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是個憤怒的年代。
七○年代的台灣，有保釣運動的激越、有退出聯合國的悲悵、有中美斷交的徬徨、有威權統治的窒悶，更有鋪天蓋地的冷戰陰霾。
那年代的青年，對世事憤怒，對家國有著熾熱的使命感。他們走上街頭、投入筆戰、議論時事。
三十年來，他們爭到民主。三十年後，他們發現，民主徒具形式。三十年來，他們爭到物質。但三十年後，他們發現內在價值卻持續空洞。三十年前，他們抗拒單一的價值。三十年後，他們卻嚐到空有多元價值卻無是非的混亂。
於是，過了三十年，這批世代裡，有人遠走他鄉；有人進入體制，不再批判；也有人帶著滿身無力感，沈默地生活。
但，卻有一群當年憤怒的青年，持續堅持著，批判著，出聲吶喊。
只是，從黑髮到華髮，他們的憤怒在轉化，理想與行動，也從以往激盪的烏托邦幻想，過渡到成熟、務實的理想實踐。
此刻，他們站在制高點，急於給予熱情……。

七○年代是個憤怒的年代。
七○年代的台灣，有保釣運動的激越、有退出聯合國的悲悵、有中美斷交的徬徨、有威權統治的窒悶，更有鋪天蓋地的冷戰陰霾。
那年代的青年，對世事憤怒，對家國有著熾熱的使命感。他們走上街頭、投入筆戰、議論時事。
三十年來，他們爭到民主。三十年後，他們發現，民主徒具形式。三十年來，他們爭到物質。但三十年後，他們發現內在價值卻持續空洞。三十年前，他們抗拒單一的價值。三十年後，他們卻嚐到空有多元價值卻無是非的混亂。
於是，過了三十年，這批世代裡，有人遠走他鄉；有人進入體制，不再批判；也有人帶著滿身無力感，沈默地生活。
但，卻有一群當年憤怒的青年，持續堅持著，批判著，出聲吶喊。
只是，從黑髮到華髮，他們的憤怒在轉化，理想與行動，也從以往激盪的烏托邦幻想，過渡到成熟、務實的理想實踐。
此刻，他們站在制高點，急於給予熱情……。

夜晚十點，宜蘭演藝廳裡，一頭灰髮的老者，彎下腰去，拿起一綑綑牛皮紙袋裝的包裹，每個足足好幾斤重。他小心翼翼走過階梯、一樓接著一樓，緩慢步行。

包裏裡，是A5大小、騎馬釘裝訂的《九彎十八拐》雜誌，把雜誌扛在肩頭的老者不是別人，是鄉土作家黃春明。他正準備雜誌第二期的發送，他說要讓讀者一睹為快。

這個夜裡，黃春明的腰與背隱隱作痛，但他帶著甜美的笑容入夢。隔天，在陽光與汗水的交織下，七十歲的厚實背膀，竟多了三大片藥膏，像宣示他辛苦的印記。

這位年輕時脾氣有點兒大、做事嚴謹的黃春明，在他《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裡，曾對階級差異有深刻批判；十幾年前，他放下在廣告公司一個月十多萬的高薪，重回宜蘭，教宜蘭人，特別是孩子演戲、看文學。

捨下一切，回到鄉土，因為黃春明看到社會劇烈變化對人帶來的傷害，他有點慌了。

「每天聽到、看到的，都是殘酷冷血的消息，我們變得冷漠而麻痺，變成心的漸凍人。但人們需要感動的，每天、每個時代都需要，而我們此刻缺得這麼厲害。」於是，黃春明用黑與白的純淨色調，要人回到閱讀文學的單純感動裡。

為了社會與下一代的未來，年長了，再重新出發的，還不只黃春明一人。

一場寧靜革命 貫注美麗島

民歌之父，也是原住民運動始祖的原民歌手胡德夫，三十年前，冒著被當權者打壓的危險，唱出「美麗島」之歌，後來並參與黨外運動。

在距離他第一次唱「美麗島」已有三十多年，五十五歲、眉鬚半白的胡德夫，卻在此刻出了個人第一張的專輯《匆匆》。裡頭依舊收錄著那首歌頌台灣之美的曲目。

走在母校淡水中學，他開口唱歌的地方，胡德夫自由地唱著：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祖先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唱著唱著，撫摸著淡水磚上因潮溼而覆蓋的白色霉點，他帶著些許傷感說，這首歌那麼純粹、無私、不分族群與黨派，「三十年前，我們需要美麗島，現在，更需要它，因為大家都需要被熱情與希望照亮。」

七月初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民歌三十」活動，胡德夫在台上唱完後，心血來潮走到外場，結果，他被那一幕震懾住了。

「外面的人比裡面還多，他們不吵、不鼓躁，專注盯著電視牆。六、七、八年級的都有，還有人把小孩帶來，有種集體專注的力量，感動的力量。」他的眼淚己奪眶，他無悔三十年後的重新出發。

相似的故事，似乎在此刻，都同時發生，也都是為了這美麗島。

曾走上街頭、參與四一○教改運動的前台大數學系教授、也是社區大學創辦人的黃武雄，最近提筆寫信給好友們，希望共同建立一條環繞台灣的「千里步道」，尋回台灣的內在價值。

「我只是『看不慣』而己，」他重複說著「看不慣」這三字，也是這股力量讓他振筆疾書。

從年輕就喜愛揹著包包登大小嶽的黃武雄，談到台灣地景風貌因經濟開發而驟變，六十二歲的他，眼神充滿憤怒。

以往，他走在烏來赤腳蘭山下，能找到幾塊大石頭，躺在石頭上看晚霞。現在，沿途的紐澤西水泥護牆、水銀燈以及被殺草劑除光的花草，已讓他看不到驚喜的景色。

「台灣山野的靈氣，都跑光了，」他說。

抗癌數年的黃武雄，在長達兩千字的信裡，娓娓寫著：希望大家找到一條蜿蜒台灣田野與山海間的自然步道，然後玩接龍遊戲，接成一條環島步道。這封信愈傳愈多，收到信件、被感動的人，持續傳閱。

在急於給予熱情的這群人裡，也不乏女性。

七月五日，歷史也許會記上一筆。龍應台把自己的名字捐出來，成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距離她寫《野火集》足足二十個年頭了。當年那位自高雄縣長大，後來出國念書，回國後，在封閉社會放了一把民主之野火的龍應台，如今，她五十三歲，要把野火傳承下去。

基金會成立當天，穿著白襯衫、貼身牛仔褲，一襲短髮，眼前的龍應台憤怒、不滿、卻沒抹去她滿身的理想主義。

她說，政治佔據社會太多舞台、讓台灣失去是非與標準、也讓年輕人距離世界舞台愈來愈遠。

她說，要透過基金會的力量，把舞台與光從政治人物身上奪回，放在青年人的身上。

「青年人有點力量好嗎？」龍應台像個母親般對孩子輕聲吶喊。

這群男男女女，跨越族群，年紀在五十到七十歲間；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後出生，見證台灣的赤貧、經歷台灣威權體制的壓迫，走上街頭、奮筆疾書對威權反撲。

台灣繁華了、民主大鳴大放，但社會卻瀰漫無力感與虛無主義。

曾參與保釣運動、陽明大學教授洪蘭說，看到國家一步步往後退，「知識份子很恐懼。」

詩人楊澤不諱言，「我四年級，感覺到使命感都用完了。」

曾參與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一位運動者也感嘆，「當時的社會，有個追求民主社會或正義獨立的希望；現在，追求的東西消失、死掉，沒有一樣東西會感動人了。」

相較許多人的放棄、虛無，依然有一群人孤單地懷抱理想，原因是，「看不慣，卻也放不下。」

相較三十歲到五十歲的社會中堅對物質的追求，及面對現世的不滿，只是揮揮衣袖、輕輕轉身而去，這群人生已過半百、進入知天命、耳順之年的世代，卻有強大的精神力。

精神的純粹 不役於物

洪蘭把這股堅持形容是早期讀書人「士」的風骨。「士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背總要是直的，」她說，知識份子不出來，國家沒希望。

咀嚼過現實生活的浩劫、吸收過燦爛生命經驗的他們，己淬煉出一股不役於物、不被權力誘惑與收編的氣力。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生的黃武雄，父親在當時算是高級知識份子，學的是德文。一九四七年後，他的父親和許多知識份子都被打壓。小學六年，他就換過六間學校；一家八口還曾擠在六個塌塌米大的房間裡生活。

數年前，黃武雄曾被視為教育部長的人選，但他一點也不為所動。雖然為教改上街頭，他說那是不得已的，更不必說進入體制。對權力反抗的精神己牢牢凝固在他的血液裡。

在這群人裡，黃春明的年紀最大，對台灣物質主義的氾濫感受最深。被問到，「你如何不與物質妥協時」，黃春明語氣輕盈，「生活偶爾會遇到困難，但也不是那麼嚴重，我有點腦筋也有點知名度，不會過不去的。」

其實黃春明很有意識地選擇節儉、無所求的生活態度。

不論是劇團表演或辦雜誌，他幾乎不向官方請錢，怕的是要為人背書、參與形式的會議、被貼上標籤。

「我一直在避這些東西。真正的文學或運動，要對所有人有用才好，」黃春明極力維持純粹的精神面貌。身為《九彎十八拐》的發行人，如果有人想不訂閱而拿，黃春明鐵定大聲說「不行」，因為這是他堅持純粹後的必要原則。所以，連他自己也是訂戶之一。

回歸對人的關懷

客家歌手陳永淘是這群人裡年輕的一輩。

從小在關西鳳山溪畔釣魚，熱愛台灣生態，曾投入保育櫻花鉤吻鮭、香魚的工作。三年前，陳永淘訪新竹峨眉湖時，在塞滿布袋蓮的湖泊，看到一條被染黑的布，他將布拖上岸時，內心震動。不久後，他乾脆遷到峨眉湖，開始淨湖之旅。

他今年五十歲，他的生活不是拚命賺錢，而是每天坐著獨木舟繞行這個一百三十五公頃、周長三十公里的湖泊打撈垃圾。

他們精神自由、目的純粹。因為對體制、對他人無所求，這群冷戰世代、浩劫世代在此刻，站在一個透徹的制高點，進行或大或小的改革。

他們的改革方式，不再是走上街頭、大聲嘶喊。改革對象，也不再是權力核心。

他們變得更務實、與真實的生命經驗更貼近。他們想改變的，不是大人物、社會的中堅，而是下一代的年輕人。

五十八歲的洪蘭，每天早上準時五點起床寫文章；翻開她的行程表，七月四日到十日的這一週，每天都有演講，而且不只一場。

她把一天當兩天用。她到桃園復興鄉、嘉義竹崎鄉教師生閱讀、她強調親子學習的重要；她更把山地鄉的小孩帶到自己的研究室與家庭，用身教、言教，一個個帶起。

洪蘭也把所有演講費存起來，買書給偏遠地區小孩看。

國家從動盪到平順，從匱乏到物質豐富，可是，洪蘭說，「人如果沒改變，國家不會有希望。」

和洪蘭一樣，這群己邁入後壯年甚至老年的世代，如今，把回歸鄉土、下一代的人格培養，當成最重要的使命與舞台。

曾進入體制的龍應台，選擇回到邊緣戰鬥。她認為，過去爭民主，爭到的只有點，現在，她知道世界太不容易改變了。「改革這麼難，這麼慢，能改變的只有一點點，」龍應台更務實了。

她未來要努力把台灣年輕人的視野，拉抬到國際。

寄望下一代、寄望未來，他們革的命，比起以往對抗威權的目標而言，可以說是心靈的內在革命。

胡德夫覺得，「如果上一代不做，下一代做起來會舉步維艱。」

在各自的角落裡，他們的心裡也許曾有挫折、自我懷疑的孤單感。

可是，當陳永淘看到峨眉淨湖活動，吸引民間企業員工挽起袖子，幫忙撿垃圾；當《九彎十八拐》累積兩千多份訂戶，宜蘭人搶著當志工；當「龍應台基金會」成立當天，民眾的捐款馬上進來；當洪蘭看到閱讀的小種子，不必補習，也能從小學念到國立大學。

他們的孤獨感，換來的是可貴的價值。

七○年代那群憤怒的青壯年，共同聽著披頭四的音樂長大。他們一定忘不了主唱約翰．藍儂的「Imagin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你可以說我是個夢想家）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但我並不孤獨）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加入我們）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那麼世界就會變成一體）

日月穿梭，人會老，但夢想不會。

期待這群「披頭世代」的夢想，會像白色的蒲公英，風到哪裡，夢想就會到那裡，播種、開花，一代代傳承下去。

【天下雜誌327期】

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5/06/28
《「野火 20年」專輯》不能熄火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本書銷暢至今，足見台灣的社會與中華的文化裡，有一些東西是頑固到永遠也燒不盡的。

【余光中】
　　「野火」二十年了。那時，龍應台剛剛三十出頭，開始在本刊發表一篇篇針砭社會文化體制的文章。這把野火在不斷地燎原、竄燒下，激發了聲勢驚人的共鳴，影響層面擴及許多階層。她也在台灣當年壯闊波瀾的社會運動裡，成為最受到矚目的文化英雄。如今事隔二十年，整個社會已經徹底翻轉了幾回。回顧當年的社會環境，如今洞察時局猶精闢深邃的作者，如何看待當年如小紅帽誤闖大野狼之森林的經驗，文化界人士又如何看待這股野火所走過的二十年？除了龍應台昨日於本刊發表文回顧外，本刊並邀國內知名作家提出不同見地的看法，且徵集讀者的迴響，自今日起推出。──編者
　　二十年前「野火集》初版問世，乾草烈風，很快就成為燎原之勢，火勢之大不僅燒熱了文化界，甚至也薰出了廣大的市井小民，一時議論紛紛，掌聲壓倒了噓聲。不久我去台北演講，提到當代的女作家，曾以「龍捲風」來形容「野火集》的年輕作者。
　　「龍捲風」的風勢，二十年來雖然偶有間歇，卻未中斷，而在她卸下台北市文化局長一職之後，又倒捲回來，風力仍然可驚，風圈似乎更大，幾乎凡華文所及，都風起雲湧，風吹草低。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本書銷暢至今，足見台灣的社會與中華的文化裡，有一些東西是頑固到永遠也燒不盡的。儘管如此，只要風勢仍強，野火仍旺，我們的陋規惡習，文化底層的怯懦與自私，就不可能像莠草那麼漫山遍野，肆無忌憚。
　　應台是才學並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為其實都取決於自己的真性情。當年她從美國學成回台，在中央大學任教，並發表小說評論，似乎要成為學院派的批評家。幸好那些雜文並未鋪張成引文成串附注成排的「學術論文」；而自〈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刊出之後，她顯然就從文學批評轉向了社會批評。儘管「天還未亮」，解嚴還得等待三年，她英勇的筆鋒所指，已經是文化意識、社會陋習的種種患處，所以激起了有心人普遍的共鳴。
　　在五四之後七十多年，龍應台竟然還得像梁啟超那樣披上啟蒙先鋒的戰袍，用直接而有力的雜文，「筆鋒常帶情感」，來揭示我們社會的病情。那筆鋒，介於胡適的理性與魯迅的感性之間，但都能把握對事而不對人的原則。
　　在〈生氣，沒有用嗎？〉一文中，應台曾貶台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都市」。當時她恐怕全未想到，十五年後這醜陋的都市竟會請痛罵它的人來變化氣質。她竟然肯跟馬英九回台北來做首任的文化局長，大家都很擔心，擔心如此的文化英雄，怎能像駱駝一樣穿過市議會的針孔。果然上任不到十天，尚未進入會期，她竟已嚐到了一位女議員的警告，有一次對朋友說著，忽然大哭起來。朋友們都擔心，龍捲風真抗得住夜長夢多嗎？
　　不料風勢能伸也能縮，三年下來，颶風竟然變成了化雨。無論對文化遺產、耆宿故居等等的維護或利用，或是文藝活動的安排與倡導，應台都全力以赴，做得有聲有色，真正提昇了台北市的文化氣質，而使馬英九的團隊成了一頭醒目的龍馬。台北市文化局舉辦或輔導的文藝活動，凡我參加的，都可以見證局長不但從容主持，而且無論用中文或英文致詞，都言之有物，流暢且有文采。
　　不過人在官場，當然無暇執筆，而且不容暢言。苦練三年之後，龍捲風終於恢復了自由，言路更寬，講台更大，聽眾更多，風勢更勁。她把講台搬去了香港，更為整個中文世界所注目、所聆聽。在統獨之上，中西之間，風聲不絕。至於毀譽，她似乎都不在意，因為有風過處，樹林總不免颯颯而鳴。

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5/06/29
《「野火20年」專輯》天真女俠龍應台──走過野火時代

【楊澤】
　　這二十年下來，龍應台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觀，她所搭建的思想橋樑，讓精英與大眾、民間社會與文人傳統、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有史以來，從未這麼大規模地串連在一起。純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俠仗義的女俠，在華人世界到處路見不平，「放火」相助，就這樣，一路從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廣州；從去年「三一九事件」，當台灣的民主價值被質疑的時候，她挺身為台灣民主辯護，到今年連宋先後訪問大陸，她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幾天內，數百萬人次的網上點閱，大力放送對岸嚴防的台灣意識與台灣價值，讓老共拿她沒轍，整個華文世界儼然已成了一個擴大的現代江湖。
　　1
　　二十年前寫《野火集》的那人，並不是野狼，而是小紅帽。
　　二十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灣暢銷大賣，二十一天內再版二十四次，盛況空前，讀者反應熱烈，遍及各階層，尤其對學運世代前後的五年級有深刻影響，據說後來儼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學運指南或社運手冊，幾乎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那麼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個人買回來的，普及程度有如當年許多家庭必備的「培梅食譜」。
　　過完年的春天，龍應台跑來紐約，一心想赴聯合國總部「朝聖」，會會那些，她心儀已久的保釣健將，劉大任、郭松棻等人，由當時任《人間副刊》海外聯絡人的我充當地陪。我已經記不得當時大家都聊了什麼，獨獨對龍一面之緣的印象，十分鮮活。記得這個身軀瘦弱的 龍應台，蒼蒼白白，憂憂鬱鬱的，一副純真無邪模樣的文藝少女，卻滿滿的憂國憂民情懷，相較於那幾位，幾乎也是整整二十年之前，在中央日報頭版被冠上「匪」字號的左派大哥們，她時而沉思，時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像個闖了大禍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嚴前兩年，龍應台剛剛三十出頭。戰後台灣社會，累積多年對體制不滿的能量，暗潮洶湧的批判聲浪，隨著龍應台引燃的這把野火，迅速竄燒，這樣的一把野火，這樣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質疑叩問，那扇外強中乾的舊體制大門，也就這樣，便這樣應聲倒下。只是，與其說龍應台英勇，或者，如楊照後來形容她「憨膽」，倒不如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歷史硬生生的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龍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說法，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 m），她也就上了台，貼切地演出屠龍勇士的腳色。她其實更像是小紅帽，意外地闖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2
　　龍應台的野火照亮了什麼？哲學家康德說，啟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狀態，勇於求知。《野火集》，無庸置疑，正是這樣一本，為解嚴作準備，引領整個社會進入全民民主時代的啟蒙書。這本書照亮我們的不成熟、尚待啟蒙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掀起戰後台灣新一波的「啟蒙運動」。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是龍應台？為什麼是《野火集》？相較於上一波，從魯迅到賴和，李敖到柏楊的舊啟蒙，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產生如此強大的效果，如此深廣的迴響和共鳴？
　　今天回頭看來，不論是魯迅的野草風、匕首風雜文，或者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都不脫傳統文人作風。這些早期的啟蒙英雄，我們可以權且稱之為「刺客型」文化批評家，他們對中國歷史有種根深蒂固，近乎非理性的迷執；由於對封建體制，所謂「吃人的禮教」，存著「必欲毀之而後快」的怨懟心態，他們是復仇的人，踩踏著哈姆雷特式的獨白步伐，到頭來，空留復仇不成的淒涼和孤獨形象，以悲劇收場。敢冒各種反傳統、反群眾的大不諱小不諱，他們更是「放屁的人」，窮酸惡臭，如一士之諤諤般大鳴大放，最終，卻只讓他們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憂鬱白衣小丑（Pierrot）。歷史的冷酷，群眾的無情，可見一斑。
　　如果說，前人的悲劇（坐牢，書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評家的宿命，龍應台乃是一則歷史的童話或牧歌。龍應台她其實一點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禮失求諸野」。作為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龍應台不可能像傳統文人那樣唱高調，築起一道與世隔絕的高牆。貧困的出身，加上以勞動階級為主的生長環境，讓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務實的性格，立論處處充滿「卑之無甚高論」的合理性與現實感。相較於前人自我放逐，反體制的游擊戰略，龍應台 一開始就站在歷史的亮處，置身群眾中間搖旗吶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聲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長以毒攻毒，如化膿劑般，奮力將癰疽趕盡殺絕，龍應台則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氣散，吃了強身，多吃也無害。
　　雖然立意燒掉舊框架，龍應台對體制的態度乃是溫和的、改良派的。在當年廣受矚目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大學生你為什麼不鬧事」系列文章裡，她的筆調，一點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來，輕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取得平衡，展現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說服力與來自民間的浩然正氣。龍應台是一個新時代的文化批評家，但，她也自期、自許是一個具有高度倫理反省力的自由人與現代公民，在她的字典裡，公與私，男與女，上一代與下一代，情與理，傳統與現代，文言與白話，並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說體制壞話、說傳統壞話，只怕大家不說話；她不怕自己或別人到處搧風點火，就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3
　　《野火集》現象說明了，小不是重點，以小可以搏大，小紅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權。不少人今天批評龍應台是大論述（sic，其實是「大敘述」），回到當年，龍不過是，挪用今天的網路詞彙，一個小小的「個人新聞台」，一個無權無勢的部落格，因為敢怒敢言、敢罵敢衝，一旦有了《人間副刊》的平台，馬上紅遍台灣。
　　仔細思索起來，我們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問一遍：一名默默無聞的歸國學人，一位與主流文壇無涉的新人，一個看似無所掛搭的孤立個體，何以能撼動廣大群眾？歷史的偶然如何變成必然？這位在赤貧的高雄茄萣鄉生長，在純樸的成大校園做夢，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文藝少女，何以能擁有，宛如少女漫畫般的「變身」魔力，在一瞬間蘊生巨大能量，把眾人連結在一起？正氣散、運氣散云云，又如何變成眾人藉助練功的丹藥？
　　毫無疑問，龍應台的成功，時代的風雲際會，乃是建立在戰後中產階級的成熟，以及，相對應的，此一階級的渴望在台灣社會當家做主。然而，真正將她和眾人的生活串連起來的，不如說是，龍應台的草根性格，激發了當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識，也就是說，正氣散的藥效即在於，催化台灣人潛在的公民精神，讓家國情懷、鄉土情懷以及個體價值和尊嚴，緊密扣合在一起。
　　龍應台的《野火集》，借用現代廣告商的辭彙，因此是屬於眾人的。龍應台一直就是個「說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夾敘夾議，饒富傳統的說理訓示，卻從不見艱澀聱牙的論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摻雜作者與周遭眾人生活經驗的故事。透過這種說故事的方式，龍應台將她在歐美社會生活過的公民經驗，拿來和台灣市井小民的本土經驗作溝通，為民間社會和西方公民社會搭起了一座橋，把那些當年台灣社會急需的，嶄新的理念價值和形式，通過她的故事、人物，傳達出來。
　　龍氏正氣散的成功乃是一個奇妙的啟示：批判體制就一定得反傳統嗎？鄉土情懷、家國情懷之外，如就文體看來，龍應台的言說策略，其實和傳統民間藝人的敘述技藝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說唱的說書人，或者，早年扭開AM頻道，一邊講古一邊賣藥的廣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說書人龍應台，說的是現代警世寓言，賣的是正氣運功散。
　　4
　　這二十年下來，龍應台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觀，她所搭建的思想橋樑，讓精英與大眾、民間社會與文人傳統、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有史以來，從未這麼大規模地串連在一起。純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俠仗義的女俠，在華人世界到處路見不平，「放火」相助，就這樣，一路從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廣州；從去年「三一九事件」，當台灣的民主價值被質疑的時候，她挺身為台灣民主辯護，到今年連宋先後訪問大陸，她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幾天內，數百萬人次的網上點閱，大力放送對岸嚴防的台灣意識與台灣價值，讓老共拿她沒轍，整個華文世界儼然已成了一個擴大的現代江湖。俠女龍應台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玉嬌龍，雖然不諳武功，無法輕身一縱、飛天走地，或者刀光劍影，殺得敵人落花流水，但同為女人，她們的天真，教人無從防備，放火絕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讓人措手不及。
　　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其實台灣就是龍大俠的練功房，她紮馬步的場地，她在這裏開創一個可逕稱之為「野火時代」的東西，而所謂的台灣經驗，不正就是她研發成功的獨門招式。雖然「台灣經驗」的價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不上西方的文明民主社會，不過相對於封閉落後的華人社群，益加顯得彌足珍貴。自任為台灣經驗的代言人，龍應台透過各種形式的寫作與演講行動，不斷地輸出台灣經驗和民主價值，一旦台灣價值受到質疑受到輕視（例如成龍說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個笑話），龍應台就必須跳出來抗辯，為台灣講話。
　　龍女俠放火的絕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冊寶典？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類，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這角度看來，龍應台 的「野火」，大抵是承繼盜火者的啟蒙角色，將她在西方世界盜來的火種，帶回家鄉。五四以來，這些前前後後到外地遊學的人，像龍應台一樣真正航過海，在國外闖蕩，然後回到本土，關注自己的使命，企圖將第一手西方生活經驗的視野，和本地傳統做溝通的「水手型」作家學者，大有人在；難得的是龍女俠洞燭機先，匠心獨運，在她的創意研發之下，源自異域「以夷變華」的野火與本鄉本土「禮失求諸野」的野火居然能匯成一爐，照亮了華文世界的廢墟。可惜的是，他們的隊伍當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許可以稱之為「海盜型」的文化買辦，這些人關注的是，別人有什麼財寶、有什麼祕笈，可以現買現賣，因此常搬來許多炫人耳目的理論，實際上卻對西方文化缺乏內在的理解，更根本的還是，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記憶與經驗，也就不可能真正認識西方。但，這也許是長期以來無法破除的宿命，就像過去台灣被認為是海盜國家的典型，如今說穿了，大家往往也還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財富來當自己的飯碗，並無法進一步提升自己。
　　（上）
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5/06/30
「野火20年」專輯 天真女俠龍應台──走過野火時代

【楊澤】
　　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有一股源遠流長、不容忽視的民間生命力，一個不相信官方的小傳統，當被壓抑的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它往往悖離中央，尋求創造自己的水滸或桃花源。四百年台灣，從鄭成功家族的海盜帝國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會，見證的就是這樣一股風起雲湧、蔚為大國的民間力量。在我看來，今天的台灣民眾已不復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見過風浪、見過廣大世面的台灣人，早已共同創造出一種，也許可以逕稱之為「江湖台灣」、「功夫台灣」的東西，正逐漸加速與「江湖國際」、「功夫國際」的接軌中。這樣一種擴大的江湖感，這樣一種國際性「江湖文化」，有別於「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而又能辯證性地結合二者，正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第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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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的耀眼地位，一度讓我們感到相當自滿，我們因此可以自豪的說，龍應台是台灣文化輸出的驕傲。然而，曾幾何時，跨越千禧年，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短短四、五年間，台灣的「成功故事」卻如夢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經，最讓眾人志得意滿的台灣價值，現在回頭看來，變成一場可疑的歷史大戲；曾經，我們以為掌握，最進步的現代和後現代論述，如今紛紛宣告破產，思想像整個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時代」大力標榜全民民主、全民發聲的年代的到來，強調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過自我與群體的「權力意志」，進行一場翻天覆地，扭轉乾坤的「價值重估」，光是一九八七到一九八九年間，就發生了十七個社會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反污染自立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環保議題為例，每個家庭今天依然寧願砸錢買飲水器、濾水器，也不相信政府可以協力改善飲水問題，不相信政府的公共工程，不相信政府會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野火集》所開創的公共空間、公共論述最後幾乎悉數垮台。我們除了對公共工程失望，對充斥各種call-in節目的公共領域更是充滿憤懣之情，藍綠相互責來怪去，以統獨、族群等簡單粗暴的符碼去詮釋別人，整個社會宛如陷入空前的災難，眼下只感到一片幻滅和迷失。
　　台灣經驗的無法累積，台灣價值的失落，如果歸咎起來，首先在於，我們只有蔣勳所說的「減的文化」，而沒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說，下一個政權往往處心積慮地，把上一個政權的文化連根拔起、剷除殆盡；其次，也許更重要的，過去台灣經驗或「現代性」被設定的模式，我們不得不承認，讓人往往看到的是，一個新的擴大的名利場，深深為它所展現的浮華世界所著迷，而看不見傳統、歷史、文化的價值；也正因為，眾人在實際生活中看不見人文價值、古典價值的作用何在，以至於，我們一度舉國引以為傲的的台灣經驗，所謂經濟奇蹟，所謂民主政治，到頭來都只是，金錢遊戲與權力鬥陣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過去創造經濟奇蹟的台商其實是一種幹練的個人主義典型，五湖四海、浪跡天涯，擅長單打獨鬥，雖然來自土地，卻嚮往海洋。時至今日，當我們對大自然的破壞已累積超過，二十四個台灣所能承載的程度，當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虛擬的感官體驗充斥於電視、電子資訊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強調「隨機應變，快速反應」的競爭守則，選擇當一個只看得到「利」而見不著「義」的「獨眼龍魯賓遜」。這種「台灣製造」的魯賓遜，徜徉在個人主義的荒島上，憑藉著一台手提電腦和網際網路，下載一堆資訊軟體，陶醉於速度帶來的快感，不出門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台灣變得益發像一座波浪型的海島，一層層波浪迅速湧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強，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讓人因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質性、更根源的種種課題。
　　面對台灣經驗的失落，龍應台選擇在兩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間副刊》上大規模地放火，集結而成《面對大海的時候》一書，其中尤以〈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與〈五十年來家國〉最引各方的矚目與爭議。只是這回，野火變成了戰火，一波又一波批評和質疑的聲浪，放火的人幾乎差一點就要灼傷了自己。在龍應台開出的一系列文化藥方裡，關於現代公民的格局、素養和夢想，或者是相對於全球化和在地化，台灣跟世界歷史接軌的國際化問題，其實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正字標記的龍氏正氣散。只是，當眾人迷失於統獨、南北分裂的此刻，當大家犬儒地選擇不表態，或假裝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在特定歷史時空的這點上，龍明確提出她的價值觀，投射出她的意識形態，天真地要大家回歸中國文化，讓台灣成為「中國文化的燈塔」，不禁讓人有一種迂闊之感。讀者不免要問，舉世滔滔，都在擁抱全球性的海洋文明之時，連中國也積極投向西洋的懷抱之際，龍應台為何要回過頭去擁抱大陸──這一帖中藥，豈能不教人有錯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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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訶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見到了生平未見的大海，浩浩渺渺，一望無際，比他們在拉‧曼卻所見的如伊台拉湖大多了。海邊停著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張掛的許多彩帶和細長三角彩旗在風裡抖動，蘸浮著水面。船上喇叭、號角眾音齊奏，遠近軍樂一片悠揚。海船開動，頓時有無數騎兵應戰似的從城裡奔馳而來，都制服鮮明，馬匹雄健，船上戰士連連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聲震天，驚心動魄，海船的大炮也聲聲相應。大地如笑，海波欲話，天氣清朗，只有炮火的煙霧偶爾渾濁了晴空；這種情形好像使人人都興致勃發。桑丘不明白怎麼海上浮動著的龐然巨物會有那麼許多腳。」（楊絳譯文）
　　在《堂吉訶德》第二部的結尾，拉‧曼卻的「夢幻騎士」堂吉訶德離開了西班牙的內陸荒原，來到夢寐以求的巴塞隆納城，在那裡，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親眼見證大海時代來臨，心中的激動震撼自是難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訶德幾乎可以說是，了無遺憾地死去。話說回來，作為一個中古世紀的破落騎士，他的弩馬、長茅和生鏽的盔甲、盾牌畢竟是不屬於大海的，也因此，在塞萬提斯筆下，堂吉訶德只能落得，為一個時代的逝去，望洋興嘆。在我看來，堂吉訶德和龍應台，一個中古西方騎士，一個現代東方俠女，兩人都為拯救舊有價值而顯得，或陳腐或迂闊，卻也都是偉大的武俠騎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說，龍應台接續了堂吉訶德的精神，背負著維護古典價值的使命，在華文世界孤軍奮戰，踽踽獨行。
　　然而，與其說龍應台要我們回歸中國文化，不如說，在大海沖刷下的價值洪流裡，在台灣文明、文化的土石流中，她一方面教我們緊緊抓住古典文化構築的木筏不放；另一方面，又鼓勵我們定錨在世界歷史的大座標上，面向大海，勇敢出航。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發現，龍從女俠忽忽變成了女媧，試圖用大陸文化的泥巴，摻和海洋文明的水，捏塑出一種中西語俱佳，真正能與國際接軌的，新台灣人種。也就在這裡，龍應台的修辭策略，說故事的方式，開始顯得過於依附本質主義，過度為古典文化的鄉愁所引導。字裡行間，她讓讀者有種錯覺，誤以為今天的我們跟古典漢文化的關係，可以構成一種直線式的因果邏輯，似乎只要找出某些失落的意義環節，就可以輕易地恢復，重新打造失落的家園與世界。龍應台有所不知，「中國文化」或「古典文化」在台灣，往往與沉重的歷史教科書、官方的意識形態等義等值，不單是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政治不正確」，也是他們至今選擇，寧願不去面對的古典傳統與人文價值的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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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民主政治藍圖，向來都是嘈嘈雜雜，一點也不井然有序的，台灣人的處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那種揚帆出航以後，才被匆匆告知任務的船長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們能認識自己的漂流狀態，掌握它的真實與不真實，就可以進一步認知，我們過去從哪裡漂流而來，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們為什麼會有龍應台所說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了解我們的挫敗和迷失，找出突破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台灣社會過去尚未，最近的未來也不一定能，產生一股「決定性的多數」（critical mass），去統合出新的價值秩序，我們也可以朝「決定性的個人」和「決定性的少數」的大方向邁進。說穿了，龍應台所傳承、傳遞的野火，其實就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教導我們在現代的荒原上培養價值的火種、批判的火種，或點燈或放火，在眾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邊緣和中央之間，找到一種新的文化串聯的策略，就等有那麼一天，小天地連結大天地，邊緣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國民黨劫、民進黨劫，把當下令人十分難堪的「國民進黨劫」終結掉。
　　出乎那些力圖「去中國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意料之外，龍應台 的中藥處方，其實可在奠基於古典漢文明之上的當代日本社會，得到清楚的呼應。現代日本的身強體壯、腦清目明，分析起來，乃是以古典大陸哲學、東方宗教文化強身，再以西洋文化固腦，將東洋跟西洋文化融合，提煉出的一種東瀛經驗。只是，相較於日本人重視長時間累積，突顯本質性的文化模仿與創造，當代台灣社會所呈現的，往往是一種渴望立即見效的，建構式速成拼貼文化。追究起來，我們得勇於承認，混血與變異恐怕才是台灣文化的本質。但，未來世界既有可能以夷狄的經典變華夏，也可能以華夏的經典變夷狄，我們又何嘗不能，以龍應台的烏托邦想像為觸媒，大膽地進行文化跨界的實驗，嫁接東方和西方，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讓台灣勇敢地從殖民歷史的「百年孤寂」中走出來，創造出某種更生野，更瑰麗的「異文化」也不一定？
　　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有一股源遠流長、不容忽視的民間生命力，一個不相信官方的小傳統，當被壓抑的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它往往悖離中央，尋求創造自己的水滸或桃花源。四百年台灣，從鄭成功家族的海盜帝國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會，見證的就是這樣一股風起雲湧、蔚為大國的民間力量。在我樂觀看來，今天的台灣民眾已不復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見過風浪、見過廣大世面的台灣人，早已共同創造出一種，也許可以逕稱之為「江湖台灣」、「功夫台灣」的東西，正逐漸加速與「江湖國際」、「功夫國際」的接軌中。這樣一種擴大的江湖感，這樣一種國際性「江湖文化」，有別於「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而又能辯證性地結合二者，正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第三空間」。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看台灣社會，我相信我們才不至於，重演「小紅帽與大野狼」的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遊戲，掉入藍綠陣營的「本土妄想症」、「中國妄想症」，或任何一種政治版本的本質主義陷阱中。也只有在這樣的制高點上，在這樣的建構式文化空間裡，我們才可望從仿冒代工的「海盜台灣」，成功地轉換為一個深諳東西文化，經紀中國與世界的「水手台灣」、「游俠台灣」；我們才可望溝通夷狄與華夏，溝通利與義，創造出一種新的江湖文化與江湖道義。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二十個年頭，二十年的漫長光陰，足以讓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讓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長。進步的真理與幻象似乎永遠共存，二十年見證了戰後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時代」（Epoch ），二十年又何嘗不能算是，一個小小的佛家所謂的「劫」。新一代的讀者們哪，不管你們是酷世代、炫世代，還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種（講究操作熟練度的）技術問題，並不牽涉價值的創造，從龍應台的部落格，到你們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種夢想的距離。如福柯所說，我們一再發現自己處於開始的位置；因為這樣，我們更應當一起思索未來，以新的火燄挑戰者、文化挑戰者為己任，化被動為主動，大力叩問個體生命的意義，將我們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場戲劇性的自我追尋，擴張夢想的藍圖和座標，腳踢東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將龍應台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讀者啊，讓我們從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鍛鍊出一種新的文化理念與價值的煉金術── 《野火集》本身正是這樣一部新文化的經典──把啟蒙的故事、野火的傳奇，繼續傳述下去。（下）

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5/07/11
《三少四壯集》想當然耳

【汪榮祖】
　　展讀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副」上龍應台小姐的大文，見她引梁啟超的話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寅恪）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真感到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可怕。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書由於哈佛同學吳宓的推薦，早已成定論；梁啟超雖與陳家有舊，但當時陳寅恪尚無學術著作發表，何來比他等身的著作更有價值的「寥寥數百字」？梁啟超會如此自貶身價來「推薦」一個初出茅廬，學術尚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嗎？龍小姐又說：「毛澤東訪問蘇聯，史達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史達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過去我也聽說過這個離奇的傳聞，曾求證於陳門弟子蔣秉南先生，他說聞所未聞，真是天方夜譚！有人文素養者應知：史達林學問再好，也不可能知道象牙塔裡的學者陳寅恪，陳寅恪對政治再有興趣，也不可能去寫有關革命問題的文章。陳寅恪生前不像胡適，沒有俗世的名聲。文革之後，陳寅恪熱才把這位學院裡的史學家捧得連史達林都要關心，連梁啟超都要頂禮膜拜了。
　　其實，將想當然耳的傳聞當作真事實語來流傳，相當普遍，再因其內容往往聳人聽聞，流傳之餘，竟可成為真假莫辨的垂世名言。在冷戰期間的西方，就出現了不少查無實據的名言，但頗收「妖魔化」敵人之效。例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句列寧名言：「到巴黎之路經由北京」（The road to Paris leads through Peking），以證實共產國際侵略世界之野心，美國加州親台反共參議員諾藍（William Knowland）尤喜引用，並以圍堵這條路為其終生志業。但是遍檢列寧的言論集，絕無此言可查，顯然是根據列寧反帝言論編造出來的假話；然而編造之言，卻能長期以來被人引用，著書立說之外，還在課堂上傳授給學生！
　　我們常引路易十四年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朕即國家」；據說這個法國皇帝年輕時曾穿著騎馬裝，走進巴黎議會，打斷正在進行的辯論，而後宣稱他就是國家。但是根據艾旭雷（Maurice Ashley）與盧爾（John Rule）等專家學者的研究，這則有關路易十四的故事全屬虛構，當然他也不曾說過「朕即國家」的話，顯然是後人根據路易十四的言行渲染而成。不過，這個虛構出來的名言，今日已成為描述獨裁者的成語了。
　　稍知法國史的人，常引法后安菟訥（Marie Antoninette）所說：假如農民們沒有麵包吃，「讓他們去吃蛋糕」。但是據著名史家巴神（Jacques Barzun）的考證，「讓他們去吃蛋糕」是句古老的法國玩笑話，在那位皇后出生前很久就有了，絕無可能是她說的。無獨有偶，我們的晉惠帝聽說老百姓沒飯吃，亦曾問「何不食肉糜？」我不禁要懷疑，這個皇帝真的笨到會說這句話，還是寫歷史的人把這句笨話塞進晉惠帝的嘴巴裡，像醜化法后一樣來醜化他，讓他吃這塊壞蛋糕？

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5/07/09
三月的杜鵑

【紀蔚然】
　　想說就好好說，從丹田出聲、從內心發話，別「大舌又愛提」，一逕支支吾吾，哼阿耶啦是吧對啊……。
　　倘若今天有人使盡吃奶的氣力、動員全身不平則鳴的分子寫作一篇篇短文，內容充塞劍拔弩張的字眼──「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是誰在作賤我們的子女」、「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自己的權利」──爾後且集結成冊，名之「野火集」，我只能挪借散文家琦君的名言，說此人八成是三月間台大校園的杜鵑，瘋了。
　　二十年過後，龍應台於一九八○年代控訴的情境很多未獲改善，我們的城市照樣醜陋不堪，我們的教育列車持續駛向斷崖，我們的交通依舊是色盲的橫衝直撞，但有一層面已徹底質變：台灣人，你太容易生氣了。現在沒人敢說台灣人民不懂得為自己爭權利，我們只要受到委屈就按鈴申告或在攝影機前哀天哭地，一旦被人倒債就冥紙雞蛋伺候，更猛的還會潑油漆、掐脖頸或開瓦斯自殺攻擊。台灣人的怒氣早已凝聚成千斤頂萬噸錘，要是大夥齊聚發功，那威力足可擊沉人人口中的寶島十數次。誰說台灣沒有核子武器？
　　台灣人真的很會生氣，致使下樑不正上樑歪，即連最應沈著、最不該當眾動怒的總統先生也有樣學樣。總統不怒則不威，但他大可於私底下跳腳踩扁帽或在政敵的照片上倒番茄汁，就是不該在電視上化身為終結者──Ah Bian,the Terminator──把嘴巴當烏茲掃射全台，搞得仇人盟友無一倖免，政客平民紛紛中彈。非但如此，總統還實踐魔鬼阿諾「I’ll be back」的箴言，他真的回來主動續攤，並夾帶著手榴彈與轟天雷，二度開炮，把野火燒成漫天烽火。有這樣的訪談節目，誰還需要看動作片？那兩天，我坐在沙發看著螢幕上的阿扁，先是瞠目結舌，繼而視線漸轉模糊，只恍惚覺得畫面裡有一朵正在燃燒隨時會內爆的杜鵑。
　　台灣人，息怒吧。
　　二十年前龍應台要沈默的大眾勇敢地站出來說話，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倒企盼大家少講幾句。沈默的民眾早已變成饒舌的烏鴉，老是在那聒聒聒聒。一位藝人的死亡竟衍生出數以萬計的瘋言瘋語，朋友與記者嘰哩呱啦，熟識的與不識的嗚哇嗚哇，甚至連曾於海邊偶遇他的路人也有話要說。與死者攀上關係真能使我們無聊的日子增添點生氣嗎？眾聲喧擾，好不熱鬧，但從幕啟到幕落，人們卻無法從這齣人間悲劇感受到洗滌或昇華的絲毫可能。
　　台灣人，你話太多了。
　　並非針對每件事你我都得有真知灼見，毋須理會諸如「沒有意見哪算是現代公民」的挑釁，我們要可憐這些憂國憂民之士，他們的生活除了政治以外其他一片空白。也並非一有想法就得公諸於世，野人獻 poop（屎）一番，何不將反射性、已受制約的念頭潛藏於心，不時修正，給它機會沈澱？我們絕對有保持緘默的權利。若某人因車禍躺在病床，他大可不必甫動完手術便向記者交代當時如何怵目驚心，事後又多麼情何以堪云云，但令人費解的是，受訪者往往選擇說話，即便是吃力地掀動著半麻醉的雙唇，他也執意娓娓道來：「阿就，車子就突然翻了，我就跟著翻了，然後就昏了。」說完，他又昏了。
　　好吧，若說有人不講話會悶死，我只能拜託：來點新鮮的。語言窒礙思考，廢話連篇導致腦袋一鍋子焦油。大部分時候，政治名嘴尚未開講，我們已經猜到他們要說什麼，因為這批人除了意識型態與個人恩怨以外，少有另類見解；更多時候，娛樂名人尚未啟口，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只會插科打諢，耍弄白癡連字遊戲。還有，對那些覺得此生沒上過電視便枉走一回的「市井小民」，我只能奉勸：不要把嘴巴當作語言絞碎機來用。既然上了鏡頭，煩請把握良機認真表現，想說就好好說，從丹田出聲、從內心發話，別「大舌又愛提」，一逕支支吾吾，哼阿耶啦是吧對啊……。
　　寫著寫著火氣不請自來，台灣人果真易怒。寶島的天候原本四季分明，如今時序倒錯，天天都是淡啊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我們可以飛越杜鵑窩嗎？至少，二十年前《野火集》的作者認為可以，否則她不會寫那些文章，否則她不會錯估自己擁有批判的距離，擁有歸國知識份子的制高點。如今，距離是我們不可能享有的奢侈。大家同在一個窩裡，唯有自欺欺人的蒙混時刻，才有人膽敢胡言自己是「惡水上的大橋」。台灣已成一座危橋，我們就是惡水。
　　切莫問我答案在哪，我只知，它在瘋中飄揚。

中國時報    A4/焦點新聞           2005/07/06
野火燒不盡 培養新知青 龍應台基金會 徵求千人贊助

【陳重生、陳希林／台北報導】
　　客居香港兩年的作家龍應台昨天返台，並與文化、企業界好友宣布成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公開向社會各界尋找「文化蒲公英」，徵求一千個文化贊助者，未來將以「國際思想沙龍」的型態，透過國際論壇和演講的方式，寄望能培養出有國際知識，又能深刻思辯的「新青年」。
　　龍應台在二十年前寫下《野火集》，撼動台灣，掀起平地驚雷，詩人余光中並將此一「野火現象」譽為「龍捲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時報出版公司及台大領袖教育學社，訂七月九、十兩日（周六、日）下午兩點，假台大凝態物理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場座談，回顧野火延燒二十年，同時展望未來。與會對談人分別是林懷民、陳浩、向陽、陳文茜，以及楊照、馬家輝、范雲。兩場座談會免費入場，預約電話（02）2304-7103。
　　基金會由龍應台擔任董事長，共同發起人包括評論家南方朔、作家楊澤、出版家王榮文、語言學家曾志朗、法律學者劉宗德、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亞都飯店總裁嚴長壽，以及前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等九人。
　　南方朔表示，他們這群人都是因為對台灣社會「很不滿意」，「所以才要管閒事」辦基金會，台灣社會如果不好好努力，會被邊緣化。他感嘆現在很多人都用雙重、多重標準在看事情，沒有是非，而此一「小而美」的基金會正是要扮演一個平台，溝通思想和見解。
　　嚴長壽則說，基金會的成立代表台灣的一種義工文化和宗教家熱誠，為台灣付出。他也推崇龍應台這些年來在兩岸三地，關心整個華人社會的發展，「不只是屬於台灣」。
　　台大領袖教育學社社長張怡則說，青年學生有時覺得很無力，但希望能有更多人關心社會，而不只是賺錢、出國學英文。
　　龍應台表示，七十年代的理想主義面對不公不義的國民黨，有把它拉下來的勇氣，但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下，台灣不應只強調本土史地，今天年輕人競爭、合作的對象，可能來自北大、哥大或柏林大學，當與這些國際人士閒聊時，就不能只懂得藍綠，要有國際觀。
　　基金會目前已經成功募到的是啟動的「種子基金」，龍應台發起的「尋找文化蒲公英」運動，徵求一千個文化贊助者，每人出資一萬元，當作籌辦論壇、講座、校園巡迴演講的「新青年播種」基金。龍應台說，如果有十個「傻子企業家」，每人願意贊助一百萬元，她也「深深一鞠躬」。
　　捐款帳號：台北富邦銀行市府分行，帳號411210293680，戶名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義工招募電話：02-26584698。基金會網址：www.civictaipe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