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

    王作金先生，廣東人，隶屬二十一師獨立團，民國三十五年冬來台接替原六十二軍防區，戍守在鳳山。二二八事件時任上尉連長，三月六日下午奉命率軍至高雄車站前驅散民衆，翌日進入高雄第一中學。王先生所陳述的內容爲他當時親眼之所見所聞，對釐清高雄地區的軍事行動有頗大的助益。

訪問／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時間／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

地點／台北市獅子林

一、前 言

    這次我特地帶了我以前用王以諾爲筆名所寫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讓你們參考，我當時的職位是上尉連長。這份回憶文是我詳述當時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後情形，看過以後應可以對此事件做概要的瞭解。除此之外，我還樂意接受你們的訪問，對其中的任何疑點，我都將做真誠答覆，以保留歷史真相。

二、接替台灣監護勤務

    日軍投降後，最早派原到越南接受日軍投降的陸軍六十二軍（軍長爲黃濤）來台灣接防，在駐防六個多月後調回大陸山東，另由福建調來陳孔達的陸軍七十軍來接防，後來又因大陸緊急，將陸軍七十軍調回大陸蘇北，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才改由整編二十一師的獨立團接替台灣的監護勤務。

    獨立團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間來台，來台之前的前幾天我才知道要換防台灣，隨即對部隊做了勤前講習。記得從上海上船的前幾天，外面都在下霜，但從基隆上岸時，卻又是另一番氣象。

    獨立團原隸屬於陸軍二十一軍，而陸軍二十一軍因爲對日抗戰，人員傷亡甚多，勝利後改編爲整編師，稱整編二十一師，下轄旅團。據我所知，獨立團原來的幹部多爲四川人，因爲二十一軍原本是四川劉湘的部隊，由中央調派出川赴前線抗日，隸屬第三戰區指揮。但在我的印象中，獨立團的士兵卻以安徽省籍爲最多，因爲接收了許多汪偽政權原來的「和平部隊」。

    當時獨立團本部駐在鳳山營房，即今鳳山陸軍官校營房。第一營駐中部，包含嘉義，計有中部一個連，嘉義一個連。第二營駐北部。第三營駐南部。南部的營部亦駐鳳山營房，內有第九連；在台南、岡山一帶，駐有一個重機槍連；第八步兵連駐屏東；第七步兵連駐高雄市區。也就是說，高雄市的監護勤務是由獨立團派了一個連（第七步兵連）負責的，連部率第三排駐守一○五後方醫院（即高雄陸軍第二總醫院）；第一排駐守左營煉油廠；第二排駐守小港機場；迫砲排駐守山下町鐵工廠。三月五日由少校副營長劉家□【析世鑒: □字，左爲「馬」旁，右爲「芻」字。】率領了四個班前來高雄市，以一個班支援第七步兵連，加強醫院的防務。三月六日奉命驅散火車站前的暴徒，維護交通治安，連本部與一個班留守醫院，另外三個班則至火車站前執行任務。

    至於要塞部的駐軍是另外一個系統，負責南部沿海防務，歸司令彭孟緝將軍指揮，「彭孟緝回憶錄」裡提到獨立團的事不多。

    所以說，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以後，台灣的勤務是以一個團接替一個軍的勤務，且各單位分散，兵力薄弱。

三、駐台點滴

    我畢業於陸軍官校十六期，爲了抗日戰爭有功，十六期畢業的人有很多在台灣當到總司令的，如陳守山等，現在都已退下來了。

    我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間隨獨立團來台，在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七連擔任上尉連長。至於二二八事件當時獨立團是否支援看守五塊厝一事，我並不清楚，也許有吧！原來五塊厝軍械倉庫的駐軍屬於聯勤管轄，負責看管武器、彈藥的監護勤務。

    部隊來台灣後，部隊的軍服全部換成日本式黃卡其軍服，穿馬靴、皮鞋。而槍枝也全部換成日本的三八式步槍。當時規定排長以上的幹部配備日製手槍一把，並不是每個士兵都能佩槍外出，但外出穿便服時就不得帶槍。

    當時國內軍人的待遇並不算好，不過，來台灣的軍人比較好一點。台灣因爲過去受日本統治的關係，水電、交通等建設不錯，治安也比較安定。本來大陸上許多人以爲台灣是日本人佔據過的地方，一定不好，不願來，但是南方人比內陸人要清楚，台灣並沒有什麼不可以去的，來了之後果然發現台灣很不錯。

    當時的台灣民情相當樸實，像高雄最熱鬧的七賢三路上，連一間賣高跟鞋的店都沒有，大部分人都是穿拖板。

    軍隊駐在營房或執行勤務時，很少機會與民衆接觸，要有，就只是每天派採買士兵到市場上買菜。記得當時軍中放假時，我比較常到大港埔活動，那時年紀輕，才二十多歲，有的年紀長一點的就帶我出去吃當歸鴨。

    我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結婚，太太在高雄長大，當時在一○五後方醫院當護士。民國三十六年冬，整編二十一師調回大陸，我太太也跟著我回到上海，然後我又送她回台灣，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長子出生。我在高雄先後待了七、八年，所以我雖是外省籍，但我是廣東客家人，而且我已把高雄當做是我的第二家鄉，我的幾個小孩也都在高雄出生長大與發展。因此我認爲，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一定要講求真實正確，而且要客觀。

四、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長一輩的本省人因誤會而討厭大陸人。其主因就是「男女婚姻失敗的問題」。原來最早來台的部隊是從越南調來的六十二軍。雖然當時規定要排長以上的幹部才能結婚，可是因長期對日抗戰的緣故，大部分的官兵都還沒有結婚；而在台灣方面，因爲男子都被日軍徵召到南洋作戰，大部分的女子也沒有結婚，所以和官兵談及婚嫁者比比皆是。但六十二軍只來了半年多就調回大陸了，有的婦女隨部隊調回大陸，但因士兵作戰長期不在家，女的只好回台灣，這樣的婚姻不可能圓滿。而且也有士兵調回大陸後，不再調到台灣來，婚姻自然就失敗了。

    從福建調來另一個軍即七十軍，也同樣是在台灣駐防幾個月，而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間奉調蘇北戰區。這兩個部隊人數衆多，有搞男女關係者，有論及嫁娶者，由於駐台時間短暫，致使大部份婚姻失敗，招致很多本省的長輩怨嘆，從此對外省人的印象特別壞。我們獨立團來接替勤務時，便了解到這事情的嚴重性。當時每個鄉村差不多都有當地女孩和官兵談論婚嫁的，但失敗的情形很普遍，我認爲本省長一輩的人將婚姻失敗歸咎於大陸人，是不公平的，最主要還是因爲時間不夠，這是男女雙方遭遇的不幸。

    我到台灣後，離二二八事件發生也不過三、四個月，當時一位賴姓的中士班長（四川人）同一位鳳山籍姓錢的女護士談論婚嫁，我曾勸阻她，我對她說：「目前士兵是不太可能結婚的，妳要考慮。」女的回答說：「我要等他。」她很堅持。可惜的是，這位賴班長於二二八事件時在火車站附近陣亡了。

五、高雄的二二八

    三月二日晚上，我正好在高雄六合一路至中山路附近，有人來報說：「有問題哦！趕快回去。」一回去，隔天高雄就發生情況了。

    二二八事件於三月二日蔓延至南部，三日暴動就到了高雄市。當天早上到菜市場買菜的士兵、外省人士、及婦女均被毆打。時至下午，大批暴徒集中市政府前廣場與高雄火車站前廣場，揮舞武士刀叫喊，從此火車站被暴徒控制。暴徒又不斷地按火車的汽笛吼叫，弄得人心惶惶，好像身處大陸戰地。

    四日情勢遽變，大批暴徒揮舞著武士刀，企圖包圍高雄要塞部、高雄憲兵隊及一○五後方醫院等地的駐防軍隊。當時政府各機關公職人員均不敢外出，外省籍人士大都就近逃往高雄要塞部，或到一○五後方醫院接受保護。從此醫院駐軍進入全面警戒，構築工事，晝夜巡邏四周，期能確保醫院內五、六百名病患與民衆之生命財產安全。

    五日情勢更加緊張，高雄市已成爲無政府狀態，暴徒擅放人犯，並劫掠外省人之商店，圍攻各地警察機關，各地警察大多逃散，岡山警所有步槍三十多枝被奪走。

    憑良心說，我在高雄並沒有聽到有外省人被打死，但被打傷的人不少，外省人受害較嚴重的可能是在北部。

㈠ 陸軍一○五後方醫院

    二二八事件當時一○五後方醫院是由一個連部帶了一個排負責防守。暴民包圍醫院，並駕卡車先後衝了兩次，部隊班哨只好在車子衝鋒時，嚇阻性的向天空開槍射擊警告，沒讓車子衝進來。至於暴徒爲什麼想要接收一○五後方醫院？當時一○五後方醫院本身只有步槍十多枝；而這些暴民想要的是部隊的武器，因駐守醫院的部隊擁有四挺機槍、五、六枝衝鋒槍、四十多枝步槍及子彈等，他們包圍醫院的目的也就在此。而且更重要的是，醫院的倉庫裏存有許多物資，都是以前接收日本醫院留下來的，其中一個是被服庫，專門放毯子、被單、蚊帳，另一個是糧秣庫，專門放食物，這些都是以前日本準備運到南方戰場去的，以後日本人撤退了，留下很多物資及食物，如魚罐頭、牛肉罐頭等。另外在醫院大禮堂也堆滿了藥品及器材，這也是接收日本醫院留下來的。

    當時一○五後方醫院的院長姓蔣（名字已忘），他是先總統蔣公的親屬。當時院長的女兒、兒子都在台大唸書，因二二八事件發生，都回到高雄來。三月五日上午暴民推派了四、五個代表先後兩次來找蔣院長和我（當時我正好擔任該處駐軍部隊長），大家就在院長室內商量。這些代表要求醫院交出武器由民兵看管，要駐軍部隊和醫院將武器全部交出來。院長便告訴代表們：「由於附近很多大陸人都逃到裏面來躲避，而且病房的人需要醫療，再加上醫院的護士、醫生（多爲本省人），及軍隊，現在一共有五、六百人在醫院內，他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我要負責的，不能交給你們。」那時連部駐有四個班在醫院，有許多的士兵和武器。我也告訴他們說：「軍人以武器爲第二生命，軍人的武器絕不能交給別人。」院長說：「我們的武器不可能交給你們，更不可能請你們來管這個醫院，只希望你們不要打擾我們，我們也不會難爲你們的。」暴民代表見無機可乘，就自動離開醫院。最後醫院方面並沒有什麼傷亡損失。

    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上提到：一○五後方醫院被包圍，一位劉隊長帶部隊去解圍。實情並非如此，據劉家駱少校公開說過，五日下午四點多鐘，他帶領一輛滿載武裝部隊巡邏卡車，由鳳山經楠梓方面駛來高雄巡視，並準備以一個班支援醫院駐軍。同時高雄市則有一輛公路客車，駛向台南方向，經過鐵路天橋後停車，下來十餘名手持武士刀的暴徒，在約距離巡邏卡車一百公尺左右處，大聲喝令停車，並要部隊官兵放下武器。劉部隊長告以：「我們是部隊，不能放下武器給你們，請你們不要前來，則互不干涉。」暴民不聽，繼續步行，向卡車部隊接近，約距五十公尺左右，部隊向天空開機槍警告，連續兩次，暴民仍揮舞武士刀繼續前進，在距離二十公尺處，部隊開槍，暴民當場傷亡七、八人。事後劉部隊長才知道該客車暴民乃是高雄中學的學生代表，正擬前往台南開會。

㈡ 高雄第一中學

    三月三日以後，每天都有幾百個人聚集在火車站前面，火車全部被他們控制了，老百姓沒有辦法搭車，所以我們接到命令：驅散火車站的暴民，維持火車站的治安；並且保持高雄到台南交通的暢通。當時暴民手中握有武器，如日本武士刀及日本三八式步槍，我想幾十支一定有，都是他們接收警察局搶來的。當時各地警察都逃跑了，我曾到過一個分局去看，分局裏面上至分局長下至警察，連一個人都沒有，真是笑話。

    連部奉到團部命令後，便於三月六日上午派了幾名指導員至壽山要塞，與之商討派兵事宜。該日下午兩、三點時，即由一○五後方醫院調了三個班，剩連部與一個班防守醫院。我負責指揮一輛卡車，裝載兩個班的兵力，由醫院（現爲七賢國小）出發，經六合一路、轉彎到中山路向火車站前進；另一個班則從原醫院後面向復興路徒步至火車站前面，所以卡車爲配合另一徒步班的士兵，就是慢慢地向火車站方向前進，一路上，以機槍向天空上開槍，嗒！嗒！嗒！以產生恐嚇驅散作用。有許多老百姓聽到槍聲，害怕就跑了。我們之所以先行向天空開槍，也是希望聚集在火車站前的民衆散開，軍隊不可能無緣無故的打人，有人受傷是因發射後流彈落到了火車站前廣場，自然傷及民衆。到了火車站，我看到機槍兵見廣場有很多人向火車站那邊走，於是機槍兵的機槍也對準那個方向，這時我聽到排長喝令：「絕對不准開槍！」因爲機槍最容易傷人。而後機槍兵就對高雄第一中學方向佈署待命。另有一班移至高雄至台南之間的鐵路陸橋附近，命令十名士兵防守此據點，以防台南方面的暴民支援火車站。

    我等火車站附近部署完畢後，即前往高雄火車站的地下道查看，因爲在驅散火車站前暴徒時，有老百姓躲到地下道去。我去查看時，親見大約有一百多人在地下道，也看到鐵路醫院的護士兩人替傷者包紮，我問護士說：「有幾個人受傷？」她說：「大概有五、六個受傷，只有一個傷勢比較重，也都已包紮了。」

    當軍隊至萵雄車站時，暴民持槍退回高雄第一中學。這些暴民多是過去從日本派赴南洋戰後遣返回來的，據說多爲中部、嘉義人，他們把持高雄第一中學，成立南部指揮部。高雄第一中學的教室有兩層高，而且火車站和中學之間並未蓋房子，所以暴民居高臨下。這時本連顏副連長，帶部隊在今火車站右側放哨，正好對著中學左側，因爲顏副連長是四川人，穿著制服、個子很高，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到他，暴徒在中學樓上對他狙擊，子彈直接射進他的右手臂、穿進右胸的肺部。顏副連長受傷之後，我們馬上把他送回醫院，我問醫院的外科主任吳主任（嘉義人，留學日本）說：「可不可以開刀？」他說：「現在不行了，子彈已到了肺部。」所以他在第二天就死了，人葬在醫院附近，現在那個地方改變太多了，大概也找不到了。

    我們另一個班看到了這種情形，就想繞過鐵路右邊接近中學，而盤據高雄第一中學二樓的人仍可居高臨下地看到我們的一舉一動，部隊還沒走到半路就有人中彈，結果有兩個人陣亡，一個是上等兵機槍兵（安徽含山人），另一個是中士賴班長。這位班長就是前面提到正和醫院裏的一個護士論及婚嫁的。另外有幾個人受傷，例如某上士班長頭部受傷。

    這些傷亡的官兵，因爲當時大陸算是戰時，所以沒有撫恤。過去在大陸戰場傷亡的人很多，陣亡的就在附近安葬了，不像現在有追悼、撫恤。

    由於有士兵傷亡，所以就一方面報告上級（團部）：暴民盤據高雄第一中學，由於中學樓房較高，他們能打得到我們，但我們打不到他。所以連部當即傳令調回原守山下町鐵工廠的迫擊砲排前來支援。迫擊砲排大約在下午六點鐘左右來到火車站，當時天已漸黑，彎月當空，我們用六○砲（口徑較小），向中學打了五、六發，高雄第一中學方面就沒有發出槍聲了。隔天七日早上，團部調來兩門美式八一式迫擊砲來支援（中國製的是八二式，報告上說有四門，但我看到的只有兩門）。要塞部則調了一門要塞砲來。另外我又看到資料上說，迫擊砲是安置在火車站上面，這是不太可能的。我們是將迫擊砲佈署在今高雄公車站處，在我記憶中，我們於早上六點多各開了兩砲，過了幾分鐘，要塞砲也開了兩砲。如果你是老高雄人，一定會發現到高雄第一中學的牆壁上被打了一個洞，這是要塞砲打的。因爲迫擊砲是曲射的，要塞砲是平射的，很容易分辨。砲擊後，對方沒有反應、沒有聲音，所以步兵班便進入高雄第一中學的校園搜索。

    軍隊進入高雄第一中學，並未發現傷亡情事，亦未發現到暴民，更未發現有學生，據說他們早就跑了。於是軍隊沒有停留就撤回火車站。將近八點鐘時，要塞的部隊卡車也到了。我並末親眼看到卡車來，但我聽到聲音，他們也是向天空打機槍，嗒！嗒！的表示部隊來了。我們就有班長同他們接洽，說明這裏早上清查過了，並沒有什麼傷亡。後來有老百姓出來，告訴我們裏面的暴民在六日晚上，早就趁著天黑向北方走掉了，沒有留下人。

    壽山要塞的卡車部隊在三月六日下山，係經大公路向市政府行駛，也是先向天空開槍警告，是恐嚇性的。第二天，三月七日上午將近八點才到火車站，因爲我在火車站看到他們由建國三路向著建國二路駛來。

    至於三塊厝如果有軍隊搜索，可能是由建國三路來的。我們步兵班進入高雄第一中學校園搜索後，未發現有人傷亡，也沒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綁在窗口，以後便撤退回火車站。

六、事件平息後

    三月八、九日，整編二十一師的兩個旅到達台灣。隨後軍隊又獲悉台南工學院學生企圖暴動，因此便由高雄調派了兩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至台南，暫時駐守在台南空軍機場（大林飛機場）。此後獨立團在三月十五、六日接到命令，調防至東部去了。以後部隊多了，鳳山營房由師部進駐，地點就在今鳳山陸軍官校。獨立團後來負責花蓮、台東一帶的清鄉，完全就是清查戶口，沒有發生其他的事。在台中的清鄉可能稍有傷亡，這是謝雪紅的罪過，因爲她領導青年團進入埔里山區武裝反抗，這些事情報告都沒有提出來。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因爲鳳山軍民相處融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所以鳳山的地方議會士紳如余登發老先生等設席二十多桌，舉辦軍民聯歡會，部隊連級以上幹部都參加了。如今鳳山要建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實在毫無意義[按：建在岡山]。

    二二八當時審判、執行都是由南部防衛部負責。要塞司令兼南部防衛司令，負責台南到屏東的沿海防務。二二八事件中，在台南經審判而執行槍決的，都是由南防部負責審判執行。

    後來我仍在軍中服務，並考進參謀大學深造。

    至於彭孟緝將軍回憶錄中提到負責聯絡的黃憲章先生，現仍住在台灣，但我跟他不熟，不知其近況，他可能是湖北或四川人。

七、感 想

    我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以下幾點感想：

    一、我們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二二八事件，顯然是歷史上的悲劇，由於台灣與祖國分離五十多年，而日本殖民統治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時無法協調融合，且因諸多客觀因素與周遭環境而引起許多誤會，以致發生不幸！其中雖有人爲的疏忽，但衝突總是難以絕對避免的。

    二、歷史必須求真求實，“是什麼就說什麼”、“發現真象，保存真象”，這是基本原則，因爲歷史是要取信於後代，一定要真實。二二八事件，距今不過四十多年，當年的長輩，七十歲以上健在的人很多，有關方面，應儘可能向各方面去探訪求證，並發掘事實，使大家更能清楚地看到這悲劇真實的一面，而下至於受歪曲的事實所蒙蔽。

    三、在多元的社會申，有些人爲了眼前的某些政治利益，把二二八事件，作爲政爭的工具，想利用這一悲劇再度來製造省籍糾紛，並謀打擊某些人物，這是不該的，也是不公平的，更是站不住腳的。就算這些人，目前能夠混淆視聽，蒙蔽真相於一時，將來也必然會真相大白。

    四、從史學立場來說，我們一定要儘可能保存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從現實的利益關係來講，我們絕對不可利用二二八事件來挑撥省籍情結。如果挑起省籍情結的衝突，或許彼岸能獲得政治利益，對在台灣的人，不論本省人外省人，只有受到傷害，卻沒有一點好處；因此，我們住在台灣的人，除了團結，還有什麼出路呢？

    五、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我在高雄方面，係親眼看見這一悲劇發生的人，由於我的職務關係，也參與這一事件，印象十分深刻，記憶也很清楚。可是在四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看到由政府方面委託學術界所作的「研究報告」，與我所見所聞的事實，有所差距。這也許是由於年輕一代的學者，只從文字資料方面來推斷過去的情形，缺乏嚴格的考證，又沒有當事人參與的緣故。無論是基於保存歷史真相，或爲台灣本身的和諧與團結著想，我覺得我都有責任將所見二二八事件部份的真相說出來，爲一個歷史作見證。這是我的心願。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是以《口述歷史》第4期（台北： 中研院）中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首發【析世鑒】。

章次江先生口述回憶

  
   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參謀長柯遠芬，曾以電話向彭將軍轉達陳儀長官命令：軍隊不准開槍、不准還擊，而另一方面陳儀卻自己向南京報告要求派兵來臺鎮壓。因此，至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個人（編按：事件發生時，章氏任高雄要塞司令部中校隊長）對於陳儀發出「不准開槍還擊」的命令尚感不解，其心態更無法洞知。由於，當時情況很亂，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收音機則不時傳出某地區被民眾接收的消息。因此，軍隊對此命令頗有爭議。

    三月三日，事件擴及高市，當時的警察局長童葆昭的座車都遭人翻覆搗毀；位在鳳山拷潭營區的槍械庫，四日也遭暴徒攻擊侵入，暫住高雄市三民區三塊厝營區的守備大隊，則於五日受到攻擊，彭孟緝所言軍官士兵的死亡，即多屬該大隊人員。事後守備大隊隊長陳國儒中校（已去世）率部隊退回壽山要塞據守。五日晚上有「代表」要上山與軍隊談判，但雙方未連絡好，衛兵曾開槍打傷一人，「代表」們也被嚇跑。

    六日上午，涂光明與高雄市長黃仲圊、議長彭清靠等七位代表，在數十名持有武士刀及槍械的民眾陪同下，到壽山要塞與彭孟緝談判，涂光明威脅彭孟緝要軍隊在中午十二時前棄械投降，否則涂光明聚集在高雄市府的主要幹部將攻打上山。由於情況處急，軍隊才採取攻擊高雄市府的行動，這次行動造成約六、七名民眾死亡，而非外界所傳的死亡數千人，甚至不計其數；所以監委楊亮功事後調查指全臺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二百多人，應屬可信。

    我和當時的要塞參謀主任楊俊，在廁所碰到市長黃仲圖，黄市長表示涂光明等群眾的聲勢很大，場面已非他所能控制。

    楊俊與守備大隊長陳國儒等部份軍官，當即決定率部隊下山收復市府，由陳國儒帶領近三百名士兵下山攻打市府（彭將軍並沒有下達任何命令），當時民眾在市政府架設兩挺機槍，分別封鎖中正橋及大公路，軍隊攻時只有衝鋒槍，而無機關槍，所幸民眾封鎖大公路的機槍卡膛，軍隊才未有重大傷亡，而聚集在市府的烏合之眾一聽槍聲，即倉惶逃離，所以死亡民眾僅六、七人。

    當時在山上聽到山下傳出槍聲，彭將軍立即拍案表示「本將軍守土有責」，涂光明拿出暗藏手槍欲射擊彭孟緝，但被彭孟輯的副官劉安德抱住，若非這一把，彭孟緝早就沒命了，數十群眾則一哄而散。

    鎮壓市府行動後，軍隊向涂光明設在高雄中學的總部方向對空開炮（二公分小口徑），不久救出被困該地的內地人；而在各地區持有日本人留下的步槍、武士刀的民眾，也在軍隊攻擊下潰逃，接著，高雄火車站地下道的數百名外省籍男女老幼，也被救出。國軍部隊為整頓高雄秩序，乃以長春旅社權充聯絡站，連絡站由王明仁少校擔任聯絡官，二、三部吉普車上下山負責聯絡工作，至九日掃蕩行動始告一段落。

    四十年來，民間傳聞高雄火車站有成堆的屍體，是不實的傳聞。當時軍隊曾拘捕數千人，但由議長彭清靠及當時的鹽埋區長林迦等兩人分辨「好人壞人」後，大部分都獲釋放，其中還包括涂光明的宣傳隊長蔣金聰，對於嫌犯，軍方設立軍事法庭，由余敦伯上校擔任主判官，協助高雄地方法院院長孫德耕審判。我記得有一名鄭太三者即被送到高雄火車站前槍斃，以昭烱戒：另一人從高雄送到臺南火車站前槍斃示眾。軍隊方面，我的伙夫班長也因搶劫民眾金戒指並犯強暴罪而被槍斃示眾，可見軍紀要求相當嚴格。

    高雄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民眾有二、三十人，每次看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經過的不實報導，我都很氣憤。二二八事件是歷史悲劇，撫平傷口都來不及，實不應再加深怨恨，輔仁大學教授尹章義在聯合報刊登「看史料，從大處著眼」文章，即所言甚是，而他出面陳述事件經過，只是期盼世人了解當時軍方的立場，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匪徒及流氓的煽動以及語言不通是兩項主因。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章次江先生口述回憶》，標題爲HGC所擬，是以中華民國八十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中章次江先生訪問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首發【析世鑒】。

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賴澤涵、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時間／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八日

地點／台北市金華街彭寓

    彭孟緝先生，字明熙，光緒三十四年生於湖北武昌，廣州中山大文學系畢業，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砲科；後入日本野戰炮兵學校。民國二十五年起，由炮兵團長、旅長升至中將炮兵指揮官。抗戰勝利，隨何應欽赴南京接受日軍受降。民國三十五年任台灣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翌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先生首當其衝，本文即針對當年事件之若干疑點，所做之説明。

受訪目的

    這次我之所以接受訪問，主要是因爲施啟揚先生送來兩本「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的草稿，施先生說：「你有意見的話，可以提出來，我們有委員會可以修改。」他提到了委員會的成員許博士、賴澤涵先生、葉明勳先生。我與葉明勳先生交情很好，我當警備司令的時候，他有時會來看我。李總統也曾派過參軍長來看我，他明白表示，對於二二八事變，我完全是奉令行事，「你没有什麽問題，你有事情可以隨時報告」（於是）我便寫了一份報告给他，他也批示後送往行政院。總統於去年（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麗晶飯店宴請四星上將，有許多上將都出席，郝柏村先生與蔣彦士先生也在座，總統當著這些人的面說：「彭顧問，關於你的報告我看過，我已批示下去，這件事情我負責，請你放心。」當時我對郝柏村先生說：「我對你（指行政院）的報告後面（指結論），有些舆事實不符，我希望你要注意。」又說：「我們兩個都是軍人，所謂『士可殺不可辱』，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軍人進軍校宣誓的頭一條便是“不撒謊”，所以我今天說的話都是很誠實的。我今年八十六歲，年紀大了，或許今天說的話會有錯铡⒉粚Φ牡胤揭埠茈y講。

    其實我與黃仲圖（前高雄市長）的個人交情很好，民國三十八年台大與師範學院鬧學潮，台大學生打警察，把督察長也抓走，當時陳辭公是主席，我是副總司令，（台大校長）傅斯年得來找我但又怕見我，他說：「我不願意去找他。」那時黄仲圖是台大總務長，他說：「彭孟緝這個人是很好的，可以去找他。」所以他（傅校長）來找過我。以後傅斯年與我成爲好朋友，每星期五到我住所講授幾個鐘頭的歷史。我個人對歷史很有興趣，因爲我原是中山大學的，在中大同學會會員名册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後來我在台大也唸過三年的書，因和我一起讀的胡琏將軍死了，感覺孤單，便没去了。

二、高雄二二八

    現在我正式來談二二八，我要說明的第一點是，要塞司令部的職務直屬國防部，並不管地方事務，就算民間鬧得翻天也不管的，只要你不來進犯，陳儀下不下命令，我都不管的。但我們那時候，因爲陳儀是警備總司令，台灣的要塞司令臨時歸屬陳儀，所以陳儀對我有作戰方面的指揮權，不論人事、機密等事務我都須向國防部請示。所以高雄要塞與地方毫無關係，後來我爲什麼要干涉地方事務？（因爲）我在四號（三月四日）奉到命令爲「台灣南部防衛司令部（總司令）」，既被命爲防衛司令，有責任維護南部的治安，地方出了事情我就一定要負責。所以由此點來看，自二二八發生事情，從四號、五號、六號，到六號高雄才出事，（之前）我都不管的，我只約束士兵不出來。（當時）我的士兵都拿鹽水泡飯吃，没有菜吃，他們不敢出來，一出來就會被打。高雄在三號發生事情，有許多部隊士兵下來，警察局被繳械了，公賣局被佔領、局長宓汝卓被打傷了——他從水溝被救起抬到司令部，我們都認爲他没希望了，棺材也都買了，但是後來我的醫官把他救活了；台灣銀行的曾經理也被打傷，台灣銀行也等於被佔領了。而幾百個囚犯被他們放了，聽說監獄長也因此被打死了，後來他們派了新的監獄長接管。我們從要塞看到好多人從監獄跑出來，一查之下，才知道跑出來的都是犯人。

    他們在第一中學設立總司令部，不曉得你們是否看到相關資料（资料上顯示『高雄要塞已被包圍』、『高雄市學生軍已佔領高雄火車站』）。同時我接到火車站段長華澤钧的告知，他說：「地下道有幾百個外省人被監禁在那兒，你們趕快派兵來救援。」（當時）高雄港務局局長林則彬也躲在要塞，有一個職員打電話給林則彬，他說：「我們有幾十個外省職員被關在第一中學。」

    在這樣的狀况之下，我是南部防衛司令，地方亂得一蹋糊塗，我應該要負什麼責任？

    四號晚上，他們徹夜圍攻要塞，我也僅命令士兵朝天開槍。他們要放火燒山，準備用澆上汽油的稻草繩子燒山，你們想山上都是樹林，一延燒起來，我要塞就完了。

    到了六號，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拿了武器、手榴彈佔領市政

   府，威迫黄市長上山。黃市長打電話給我，他說：「我要上山來談和平條件。」我一聽覺得很好啊！如能和平解決，我求之不得。在這裹我附帶說明，南部防衛司令部的命令中有一條：「所有的槍彈庫如果被攻陷的話，管倉庫的人要與倉庫共存亡。」另外，軍隊有個習慣是“後令取消前令”，譬如說，從前陳長官叫我們部隊不要出來，我們只聽到廣播没接到命令，我們也遵辦了，但是後來來了新命令，便須執行後頭的命令。

    所以他們上山後——當時我們也太疏忽並未檢查，因爲他們是以和平名義上山來的——大家圍坐討論時，我僅帶了一個副官在旁邊。你們的稿子（二二八研究報告）言市長提出條件，不是的，是涂光明提出條件，他所提的條件就是要軍隊缴械，你們想一個軍人，當時我已是中將司令，他們要我缴械，等於是要我死嘛！國防部不槍斃我才怪！我當然一口回绝，這種要求等於是造反。我不理會他們，這時涂光明就掏槍（這把手槍我也給賴先生看過，我還保留著），被我副官一把抱住，就把他弄出去了。一旁的市長講：「他們三個都有武器！」於是我們檢查其他兩個人，發現曾豐明、范滄榕兩人各掛了兩個手榴彈。所以市長跟我講：「這三個人你要扣留。」後來，你們曉得，我剛才說“要塞司令部是不管地方事情”，所以没有司法官的编制，但正好地方法院院長孫德耕躲在要塞，於是由他審判，呈報批准後才槍斃。三人被捕後，我要市長與議長趕快回去安撫市民，市長說：「不行！」「市政府上面有四挺機槍，是他們安置的，你一定要派兵鎮壓。」「還有車站有外省人，第一中學有外省人被包圍在裏頭。」他說：「你不派軍隊下山不行！」所以軍隊下山不是我主動的，而是市長要求的。市長這麼要求，身爲防衛司令能不接受嗎？所以後來白崇禧說我有功，我請問許博士、賴先生，假使我不下山平亂，槍桿被他們拿去，由他們編成軍隊，我們的援軍十號到台灣，十二號到高雄，試想一個軍的部隊負責來高雄剿滅他們，高雄要死傷多少人，甚至台灣有没有今天還不曉得。白崇禧部長自己也跟我說：「你的功勞就在這裏。」

    所以說，抓這些犯人是市長要求，下山鎮壓也是黄市長要求。我們下去之後，一到了市政府，被他的機關槍掃射，官兵一共死傷三十四人，其中有兩個是副連長。在這種情况下，軍隊不可能不還擊，還擊後也造成對方死傷一百多人，當年高雄市政府二二八事件報告可以證明。至於第一中學與車站，就我所知，没有死什麼人，就算有，也死的很少。因爲車站關的都是外省人，當我們部隊前去把他們救出來就了事，當時有一位郵政局長在裹頭。另外，因軍隊發現他們把外省人綁在第一中學的倉庫，這些人摇旗子、手巾、叫嚷，所以我們一個晚上没有攻擊，當時負責高雄中學的是二十一師獨立團何軍章團，他打電話問我怎麽辦？我說：「你最好叫他們將槍丢下來，另外在後邊留路給他們走，所謂『綱開一面』，第二天早上你再進入第一中學。」第二天軍隊才進去第一中學，收拾到他們所遺留的文件資料（現場展示）。

三、我的幾點要求

    我希望修改的幾點：

   『軍隊執行掃射使傷亡很大……』，與事實不合。

   『要塞司令部』應改爲『南部防衛司令部』。

    另，『派兵鎮壓』是應市長要求，而市長要求，我難道不能接受嗎？而且黄仲圖的報告寫得清清楚楚；

   『……………遭槍殺』乃是執行我的任務。

    許：但以受難者的角度來看，跟彭先生所言並無法吻合。

    彭：他們要這麽想，只能說是很遺憾的事情。還有一點是，現在他們常常講：「彭孟緝是元凶。」怎麼會把我講成元凶呢？我又不管政治、經濟，我只管我的要塞，我怎麼會是元凶呢？

    此外，『高雄火車站地下道的掃射，佈滿死屍……』根本不是事實；『在市政府的群衆根本没有抵抗……』，果真如此，我們怎會有三十幾個士兵傷亡呢？還有提到士兵進攻市政府『先丢手榴彈，然後見人就開槍……』、『…地下室被炸成碎片……，隔天見愛河水上有氣泡，一發現是人，予以掃射』錯的，當天我要塞的部隊都回來了，市府根本没有士兵了，而且當天我“解危”了市政府，也請市長回去主持市政。

    另關於林界的事情，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中郭萬枝訪錄中提到林界槍決的原因是因爲苓仔寮士兵的事而遭槍決，與我無關，而且十二日二十一師已到了高雄，當時我都不管了。

    許：這是南部防衛司令部發给警備總部的公文，我們乃是按警備總部所提供的資料而撰寫。

    彭：當時警總有個調查组在要塞，所以逮捕人犯的事情，我們要塞司令部都不管的。當時林頂立（軍統）有調查组，黨部有調查組，警備總部也有調查组。但其成員是張三或李四，他們都不會告訴我。

    今天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我從未公開的事（不要記錄），二二八時警備總部抓到郭國基，被捕後，台北來了很多命令、通知，要我將之押送台北，但我没有，還將他釋放，是我好好的照顧他，不然他早就被槍斃了。後來我任駐日大使，郭國基得了癌症快死前，他親自來束京見我，感謝救命恩人，我們一同吃晚飯，談了好幾個鐘頭。我不會說台灣話，但是我留學日本五年，所以我可以和高雄人講日語。我在高雄有兩個最好的朋友，一個是陳啟川，一個是郭國基。我覺得郭國基這個人是個狂野的愛國者，他绝對不是個壞人，但他批評陳儀批評很厲害，他曾當著我的面批評陳儀，批評的一蹋糊塗，所以當時我要是將他送到台北，他必死無疑。後來，蔣總統給陳啟川很多職位，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我報告總統，我說陳啟川忠於國家。二二八時我抓到的那些人，我都問陳啟川是好人還是壞人？如果他說某某某是好人，我便趕紧釋放。

我希望許博士能把這幾點改改，當然我也覺得妳某些講的也很公平，妳說，站在政府立場上，我是有功的。但是我要强調的是“派兵下山一事是應市長要求的”，況且不是『濫殺無辜』，雙方對抗，難免有傷亡。還有最後的结論，好似說彭孟緝『殺了這麽多人還一直升官……，使仇恨無法化解。』就這兩點，我希望許博士能修改，把我的冤屈洗清。

四、答問與補充

    許：我有很多問題要請教彭將軍，因爲我訪問了很多人，每個人的說法不盡相同，所以有些事情想請你澄清一下。請問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創立及其在二二八期間的角色？因爲您的回憶錄曾提到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王清佐批評軍隊的事，而王清佐也因二二八事件而被判罪。

    彭：我並不認識王清佐，我只記得那天參加俱樂部時，聽到他攻擊軍隊的話，我問旁人他是誰，回答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總幹事。我一聽 非常訝異，因爲「三民主義青年團」屬於政府，爲什麼會有攻擊政 府的言論呢？至於他被判了罪一事，我並不清楚。

    許：因爲他是在三月六日被抓到要塞，還惨遭酷刑。

    彭：绝對没有！

    許：郭萬枝也曾提到王清佐在要塞的事情，而後王被判刑，但已在要塞拘禁一百多天，才被釋放。

    彭：我很懷疑他會被關在要塞一百天，要塞司令部並没有可以關人的地方。他被關、判，都與我没有關係，到後來軍隊來了之後，我就做我的要塞司令，此後我根本什麼事都不管，他被關了一百多天與我 有什麼關係？

    許：我並不是指這件事與你有什麽關係，而是三月六、七日有不少人被带走，根據警總提供的資料，有三百八十六位有名有姓的人被拘捕，也都有紀錄。

    彭：如有紀錄，一定是警總調查组的，我並不知道。

    許：警總調查组什麽時候才到要塞司令？

    彭：本來在軍中就有，但我始終没見過他們。

    許：問題是，到底是誰下令逮捕這些人?

    彭：那一定是調查组提供名單去抓人，也是由他們去逮捕。因爲我要塞是不管這些事 的，以我來說，在高雄我只認識幾個人，如陳啟川、郭國基、港務局長、税務司長。其他人我根本不來往，我的部隊根本不管這些事。

    許：您在這件事情發生後，如何與陳儀或柯遠芬聯絡？

    彭：當時電話根本就不通。而電報有的時候暢通，有的時候不通，像我在四號接到「南部防衛司令」的命令就是電報，並不是文字命令。而且我所有的行動都向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報告，陳辭公也都有回電給我，我的備忘鋒也有紀錄，後來過了四年，因爲中間有些錯誤，總統要我寫，我才寫二二八事變回憶錄，寫好呈缴，我就不管了，後來秦孝儀向我要，我才把它找出來送給他。我的回憶錄不會有假。

    許：另外，根據我看到高雄的報告，事件發生後高雄縣縣長黄達平一開始即與您取得聯繫，請教您當時如何與地方首長聯繫？

    彭；當時我僅和鳳山的黄達平縣長、警察局陳友欽局長聯繫。陳局長對二二八的處理很有功，所以後來我跟總統報告，他才能到警務處當副處長，不過他這個人和自己人處不好，所以後來他出國了。當時因爲地痞流氓想搶鳳山倉庫，而鳳山倉庫起碼可裝備四個師，那些裝備要被搶去就惨了。至於屏東、嘉義我根本没有聯繫，也聯絡不上，我跟他們也都不認識。

    許：您在回憶錄中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您決定派兵下山平亂？

    彭：我是有這麽說，但只是個計劃，你曉得我是防衛司令，我對地方有責任，我不能没有計劃，假使軍人遇到這件事連計劃都没有那還算什麼軍人。

    許：我要請教您的是，您的計劃比較重要，還是黃市長跟您提建議後，你才做最後決定，還是說，即使黃市長不建議您，您也決定下山？

    彭：不。如果黃市長不要求我，我可能會延遲幾天，看看情況，我心真想，訂好了計劃，等部隊（指增防的二十一師）來，我不管都好，讓他們來管，我就可恢復我的要塞司令。

    許：您是什麽時候知道政府要派軍隊來？

    彭：好像是警備總部透露給我的消息，至於怎麽透露的我已記不清楚。

    許：您的意思是，還没有下令要平亂時，就知道大陸有軍隊要來？

    彭：對，而且連番號二十一師都知道了。

    許：另外，我看到您的回憶錄說，您決定要在三月七日才行動？

    彭：這是我的參謀作業，我的參謀長所計劃的，尚未經我批准。是不是七日，或者等軍隊來了我再動，那就看我的決定，看我的指揮。這 種事情，我要是做錯了，國防部也要槍斃我。

    許：您的回憶錄提到民間曾在五號下午向您要求談判？

    彭：是有這回事，但我不願意接見，我也不願意管道件事。後來六號是黃市長打電話给我，他說：「如果你今天不接見我，我就不得了了，他們都在我旁邊，我非要來見見你！」我說：「局勢既然這麼嚴重，那你就來吧！」

    許：但我聽他們告訴我的是，軍方派車接他們上去的？

    彭：没有！我記錄上寫著他們搭了兩個小包車，上面插了白旗，我並未派車去接。

    許：或許並不是您派的，但根據李佛續先生告訴我，是有軍車來接他 們，他連怎麽坐都有詳細敘述。

    彭：他們是直接來的。是黃市長打電話說馬上要來，我說好啊！我怎麼來得及派車子？我要塞司令就只有一輛小包車，像卡車一樣，可憐的不得了。

    許：另外，您的回憶錄一直提到副議長林建論，事實上他並未上山？

    彭：這個是錯誤，我想林建論並未上山，可能是寫稿子寫錯的。依我判断並未見到他，是有李佛續先生，我也没看到林界。

    許：黨史會提供的兩份回憶錄，一是「二二八事件之平亂」，一份就是您的回憶錄，前者有些說法與您的不太一樣，您是否知道是誰寫的？

    彭：我並未看過。

    許：請教您以前認不認識涂光明、曾豐明、范滄榕等人？

    彭：從來没見遇。不曉得你是否聽說，據他們告訴我，涂光明是那家的小姐好的話，他就指定要那家的小姐。他是這樣的一個人，高雄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涂光明這個人是個流氓。也有人說他好像做過汪精衛的部屬。

    賴：涂也是市府接收委員。

    彭：没錯，我覺得我們政府……，可惜我不是陳儀，當時火燒島放回的人及南洋回來的，將近兩萬多人，而政府不安頓他們，不可以的。有一次，我到台北，那時有個民報，我看到報上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我見了陳儀，我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他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可是十天以後，他派專車到長官公署來接我中午到他家裏吃飯。白（崇禧）部長這個人，你們都曉得他是個小諸葛，以前我與白崇禧部長並無關係，他曉得二二八的情形，他對我說：「你要是今天没有這個舉止，那高雄以後死傷更惨重，台灣就將亂掉了，還會不會有這樣的富庶，都成問題。」所以總統頒給我“青天白日勳章”。

   許：另外，我看了彭明敏先生回憶錄，提到他父親彭清靠議長被留在要塞一個晚上，真實情形是不是這樣？

    彭：這個說良心話，我都記不清楚，在我印象中，高雄一平定，市府一收回，我便叫他們下山了。前天，李宣鋒先生拿了一份彭明敏先生寫的資料給我，其中提到他父親到山上，我把他綑起來，那有這種事？他是一個議長，我綑他做什麽？你看李佛續也說我招待他們吃中飯，我爲什麼要留他們，是怕他們有危險。不過，彭明敏先生最後的結論是『彭孟緝是個好人』。我不會綑他（指彭清靠）的，我是個讀書人，我家裹也是書香人家。

    許：您把他們留置後，您離開會場，後來再把他們放下山，這中間您還有没有見到他們，有没有和他們談話？

    彭：後來我只跟黃市長談，我說：「你下去後，好好安撫，你告訴他們，我绝對不會有什麽報復，真正抓錯的人，我立即會釋放，若你有什麽問題打電話來，我能作主的，我一定作主。」我和他談了許久。

    許：再其次，您當時派軍隊下山的時候，是否有勤前教育，是否告訴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彭：有。我集合士兵後一約有一個大隊，三百多人下山一我對全體說話，這也是爲什麽早上的事情，下午兩點才出去，這在我的紀錄上都没寫。我說：「你們朝天開槍，只要嚇唬他們，缴了械，最好不要打傷人。」後來我查知有個士兵到首飾店拿了幾個金戒指，第二天我就槍斃在金店門口，當時我對士兵說：「你們有做壞事的、搶劫的，嚴格辦理。」所以報告中提到我的部隊有强姦的事，那有這回事，你看有士兵拿金店戒指，我們曉得了，馬上槍斃。我的參謀長來求情，我也不答應。

    許：當時您在山上，由陳國儒帶隊下山？

    彭：是的，陳國儒是大隊長。

    許：據您所知，陳國儒是那一省人？

    彭：可能是湖南人。要塞司令部的士兵都是從國防部方面抽調來的，都不是我的老部下。

    許：您當時怎會被選任來接收高雄要塞？

    彭：當時陸軍總部總司令是何應欽，陸軍總部是準備反攻（抗戰）的，當時我任砲兵總指揮，在昆明訓練砲兵，共有幾十個砲兵營先後訓練完畢被派出去。當時我已是中將，我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砲兵中最大的官。後來和平了，砲兵做什麽呢？砲兵指揮官被裁撤，本來要設砲兵監由我掌理，但美國人不同意成立砲兵監。因爲没有職務讓我做，參謀總長陳誠便派我來台灣調查要塞，而後委任我做要塞司令。最初我不願意來，所以六月發表的命令，我只叫參謀長來台，我隔了三、四月才來，當時我與嚴家淦先生坐同一飛機，因有颱風，飛機又回去了。當然一方面被派任也是因爲我是日本留學生，而台灣懂日本話，史宏熹（基隆要塞司令）也是日本留學生。我在高雄與人交談都用日本話，我住的房子是彭清靠的别墅，我與議長好的不得了。後來我做了日本大使四年。

    許：二二八當時政府命令史文桂把駐在澎湖的軍隊調來高雄，史文桂一直都没遵辦，這是什麼原因？爲什麽後來没有做什麼處置？

    彭：這是因爲……，警備總部對我有嘉獎的電報，或許你們看到了。電報中提到已命令澎湖要塞司令部的步兵大隊調來高雄，（政府）怕我兵力不够，當時我要塞只有三千多人，怕我抵擋不了，但因史文桂也怕澎湖發生事情，不敢調軍隊來。我等了一天，在第二天早上高雄已經平靜了，所以他不來也没有關係，我也就没有追究。

    許：另外，有關市政府掃射的事情，據我了解確實有三挺機關槍（彭：四挺！），一挺放在進入市政府的橋頭，市府屋頂也有一挺，市議會裹還有一挺正拆下來擦拭。現在的問題是，也許您跟士兵說，叫他們要往天空開槍，但是士兵一下去並没有遵照您的命令。

    彭：不，因爲去到了市政府，我們有士兵死傷三十四人，所以還擊。

  許：可是根據您的報告並未提到有那麼多死傷的士兵？

    彭：是的，我的報告中有寫。因爲士兵到了市政府，死傷了幾十個人，士兵才還槍。

    許：我們也訪問過當時進去的士兵，我們之所以那麼寫，便是有人接受訪問，說他們開槍，因爲士兵不了解當時的情況。據我調查，那天市長、議長、民意代表都到市府開會，以後市長帶人上山談判，副議長及各區代表留在市政府等候談判結果。所以也許是情報錯誤，以爲裹面的人都要反抗，因爲後來發現死傷者不是參議員就是區長。

    彭：這個事情我可能不清楚，因爲我剛才也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時大隊長陳國儒，或許我命令他向天打，但他的部隊受傷，他會不還槍嗎？或許那時士兵不了解市府裹是什麼人，不過市長講：「他的高雄市市政府被暴徒佔領了。」

    許：可能市長謊報，因爲好幾個在裹頭開會的人，我都訪問過他們，當時他們正準備吃中飯，所以有一些區長因爲糧食不够，所以先走了，當時規定如果一區有三個以上的區代表，可以走掉兩個，一個留下等侯消息。

    彭：這些事情，或許他們講的話是對的，也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在山上並不清楚。（而且）部隊下去遇到了反抗，那會不開槍，且部隊開槍就一定會有死人。雖然士兵不知裹頭是什麼人，但市長對我講：「被暴徒佔領！」

    許：你的“勤前教育”是否對士兵說：「裹面的人不是暴徒。」

    彭：我没有講，我就是說：「市政府被暴徒佔領，你們去收復市政府，但是你們向天開槍，以不打死人爲原則，能够收復市府是第一。」

    後來士兵受了傷之後，就不能不還擊。

    許：現在關鍵是市府的人有没有開槍，據他們說子彈尺寸不合，根本發射不了。

    彭：那只有橋頭的那一支不能運轉，其餘三支都能打。

    許：但是因爲他們當時正準備吃飯，根本没有防備，曾有人寫匿名信“淚流滿面話二二八”，告訴我當時他們正好把機關槍拆下來重新擦洗，還有一些人在開會，根本没有時間反擊。

    彭：這個……，但是我的士兵死傷是真的，假如没有開槍，我的士兵怎會死掉呢？

    許：或許不是在市政府，而是在車站……。

    彭：不，我的士兵三十幾人都是在市政府前死傷的，因爲車站、第一中學是由二十一師獨立團團長負責。

    許：那麼死、傷的確切數目呢？

    彭：我的紀錄一共是三十四人，有兩個副連長，至於究竟有多少死、多少傷，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總是死的我們就埋了，傷的就送醫。

    賴：獨立團的情形呢？

    彭：行前我與獨立團團長通電話，我也叫他朝天開槍，「只要把人救出來就行了」、「聽說第一中學有許多學生，你不要傷害他們。」我前面提到三十八年台大、師範學院鬧學潮，後來陳辭公由南京回來，叫我來辦，當天晚上在辭公家開會，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先生、台大校長傅斯年先生都來了。謝東閔先生向陳辭公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所以後來派劉真先生去接任。同時傅斯年對我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我對他說：「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後來我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任務前我對士兵講話：「你們没有别的任務，只要將學生抓到營房來就行了」，以後我每天早上把學生叫到操場上，我跟他們一同做早操、一同吃飯，我說：「職業學生、共產黨一定要出來。」其中師範學院就解散由家屬領回，台大是國立大學，我們不能管，所以我叫傅斯年負責台大的學生，後來他也叫家屬來領回去。我清查以後，約不到四十人是大陸派來的職業學生，你們看，四十個人便可搞這麼大的事情。我想這些年輕人雖然其罪不可免，但我同情他們，我問他們：「願意留在這兒的人我辦個學校訓練一下你們，要回去的就送你們回去，請你們考慮三天。」结果只有一個人願意回去，後來我也送到馬祖，派個船送他回去。其餘的三十幾個便在板橋辦了一個「新生訓導處」，請了大學教授來授課，他們也都很感激我，所以後來有幾個留美的回來，帶了妻子、小孩特地到了日本來看我。我這個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我雖然是軍人，但我對敵人很大方，對親人非常愛護，這個事情大家都曉得，你可以問劉真先生。所以聽說第一中學有很多學生，我一再關照團長不要把他們打傷。

    許：學生已在當天下午從三塊厝撤退了。

    彭：是的，他們把槍丢棄撤退了，我們也撿到很多文件。

    許：您想他們短短兩、三天就可以做出那些文件，您想他們造麽快速有什麽原因，還是只是寫著好玩？

    彭：怎麼會是寫著好玩。這個情報（指著傳單）是台北縣送來的通知，

    上面印著『已佔領高雄車站』『嘉義包圍中』。

    許：另外，事件後，三月六、七日以後，有一些人還是被槍斃了！

    彭：没有。若有，打死我，我也不曉得。

    許：那再請教您，如果執行槍斃並不是要塞司令部，那麼是由哪一個單位處理？

    彭：如果要執行槍決，一定是當時的警備總部下命令，或者是二十一師執行的，因爲二十一師來了後，我將所有砲兵集合在要塞，等事情結束後，兵都回去了，以後這些事情我就不管了。我雖然揹了個「防衛司令部」的名義，但是我没管事情，我也没法子管。還有槍斃人一定要審問，我不能隨便把人槍決。

    許：爲什麽我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您剛說監獄的犯人都跑了，事後看守所所長、監獄長兄弟兩人在火車站被槍斃……。

    彭：没有。

    許：確實有，也許命令不是您下的，但您剛說是由警總下令的？

    彭：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有槍斃涂光明、曾豐明、范滄榕三個人。

    因爲市長要我留他們的，市長告訴我，他們身上有武器。

    許：警總報告寫“三人處決一事，糾正後核准”，爲什麼要「糾正」？

    彭：没有（糾正），我的回憶錄寫的才是正確的，事件才隔四年，不會有錯。上提「……行動果敢，涂等三人就地正法、示衆……」。

    許：有示衆嗎？

    彭：没有示衆。

    許：槍決後屍體如何處理？

    彭：那我就不曉得。做爲一個長官，這些事情我並不管，老實說，連他們在何處槍斃，我都不曉得！司令官如果連這些瑣事都要管，那……

    許：整個行動您都在要塞上指揮嗎？

    彭：是的。

    許：當時一般民衆起來跟軍隊抵抗時，民衆手中大概都是拿什麽武器？

    彭：他們有機關槍、警槍，有警察參加在內；也有手榴彈，不曉得手榴彈是從那裹來 的，還有日本武士刀，諸如此類的，並没有砲。

    許：好像也有部分二十一師是從高雄上岸？二十一師到達後，到那裹支援？

    彭：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管的。

    許：您不是也派兵到台南工學院去嗎?

    彭：那是當地要塞的兵。許博士，當時只有出兵這一事是我命令，其餘的事我都没管，因爲這都是警備總部的權責，我不能干涉他們。

    許：您認識柯遠芬的副參謀長范誦堯嗎？

    彭：我認識。范誦堯是我的同期同學，我見到柯遠芬話都不說的，我有什麼事都打電話透過范誦堯跟他說。柯遠芬這個人驕傲的不得了，陳長官也是，那種長官我是很怕的，但我直屬南京參謀本部，所以我可以不跟他們來往，陳儀只有打仗的時候可以指揮我，不打仗時他並不能指揮我，我只要搞好我的要塞，只要我的兵守規矩不出事情就可以了。

    當時高雄要塞是最好的要塞，有雷達、砲，都很新式。現在想想，當時我不曉得還會有這些糾紛，我把當時的檔案及審判涂光明的紀錄、孫德耕的簽名等資料都装在一個箱子，但軍隊有個規矩，檔案只保存五年，後來要塞司令部撤消了，那資料被他們燒掉了。如果那個還在，我把那個交給你，那麽一切都很清楚。箱子裹還有那時他們的旗子、情報，連手榴彈我都留著，我走時就只帶走涂光明的槍。

    許：他們的手榴彈怎麽放？

    彭：是掛在西裝裏頭，他要是一扯，我們都完了。他們就是拿手榴彈逼市長上山的。

    許：范滄榕是牙醫師、曾豐明是修理無線電的，你曉得嗎？

    彭：我不曉得，我爲什麽把他們三個人留下來，也是市長說：「他們三個人身上都有武器要留下。」

    許：你的回憶錄爲什麽都没寫到市長要你下山？

    彭：這個，哎呀！是（蔣）總統要我寫，時間太倉促難免掛漏，没有注意那些事情，但是你看“市長報告”上清清楚楚，是他叫我下山的，人犯也是他叫我留的，這個是原始資料，這個若不可靠，還有什麽可靠？

    許：另外，當時组織「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

    彭：這不歸我管，我都不曉得這個名字。

    許：但您有去開會，那一次開會是何孝元代替白崇禧來開會，在那次會上，您表示說，高雄要設一個特别法庭，由當地軍法官來做審判。

    彭：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許：咦？此會議是於三月三十一日在台北賓館召開的！

    彭：哦，台北賓館我去參加了，但是我一句話没有講。

    許：可是裹面有您講的話？

    彭：我没講話，一句話都没講，我就是因白崇禧召集我們開會，我去了，到了那裹，白崇禧也没問我什麽事情。（許：白崇禧没來，由何孝元代替）

    許：好，我主要請教您的是，爲什麼高雄要塞司令部要聘請當地法院、推事、檢查官，依據軍法官组織來審判？

    彭：這個我就不懂了，剛才我不是說過高雄要塞司令並無權管老百姓的事，怎能组織呢?

    許：您當時是南部防衛司令。

    彭：我雖是防衛司令部，當二十一師軍隊來了後，我就没有管了，名義上還是我，實際是由副司令管事，副司令是二十一師的人。而副司令也不在我要塞，他在外面，直接受警備總部的指揮。

    許：因爲警總所給的資料中，其中高雄要塞司令提出去判決的有三百四十六個人，三百四十六人在軍法處原判處死刑，經過警總審核仍判死刑的則有六個，其中包括涂等三人；另外被要塞司令部判處死刑的有十一個，後來獲得改判；而判徒刑或無期徒刑的，後來也都改判。我一直不太了解爲什麽全省只有高雄组織這種特别的機構？

    彭：如果要查問這些，北部的話有三個單位，林頂立、黨部、警備總部。我並不管這些事。

    許：但政府所给的資料載明是「高雄要塞司令」或「二十一師」？

    彭：二十一師才有軍法官，我那裏没有。

    許：但確實有審判。

    彭：就算確實審判了，我也不知道，所以林界被槍斃，我根本不知道。

    我就是涂光明這案子，而我也先打電報核准後才執行。

    許：當時高雄國民黨势力大不大？

    彭：不曉得，因爲我不管。

    許：當時黨部主委陳桐，陳先生跟你認識吧？

    彭：我不認識他。

    許：您不認識他？但六日出兵後，您向長官打了電報，長官指示要您的軍隊在兩天之內要撤回去，陳儀並表示將派謝東閔來跟您談？

彭：謝東閔根本没有來。

    許：可是陳桐告訴我，他陪著謝東閔去看你！

    彭：没有啊！我没有見到謝東閔！

    許：可是您回憶錄上寫，謝東閔來看您？

    彭：我是這麽寫，但是他没有到啊！

    許：我親身去訪問陳桐，他說的。

    彭：謝東閔先生現還健在，你可以問他二二八時他看過我没有？還有楊亮功寫的報告書，他也没來看過我。

    許：何漢文呢?

    彭：也没來看我。

    許：但何漢文報告中提到您跟他說，高雄死傷了多少人?

    彭：没有，都没有看過。您看我報告上根本没提到何漢文的名字。還好你來找我，要不我可冤枉死了。還有些祕密你們不曉得，特工是很厲害的，他在各地方與地方流氓來往，才可以蒐集情報，才知道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而我要塞司令部不管這些事的，所以他們做這些事我都不知道，還有我也不應該知道，我也從來不問他們，我啊！是最不喜歡特工的。

    許：您說要塞的士兵有傷亡，軍方如何撫卹他們？

    彭：我記得警備總部給我新台幣十萬元，死了的就埋了，以前的士兵也找不到家，多是臨時調來的，要查家屬也查不到。而傷的就把他們醫好就行了。

    許：當時您與海軍司令部黃緒虞將軍取得什麽樣的默契？

    彭：就是聯絡，當時我要塞裹的米是他供給的，我後來由高雄司令部修條路到左營，那就是林則彬代我修的，要塞没有菜，也由他送罐頭來。左營還有件事是我處理的，他說他那裹有一、兩百個人有問題，問我怎麽辦？我說：「不要緊，你把這些送到峨嵋號上面，停到海上，就好了。」所以後來一點事情也没有。

    許：要塞司令部有没有台籍士兵？

    彭：有，因爲要塞有雷達，而我們都不會用，於是便用台籍士兵。我的司機也是台灣人。

    許：您升任警備司令以後，將有些人送到「勞動營」，您也曾去講過話，可否說明一下勞動營的情形？

    彭：我的個性總不願意一個人是父母懷胎十個月把他養大，有的犯了必死之罪被判死刑，我總是看了看又看才決定，不能隨便殺一個人。

    對於勞動營的事我不太清楚，因爲一個司令他只管大事，這些事由參謀處長去管就行了。

    許：勞動營的資料要如何找？

    彭：没有得找，軍方不會保留的。

    許：其次，您在回憶錄裏批評陳儀，您認爲他對二二八從開始處理到结束皆不妥當，您的看法是什麼呢？

    彭：我認爲，他的看法錯誤。但他這個人有個好處，很節儉，他那天請我吃飯，派了專車到長官公署接我，也只是四個菜一個湯。另外，他堅持台幣不與法幣混雜，使台幣到今天還值錢，爲此財政部對他很不滿意，但他堅持。不過這個人個性太强，没有人敢跟他講話。我前面也舉了個民報批評他的例子。說良心話，二二八柯遠芬要負責的，這種事情要是我遇到，我只要抓到打死人的人（警察）予以槍斃，問題不就解決了。所以，不曉得他們是怎麽搞的？我在回憶錄也提及，不過事隔四年或許有錯，譬如，參加的代表林建論就錯了，我還曾與參謀長爭執，我說没有他，但他們說有，我也没辦 法。其他大致上不會有錯。

    許：您認不認識憲兵團團長張慕陶？

    彭：我與他是同期同學，但是他做了什麽事，我根本不清楚。

    許：您與高雄憲兵團有没有什麽關係？

    彭：高雄憲兵隊被包圍了，他們躲到我要塞來了。

    許：再請教您，當時在高雄有多少憲兵？

    彭：大概有一連，有的要守倉庫等地，所以都分散了。

    許：要塞平常與駐在鳳山的二十一師團部有没有聯繫？

    彭：平常没有，也無從屬關係，要塞不能管他們，等到我做了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後，才和他們聯繫。

    許：後來的清鄉工作如何執行？

    彭：清鄉工作完全是由警備總部負責，因爲這些事情只有他們曉得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我並不曉得。

    許：陳桐對我說，他與陳啟川等人要求您组織一個「人犯調查委員會」只要是他跟陳啟川說好人您就放？

    彭：没有陳桐，只有陳啟川，有時他們開了名單，我就問陳啟川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好人打○，壞人打×，打○的我馬上釋放。

    許：另外有些人想請問您是否認識。楊金虎？

    彭：不認識。

    許：王清佐？

    彭：不認識。

    許：童葆昭？

    彭：童葆昭我很熟，他的車子被燒了，狼狽不堪的跑到要塞來。當時警察都跑掉了，有的還拿著槍參加暴動。說到這個，曾有一篇文章提到王玉雲所說的事，奇怪，當時他被捕了，怎會知道外頭用板車運了好幾車的屍首，這可靠嗎？

    許：確實有用小車收屍的事。王石定你認不認識？

    彭：不認識。

    許：彭勃、謝劍？

    彭：不認識。

    許：這兩人曾參加二二八善後會議，而您也參加了。

    彭：以後善後的事我都交代黃仲圖，我也不過問，我只管我要塞的事。

    許：在當時高雄由三月六日到五月十五日清鄉結束，可否約略估計中間傷亡的人數？

    彭：我確實不清楚。我這個人是歸我管的事我就管，不歸我管的事我都不管，這是我的個性。

    許：對於您常常被告，您的感受如何？

    彭：有人要告我，我也没辦法，碰到這種事只有自認倒楣。我從不發表談話，我想我講什麼都會有影響，在當時殺人放火，佔領機關不叫暴徒，叫什麼？但如果我講「暴徒」，他們就可以告我，有人就告我毁壞名譽，所以我被告過好多次呢！不過都判無罪或駁回。所以你今天要是不問我，謝東閔和陳桐來看過我的事，我還不知道呢，其實那有這回事。

    許：民國五十七年總統曾給您一個“青天白日勳章”，您和他談到二二八，您覺得總統的看法如何？

    彭：他認爲背後有共產黨操作。

    許：您個人也如此認爲嗎？

    彭：這個我不清楚，因爲我不管這些事。

    許：那您推測，爲什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可以集中這麼多您所謂的暴徒？

    彭：我看總有人组織，没有人组織的話，怎麼會又是佔領市政府、又是攻要塞。假如高雄没有那幾百個暴徒來，是不會發生事情的。我與 黄市長兩人非常好的，他是半山，先前的連謀市長我也熟。

    許：您是和他們如何熟識的？

    彭：我來高雄才和他們熟，有時有應酬就認識了。

    許：您剛剛談半山，不斷提到林頂立，您對他有什麽看法？

    彭：我剛才說過我最討厭特務，所以這種人平常打個招呼，客套幾句話就好，很少來往。

    許：就整個事情來看，有人認爲二二八事件包含軍統、中統、國民黨、政學系之間的派系衝突，您覺得呢？

    彭：有。我舉個例子，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屬黨部，他們應該儘量平息這件事才對，可是却组織青年來攻擊嘉義機場，說起來嘉義好惨呢！要是我，我不會那麼做，我頂多拘禁人犯，予以審訊，我不會直接把他們公開槍決。我覺得二二八事件是個悲劇！話說回來，我不是元凶，我是救了台灣啊！如果現在還要污蔑我是不公平的。

    李總統親自到過我家裏來，我跟他談了很多，他說：「你的事情我負責。」我說：「要不是我，今天台灣會變成怎樣很難說。」依你的判斷，槍要是讓他們拿了，组織了部隊，我們部隊是不是要來剿減他們？我們擁有大砲等武器，他們不過拿幾個步槍怎麼對抗？如此高雄不就平掉了，而今天台灣會是什麼局面，是無法想像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將結論與部隊的地方做修改。

    許：结論已有修改，但我也訪問了很多人，所以我只能在語氣上稍作修改。

    彭：是的，修詞用字和緩一點，還有可以把市長的報告附上去。我没有什麽省籍觀念，像陳守山是我一手培植出來的，他當總司令是我在蔣經國先生面前建議的。郭宗清，我在日本時調他做武官，回來後我保他升上將。我的兩個司機也都是台灣人。

    許：台灣省有一篇「二二八事件之乎亂」與您的回憶錄有所出入，請問您是否曉得是誰撰寫的？

    彭：不清楚。

    許：您對於現在有些受難家屬覺得政府應予撫卹，你的看法如何？

    彭；我覺得有必要，但如果是當時拿槍桿子來攻打政府的人，這種人死了還要撫卹嗎？而如民報社長林茂生完全是因爲和陳儀、柯遠芬的恩怨，因遭公報私仇而遇害就應該給予補償。不過立法委員還要追究元凶，許博士你說，我算不算是元凶？我够得上元凶二字嗎？所以請你一定要修改。我與行政院聯繫過，我希望改過後讓我看看，我只看高雄與結論部分，其他與我無關，我不看。

    爲了立碑的事李總統也曾叫高雄市長來看我，市長說：「您不曉得，對高雄市的人要有耐性。」當時我看那碑文文字後面寫得很好，對我没有污蔑，只提到『有三人没有下來，後來遇難。』那麼以後考古家就會考證，爲什麼會遇難，老實說，我也讀了幾年歷史。總之，有市長這份文件，是市長要求我下來，我因職責所在而下來。所以李總統說：「你只要說一句話『職責所在，奉令行事』不要管别的。』我拜託拜託你們兩位執筆者要對我這個老頭子留點情面。以前寫的，我也就算了，但行政院要印的東西不要這樣。

    許：我們也受到民間相當大的壓力，與您談過後，有不同的地方，我會判斷、斟酌修改。

    彭：我不希望『濫殺無辜』這四個字出現，我受不了。

    許：可是我覺得，您也要考慮一點，您的士兵並未完全按照您的方式去做，就是拿機關槍直接掃射，死在高雄市政府的有四、五十人是事實。

    彭：我没有叫他們『濫殺無辜』，這是冤枉的，還有當時假使没有人用武器反抗，士兵也不會開槍，還有他們那分得出哪個是善，哪個是惡呢？

    許：對，或許您没有錯，可是彭將軍您正好是要塞司令，你是最高的長官，所以有些事或許不是您去做的，但您還是不得不負這個責任，比如說，今天台灣發生事情，不是李總統做的，可是因爲他是台灣最高元首，所以有些事他還是得擔當起來不可。

    彭：我想下山是市長請我下山，這有證據可證明。

    許：爲什麽我後來没有採用，是因爲您的回憶錄中一直没有提到黃市長的角色，而且一直提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彭：那個東西，你曉得我過了四年才寫，有些東西哪記得起來…

    許：是的，如果未寫報告時即與您談過，將有助於釐清責任，可是以前您一直拒绝。

   【閒談，賴澤涵先生談二十一師到基隆上岸及報復一事，彭先生言：我一再告訴黄市長不准報復，我的回憶錄也有寫…。】

    許：最後再向您請教，您說高雄市火車站地下道關的都是外省人，這個情報可能有錯誤？

    彭：這個是站長轉請段長告訴我的。

    許：我也訪問過二十一師團長（連長），當時地下道都是旅客。

    彭：是華澤鈞段長告訴我的。 ‘

    許：至於第一中學是有把外省人拘留起來，還有一些躲在青年團、澎湖同鄉會。而據許多人告訴我，地下道確實只有旅客躲避。所以是不是您的情報有誤？

    彭：這個我不清楚，我是從站長口中得知，至於他爲什麼這麼報告，我不清楚？

許：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您剛剛說第一中學把外省人绑在窗口，這件事情有待商榷，因爲我問過一些當時在第一中學的學生及二十一師王連長，並没有這種事。

    彭：但這些證件是二十一師交上來的。

    許：王連長說，軍隊進去後，並没有看到外省人被綁在窗口。

    彭：這個我就不曉得了。總之，這個我也不管了，我現在的結論是，『濫殺無辜』等刺激性文字請你們要考慮，及一定要寫是市長請我下山的，這個有證據，雖然我没有講，但是這個證件可靠。

    許：您是看到這文件才回憶起來，市長確實告訴您，但過去您也接受過訪問，並未提及市長要求下山一事？

    彭：我就不記得講過這些事情。因爲我也不覺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我也不太記得，不過黃仲圖在報告裹頭也說了，我說『平安無事就好』。當時我每天與他通好幾次電話。

    許：您是看到黃仲圖的文件才整個回憶起來的嗎？

    彭：是的。

    賴：彭先生，您想陳儀在當時是真的很想跟那些反政府的份子解决問題，還是要等軍隊來後一網打盡？

    彭：這個我不曉得。

    許：但陳儀給您的電報上指示：「趁機要消滅潛匪！」

    彭：我對這種命令，我都不會理會，因爲我不曉得誰是潛匪，我們没有機構怎曉得誰是潛匪？只有一種機構在地方上生根，它才查得出來哪個是好惡！而我那時不曉得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所以我才找陳啟川，我把名單拿去請他辨認，他很公平，他指的壞人非常少，我說最壞的打三個×，普通壞的打兩個×，有一點壞的打一個×，好的就打三個○，普通好的打一個○。

    許：另外一個問題是，高雄市處理委員會也許與台北處委會之間並没有密切的聯繫？

    彭：我想一定没有聯繫，當時他們上山的時候，由副議長商量處理委員會的事情，根本尚未成立，只派了警察局長等聯繫，我想他們與台北没有聯繫。還有我除了與高雄黃達平聯繫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聯繫，因爲鳳山倉庫太重要了，失掉了，不但我要殺頭的，而且後患無窮。

    許：我寫這些東西時，一直認爲您與後來的清鄉、審判有關，但跟您談過後，您好像都没有插手？

    彭：没有關係。主要問題是要塞没有司法官。

    許：但是爲什麼後來要组織一個軍法官審判？

    彭：那是警備總部组織的，與我有什麽關係？

    許：您所用的軍法官只有孫德耕？

    彭：那不是軍法官，因爲没有人審案子，後來好像是林則彬跟我說地方法院院長躲在要塞，於是我找孫來審，審訊後趕快打電報請示，所以後來覆電叫我就地槍斃示衆。以後的事，我批個原則即交由下屬去辦了。

    賴：現在警備總部給我們的資料有些拼凑不起來，是不是應該還有相關資料？

    彭：我不是說過，有些資料只保存一段時間就燒掉了。

    許：資料都有，但有殘缺、頁數不符的情形。

    彭：不曉得。第一要緊的是行政院的報告要修改，不然公開後，又有人要告我了，我已經被告了七、八次了，假使出版之後，還要說我『濫殺無辜』，那將來我又會有麻煩了。

    賴：我建議您接受近史所的口述訪問？

    彭：不行的，我舉個例子，以前蔣總統要“反攻大陸”我是參謀總長，奉總統之命，我在日本買了機器造登陸船，每條可裝二連，一共做了一百多艘，也已經在金門挖了洞 擺好，隨時可以登陸，一次同時 可登二萬多人，還有空降部隊，一下可降千餘人，準備反攻，但還要向總統請示，剛才說過我是參謀總長，得做計畫，在未批准前都是參謀作業。但是，陳辭公有意見，俞部長也反對，那一次總統有把握可以把福建拿下，後來遭美國反對，反對的理由是“中美防禦協定”，他們說，執意反攻，美援一定停止，供給的飛機會没有輪胎，不然起降機就要换掉。後來没法了，我只好向西班牙買輪胎來 代替，一切命令都下去了，就等最後的命令，但是他們反對。本來那一次如果我們佔了福建以後，廣東就可能會有人起義，等兩邊都拿下了，美援就會源源而來。像這種祕密多的很，能公開嗎？

    又譬如，我在日本做大使，佐藤總理有天來找我，他說：「只要蔣總統承認一件事，不反對共黨（大陸）加入聯合國，我們有幾個國家可保證你中華民國逞在聯合國。」但是我打電報没有覆電。後來我就問張岳軍（群）先生電報的事，他說，總統看了以後往身上擺，連覆電都没許。

    從此之後，辭公、總統兩人都各有意見，我爲什麽能做參謀總長九年，就是因爲辭公對我很好，總統也對我很好，假如用别的參謀總長，辭公可能不容易同意。所以我就連任了九年，没有一個人如此，因爲我在他們之間不挑撥、不傳話，總在裹頭協調，没有發生政治上的糾紛。

    賴：柯遠芬後來爲什麼没有升上去，只是中將退休，這是不是象徵性的處罰？

    彭：當然。本來白崇禧要辦他的！我後來當警備司令不是升官只是調個職務。我當了七年的警備司令，在警備司令部任內，我只對共產黨不客氣以外，我對本省人很好。

    賴：范誦堯後來是以什麼職位退休？

    彭：中將。

    賴：聽說范對柯遠芬也頗有微詞？

    彭：柯遠芬，要講他好的人恐怕不會太多。

    許：柯遠芬爲什麼能來台灣當參謀長？

    彭：因爲陳儀的關係，過去在福建擔任軍職。陳儀在福建時槍斃了軍統在福建的頭頭張超，得罪了軍統，所以或許二二八事件時軍統藉此報復他。這是我的推想，實際內容我不曉得。

    許：您當時並未談到范滄榕、曾豐明兩人有手榴彈？

    彭：我不曉得，是市長講的，他說：「他們兩人也有武器！」於是從西裝搜出了兩個手榴彈。後來孫德耕判決書：『唯一死刑！』

    賴：黃是事先打電話給您，還是上山才跟您講？

    彭：不，他是上來才說，「他們三個人不能走，他們有武器．逼我上來的就是他們三個人！」

    許：當場講？

    彭：當場講的。

    許：我們問李佛續，他並未提到？

    彭：他在裹頭。

    許：咦？

    彭：當時是在一起，但因亂的一蹋糊塗，李佛續不在當場，我們是在院子裹講，當時原在客廳，涂提出條件要我繳械，我拍桌子，罵：你這是造反！他就拿槍出來，我的副官見勢抱住他，外面的人聞聲進來，於是逮捕涂。我與市長走出庭院，記得議長也出來了，其他人留在原地，市長說：「那兩個人有武器，你要搜查，要把他留下！」就這樣子我才把們三個人留下【析世鑒：“我才把們三個人留下”，原文如此。 】，其餘的人請他們休息，並留其吃中飯，我說：「等我下面弄平安…。」

    彭太太入內，訪談遂告结束。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是以《口述歷史》第5期（台北: 中研院）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首發【析世鑒】。

二二八事件當事人

林江邁的故事（上） 作者．楊渡 2006-11-24

http://www.mass-age.com/taiwan_article.php?id=797&pagea=1

轉自大眾時代網站

「沉默的母親知道，愛比恨更長遠，她會因此繼續走下去。」 ──高爾基

百劫回歸

歷史不曾給林江邁留下太多位置。雖然歷史課本上，她總是被提及，賣香菸的婦人、二二八的導火線，但也只有這幾行字。她從何處來？她往那裡去？她最後落腳在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她彷彿戰亂大歷史扉頁中的一張薄紙，颶風一吹，就消失了。

而二二八事件已經六十年了。這一段歷史，有諸多可探討的角度，以往的論述，不乏從政權轉移、族群衝突、文化差異、殖民地遺留、語言適應、國軍素質、國共內戰延伸、紅色革命影響等等觀點，來詮釋二二八悲劇。然而，在大歷史的觀照下，作為個人生命史，又如何了解呢？

以往也有過不少研究與口述歷史，從受害者生命、受害者家屬遭遇、地方衝突事件等，進行研究。但這中間，似乎有一個空白的點，少了一個人物。那就是作為二二八導火線的那個只有留下一個名字的賣菸婦人 ──林江邁。

這個平凡的婦人，引起二二八的大悲劇，她後來如何了？她從此消失在二二八之後的歷史洪流之中，消失了嗎？在動蕩的年代，她怎麼過完此生？我們有沒有一種可能：先擺脫政治，先放下身份，回歸到「人」的本位，回歸到一個台灣女人，一個母親，一個祖母的角色，看看一個台灣女人的一生。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林江邁的一生，重新看看二二八，以及之後的台灣社會？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了，我們是該回歸到「以人為本位，以人為依歸」的起點，重新凝視林江邁，一個人的生命史，把那個長久的空白補起來。因為她的生命史，是台灣底層人民的真實歷史。那可能才是真正的「台灣之心」。

龜山來的媳婦

林江邁，本名江邁，生於一九 ○七年，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兒。嫁給了龜山的旺族林枝的第二個兒子林客清，成為林枝的第二個媳婦。林家在龜山一帶的山坡，擁有大片土地，自己種茶。但林枝並不以此為滿足，除了自己種，還向週邊的農民收購茶葉，在台北重慶北路一帶擁有一間茶行，作茶葉的進出口生意。日據時代，林枝還曾多次出國，赴東南亞各國做茶葉外銷。

這不是特例。二十世紀初，因為中國戰亂，有大量閩南、華南的人移民到東南亞開墾經商，他們習慣飲用中國茶，以消解印尼、爪哇熱帶氣候帶來的乾渴，所以台灣茶在日據時代即大量外銷東南亞。林江邁的家族如此，龜山、龍潭一帶的茶葉都是如此。

但這樣的旺族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靠整個家族的勤奮勞動。江邁嫁入林家，就像所有農村的家庭一樣，男人務農，分擔重勞動，婦女參與分工，分配所有農活之外的家務勞動。家族的人口眾多，就依照各房來分配工作，包括煮飯，洗衣，照顧孩子，送點心茶水到茶園，供農忙的工人飲用。這是典型的台灣習俗。妯娌煮飯要供應一家數十口人的家族，不是簡單輕鬆的工作。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還記得小時候家裡吃飯，席開幾桌，由幹農活的男人壯丁先吃，等到男人食用完畢，才輪得到女人、小孩食用。

而在農忙期間，因為大清早六、七點就得上工幹活，所以約早晨十時左右，以及下午三、四點左右，都得供應點心。這些點心包括了鹹稀飯、小菜、米粉湯等，由家人用竹籃子挑著，到茶園旁邊的田埂上，再呼喚工人出來，圍坐田邊，一起食用。除此之外，中間還得添加茶水。這些工作，都得靠妯娌之間來分工完成。

這是一個典型的台灣農家。林江邁有過幾年的勞苦農家生活，雖然勞苦，但是平安。她一共生了五個孩子，前四個都是兒子。長子不到一歲就早夭，後來又生下三個兒子。當她懷著第五個孩子的時候，丈夫林客清突然得到急症，驟然去逝，留下三個孩子，和一個遺腹子 ──林明珠。

她的公公林枝憐惜她年輕守寡，看她帶著四個孩子並不容易，特別關照。但此舉卻引起妯娌間的一些閒言閒語，說林江邁特別會討公公的歡喜。這本是大家族的必然。但林江邁生性剛烈，受不了家族裡的閒言閒語。公公於是派她到台北重慶北路的茶行去，一邊照料家族生意，一邊擔任煮飯打掃。

這時已是日據時代的後期。或許受到戰爭的影響，東南亞海運在空襲下無法暢通，茶葉生意日漸清淡。光復後，更因台灣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增加，社會動蕩，外銷茶葉已無法運作，茶葉行終至於關了門。

先天性倔強的林江邁不願意回到鄉下，過著被人說東道西的生活，於是在茶葉行關門後，也像所有台灣戰後的失業大軍一樣，在街頭賣起香菸。

賣菸的人們

日據時代，菸酒本是公賣，由政府壟斷。此時因戰後政策未明確，貧苦者相繼出來在路邊擺上攤子。他們去購買走私進口的美國香菸，或者整包賣，或者將之拆散成散菸，一支一支的賣，以此賺取微薄的小利，圖一個生存。

光復後創刊的「新新」雜誌，曾刊載過許多著名文化人的文章，但出版八期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停刊。停刊的最後一期上，刊載著一篇名為「賣菸記」的文章，它是這樣寫著的：「

賣烟記

作者／踏影

日本時代沒有路旁的賣烟，烟、火柴的專賣是日本在台典型的制度，違反者法律嚴罰，所以沒有人敢冒法治國的這種專賣，自然路旁的賣烟算是想不到的一回事。
但光復了，於此路旁的責烟隨著出現了，如今光復滿年，他們亦滿路，他們的記錄亦正滿年了。他方，偉容堂皇的台灣省專賣局亦經過一年的經營歷史了。
同是一年的歲月，可是比較起來，實在兩方的利害和立場差得太多，而且樣式亦各方各色，這樣以致雙方演成了一種僵局。
先說專賣局的查緝他們便叫賣烟一面賣，另一面就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地警戒，查緝員一來了，這一群小路攤拚命地走散了，然後等這陣查緝風吹過能夠安全，才照前老是樣大聲地賣烟喊起來。......
他們有好幾個小孩子、老人家，以至新出現的那幾多個可憐如秋菊的賣烟小姐。
警戒須要嚴重的時候，即派出同伴站在十字路口監視可怕的查緝員，這是他們的前哨兵；不但有前哨，他們的組織已經愈來愈龐大起來了，有的是部下，有的是頭目。賣烟頭人的來歷從前不外是個和他的現在的部下一般微小的賣烟，然後光復的日子給他大發了烟財，一直到現在他的幾萬元台幣已充分能夠擁著一群底下人啦！而且年來的賣烟恰巧地教了內行的種種技術給他們，外省來的中國烟米國（註：美國）烟，不但早已會辨別其真假，他們自己來說，快早就開始了更巧妙的一些方法啦！......
這種僵局的根源如此複雜而且深大，真是像那麼一陣查緝風絕不能根絕的，即緊要當局的整個施策來解決才行，不然洪水般失業的人群一定多走這條路，結果，對當局不應該有的摩擦和誤解也恐怕壞壞地攪擾出來啦！
失業，台灣現正釀久了這一大群生活苦聲，賣烟原來是由這裡產生出來的，所以路巷所見的他們簡直使人家難免不深切地想到那麼暗慘的民生現實啦！失學的小孩們，靠著賣烟，扶養著他們的一家貧苦的世界；賣烟以外，無論天未明的朝早；暗黑的夜半裡，一年足足三百六十五天走過了冬寒的雨天，炎熱的夏天，叫賣油車粿、燒肉粽、土豆仁......啊！盡是可憐可愛的人們喲。
第一屆省美術展裡，記得有一個作品，洋畫「賣烟」，描寫了兩個少年排著小小的烟攤，一個大概是為疲倦吧，白天底下，一向在貪著睡覺，他一個站著好像等客的樣子，可是他的臉上有了好像含點怒氣或好像嗟怨什麼的表情，如實地表現出灰色的憂鬱。啊！賣烟，你們的憂鬱確實是個民生主題啦！

林江邁，便是站在光復後的這一大群失業隊伍中間的一個。因為地利之便，她選擇在圓環、延平北路一帶的街頭擺攤子。這一帶是酒家、食堂集中之地。光復後有許多高官、接收大員在這裡出沒，接受招待。而酒家外有保鑣、地頭的混混，這也是古之常態。至於香菸攤子，更是供應酒家出沒者的必須品。 

白白淨淨的寡婦 

林江邁必須出外賣香菸，於是把較年長的兩個兒子留在老家上學，和公公林枝過生活，自己帶著兩個較小的孩子在台北。一九四七年，最小的兒子林文山十二歲，最小的女兒林明珠才十歲。他們跟媽媽在街頭討生活。 

林江邁是一個旺族出身的婦人，她並不像一般失業者，穿得拉拉蹋蹋，反而特別整潔。她總是把頭髮往腦後梳一個小髻，讓看自己起來乾淨素顏，在腦後插一朵玉蘭花，或者小小的白茉莉，讓它的香味淡淡飄散。她並不是穿著傳統的台灣衫，而是簡單裁剪的旗袍，雖然不華麗，也不是精細的做工，但總是整整齊齊，清清爽爽。她常常向女兒林明珠說，我們不是要故意打扮，而是希望自己聞起來香香的，看起來整齊乾淨，別人會比較舒服。她也從不穿著拖鞋出門，她認為，人要出門，總是要給別人看，人即使再窮，穿得整齊，就不會被瞧不起。 

晚年林江邁的長孫女林素卿常常去探望她。林素卿說，林江邁愛美愛整潔，家裡吃得非常簡單，她住在圓環一帶，太原路附近，一間租來的小小房間裡。當時台灣還沒有瓦斯爐，每一戶人家都得燒煤球，用小煤爐煮飯、燒水、也包括冬天的洗澡水。林江邁總是燉一鍋魯肉，她自己節儉，常常只用白飯拌著肉汁，就這樣湊和著過一餐。 

但她會把錢存下來，去訂做簡單的長衫。那年代裡，沒有百貨公司，很少現成的衣服，女士服裝都是靠訂做的。她會去永樂町買布料，再拿去請人做旗袍、洋裝、外套等。她總是說，我們家裡窮，別人不知道，但如果穿出門寒酸，會被人家瞧不起。她也會教女兒林明珠在臉上擦一點乳液，為了保養臉上的皮膚，不要變得乾燥，冬天會皸裂。 

是這樣一個素素淨淨的婦人，站在戰後的街頭，帶著兩個孩子，在圓環一帶賣香菸。 

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一帶既然是酒家雲集，自不免有許多保鑣、地頭蛇，也有一些賣香菸的攤販。一個寡婦帶著小女兒在這裡賣香菸，格外引人注目，酒家的保鑣們同情她，倒是常常照顧。林明珠還記得當時她總是端一個鐵盒子，上面放著香菸，有整包的，也有拆開來的散菸。當時人還比較貧困，買不起整包菸，就零買一、兩支來抽。 

二月二十七日的黃昏 

今年七十歲的林明珠還記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那個無法遺忘的黃昏。母親那一年四十歲，在天馬茶房外的騎樓下擺攤子賣香菸，十歲的她端著菸盤子，站在騎樓邊，一個軍人模樣的人走來，拿起了她盤子上的散菸，畫亮火柴，就抽了起來。因為他沒有先付錢，旁邊的人覺得奇怪，都在看著。這時，這個軍人伸手到口袋裡，林明珠認為，他是要掏錢，但旁邊可能未看清楚的保鑣，就覺得他可能是要掏槍，像菸警來取締時一樣，就喊了起來，大叫「伊在做什麼？」 

他們說的是台語，這軍人聽不懂，緊張起來，以為他們要對他不利，付了錢，轉身就跑了。 

不料，過不久開來一輛車，車上跳下來六七個菸警，就來取締了。許多菸販看情況不對先跑了。林江邁帶著孩子，穿著旗袍也不方便跑，就被抓住了。菸警要沒收她的香菸和錢，她認為全家就靠這吃飯，沒收了怎麼活，便拉住香菸的木箱子不放，哀求菸警放了她。但菸警不依，雙方拉拉扯扯之間，菸警拿出手槍，用槍柄朝她的頭打下去，當場血流如注，鮮血滿臉。現場的群眾非常憤怒，認為這是欺負女人跟小孩，立即大聲喊「打啦！打啦」 

這一喊打，所有群眾加入了。一個巨大的衝突，就這樣開始了。 

當時是《中外日報》的記者周青如此回憶： 

「二月二十七日天將下雨的傍晚，路燈剛剛亮時，我在天馬茶房喝茶，突然外面人聲叫喊，好吵，我本能地跑出去，一出去看到現場有菸警要抓賣私煙的，當時賣私菸的人很多，專賣局六、七個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從卡車上跳下來抓人，菸販大多匆忙逃散，但有一位叫林江邁的婦人手腳較笨，只有她被菸警抓到。抓她的人叫傅學通，大概是福建人，這個人將林江邁的菸跟錢沒收。林江邁覺得我全家人靠這個吃飯啊！搶光了，全家要靠什麼吃飯，所以跪在地上求他。傅沒有把錢跟菸還給她，反而拿槍柄朝她的頭頂打，一打流血，血噴了出來，人就昏倒。
這時，圍觀的群眾就喊：「打！」，一聲打就這樣喊出來了，一呼百應，四面八方都喊打。 

這菸警十分害怕，拔腿就跑，他朝淡水河永樂町（迪化街）那邊跑。跑的過程當中，開了兩槍。 

他以為打了兩槍，台灣人就會怕，其實台灣人照樣追打。事後講來，台灣人很講理，其他的菸警都不去追，只追你這個把人打昏了的。民眾緊緊地追他。我也參與追討傅學通。 

他開了兩槍，有一槍恰恰打中陳文溪的身上，陳文溪就死在那裡，他當時是來串門找朋友，在騎樓下被打死。傅學通跑到淡水河第三水門旁的分局裡面，群眾包圍這分局，之後不到半小時，發現這名員警讓這分局轉移到警察總局，所以群眾就去包圍在中山堂隔壁的總局。不過一小時時間，群眾衝到警局裡面，局長陳松堅出來說這犯人已經到憲兵隊了。憲兵第四團當時在中山堂隔壁、新生報的對面，原日本憲兵隊舊址，憲兵團長張慕陶出面拒絕將人交出來，所以群眾包圍憲兵隊，在院外整夜高喊：「嚴懲兇手」、「將兇手交出來」，不時敲打憲兵隊鐵門。 

隔天，因為群眾的包圍沒有結果，所以又集合起來，推了一輛三輪車，裡面放著借來的一個獅鼓。這獅鼓是向永樂町三重埔上的「拳頭館」（即武術館）那裡借的。集合地點就是天馬茶房對面那條路口。集合是自發性的，以大鼓作為先導，有一幅先導的橫幅寫著：嚴懲兇手。沒有別的樂器，事後有人回憶說敲鑼敲鈸，會這樣說的人其實並不在現場。 

九點出發，向北門走去，經過北門向左拐，要到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事後我們回憶，有人說隊伍要去佔領電台，有人說隊伍要去專賣店搶菸出來燒，講這種話的人，可見他也不在現場。事實上，因為隊伍包圍警察局沒有解決問題，包圍憲兵隊也沒有解決問題，所以隊伍的目標很清楚，就是長官公署。大約有二千到三千人，不是訛傳的幾萬人。 

十一點半左右，隊伍在長官公署對面的一間雜貨店休息，不到十分鐘，正式向長官公署這邊行進，距離長官公署三、四十公尺，公署樓上的機關槍就打下來了，這時死了四、五個人，中槍的人是先跳起來才趴下去的。機關槍第二次掃射，又有三、四人中槍。受傷沒有死的人倒在地上哀嚎呻吟。 

打槍之後，群眾四散，但不是就此作罷，大約分成三路。頭一路是轉過頭來集中到本町，包圍專賣局，有人跑進去菸草公司裡面，包括菸、酒、錢等等都搬出來，集中在門口的路邊燒。 

另外一股群眾比這一邊還大，從街道跑過來，遠遠看來像是人的潮流，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潮，衝過來，邊跑邊喊：打倒貪官汙吏。從太平町、建成町都有人群吵吵鬧鬧地跑來，最主要是找穿中山裝的外省人，台灣人眼中所看的貪官汙吏就是穿中山裝的外省人，唐山人。 

還有一股人群人數較少，到新公園包圍廣播電台，這些人是比較有頭腦、知識較高的人。電台門口被台籍的職員擋住，說這電台不能隨便進去，群眾中有幾個人跟職員辯論，過程中發生推打的情形。在關鍵時候，電台台長林忠出現了，他在台籍電台職員的耳朵邊說了幾句，我們又鬧了一下，台長進去以後，這職員的態度完全變了，變得客氣了，笑咪咪地請我們進去。廣播室窄小，我們不能都進去，推派代表，我認識拿起麥克風廣播的人，是一位舊書店的老闆，他在廣播裡談起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的詳細經過，講話非常流利，內容十分激動。 

電台一廣播，全台灣二二八的大暴動就這樣開始了。」

（待續……）

林江邁的故事（下）
作者．楊渡 2006-11-27

http://www.mass-age.com/taiwan_article.php?id=800&pagea=1

受傷後的治療

二月二十七日，林江邁被送到醫院簡單的治療後，回到家裡。生性膽小謹慎的她，帶著兩個孩子，瑟縮在小小的房間裡。十歲的林明珠知道，母親的香菸被沒收了，家裡會沒錢過生活。但她更擔心母親，血慢慢止住了，但被打的地方，依舊疼痛不已。直到二十八日晚上，整個衝突已經爆發起來了，公賣局才派人到她的住處，「日新町二丁目九番地」，將她送到延平路二段一號的林外科醫院，打青黴素治療。

依照林江邁對調查人員所說的筆錄，她在林外科醫院住到三月五日才出院。當晚，確實是由菸警用手槍柄打傷的，但是什麼人打的，她已經不認得了。當時長官公署發給她醫藥費五十七元，但詢問她付了多少醫藥費，她說，是八百元。到最後長官公署是不是有代她支付，就不知道了。但她在筆錄中，明白說出因為被打傷，頭部會暈眩，所以無法出來賣香菸。她念茲在茲的，還是希望她被沒收的五十條香菸，可以發還，這樣她就可能繼續過生活。

林江邁在龜山老家的人知道她出了事，就派大兒子林匏螺和小叔來台北，希望接她回去。但當時台北已經一片混亂，宣告戒嚴，人車通行都要證件。他們從龜山出來，在台北橋就被攔下來了。後來他們一再表明自己是林江邁的家人，才終於放行。他們在林外科醫院找到林江邁。他們在醫院照顧她，出院後，回到小小的房間裡，整個外面翻天覆地的二二八社會衝突，街頭的戒嚴與槍殺，以及二十一師上岸後的大鎮壓，他們都只能從街坊鄰居聽到。

林江邁是什麼時候離開台北的，已經無法考證。調查人員所做的筆錄是三月十八日在日新町她的住所訪問的，顯示她此時還在台北。這之後，她的家人怕台北在混亂中，決定接她回到龜山老家避風頭，先躲起來再說。

那時候年紀還太小，林明珠也不記得回老家多久。但整個二二八鎮壓後，社會平息下來，林江邁不願意在老家過生活，又回到台北。

回到老地方

她，孤兒寡婦的三個人，如何過生活呢？她依舊回到老地方，窩居在小小的日新町小樓上，自己燒小煤爐，自己煮飯，自己過生活。她依舊賣香菸。但這一次不是在天馬茶房外面，而是移到了日新國小外，圍牆旁邊的樹蔭下。靠著圍牆，她在這裡擺開香菸的架子。對面是遠東戲院，平時有人進出看電影，總是有一點生意做。

她沈默的、安靜的過著她的小小日子。她從也不提起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情況，也不說現場如何，甚至她的家人，她都不說。歷史，彷彿沉埋在她的心底。或者，她根本不希望大家知道她這個人。

有時候賣香菸的收入不夠，她會儘量去找其它工作。林素卿還記得祖母晚年時，還曾去做政府分配的打掃排水溝的工作。這是為了給無業的人補貼家用的工作。早晨天還未亮，就先起來，把排水溝裡的污泥垃圾清理乾淨。林江邁會換上破舊的老衣服去工作，等打掃好了，林江邁回家洗乾淨，換上素淨的長衫，再掮起香菸攤子，到日新國小的圍牆邊，安靜的坐下來。

中午時分，她都會匆匆忙忙回家吃飯。這是為了省錢。她會請人幫忙看一下，回來再開張。

日子就這樣，一日一日過去。兒子都在老家上學長大，由公公林枝照顧，事業和婚姻大事，都是由公公來操辦。林江邁沒有操太多心。只有小女兒林明珠和她在台北過生活，她有一點擔心。林明珠不是很會讀書，當時也大多認為女兒長大了，就是嫁人，花錢讀書是多餘的，小學二年級之後，便也沒有再上學。

為了掙錢，林明珠十四、五歲的年紀，就去了一家外省夫婦的家庭裡做幫傭。丈夫是一個公務員，妻子是一個學校老師，知識份子家庭，待人和和氣氣。只是語言不通，剛剛開始的時候，讓林明珠有點困擾。例如說，要買菜，太太交待的菜名，她常常搞錯。還有剛開始，她不會煮飯，太太交待要煮稀飯，她搞不清楚，煮成了一鍋半生不熟的飯，笑壞了這一對夫妻。但這個太太是老師，總是像教小孩一樣的教她。後來這對夫婦要移到基隆去上班，還希望她跟著去。可是林明珠認為不要離媽媽太遠，就拒絕了。

她後來又找了其它幫傭的工作，但都做不長。直到有朋友介紹了菸酒公賣局的清洗瓶子的工作，她才算安定下來。一直做到結婚，丈夫要她專心照顧家庭，才離職。

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林明珠漸漸長大了，林江邁也一日一日的變老了。她瘦小的身子，在日新國小的圍牆邊上，彷彿是一幅安靜的素描。日新國小的對面，是一個特警隊的宿舍。這些特警擔任的是政府高官的隨扈。身強力壯，動作俐落，有一些拳腳功夫之外，槍法一定要特別準。這中間有一個叫曾德順的，是一個山西來的小夥子。長得高高壯壯，因為身材比較高大，代替哥哥出來服兵役，不料就跟著軍隊來到了台灣，最後進入特警隊服務。當時，他正擔任陳誠的隨扈。

他有時候會下樓去對面的圍牆邊上，向林江邁買香菸，日久就認識了。他是一個有同情心的年輕人，看林江邁長得瘦弱，扛一個大大的香菸架子，彷彿很重。尤其是冬天的時候，陰雨綿綿，天氣濕冷，厚重外衣下，一個老婦人的身影，總是引起他的同情，便下樓去幫她扛香菸架子。

曾德順不知道她是誰，也無意去探聽。但日子久了，總是互相認識了。有一年過節，是台灣習俗的廟會，林江邁想起平日這些警官隊的人特別照顧她的生意，便請他們一起來家裡吃飯。她煮了一桌菜，林明珠在旁邊照料端菜招呼。這些特警隊的一些人都結婚了，只有曾德順還單身，他們便起哄要他追林明珠。

但林江邁笑著沒說話。曾德順也害羞，不敢說什麼。這是他們第一次認識。曾德順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沒有出任務的時候，就繼續幫林江邁扛香菸架子，送她回家。這時的曾德順其實是有其它認識的女朋友的，而且她非常積極要和他結婚。但曾德順總是害怕拒絕了。他自認為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一定要非常慎重，不能隨隨便便就結了。

後來，漸漸和林明珠熟了，他覺得她本性善良，個性開朗，才開始起意要結婚。而林江邁觀察這個外省警官，發現他本性善良，值得讓林明珠託付終生，於是向家裡提出來。

當時的氛圍，家族有許多人都持反對的態度。有人說：「怎麼去嫁給外省人，嫁給一隻外省豬哦！」像林明珠的大哥林匏螺，就非常反對。但林江邁的公公林枝，這個作為龜山地主的族長，在打聽過曾德順的背景後，竟然就贊成了。他說，陳誠這個人還不錯，人品正直，他用人的原則一定很嚴格，他身邊的人，也會是正派的人，所以可以嫁給他。這大大出乎了家族的意外。因為當時還有許多人對陳誠推動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發放給佃農，導致他們家族的損失，非常不滿。但開明的林枝反而安慰他們說，這麼多土地，我們自己都照顧不來，給貧困的農民種，總是比較好。

在祖父的支持下，林明珠嫁給了曾德順。但林明珠的大哥非常不諒解，曾德順送的喜餅，他都不願意送出去，甚至很久以後，還堆在家裡的牆角。他說，嫁給外省人，丟臉死了，誰敢出去送？

外省女婿

然而林江邁卻在這個外省女婿的身上，得到最多的照顧。一九四九年才跟政府撤退到台灣的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二二八。他是去戶籍事務所登記結婚手續的時候，才有人看著女方的戶籍資料，問他：「這個林江邁，不是二二八的那個賣菸婦人嗎？你哦，踩到地雷了。」

「啊？什麼是二二八賣菸的婦人？」曾德順問。這時，戶籍事務所的人向他解釋，他才明白過來。「但這有什麼關係？過去都過去了，她是一個這麼平常的人，而且很善良，有什麼關係。」曾德順心中想。

後來，他了解了二二八，也知道林江邁的過去，反而對她更同情。他非常孝順，林江邁身子虛弱，冬天容易手腳發冷，他就用豬肉加牛肉，去燉補，後來，還用狗肉加牛肉燉補。林江邁當然不吃狗肉，他就騙她說，這是豬肉。因為混在一起，她分不清楚，只知道吃後，身子發熱，就不再怕冷了。後來，冬天的時候，她總是會說：「阿順仔，天氣冷了，幫我燉一鍋肉來進補哦。」

曾德順也得到林明珠老祖父林枝的喜愛，他喜歡和他用半生不熟的國台語夾雜著，互相聊天。曾德順不會說閩南語，有時候也會鬧出笑話來。例如有一次，林江邁問他，你們警官隊的早餐吃稀飯，都配什麼。台灣習俗吃稀飯是配鹹菜，但曾德順不知道怎麼的，就回答說：「哦，我們吃稀飯配石頭。」

「石頭？」林江邁很驚訝。
「是啊，石頭。」曾德順說。

「怎麼會這樣？石頭不能吃啊！」林江邁

「就是圓圓的，白白的。這樣的 ......。」曾德順比給她看。林江邁才終於搞懂，是饅頭，不是石頭。她笑壞了，把這個笑話跟鄰居講。所有鄰居都笑翻了。他們後來總是跟她說：「邁啊，你那個吃石頭的女婿有來嗎？」

選擇孤寂的人生

兒女長大了，都成家立業了，林江邁可以享一享清福。兒子想接她去一起住，但她卻拒絕。林明珠和曾德順非常孝順，也在台北，要接她一起住，她也不願意。她寧可一個人，在當年發生二二八的圓環一帶，繼續賣她的香菸，默默的走著自己的人生路。

她的孫女林素卿國中畢業，上台北來唸高職的時候，常常去看她，偶而和她一起住住，幫她看顧香菸攤子，中午的時候，可以回家吃午飯，休息一下。林素卿還記得「梁山伯與祝英台」電影正在轟動的時候，遠東戲院外排著長長的人龍，她會幫祖母賣電影的「本事」。當時「本事」都是一張薄薄的紙，黑白印刷。但「梁山伯與祝英台」卻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小冊子，賣幾元一本。祖母在看著攤子，她拿到排隊的人龍中叫賣著。

老祖母知道孫女生活不易，偶而會塞一點零用錢給她。但她自己卻過得非常節儉。而即使是如此，她還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貌。林素卿深深記得，祖母總是用一面小小的圓鏡，在小閣樓式的房間裡，就著窗外微弱的天光，細細的梳著頭，把頭髮整整齊齊的往後梳，綁一個小髻，再插上小小的潔白的玉蘭花，或者茉莉花。她的身上，總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林素卿記得，即使晚年，她罹患肝癌，身體愈發瘦弱，她仍保持一個乾淨、淡素的容顏。直到最後，一九七 ○年八月十三日，她病逝在馬偕醫院，得年六十三歲。距離那個震撼台灣歷史，餘波盪漾的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三年。

林江邁生前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也不願意和家人說當時的情況。震撼的歷史，動蕩的現場，戰後貧困的台灣，只是她心底的秘密。而在當時的禁忌環境下，大家都儘量避口不談。

她沉默走完自己的人生，卻留下一個歷史的空白。

她彷彿一個謎團，一個被遺忘的扉頁。她彷彿更甘願被歷史遺忘，被人們遺忘。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回到那個出事的地方，繼續她的生活。也沒有人可以了解，她怎麼可以原諒二二八打她的菸警，以及背後所代表的「外省人」，把她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外省人，而且是警官。

林明珠的故事

林明珠和曾德順曾有過幸福美好的生活。陳誠在建完石門水庫的時候，曾剩下一些建築材料，就拿到台北，在現在復興北路底一帶，建了一個眷村，當做警衛隊員的宿舍。當時建材只夠建一個水泥外殼，什麼窗戶、內部裝修完全缺乏。曾德順自己學習木工，做櫥櫃，做傢俱，學習做窗戶，裝設玻璃，一點一滴，慢慢建出自己的家。

林江邁過世後的次年，曾德順卻感染了當時的流行性腦膜炎。他發高熱，在醫院裡昏迷不醒。可怕的流行性腦膜炎奪去許多人的生命。林明珠記得當時的醫院，人一進去，就躺著出來了。醫生檢查曾德順，只是向她說：「可能是被鴿子糞滴到頭部，感染了。沒辦法了，要準備後事。」

林明珠多麼不甘心，她坐在病床邊，日也哭，夜也哭。她不斷向老天祈禱，你不能讓他這樣走，不能讓他這樣走。他是一個外省人，他無親無故，我只有跟著他。他走了，我怎麼活下去。我還有孩子要養啊，孩子還這麼小，你不能讓他走。

嚴家淦也來看過，他看得出來沒什麼希望了，就交待要照顧家屬。警官隊的人向她說：如果曾德順過去了，林明珠可以去那裡工作，總是可以安排的，不要擔心。但林明珠怎麼會甘心？

她天天跪在丈夫的病床前祈禱，心狂意亂，也不知道是向什麼神禱告了。她只是哭，有人來了，她才勉強站起來，不敢哭。但人一走，她繼續向老天哭訴。曾德順眼看是沒有救了，他雙眼翻白，像一個死人。林明珠看了害怕，卻不願意放棄。醫生看不下去，用一塊黑布蓋上曾德順的臉。就這樣，一個女人，一個雙眼翻白的丈夫，搏鬥了五天之後，曾德順竟然奇跡似的，慢慢醒過來。 

醒來幾天後，曾德順發現電視機的聲音，週遭的聲音，像大炸彈一樣，炸得耳朵快要爆炸了，完全無法聽見聲音。他搞不清楚為什麼，卻只覺得聲音慢慢變小，最後終至於完全聽不見了。那時候開始，他知道自己變成一個聾人了。 

林明珠和曾德順不棄不離。曾德順為了照顧家庭，回去警官隊擔任文書工作。本來是神槍手的他，射擊一樣準確，只是無法再擔任警衛工作了。就這樣，他工作直到把孩子都帶大，直到退休。 

現在，林明珠談起母親林江邁，童年時代的二二八記憶，以及後來嫁給外省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她只是覺得，丈夫是一個可靠的人，忠實的人，一起生活的這些歲月，他們互相照顧一輩子，這樣就夠了。 

這或許是林江邁把林明珠嫁給曾德順時，心中在想的吧。 

尾聲 

沒有人知道林江邁在想什麼，或者什麼也不想，只是想把生活，好好過下去。 

她是二二八最直接的第一個受難者，但她卻在二二八之後，回到最初的現場附近，繼續她的生活。她把女兒嫁給外省人，並不得到家族的全部認可，幸好有開明的公公支持她。她是怎麼想的呢？ 

在她女性的心中，是不是有一個不同的認知，一個在政治、族群、省籍之上的另一種「人」的根本價值？這種女性的堅毅、沉默、韌性，是不是能夠超越二二八被賦予的那些符號，而有另一種意義呢？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之後，我們重新凝視她的面容，還會看見什麼？在政治之上，我們能不能看見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一個阿嬤，一個底層的平凡的母性之心？ 

或許，高爾基在小說《母親》裡的一句話可以詮釋：「沉默的母親知道，愛比恨更長遠，她會因此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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