軍餉發給現銀又成為金融枯竭的焦點，若不徹底解決，則軍事政治與社會生機，皆成不可挽救之死症。」

    　楊天石認為，抗戰勝利後，人民渴望和平，厭惡內戰，美國也力促中國組成聯合政府，當時毛澤東已經同意加入。儘管聯合政府未必成功，國共內戰仍可能再起，但倘非蔣介石堅持殲滅中共，輕率發動內戰，結果很可能不一樣。蔣堅持內戰，不但民心盡失，國家財政也被軍費拖垮，最後被迫實施金融管制，造成通貨膨脹，人民痛苦萬分，國府很快就垮台了，這才是蔣介石所犯的最大錯誤。

    　歷史的弔詭就在於，如果不是內戰需要，一九四五年十月隨陳儀來台的七十軍部隊，也不會在隔年年底就移防上海，再開赴山東金鄉與共軍激戰，導致蔣日記上所稱的，軍隊調離是亦事變擴大一重要原因。倘若軍隊留駐台灣，或能在事發伊始就控制住局面，不致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造成傷亡無數，留下難以癒合的歷史傷口。

2008-07-21 中國時報 【黃清龍／美國史丹佛大學報導】

    　從以上的日記內容可以確知，對於當時陳儀要求中央派兵平亂，蔣介石是同意的；蔣不僅同意派兵，在他的認知裡頭，造成亂事擴大的原因之一，乃因「軍隊調離台灣」之故；而「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因此他下令「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但又擔心「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而在亂事敉平之後，他更認為「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以今觀之，其觀念之封建、陳腐、守舊可見一斑，若據此而說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應非盡誣。

    　但換個角度來看，當時陳儀給蔣的報告，指此事「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因此影響了蔣對事變的認知，進而左右了其處理事變的態度，這也是從日記看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角色，所不能忽略的。

    　倘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來看，誠如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也是公認的蔣介石研究專家楊天石指出，一九四七年蔣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國共內戰」，其次是黨內派系鬥爭，加上召開國民大會需要政治協商及政權改組，另外與美國關係要維持良好，「台灣問題只是蔣介石所有問題中的一小部分，蔣當時正忙著陝北、山東等地的國共內戰。」

    　二二八事件是個悲劇，對於悲劇的造成，蔣介石毫無疑問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但是以蔣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與蔣當時曾犯的其他更大的錯誤比起來，蔣在二二八事變所犯的錯誤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前面提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蔣介石最關心的除了台灣事變之外，就是出兵延安的計畫。三月二日他在日記記載：「昨晚與宗南研討收復延安計畫」。三月三日：「剿討延安時機已熟，不能再緩。」三月十二日：「…又悉美國在延安人員已於本日下午撤盡，則進剿延安乃可如期實施矣！」三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本日十時半國軍克復延安城區，十一年來共匪禍國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剷除於一旦，為國為黨雪恥復仇之願已償其半矣。此後，國內共匪已失憑藉，所有戰略與政略據點皆已剷除淨盡矣，感謝上帝，洪恩保佑中華。」

    　然而這其實是一場空歡喜，因為中共方面早已得到情報，並據此擬好撤退計畫。當時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把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畫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後來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諷刺的是，蔣介石在三月九日的日記上還提醒自己：「注意匪部以退為進之慣技。注意毛匪行蹤之判斷。」殊不知真正的匪諜就在他的愛將胡宗南身邊！

2008-07-21 中國時報 【黃清龍／美國史丹佛大學報導】

    　三月七日，蔣對台灣事變作出派兵平亂之決定，日記中記載：「台灣暴動自上月二十八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他也再度批評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又說「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唯有懷柔以穩。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三月八日，蔣加快對台軍事行動與黨務工作的部署，當天的日記寫著：「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召見劉雨卿 （按：廿一師師長） 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正午約李翼中（按：台灣省黨部主委）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而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則把「督導台灣事變之處理」列為最優先。至於具體的處理方案，以及已經公開的蔣親筆手諭給陳儀，指示「不可報復」，「從寬處理」等字眼，則未見諸於日記上。

    　隔天（三月九日），國軍第廿一師從基隆登陸上岸。當天蔣在日記記載：「朝課後寫公俠信，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晚與健生（按，國防部長白崇禧） 談台灣與華北情形。」三月十二日蔣在日記第三度批評陳儀：「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談台灣事變，「彼決暫緩行，以待時局略定也。」白崇禧後來是在三月十七日由蔣經國陪同抵台宣慰。

    　三月十五日，蔣在日記寫到：「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同一天國府部隊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而於三月十九日攻下延安。

    　接下來，蔣介石日記中的「反省錄」與「工作課目」，連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包括「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等等，顯示他對於事變過後，如何盡快使台灣導入正軌十分重視。

    　至於屢遭蔣批評「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的陳儀，雖已於三月十七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沒有同意。蔣不僅沒有立刻撤換陳儀，反而責備當時黨內相逼太急。例如，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清查前行政院長孔祥熙財產，及要求外交部長王世杰離職，蔣在日記中大加批評：「三中全會對庸之（按，指孔祥熙）要求清查其財產，對公俠要求撤職查辦，對雪廷（按，指王世杰）要求去職等不負責的挾意報復，只求逞快一時而不問是否不顧大局之行為，不僅為共匪稱快造機會，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黨德黨紀毀滅殆盡矣，可痛。」

2008-07-21 中國時報 【黃清龍／美國史丹佛大學報導】

　228檔案秘辛▲前總統蔣中正。（本報資料照片）

　228檔案秘辛▲陳儀執行槍決前。（本報資料照片）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的蔣介石日記原件，十八日起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對外公開。記者根據日記所載、其他相關史料、以及學者見解，寫成這篇報導。這是蔣介石日記關於二二八事件內容，首次在媒體披露。

    　文中對於蔣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如何處理應變，均有第一手的資料呈現。同時，本文也就蔣介石當時的處境以及所犯的決策疏誤，提供深入的解析，希望有助於釐清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隔天（三月一日）蔣介石在日記記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現在蔣的日記裡頭。

    　二二八一周後 始知問題嚴重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抗戰不到兩年，正是百廢待興之際，舉凡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朝野政治協商、對共軍的清剿、乃至物價的控制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蔣的政策雷達上，充其量只是一個乍現的紅點而已。

    　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裡，蔣還沒有注意到事件的嚴重，當時他最關注的是對延安共軍的剿滅。隨著事件的擴大，台灣事變開始引起蔣的重視。從三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出兵延安計畫以及另外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成為蔣最關心的兩件事。三月八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台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按，陳儀） 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

    　不滿陳儀粉飾太平 既痛又歎

    　此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已急電中央請調整編廿一師的一個加強團、憲兵一營來台，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軍隊分三路向市區進擊。但顯然南京方面對平亂毫無把握，加上三月六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台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表示局勢之嚴重」；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美國人員浮躁輕薄」，擔心「如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因此才會對此「不測之變」有「苦心焦慮不知所極」的感嘆。

2008-07-21 中國時報 【黃清龍／美國史丹佛大學報導】

　228檔案秘辛▲前總統蔣中正。（本報資料照片）

　228檔案秘辛▲陳儀執行槍決前。（本報資料照片）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的蔣介石日記原件，十八日起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對外公開。記者根據日記所載、其他相關史料、以及學者見解，寫成這篇報導。這是蔣介石日記關於二二八事件內容，首次在媒體披露。

    　文中對於蔣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如何處理應變，均有第一手的資料呈現。同時，本文也就蔣介石當時的處境以及所犯的決策疏誤，提供深入的解析，希望有助於釐清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隔天（三月一日）蔣介石在日記記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現在蔣的日記裡頭。

    　二二八一周後 始知問題嚴重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抗戰不到兩年，正是百廢待興之際，舉凡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朝野政治協商、對共軍的清剿、乃至物價的控制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蔣的政策雷達上，充其量只是一個乍現的紅點而已。

【聯合報╱王慶偉】 2008.07.20 02:58 am
  
「蔣介石日記」由蔣方智怡保管，二○○五年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簽立合約，以「暫時保管」方式存放於該所。

蔣介石從一九一五年起，每天不論多忙都會坐下來用毛筆寫下日記，直到一九七二年為止，數十年如一日。留存下來的共有五十五本之多，總計四百五十萬多字，民國十五、十六、廿四年的日記，則因在戰火中遷移而遺失，迄未尋獲。

蔣介石的日記不但記事備忘，並用以記下他個人的讀書心得、人際關係、道德修養。蔣介石奉行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哲學，每周、每月、每年固定寫下自我檢討。

這些日記胡佛研究所自二○○六年起每年公開十本左右，預計在二○○九年全部公開。日記內容約有百分之一涉及家庭隱私暫不公開，依合約到二○二五年才完全公開。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副所長、檔案館館長蘇薩十八日會見美、日及華文記者時表示，「蔣介石日記是胡佛檔案館最為獨特的館藏」，在胡佛檔案館的閱讀率，約是其他檔案資料的八到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