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13.07.18 10:37 am 
 
三家出版社編寫了三個版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教育部的教科書審定委員會以書中稱「日據」而不稱「日治」等理由，命其「重編」，不准出版。

這已是一個爭吵多年的題目，前已有版本迫於審定委員會的權威，為了賣書而屈從；但此次編寫者及出版者認為不能在歷史教科書中扭曲憲法及篡改歷史，一狀告到監察院，拒絕在政治壓迫下用教科書傳授偽史。

「日據」與「日治」之爭，涉及「一字喪邦」的微言大義。我們的看法是：站在中華民國的「本國史」立場上，也站在中華民國憲法的立場上，毫無疑問應當用「日據」。若用「日治」，則應言明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唯不宜在教科書中逕用「日治」。尤其不可強制規定只准用「日治」，而不可用「日據」。

「日治派」認為，一八九五年清帝國戰敗，而割讓台灣給日本，所以日本並非莫名強據，因此不可稱「日據」。但用侵略戰爭以不平等的勒索條款佔據他國領土，尚不准謂其為「日據」，請問：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有幾個如此諂媚侵略者的「歷史學家」？

尤其莫名其妙的是，這些「日治派」自己在過去的宏文巨著中，皆稱「日據」，如今卻無端炮製出「日治」一詞，且竟不再准他人使用「日據」。斯文掃地，莫甚於此。

「日據觀」與「日治觀」的爭論，其實根本是「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獨史觀」的分辨。中華民國史觀，將甲午戰爭至八年抗日戰爭，皆視作日本為侵略國而中國為被侵略國的關係，因此稱「日據」與「光復」。台獨史觀則欲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且將之與「中華民國」同等視為「外來政權」，因此美稱為「日治」與「終戰」。但這根本是日本皇民的日本史觀，而不是中國史觀，也不是中華民國史觀。

在這一套台獨史觀之下，「中國」（中國史）與「台灣」（台灣史）被分割為兩個體系，因此教科書又有可否稱作「明鄭」的爭論。明代為中國正統，台獨史觀欲切斷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臍帶，於是欲將鄭成功與明代的關係切斷，因此不准稱「明鄭」，而強定只准稱「鄭氏統治時期」。但是，連日人四方赤良給鄭成功的悼詞亦曰「忠義空傳國姓爺，終看韃靼奪中華」；可見，以「反清復明」自期的鄭成功，非但代表「中國」（明），且是「中國」的正統。台獨史觀如此清洗鄭成功，豈不是數典忘祖？

從中華民國的「本國史」史觀言，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而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則「光復」了台灣；因此，這個五十年為「日據時期」。再就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法一中」言，中國史或中華民國史與台灣史，本是「同源共文」（謝長廷語）的「本國史」，而不能分割成「中國史」與「台灣史」兩個體系；因此，鄭成功為「明鄭」，甲午是「侵略戰爭」，於是有了「日據」，又有了「光復」，又有了「兩岸分治」。自始至終，「中國史」與「台灣史」仍在同一體系中，皆是「本國史」；於是，就不會出現「日治」（謂日本並非強據台灣）的史識、史觀與史德。

台獨史觀欲在歷史淵源及國憲論述上，將中國與台灣切開。但姑且莫說，誰也不可能倒撥時鐘或命時鐘停止；即使以台灣在現實上的生存戰略言，台獨已經顯然絕無可能，台灣唯有在「中國／中華民國」及「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始可能尋求生路。如今，難道僅憑「日『治』」一個字，就欲使「台獨」從灰燼中重燃？

春秋之筆，不可荒唐。美國與韓國已將「慰安婦」改稱「性奴」，這或許是將侵略者的用詞，改為被侵略者的語彙；台灣卻吵著欲將「日據」改稱「日治」，竟不准「日據」入史，這卻是將被侵略者的正史，篡改成了為侵略者粉飾的偽史。難道教科書審定委員會中也有石原慎太郎與橋下徹？

審定委員會又說，扁家貪汙尚未定案，因此不可在歷史課本寫紅衫軍運動。但即使教育部教科書審定委員會是判決陳水扁無罪的第四審，也不能在歷史上抹去紅衫軍。由此可見，暫且不說到「中國史」或「中華民國史」的那種高度，審定委員會主張的根本是綠色的台獨史觀，而絕非真實無欺的台灣史。

一字喪邦。春秋之筆，不可荒唐。

【聯合晚報╱社論】 2013.07.10 02:18 pm 
 
政壇傳言行政院長江宜樺兩度請辭，府院昨天同聲否認，並有人認為是「有心人士」放話。馬英九總統任期已剩不到三年，如果內閣經常更迭，就算只是傳聞滿天飛，都會影響士氣和施政品質，絕非外界樂見。

近日因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陳振川及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孫大川借調期滿，已請辭將於八月重返校園，江內閣面臨局部改組。就在此時，卻傳出江揆也請辭，讓內閣異動傳聞更添政治聯想。江宜樺原先只表示「聽聽就好」，但昨晚卻「嚴肅澄清」，還說台灣花太多時間在不必要的人與人關係或傳言上面。

其實，外界對這種未經證實的傳聞，多當作「一日新聞」，未必信以為真。但江揆被爆請辭的時間點，尤其關鍵的會計法和12年國教事件，確實是社會檢驗馬政府是否堅持清明政治，以及有無政策規畫能力的指標。

猶記得江宜樺上台之初，就釋出訊息，願意親訪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讓外界感受他的柔軟身段。而他隨後拋出核四公投議題，頗有對民進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也被視為聰明的一招。

然而，「江蘇會」最後登場，卻是蘇貞昌求見，要求行政院對會計法修正案提出覆議，不免令江揆難堪。而核四案朝野纏鬥至今，更傳出國民黨立委已不願為核四公投而戰，也讓江揆頗為尷尬。江揆的政務推動，顯然已遇瓶頸，再加上民間反彈聲浪極大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難關更多，也更考驗「馬江體制」的穩定度。

儘管總統府發言人昨天大動作澄清，稱馬總統與江揆互動很好，溝通密切；但總統府與其說些場面話，不如強化協調機制，以免屢見政策反覆，造成江宜樺「令出不能行」的窘況，也予外界閣揆老是被「呼巴掌」的印象。

閣揆頻傳換人，代表政府運作不順暢，才會流言四起。因此，縱是「有心人士」放話，但內閣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終非好事。更現實的問題是，馬英九當總統五年多，已用了四位行政院長，連當年號稱「20年來最佳財經內閣」的陳?都迅速折損，馬政府再不穩住陣腳，還有哪些人才可換呢？
 

【聯合報╱王健壯】 2013.06.26 04:22 pm 
 
馬英九與江宜樺似乎尚未警覺：他們的政府團隊正在不斷限縮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空間，限縮到已明顯有威權復辟的跡象。

看看這幾個月的紀錄：第一項限縮是NCC主管的「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第二項限縮是法務部、內政部與國防部會銜提出的「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第三項限縮是NCC主管的「電信法」修正草案；以及另一項被迫喊停的限縮：經濟部智財局原本決定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為什麼有那麼多不同機關在這麼短時間內，會分別提出那麼多限縮性法案？這是不約而同的個別作為？還是有計畫的集體作為？馬英九與江宜樺難道不知：即使祇是其中任何一項限縮，已足以讓言論與新聞自由大幅倒退，遑論那麼多項限縮？

「電信法」與「國安法」修法，目的都是想管制網路自由，而且是管制網路的表意自由。但「國安法」以鼓勵檢舉手段企圖防制境外勢力滲透，卻讓時光倒流回到保密防諜時代；「電信法」以「公序良俗」之名限制網路言論，更彷彿戒嚴幽靈復活。

但這些法案的主管機關有這樣的反省嗎？沒有。以NCC為例，依「電信法」修正內容，以後祇要主管機關「認定」網路內容「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即可通知電信業者，而業者有「義務」應「配合」停止網路使用或移除內容。

換句話說，政府祇要根據主觀認定，不需經過法律程序裁判，即可要求電信業者關閉網站或刪除網路內容，就像戒嚴時期政府可以任意查封媒體與查扣書刊一樣。但對這種濫權行為，NCC卻辯稱「並非侵害新聞自由」，如此自欺欺人，其誰能信？

況且，所謂「違反公序良俗」乃是既抽象又模糊的不確定事由，政府機關若據此而恣意認定是否違法，網路言論豈非動輒得咎？行政權又豈非膨脹到完全不受節制？法治國家有此法律，簡直不可思議。

NCC擴權濫權的另一例證是「反媒體壟斷法」。即使撇開有關媒體集中化管制的條文不論，但NCC憑什麼有權可以強制規定媒體必須設置獨立編審制度、訂定涉己事件報導及評論規範、簽訂編輯室公約以及設置新聞倫理委員會？這些制度、規範或公約，即使是媒體應為當為之事，但卻無一不屬於媒體內部自主事務，干NCC何事？NCC又憑什麼可以對不作為媒體擁有罰鍰、警告與限期改正之權？連戒嚴時期的警總也不敢濫權至此。

另外，NCC並非平面媒體主管機關，但「反壟斷法」卻將平面與廣電媒體一體納入管制範圍，這不僅是濫權，更是違法。至於對所謂的「媒體近用更正答辯」的規範，NCC雖以「並未另定行政干預或裁罰措施」的理由，辯稱並未擴權，但既然如此，又何勞NCC多管閒事？豈不暴露NCC無事不想插手管制的心態？又豈不證明NCC是以反壟斷之名在遂行管制之實？

有人形容「反壟斷法」是「出版法」借屍還魂，但「反壟斷法」的管制包山包海，比「出版法」管得更多更細也更嚴，與其說它是借屍還魂，倒不如形容它是行政怪獸；但為了防制媒體怪獸，最後卻養出了一隻行政怪獸，值得嗎？

那些反「電信法」與「國安法」的人，為什麼看不見「反媒體壟斷法」的潛藏危機？若「電信法」侵犯表意自由，「反壟斷法」豈不猶有過之？行政權濫權擴權至此，難道不該有人高喊「你好大，我好怕」？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聯合報╱社論】 2013.06.01 04:02 am 
 
近日我外交陣線警訊頻傳。一是一向友我的美國舊金山僑社「中華總會館」，決議撤掉館內中華民國國旗，傳可能改掛五星旗；二是我邦交國宏都拉斯傳出可能不再派任「大使」，改派「代辦」駐台；三是中共外交部在答覆釣魚台問題時，聲稱絕不承認「舊金山和約」，這隱含了其「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

三項警訊，分別呈現了不同層次和面向的態勢變化，卻集中反映了我「外交休兵」戰略的多處死角與盲點。當馬政府為內政和經濟手忙腳亂之際，切不可輕忽外交陣線意志鬆弛、戰力虛弱的問題；否則，一旦「休兵」變成「休眠」，乃至失神喪志，即愚不可及。

美國舊金山傳統僑社決定「易幟」，主要原因有三：從社會面看，是近年中國大陸移民的大量湧入，改變了華人社群的結構；從經濟面看，大陸的崛起，對僑社的磁吸效應已勢不可擋；從戰略面看，台灣的僑務政策因國內統獨爭議而走偏、走狹，只經營台僑而疏遠傳統僑社，時日一久，過去雙方奠基於「自由中國」的民主信念和維護中華文化的認同遂告難以支撐。

一周前，「中華會館」在親中的主席黃榮達主導下，以勉強過半通過「撤中華民國旗」，這項決議距離章程規定的四分之三仍有段差距；若要強行換上五星旗，將有合法性爭議。但無論如何，台灣在藍綠矛盾及兩岸休兵的政策擺盪下，如何在外交陣線避免陷入自我設限或自我銷蝕的境地，務實處理「僑心思變」的難題，誠屬必須解決的要務。駐外館處若還抱著高高在上的心理，或如外交部北美司那樣訓斥僑界的官威，恐怕難以有效維繫僑界關係。

我中美洲邦交國宏都拉斯可能將駐台代表「降等」一事，從去年該國欲與中共「互設商務辦事處」的「雙重承認」風波，即可見端倪，並非空穴來風。兩岸談「外交休兵」，雙方雖有「不互挖牆腳」的默契；但不可否認，宏都拉斯的「降等」事件和美國僑社的「易幟」風波如出一轍，皆是出於「西瓜偎大邊」的心理，未必是北京故意扯後腿。但類似情事，可能會越來越頻繁出現，而越難因應。

這點，也正是我國推動兩岸「外交休兵」政策時必須面對的一個內在風險。馬總統近幾年推動「兩岸和解」及「外交休兵」，確實減少了兩岸在外交陣線上的許多無謂對立和拉扯，雙方也都不必動輒花大錢去收買變調的外交。然而，只要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增長的趨勢不變，而台灣又一再困於內耗，我國在外交上的吸引力必然下降，這是無可避免的發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政經魅力下墜的同時，我駐外人員若又因「外交休兵」戰略之指引而失去作戰的本能，或失去經營外交友誼的基本意識；其結果，將不堪設想。以「休兵」停止外交戰場無謂的消耗，固是正確的戰略，但如何在和平的前提下維持駐外人員和整體對外關係的開展於不墜，則不僅是必要的課題，也是必要的戰略意識。但目前看來，這部分思維似仍付諸闕如。

事實上，從釣魚台主權之爭，到對菲的漁權糾紛，都碰觸到兩岸和周邊國家的關係變化。在釣魚台之爭，我國因中、日對峙的加劇，從而換取得日本對我漁業協議的若干讓步；從休兵的角度看，這是有利的部分。然而，最近的發展，中共總理李克強先在訪波茨坦時引「開羅宣言」談到琉球的歸屬問題，近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答覆記者詢問時，又進一步聲明「絕不承認」舊金山和約，並指其為「非法的、無效的」。中日戰火從釣魚台燒到琉球歸屬，已讓人意外；如果再向「台灣地位未定論」引申，馬政府可有因應之計？

不可諱言，從台菲爭議的交涉過程，即可看出我外交官員斡旋應對的失效和荏弱。再看僑社的易幟事件和宏國的降等疑雲，也在在顯示「休兵」指令帶來的自限困局。當警訊頻傳，馬總統恐得重新思考休兵戰略的演變，喚醒休眠中的外交人員。

【聯合報╱社論】

2013.05.21 01:23 am

《馬總統連任周年／四之三》

在兩成的低支持度中一路蹣跚，馬總統度過了他連任後的第一個周年。剩下的三年任期，形勢依然處處險峻；對馬總統和對台灣而言，隧道出口的光明似乎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自二○○八年以來領導台灣五年至今，從魅力領袖變成跛鴨總統，馬英九面對的其實不只是民氣的滑坡，而是一道難以突破的領導障礙，有如銅牆。其中，有社會鬱悶的加深，有在野的強力杯葛，更大的因素則是他領導的執政團隊失去指引及推動國家前進的力量；三種因素陳陳相因，交互糾纏。但無論如何，打破「跛鴨魔咒」的金鑰其實掌握在馬總統自己手裡，他必須找出正確的鑰匙來開啟穿越銅牆之門。

面對自己的領導困境，馬總統一定懷有極大的困惑和焦慮；但切勿忘記，人民對台灣欲進不前的憂心和焦慮，絕對遠甚於他的心情。因為，歷經李、扁廿年的紛亂治理，人們極度渴望台灣民主的亂象能在馬政府的絕對優勢治理下定紛止爭，使經濟重拾活力、社會撕裂重新彌合；但是，五年來，這樣的期待顯然落空。二○○八年大選時，曾有政壇大老預言馬英九若當選將可為台灣帶來一波「太平盛世」，結果太平縹緲不定，而盛世則不見影蹤。

正因如此，馬英九在思考未來三年的作為時，絕不能一心只想著自己還有多少大選政見尚待兌現，自己的執政藍圖還有什麼角落尚未構築；那樣的話，他將繼續陷於在虛妄的思維裡追逐自己過期的承諾。馬英九必須做的，是從理解及回應台灣人民的渴望入手，拿出積極而具體的作為。這個解藥，絕非從懷中掏出一個神奇錦囊，或是宣布一帖刺激景氣的祕方；而是必須拿出領導人的熱情和使命，鼓舞對他喪失信心的民眾，並積極重新召喚台灣社會消散的凝聚力。

馬總統魅力的下滑，可大致歸因於三項因素：第一，個人因素方面：他個性平和，且因成長過程缺乏挫折及草根歷練，社會關注之厚度及縱深不足，有時流於瑣碎或膚淺，乃至欠缺大開大闔的領導氣魄。尤其，他一直難以用自己的熱情來激發人民的感動，也讓社會充滿冷感和無奈。

第二，執政團隊因素：馬總統用人有同質化之傾向，這不利於政府決策的多元化思考及機動因應。加上藍綠對峙，延攬人才日益不易，政務官「事務官化」的現象已極為明顯，不僅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決策智囊，決策執行力也常難以滿足民間的期待。

第三，社會變遷因素：馬總統的首屆四年，是建立在陳水扁貪腐及民進黨執政失能的低標準基礎上，他推動清廉訴求及兩岸融冰，即能輕易建立政績。但人民對於國家進步的期待不斷在提高，兩岸和解的成果已經收割，而清廉訴求卻被林益世、賴素如等左右手的貪腐污損殆盡。目前民間期待最切的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及司法正義等切身議題，遲遲看不到進展；而執政團隊汲汲經營的卻是組織改造、國教改制等非迫切事項，也難怪人民躁鬱不滿，因為政府的施政時程表無法對應民間感受。

馬總統在兩岸和解上的成績，自然有目共睹；但這對他的第二屆任期而言，其實幾乎已是「利多出盡」，助益無多。而過去一年，馬政府的精力幾乎全部耗費在美牛、證所稅、年金改革及核四公投等四個議題上；一年連四個政策都無法解決，這樣的治理效能如何獲得人民支持？

總結而言，未來三年的任期，馬總統必須思考的，絕不是自己手上的記事本還有多少件沒結案的計畫，而是要抬起頭來看看整個台灣對他的期待──有些是錯過了，有些則來得及彌補，想想自己要怎麼做，才不會辜負這兩千三百萬人的未來。就個人而言，三年不過是生命裡的一小段軌跡；但對整個國家而言，三年的興衰升沉，錯過了時機，就是千萬人難以挽回的命運。馬總統若浪費這三年，就是浪費了兩千三百萬人的三年，不可不慎！
 

【聯合報╱錢震宇】

2013.05.20 02:14 am

今天五二○，也是馬總統第二任就職滿周年。回顧過去一年，包括年金改革、復徵證所稅、核四公投等馬政府重大政策，皆遇到民意及黨內巨大反彈，或有停滯，或面臨修正。顯見政策未關注全面，欠缺周詳溝通、縝密思考。

馬總統第二任進行一系列「公平正義」改革，立意良善，也是他人執政所不敢碰觸，值得鼓勵。然而在研擬政策同時，應該思考社會氛圍、徵詢民意走向，以及整體經濟成長。否則下場就是政策難以推行，造成民怨，也斲傷政府公信力。

以證所稅為例，早在制定之初就傳出企業界、立委、股民對條文有疑義，尤其八千五百點門檻、十億元大戶核實課稅等，當時引發市場躁動、股市震盪，黨內中央委員也面諫馬總統，呼籲緩徵。

但在政府高層意志下，以先實施、再檢討的「先有再好」思維，財政部堅持推動，雖然行政院稍作微調，但內容仍未被外界接受。終於在實施一年後，面臨壓力，府院黨被迫接受修正，結果不僅收不到稅，又讓政策原到原點。政策打了折扣，自然收不到效果，離政策原意也更遠了。

衡諸年金改革、電價調漲，甚至核四公投也遇到同樣問題，黨內仍有歧見，政策推出後，跳出來反對的常是國民黨籍立委，甚至連署反對，形成內部阻力；在政策形成後，部會才去溝通、解釋、微調，對政策本身都是傷害，立委也難以接受。

「一個好的政策，絕對比快的政策好」。面對接下來三年，馬總統應記取過去經驗，政策勿求快，應求周延，降低政策阻力，才能收到政策實效，也才能讓馬政府儘速從執政泥沼與民調底谷裡爬起。
 

【經濟日報╱社論】

2013.05.20 02:14 am

520的期待與挑戰 系列三之三

馬總統執政已五年，施政滿意度迭創新低，最關鍵的因素在經濟施政和人民期待落差過大。對照去年底才上任的日本安倍政府，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以強有力的「三箭政策」扭轉長期低迷的經濟氛圍，重振日本信心，因而攫獲超高的民意支持度。

馬總統還有三年任期，如果能夠掌握當前台灣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施政上作出徹底改變，則未嘗不能超越安倍政府。

要作出徹底改變，馬總統須充分掌握當前台灣經濟的三大癥結問題，並虛心檢討過去施政的缺失所在：

第一，台灣經濟同時面臨短期和長期危機。長期以來，台灣經濟成長過於依賴「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模式，最終產品市場又過度集中在美歐兩大市場。這種不正常結構是造成國內薪資及就業增長遲緩及所得分配持續惡化的癥結所在；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結構性變動及競爭日趨激烈，造成出口持續衰退及代工出口模式難以為繼。短期危機顯現在出口及經濟成長低迷不振；長期危機則是方向迷失及經濟信心瀕臨崩潰。

馬政府不是全然無視於這種結構性問題造成的經濟困境，但提出的對策卻讓人民全然「無感」，其關鍵在於既忽視短期激勵信心、提振經濟的對策，且所提長期對策又盡是讓人感受不到可以改變現狀的虛浮口號。所以，馬總統須作出的第一個改變，是要提出可以兼顧長短期、真正讓人民「有感」的振興經濟作為。

第二，兩岸經貿日漸失衡的危機。馬總統上任後，致力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開啟兩岸和平發展新局，為台灣經濟引進活水，是馬政府最值得稱譽的政績。

然而，兩岸經貿關係日趨緊密，對增強人民經濟信心固有若干助益，但隨之而來的憂慮也逐漸加大，其主因是三個失衡問題，包括：大陸市場對台灣資金及人才磁吸效應持續增強，導致長期資金及高級人力移動失衡；兩岸產業從「互補大於競爭」快速轉向「競爭大於互補」，明顯有利大陸、不利台灣；兩岸雖簽署ECFA，但受制兩岸政治因素，台灣和其他國家洽簽FTA及參加TPP、 RCEP等進度遲緩，有遭邊緣化危機。

近來聯合報及很多民調皆顯示，國內民意對政府優先推動「兩岸發展」的期待大幅降低，憂慮卻上升，所以，馬總統須作出的第二個改變，是要讓兩岸政策和台灣經濟轉型充分結合，鞏固人民對兩岸和平發展的信心。

第三，經濟改革的困境。自2012年馬總統當選連任以來，美牛案、油電雙漲、證所稅、退休年金、核四等一連串改革爭議，讓馬政府陷入四處救火的施政泥沼，甚至因政策的反覆不定讓政府威信受到重創。這樣的改革不僅未增益經濟發展，反而拖累經濟信心。所以，馬總統須作出的第三個改變，是要凝聚更廣泛的改革共識，走出施政泥沼，展布經濟新局。

以上馬總統須作出的三大改變，其成敗繫於幾個關鍵因素：

其一，強有力的經濟掌舵及改變現狀的決心和魄力。經濟政策要有效果，貴在掌舵方向正確、時機恰當及政策工具的有力掌握，更重要的是，須讓所有的人看到、並相信政府改變現狀的決心和魄力，才能激起社會共鳴與經濟信心。

其二，強有力的對外談判。政府須在兩岸經貿談判上展現全新作為，建構多層次的對話及協商平台，從經濟戰略角度切入，引導兩岸經濟合作成為台灣經濟轉型升級的正面力量。

其三，須全面深化民主，擴大改革共識及施政的信任基礎。唯有民主才能化解衝突對立，減少內耗，讓經濟發展走上正軌。

馬總統推動改革之心，大家有目共睹，若能在以上三方面作徹底改變，其成就不無機會超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期待馬總統體察台灣人民望治之殷切，不要一再辜負人民的託付。
 

【聯合報╱社論】

2013.05.20 02:14 am

《馬總統連任周年／四之二》

歲月如馳，馬英九總統在未來三年任期中，面對千頭萬緒的內外難題，或許已有時不我與的緊迫感；其實，對岸的北京政府，面對這段自二○○八年出現的兩岸歷史機遇之漸趨消磨，恐怕亦生好景不常的警惕。

眾所皆知，兩岸這段珍貴機遇是自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總統而確立；同樣亦有目共睹的是，這段機緣不無可能在二○一六年因國民黨的敗選而畫下句點。

國民黨若在二○一六敗選，如本系列社論前文所述，主要可能是因經濟未能改善及儼如土石流一般的歷史擠兌未能解決使然。但是，這一段經連戰、馬英九及胡錦濤、習近平所共同經營的兩岸機遇，其成就卻是舉世共見的；國民黨即使在二○一六年敗選，應亦不能解釋為敗於兩岸政策；換句話說，國民黨即使在二○一六敗選，兩岸亦不可使雙方所累積的成就即此化作烏有，而令兩岸再又墜入另一次的煉獄輪迴。

因此，兩岸當局應當共同珍惜馬英九的最後三年任期，務期趁此在兩岸關係上建立一個更加穩固且可長可久的架構，要穩固到不會受二○一六的任何變數所動搖的地步。此一架構即是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所說：「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相對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精神意涵，此一架構亦可稱作：「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兩岸政治架構。」以上二者，皆可說是一個「中程政治架構」。

北京近年來的政策焦點能從「統一」轉移至「尚未統一的政治關係」，這是極大的突破與超越；也使兩岸得以從「目的論」的困局中，走向「和平發展」的「過程論」。胡錦濤始終主張《和平協議》，應當即是反映出已然認知「統一不易」，而欲藉《和平協議》，來建立「尚未統一的兩岸政治關係」，此即一種「中程思考」；但是由於北京方面始終未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安排」之架構，致使馬英九方面在顧忌民意反彈之下不願迎對。

兩岸其實均確知，事到如今，必須建立一「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關係」，否則北京扛著「統一」的包袱，台灣懷著「統一」的憂懼，「統一」反而成了兩岸穩固與提升政治關係的障礙。而《和平協議》既已擱淺，即應設法找到一個可以替代《和平協議》的機制，用以建構「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關係」，而此一機制應當就是兩岸正在議商的互設辦事處。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最近表示，兩岸互設辦事處即是按照「一國兩府」的架構進行；如果不承認「一國兩府」就不會同意互設代表雙方公權力的辦事處。章念馳所述雖非官方說法，卻是對於近年來兩岸思維演化的一個符合邏輯且能證諸事實的論證。而窮盡思考，恐怕也想不出除了「一國兩府」之類的思維，還有什麼機制能夠體現「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關係」之架構，本報所倡「大屋頂中國」亦可歸屬此類。亦即，「一國兩府」或「大屋頂中國」之屬，皆可視作一種「合情合理的中程政治架構」。

北京曾將主張《國統綱領》的李登輝，及主張「四不一沒有」的陳水扁，逼回到台獨的牆角。如今，馬英九已將兩岸政策帶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統／不獨／不武」、「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不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位置，這已是現階段台灣民意的極致；如果北京尚知珍惜此一得來不易的兩岸共同成果，即應努力將此一成果，透過「一國兩府」或「大屋頂中國」之類的思維，進階內建於「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合情合理的政治關係架構」之上，而在未來的《兩岸互設辦事處協議》作出明文體現，以保全此一辛苦果實；不要最後落得不但沒有「統一」，也沒有了「尚未統一的兩岸政治關係」。

馬英九僅剩三年任期，在兩岸政策的開展、升級與創新上，馬英九應知珍惜光陰，北京也要有歷史機遇一去即不再有的警惕。不要只嫌馬英九不夠「統」，應知「尚未統一」是一個比「統一」更應妥適處理的課題。
 

【聯合報╱社論】 2013.05.19 04:12 am  

馬總統連任周年／四之一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在二○○○年將國民黨政權敗給陳水扁；陳水扁執政八年，在二○○八年將民進黨政權敗給馬英九。李扁卸任都出現政黨輪替，且兩人皆被認為是執政黨敗選的主因，二人的歷史定位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憑藉與基礎。

馬英九雖不再是二○一六的總統候選人，但若卸任又出現政黨輪替，對馬英九的歷史定位當然亦是重傷巨創。自今計起，馬英九雖尚有三年總統任期，但最後一年是大選年；因而，其實他只剩下一年多、兩年不到的時間對整個政局作最後的調度。政情如此複雜，時間如此緊迫；而馬英九的民意滿意度卻是如此之低（二十一％），其所處情勢誠可謂臨深履薄，艱危萬狀。

以《聯合報》此次連任周年民調來看，主要呈現出馬英九的兩大危機：一、經濟改善，不能實現；二、歷史擠兌，不能解決。

先言經濟改善。搞好經濟是民意認為馬未來三年任期最優先之事（五七‧五％），據此可以反證民意對經濟現況很不滿意。但是，就外部言，經濟情勢有其全球性因素；就內部言，有其結構性因素。馬政府欲在未來三年中創造出一個「有感經濟」，其可能性似難樂觀。

再談歷史擠兌。二○一二年連任以來，馬政府猶如受到詛咒似地面對一連串政經歷史債務的擠兌，自油電雙漲、證所稅、美牛案、年金、核四、十二年國教、自由經濟示範區、ＦＴＡ，至ＴＰＰ等，無一不可謂是歷史債務，甚至連釣島及台菲漁權糾紛也是十餘年的老賬要在今日結算。因此，整個政府在過去一年中，完全淪為驅煙救火的角色，陷於爭議、陷於父子騎驢、陷於泥淖，難有新成就，民心士氣一敗塗地。即以此次民調中所舉「核四」（停止興建六一‧三％）及「年金」（不贊成政府方案六六‧八％）兩項來看，即知馬政府想在未來三年自「歷史擠兌」中脫困，亦不容樂觀。

馬總統欲扭轉情勢，最有可能的槓桿似乎仍在兩岸關係的開展、升級與創新。二○○八年馬英九首次競選總統時，民意對其最期待、認為應當最優先的「兩岸發展」、「藍綠和解」等項目，在此次民調中皆落至「最不優先」的選項（兩岸發展落至一‧八％，藍綠和解三‧八％）。此一民調似乎反證，兩岸關係等這兩塊，其實正是馬政府最有成就的兩塊；因已有了成就，就失去了優先性。同一民調指出，對兩岸交流進度滿意者四四‧九％，不滿意者三十九‧六％；認為需要擴大經濟、文化交流者五七‧一％，不需要者三一‧七％；尤可注意者：認為應展開官方政治談判者四三‧七％，不應該者四○‧八％。

未來三年，馬政府自當努力改善經濟及解決一個接一個的歷史擠兌；但若想在這兩方面出現奇蹟，恐非易事。因此，仍要繼續將心力置於兩岸發展及藍綠和解等基礎工作上，畢竟，這或許仍是國民黨贏得二○一六大選及馬英九為歷史定位奠基的主軸道路。

馬英九的歷史定位中最可確立者即在其兩岸政策。他所主張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在兩岸間引導了北京的政策，在台灣內部則刺激了民進黨轉型，這些皆是有歷史高度的成就。但是，如果二○一六大選因經濟困境及歷史擠兌而致國民黨輸掉了政權，這些在兩岸政策上的成就恐會面臨翻覆，整個台灣亦可能再度進入另一個煉獄的輪迴。

民調顯示，民意認為應當擴大交流（五七‧一％），甚至期待政治談判（四三‧七％）；這應當是對兩岸的交流仍有期待，並希望兩岸的政治關係能夠得到進一步的創新與解決。對這樣的民意訊息，馬政府當珍惜此一歷史機遇，更加有膽有識地朝此方向努力。一以穩定「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兩岸政治關係」，造福兩岸未來；一以墊高民進黨在二○一六年當選的兩岸門檻，促使民進黨不得不大力轉型。

兩岸政策仍是國民黨在二○一六勝選的主要槓桿，即使敗選，也要促使民進黨在國憲認同及兩岸政策上必須認錯轉型。這些，皆可決定馬英九的歷史定位。

【經濟日報╱社論】 2013.05.19 04:12 am  

520的期待與挑戰 系列三之二

馬總統五年來的表現實在很難說讚，人民的種種不滿，明顯表現在創新低的民意支持率上。馬總統和其友人常把這些不好的結果推給外在因素，或者推說是因為要改革才會造成人民的不滿。然而人民主要的不滿並不只是因為經濟不好，也不只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馬總統和執政黨說了太多做不到或錯誤的目標，以及包括改革在內的許多決策和手段不只草率或錯誤，而且常變來變去並且不理會外界的批評。馬總統若能改善其領導風格和決策機制，公開廣納各種不同的意見，以全民的利益為目標而不管國民黨的選舉和利益，依全民公開討論的結果定政策，則他仍有很好的機會做有成就的全民總統。

馬政府在目標和做法上所犯的錯誤有很多是領導風格和決策機制所造成。馬政府的決策圈很小，很多問題的思考自然不夠周延，甚至受到少數人之偏見及偏差的知識和資訊誤導。

以633這個重大目標為例，在即將提出時即有人指出它根本辦不到，已開發國家除新加坡之外都未能持續維持6%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和3%以下的失業率，而新加坡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持續大量引進外來人口，若只算新加坡原有的居民，也一樣未能達到。但馬政府的決策圈卻似沒人懂得這個事實，以致為達不到的目標做錯誤的努力，並帶給人民更大的失望。

馬政府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全台自由貿易區、大量平地造林以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要讓所得成長追上房價，還有要海外招商來增加國內投資等目標，以及ECFA可以每年節省3,000億元關稅、可以減少赴中國大陸投資、可以和美國簽FTA、奢侈稅可以打壓房價炒作等政策，推出時民眾都對成效有所期待，但在提出當時就曾受到質疑，如今也證實都無法完全達成。然而馬政府至今仍不檢討當初為何犯錯，更不願道歉。如果馬政府繼續採用原來的小決策圈，可能不只難以改善未來的決策，甚至可能會用更多的錯誤來掩飾以往的錯誤。所以我們希望馬總統能痛定思痛，改革其決策圈。

除了決策圈之外，決策的過程也該改善。證所稅當初變來變去甚至成為內部爭議，如今迫不得已要修訂，行政院江院長先說滿一年再檢討，後來卻變成是匆促修訂，甚至立法院本會期就要通過且追溯到今年初，等於完全否定了去年所訂之法。經濟成長率遠不如預測，行政院長馬上說明年要擴大預算，主計長卻接著出來說沒有錢。其他如國光石化投資案、油電價格、年金改革，以及自由經濟示範區要不要放寬使用外勞等問題，都給人政府內部協調不良，一人一把號，以及指揮系統紊亂的印象。馬總統應要求各部門釐清權責並做好內部溝通，不要隨便放話，也不要越級報告和指揮。

馬總統已執政五年，有些風格和做法已成為難改的習慣，有些人事可能也不易調整，因此上述領導和決策機制也並不容易改革。所幸我們是個自由民主國家，政府和執政黨之外仍有很多人關心國事且有很好或不同角度的意見，前面所舉那些目標和決策過程的錯誤，以及其他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都早有包括本報在內的組織或人士指出，並提出了事後來看似更恰當的主張，只可惜馬政府當時置之不理而已。所以馬總統只要命令各政府機關公開擬議中的政策及相關資料以讓人民能公開討論，並具體答覆人民的各種批評，馬總統自己也以做全民總統的態度廣納異見再做決策，則人民的監督必可以促成改革，也可使馬總統更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