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說明 

【台北訊】 

2006年開年不久唻1月26日啀，野火作家龍應台在台灣、北美、香港、馬來西亞同時發表致中共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的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批判中宣部封殺《冰點》周刊的專制。龍應台文章以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一個「笑話」起始，略見走鋼絲的筆法，隨後展開的「價值認同」論述，則是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博奕，強勢創造了一個聲援「民意」的焦點。

春節過後，著名小說家陳映真撰文〈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從經濟發展、民主自由、新聞自由、歷史教育等多方面，質疑龍文思維與論述的陷阱。

龍應台與陳映真都是勇於提問、長於論辯的作家，兩位交鋒的差異何在？是概念取向不同，還是數據資料不同？是權力的眼光不同 ，還是受權力影響的話語不同？聯副敬邀讀者檢驗，進行深入思考。 【2006/02/19 聯合報】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上)

【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上)

【2006/02/19 聯合報】  ＠ http://udn.com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下)

【陳映真】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下）

【2006/02/20 聯合報】  ＠ http://udn.com 

中國時報    A9/話題           2006/01/26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胡錦濤」代表什麼？
　　錦濤先生：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瘖裡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本文寫於一月廿四日。台北中國時報、香港明報、吉隆坡星洲日報、美國世界日報今同步刊出）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n58a00.htm

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歷史常常是跳著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時要跳。世上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沒有人預測過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會發生前蘇聯與東歐之變局，以及那個變局的戲劇化形式。台灣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也沒人預測過在今年春天連宋二人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這一事件所徵候的兩岸新局。特別是連戰，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更是鹹魚翻身，一掃顢頇老大形象，一時之間竟躍身為時代弄潮兒。

  學者與文化人既無從預測，於是評論紛紛，這其中尤以龍應台女士的評論文字最具行銷力。

這個發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後觀之，它的意義為何，可能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件，還將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釋與推擠，而其中，屬於知識份子所能影響的範圍確實有限。但儘管如此，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還是要對這個走向提出有立場的解釋。基本上，我們認為連宋的大陸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義。首先，這是解消冷戰架構的重要進步，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相互對待上，走出內戰與冷戰的敵對思維，開始進行對話。這對於不僅是兩岸，也對區域和平做出了貢獻。其次，我們認為這不應僅僅是政黨之間和解的肇端，更是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關於和平與溝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現。這中間當然有資本的利益，但人民惡戰、避戰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將帶領民進黨的走向，這由後者轉換口徑，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之事可以略窺一二。第三、儘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技巧地操弄中國人身份修辭，但他們卻也弔詭地參與了由李登輝擔任首任工程師的國族打造工程，只不過今日是以中華民國之名行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對立形式正以一種新的內容在進行。這是一種歷史的反祖性，弔詭地將台灣拉回兩蔣時期的「中華民國」正朔，差別是如今有民眾正當性基礎，在所謂「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中華民國」之下，藍與綠的對立將被解除動力。但這樣一個國族打造的工程在全球地緣政治上將有何命運，則並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蘊危機，特別是當它牽連到美國和日本在兩岸敵對關係中的利益。冷戰的解除與再度冷戰化，是矛盾並存的兩種可能。

因此，連宋訪問大陸這一事實所散發出的訊息是具有矛盾性質的。腳熱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卻更冰冷地藏在背後。冷戰以來，由於東西陣營的對抗，以及兩岸的對立隔閡，所形成的深度文化與價值壁壘，在兩岸各據一方時無從展現，反而是當兩岸越要開始接觸時，這個藏在水面下的壁壘往上浮現的驅力也就越大。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此分析龍女士關於兩岸關係言論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個足以彰顯這個壁壘的重要個案。

五月下旬，在重要歷史時機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評論家龍應台女士，再度發表長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國時報同步刊出。龍女士以其一貫的感性筆調，對中國大陸讀者娓娓道來她所理解的台灣。在文章中，龍女士沒有忘記提及「野火」那本書，並不避自舉地將之定位為台灣當代史的分水嶺；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後如何。「野火」二十年後，龍女士以中國讀者為對象，或許是希望在中國這塊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龍女士撫今追昔，為之躊躇四顧地向大陸讀者報導「野火」的燦爛啟蒙企業：『「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

龍女士的這篇文章想要在中國大陸怎麼描繪台灣，想要燎起什麼論述效果，我們的確也不掩在意，但無由過問──畢竟任何人都有資格寫一篇紹介台灣文明奇蹟的當代版「馬可孛羅東遊記」。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只在中國大陸發表，也同時在台灣發表，這就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台灣公開批評龍女士的論述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可能影響。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她如何理解台灣，是深刻關連到她如何理解大陸，並關連到如何理解兩岸關係的。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形塑了龍女士理解台灣（以及世界）的框架，並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國大陸，這使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了兩種文明，之間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壘。這個冷戰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無論對兩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正義發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龍女士是如何再現台灣。龍女士的基本論點是建立在一種歷史終結論上頭。任何「前現代的」、「專制的」、「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政權或社會形態，經過人們的奮鬥，最後都將駛抵歷史的終站，在那兒，人們享受自由與均富，並尊重多元性，而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們不再相信偉大的、壯美的口號或主義，只是現實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觀點與生活方式；儘管眾聲喧嘩，強過定於一尊。龍女士以一種庸俗化的實用主義民主觀說：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所以，台灣的民主地景應如下：沒人撐死，沒人餓死，每個人當他自己，也不妨礙別人當別人自己。

這幅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的、歷史終結論的地景不能說壞，但好像缺少了些什麼重要東西，而且有些陰影地帶好像也不完全這樣。以這樣的方式論列台灣社會，似乎是採遠鏡頭、採低標準。首先，路無凍死骨並不等於社會正義，正義是相對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裡原住民的生存條件，以及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對跨國遷移勞工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近年來台灣社會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以及現今已是經常性的而且被高度低估的百分之五失業率…。面對這些，難道還容許我們對「均富」自我慶功嗎？

其次，眾聲喧嘩並不等於自省的對多元認同的包容。長期被國家、家庭、市場與媒體葛藤纏繞，充滿無力感的台灣一般大眾，因無從獲得公共論述與集體行動的力量，從而在面對歷史的進行時就成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旁觀者的併發症就是令人喪氣的、犬儒的眾聲喧嘩、無可無不可。這樣一種躁鬱的文化官能症，卻被龍女士完全正面解讀，成為台灣人的包容與智慧。但是，難道還需要提醒，在這個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眾聲喧嘩之下，有一條大黑線，那就是越來越被污名的「中國人」身份，以及許許多多條的小黑線，那就是各種沒有公民身份或外於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勞」、「外籍新娘」、「大陸妹」、以及同性戀者。在最近那樁具有獵殺女巫性質的「夏禕事件」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龍女士所標榜的「敘述多版本」，及其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龍女士何其樂觀、何其偏擇耶！但這種樂觀讓我們不得不嚴肅的思考知識人、文化人的社會角色到底是認同、肯定，還是反省、批判？

美國的社群主義學者Michael Walzer ，算是非常愛國愛鄉的一位學者，但是他在論及社會正義時，也會以自我批評的方式來愛國愛鄉，他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正義原則」，指出任何自稱是民主的國度都必須符合一個正義原則，才有資格自稱民主，這個原則即是，任何人，只要在當地的經濟體制勞動工作，只要受制於當地的法律，就應該有充分的公民權，參與到對這些影響他們的經濟決策與法律的「持續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體制除了讓境外的勞動者入境工作外，還要給人家第二道允許，即公民權的授與。因此，對於世界上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只讓移勞進來打工，但不打算給人家公民權，那這個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種軟性的種性制度，因為把人分成兩種，自己人與外邦人，後者服務於並受制於前者。那麼，儘管自己人之間也許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認同的，但這個體制的特色絕不在平等與多元，而在專制統治。那暴君是誰呢？當然就是我們這些有身份的公民，Walzer稱之為「公民─暴君體」。在台灣，我和龍女士都屬於這一體。在東亞區域，龍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屬於這一體。

那龍女士為何選擇放棄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寧可選擇對台灣霧裡看花呢？那難免讓人覺得是為了取得面對中國讀者的高姿態，而進行的策略性修辭。但龍女士可曾想到，台灣為妳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辭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各種爭取社會正義與激進多元認同的人群的反挫與內傷：台灣都這麼好了，你們這不是庸人自擾且擾人嗎？！對於這些人群，龍女士似乎是不願置一詞的。在她的心目中，台灣近二、三十年的變遷，只是少數菁英的努力結果，不論在「野火之前」還是在「野火之後」。

和「歌頌台灣」一體兩面的卻是一個包裝精美的對「中國」的深刻不屑──龍女士的這一面是很多「泛綠」朋友所無法或拒絕體會的。龍女士這篇文章，如果反讀，其實是對台灣人民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大跳躍，從幽雅古典的「書法、詩詞與老莊」中國，直接跳到今日極其不雅馴的中國，其特徵為：非（或是）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這樣的中國想像，其實是和台灣的主流中國想像（不分藍綠）是一致的。這個想像的確是有事實基礎，但卻極其貧瘠，對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非僅如此，還逕行判決這些理想與實踐都是「大敘述」，從而都是反民主的。

今天(2005/5/30)中國時報已經冒出了「連宋龍」這一個複合詞，說「連宋龍登陸中國，掀起台灣熱」。但在此，我們必須公道地說，連和宋龍應該還是有差別的。連有近現代史意識，能夠上下一百年談北大、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台灣的成就」和廣義的中國近現代史關連起來，而龍女士則將台灣的「成就」內鎖於台灣，歸功於「野火之前」的知識份子（從賴和到陳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後的黨外與民進黨。這樣一個史觀，除了大膽的自戀外，還有兩大問題，一，延續內戰與冷戰思維，把台灣孤立於中國的近現代史之外；二，把陳映真這般苦心孤詣的理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奮鬥，以及畢生對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馴化於龍女士的現代化地景的獸檻中。如果龍女士能這樣肯定陳映真，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程中，多少和陳映真相類的靈魂，在龍女士所否定的「大敘述」裡進行艱苦的、散發人性光輝的、令人尊敬的奮鬥與實驗？

對龍女士的靜態的、享樂主義的、現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觀，我們深不以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論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經批評的「沙文主義」窠臼：以一個負面他者為對照，對自身進行肯定。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觀。多元認同不是對既存認同與價值作永恆消費，而是要從他者（甚至是你的敵人）那裡學習到新的價值。對龍女士而言，「中國」，除了「書法、詩詞、老莊」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現代越乏善可陳，甚且是一個退化。不客氣地說，這多麼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對「中國」的立場啊！龍女士透過對於中國的這種俯拾即是的現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對台灣的自我恭賀姿態──所謂「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不但沒法對既有的各種價值與認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恆地沈迷於眾聲喧嘩，五色令人目盲，而無法提出批判的基礎。瓦解批判的基礎，也就是瓦解進步的可能，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無情傷害，最後刨掉了民主的生機。龍女士在盡力瓦解大敘事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丟棄了，嬰兒，不待言，自然是那改變現狀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烏托邦的想像。因為有嬰兒，歷史才不會終結，社會才會「改變」。龍女士把連宋當成「理想家」（相對於未指名的「大說謊家」），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嚴體制時空下的「野火」，現已成為中華民國號的「鍋爐火」──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野火總還有亂竄的想頭，鍋爐火則是被馴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鹽並列在一塊兒，慢慢把船帶到那個明確的終點而已。龍女士最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裡談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還是拿來就談了，而且是在不對的時刻，不對的地方。

龍女士要湊上來談均富這個理想，也很好啊！但為什麼她以前不談，也不在台灣談，也從不對「均富」的惡化提出過原則性批評，但現在卻到中國大陸談均富？曾經，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的確可以引以為傲的是，相對於中南美，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沒有伴隨惡質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但是在這些年來，台灣的相對「均富」已經急速惡化之時，龍女士不對它提出警訊與批評，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還在外頭誇富一般，對著大陸大談台灣的「均富」。這個姿態其實可能只是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畢竟中國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灣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禮。這樣的以均富為理想的氣度很好，但可惜沒有歷史感，也不符合現實。我們只要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美國學者博格的文章的數字，就可以把該說的說清楚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固定國際貧窮線（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這條線之下的人數，1998年比1987年還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遽減百分之三十（從1987年的三億零三百三十八萬人，降到1998年的二億一千三百十七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觀的百分之十二（從1987年的八億七千九百八十一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人）。

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但龍女士不曾就此批評美國，畢竟因為美國在現代化道路的終點，是西天；美國的霸權不存，現代化意識形態竟將焉附？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宣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龍女士的判斷，但理由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龍女士說，台灣縱然有種種問題，但難道，她急切地說，您還看不出來「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嗎？中國和台灣將永遠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來。她雖然指出，（也許相對於美國、德國），台灣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但她顯然有點過於滿意於半路的風景（例如智障兒端出咖啡給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長可以索求簽名，可以在華燈初上時與三千台北人在國父紀念館觀賞紅燈記──這，我必須說，哪是台灣！其實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東區」），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樣子，何況停下來還可以回過頭，對著遠處的、岐路上的中國呼喚。「中國」讓龍女士得以重新振奮，得以重燃野火。

龍女士因而是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這個高度在哪兒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國？德國？）吧！能不是嗎？龍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衝突論」的華裔繼承者，背負了更沈重的、更複雜的高等華人的自責、羞恥與憤怒，輾轉於古典故國之思與對今日不材之恨的兩極之間，但她的位置始終是游移的。她被濃重的道德感所支撐，把所接受到的批評對話當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選擇的流動當作放逐。「中國」這是她的試煉、她的救贖，與她的負擔，她已經救贖了一個中國了（名曰中華民國），把它安頓在中途之家，旋即趕往救贖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在現代化承平世界中終不成正果的截教，一個喪失典雅的古老東方。龍女士戴起盔甲，迎向這個大風車。

龍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但就兩岸之間實際的政治意義而言，龍女士不得不是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是一個超世俗化、現實主義的、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我們認為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仍然是連續於過去的內戰與冷戰思維，並和「近現代中國」處於刻意的、意識形態的、因而是反歷史的脫勾狀態。以對立於「中國」為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仍然受限於霍布斯式國家的古老格局，無法進行真正的區域的和解。「中華民國」這個浮現中的主流，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藍和綠，但並沒有超克藍綠，而是攪拌藍綠。關於這個主流的浮現，我們並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二００三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編委會之名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的宣言時，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變化，雖然戰雲暫時轉淡，但隨時可以重捲，因為結構條件仍在。令我們憂心的是，台灣社會的批判的公共論述並沒有深化與普及的跡象，人民關於他們的焦慮與痛苦（與茶米油鹽有關或無關）的失語狀態並沒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於花腔的修辭，拙於探求社會的真實。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以上是就龍女士的「理路」（包括發言位置）所進行的批評，但這畢竟非其所長。龍女士，首先與最後，還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的人。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國傳統裡最悠久綿延的傳統之一，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文人士大夫也。這樣的書寫，可以無害地作為茶餘談資，但就社會的、歷史的層次來說，一個社會裡如果佔主導位置的言說模式是這般的話，那則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實踐」只是在鼓動情緒、召喚認同。

龍女士極有才情、極有策略地，以「紅燈記」在台北上演的側錄作為文章的開場白，描繪出「中華民國人」的群像：冷靜、怡然、篤定、包容、尊重、幽雅…。這些或許都是事實，而我也的確也相信龍女士的目睹報導基本為真，但是以這樣的一種文字來向大陸讀者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的真正問題所在，不是在修辭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寫作、不是在選擇性認識，而是書寫者到底要和讀者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要人們進入到妳所設定的情緒網罟裡，進行感動與認同消費呢？還是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

「中華民國認同」的浮現，對於兩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們不敢過於樂觀。但要做的事還是要做，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編按。本期編按因為主編徐進鈺在編輯一切就緒，準備出刊前，身體違和，因恐耽誤出刊，而囑本人代為撰寫編按，並建議或許可就近來的時勢發展作評論，因此有了此一不規格編按。本期台社非常緊湊精彩，四篇正式論文之外，還有各種文類，以不同方式探討了很多重要問題，其中，「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的多篇文章，以及針對佩里‧安德生的「回應與討論」，更是台社近年來一系列站在區域左派進行論述的位置展現。

 趙剛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龍應台】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2004-04-15)

為臺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 

● 龍應台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玻，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臺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準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淩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臺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臺灣政府在沙斯（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扌幹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履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于臺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臺灣國會裏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裏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淩駕專業判斷，在臺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臺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仿佛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臺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淩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臺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臺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注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裏尼和法西斯的上臺。如果類似的悲劇在臺灣上演，將不僅僅是臺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臺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裏，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裏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裏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裏。 

　　華人世界看臺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裏，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沖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臺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沖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一：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臺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裏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200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臺灣民主，從解嚴的1987年算起，只有短短17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臺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臺灣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臺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臺灣人在經過50年日本殖民、40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裏看見員警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50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沖上街去叫囂對抗。3月27日可以說是臺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 

　　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賁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裏 

　　在那一小方格裏，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羡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裏。 

　　是民主，使臺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賬；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回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裏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裏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裏，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裏。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臺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150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臺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臺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臺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裏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腳鏈賽跑；而你說，17年太長？臺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17年太短；我說，臺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臺灣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2004年的臺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沖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臺，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不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臺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癒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不間歇地與強權的角力。 

　　臺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份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臺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500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臺，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1933和義大利的1922，臺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臺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作者按：本文在中國大陸、新加坡、吉隆玻、香港、臺北同步刊出） 

·作者是臺灣作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客座教授 

2005.09.19　 中時晚報
交易人權
石之瑜

    獲陳水扁頒發大綬景星勳章的藍托斯議員，要回頒給陳水扁人權獎。政治人物以名器私授，相互標榜，水漲船高，並不足奇，但膽大包天用人權為名，則前所未聞。權力如日中天者，確實肆無忌憚。

    在野黨以泰勞受迫害，揭發台灣缺乏人權。民進黨回應說這只是個案，辯稱台灣婦女兒童老人殘障原住民的人權受保障，更重要的，台灣人權遠勝大陸，大陸卻威脅台灣，並指在野黨批評美國對台灣人權的肯定，是對人權沒有信仰。

    是不是個案？除了外籍幫傭與海上漁工頻傳在台受虐是通案，記得以前龍應台初見上海繁榮，批評那是威權剝削民工的結果，不值羨慕，更可見陳水扁治下的泰勞，不是個案，而是兩岸通案。他們來台造捷運，住在集中營，處境比早年上海民工好不了多少。妙的是，龍應台在2004年大選後，對大陸讀者辯護台灣的民主人權，說明她關切台灣形象，超過關切人權。故她遇到大陸，就自動會把台灣當模範。民進黨雖趕上龍應台的水準，但離人權還早。

    至於台灣的婦女兒童老人殘障原住民人權到底有沒有比大陸好，比較前最好別驟下結論，起碼在社會主義下，台灣遠不如大陸。不過自從大陸經濟學台灣後，社會人權每下愈況，是否連台灣這般每月有人舉家自殺都不如，值得民進黨研究。無論如何，台灣絕未變好，是大陸變壞。

    那不與大陸比呢？最近一周，台灣爆發換囚案，刑事犯用錢買游民去代替坐牢。人權竟可拿來交易，這不就是陳水扁得獎之道嗎？這叫權力，不叫權利。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1+112005070900524,00.html

■「野火20年」
 
  檢驗龍應台
 
楊渡 　(20050709)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她如何在統獨與兩極化的氣氛裡，維持她獨立自主的思考與人格完整。

    現在回想起來，〈野火集〉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悶局下，燃燒起來的。那時黨外雜誌已經如火如荼在地下發行。只要你是熟客，重慶南路、台大附近都可以找到已查禁的黨外雜誌、禁書，和剛剛被翻印出來的三、四○年代的文學作品。 

    相較於黨外雜誌的辛辣內容，龍應台的文章，其實沒有比黨外雜誌更勇猛，內容沒有更直接。但它是一個可以在報紙發表的文章。這就是龍應台與我們的不同。

    她選擇了一個角度，一個射擊手的目標。既可以讓讀者感受到她進步的一面，但又不直接讓當政者覺得充滿敵意，而加以催毀。

    黨外雜誌是對體制的全面否定，從骨子裡就反國民黨。而龍應台是從社會現象出發，構成批判的內容不一定是針對威權體制，有時是社會、文化，所以相對也較間接。這其實不是她所獨有，而是那年代，所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共同特色。他們出之以文化學術的包裝，為的就是打破威權體制，呼喚一種改革的氣氛。因為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社會太沈悶了。但龍應台和老式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同之處是，她文筆好，批判直接俐落，筆下常有激情，具煽動力。這是她最受矚目的原因，也是文化管制當局不滿的地方。

    當時黨外雜誌已經開了批判的、反威權的出口，地下出版刊物連《宋家王朝》都大賣特賣，所以，龍應台的文章還是在當局可容忍的範圍之內。只是她的影響力和黨外雜誌不同。她影響了一大群平時不看黨外雜誌的中產階級、小市民、年輕知識份子，從而讓他們有初步的自由主義思想，走上了反威權體制的路。

    從這角度看，龍應台是知道如何媚俗的。她懂得在威權的禁忌與被容許的極限之間，尋找到那微妙的平衡點。一條既有幾分危險的高度，但又不至於掉落而亡的地帶。她走在其間，贏得最大掌聲。

    龍應台並不是徹底的批判者。她未曾直指國民黨、威權體制、文字控制、蔣家等，而是批判某些個別單位，如文工會、警總、地方政府、官僚、政客等。但她就是不會直接批這個總體的體制。

    這便是她聰明的地方。她既可能被查禁，因為文筆火辣；卻找不到被查禁的理由。因為她所談的，都是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的常識。她走在邊緣上，巧妙的閃躲了政治的火炮。

    迄今為止，龍應台仍是這個不徹底的批判者。她說兩岸和平，卻對軍購問題迴避。她從未在本土問題與台獨法西斯問題上表態。雖然在德國生活多年的她，明知台灣在選舉中的種族主義與法西斯氣氛，是多麼接近納粹當年的德國。雖然，她應該比誰都清楚，本土化的目的，不是反對國際化，而是去中國化。但她選擇了以國際化，來閃避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矛盾。

    龍應台有勇敢的一面，有媚俗的一面，也有她智慧的閃光。

    但可以指出的是：二十年前，那個可以閃閃躲躲，以模糊的自由派姿態，來緩和矛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一個兩極化的時代。不是龍應台想不想，而是當政者就是如此思考。他們認為，你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不是台獨，就是統派。

    龍應台無可閃躲的是，她的血統就是不正確的，外省籍。這一點，往往讓她無意中自卑起來。這不是龍應台所獨有，而是我的許多外省籍朋友常有的原罪。他們未被批判壓倒，卻被民進黨所塑造的原罪氣氛，從內心裡壓扁了。而龍應台，由於她的傲骨，還算是自我壓抑最少的人了，卻無法免除。我知道這麼說，或許龍應台會不服氣。但我想說，當二○○四年大選結束後，龍應台所發表的支持那一次選舉的文章，恰恰是被那個社會氣氛所壓扁的證據。否則，沒有一個知識份子會同意那一次選舉，有符合任何一點點，即使只是一點點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則。

    龍應台所無法迴避的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她如何在統獨與兩極化的氣氛裡，維持她獨立自主的思考與人格完整。要知道，這在以前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勇氣。但在民進黨執政後，我眼看著往日的自由派學者、知識界的朋友、當年學生運動的純真熱血，一一成為權力祭壇上的污血、血糕，獻給了無品無格的政客，連一點知識原則都把守不住，就深深感到知識人是多麼容易下沉。人性如此脆弱，我有一種看見時代悲劇的安靜，如同見到歷史的鏡子，閃出冷靜的迴光。

    我不知道龍應台有沒有以前的勇氣，用當年檢驗國民黨的標準，一樣的檢查民進黨。用一樣的標準，進行批判。但我知道，這是檢驗龍應台最好的標準。看看她是不是一個符合她自己所要求的自由主義者。但這不僅僅於龍應台為然，於我也一樣，時代會繼續檢驗著我們的信念與品格，沒有例外。

    如同一首歌說的「有些事情你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但龍應台還是值得等的人。我們等著，看她繼續出招。

龍應台基金會成立 邀年輕人提升自我

記者蔡惠萍／台北報導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昨天成立。龍應台說，其實這是一支「義工大隊」，會跳下來當義工，「是因為對現狀不滿意，而且強烈不滿！」在某一個層面上，這是一群「憤怒中年」的組成。

對這個以她之名成立的基金會就要正式亮相，龍應台的感想是，從此就成過河卒子，「收不回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傻子」，在台灣社會究竟能獲得多少響應，水溫是冷是熱，都讓她忐忑不已。

除了龍應台，昨天記者會上還來了同為基金會發起人的文化評論者南方朔與亞都飯店總裁嚴長壽。在龍應台口中充滿宗教家熱忱的嚴長壽，一直關心年輕世代競爭力的議題，他說，台灣經濟起飛後，固然產生許多經濟暴發戶，但其實還有更多的「政治暴發戶」，「他們的行徑更加囂張、濫用。」因此，台灣需要更寬廣的反省、修養與自我提升。

嚴長壽表示，台灣社會給了政治人物太多舞台、燈光與注視，上一代有怨恨可以理解，但這一代該沒有任何界限，他希望透過更多讓青年人參與的論壇，培養國際觀與更能接納他人的心胸。據了解，龍應台基金會將在八月十五日即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舉辦第一次國際論壇。

台灣所面臨「邊緣化」的危機也是讓這群人惴惴不安，決定「下海」的主因，龍應台表示，全球化的考驗就像一把刀擺在前頭，不講道理也沒得商量，因此，她要台灣年輕人要看穿政治人物的狹隘、為己，「讓自己有點力量站起來。」

龍應台說，基金會能否發揮足夠的能力與影響力，「要看多少人也願意伸出手跟我們相握。」以後的歷史會說，在二OO五這一年，台灣知識界發起了一個基金會，像是吹出了一把蒲公英，落了地開出滿園燦黃；但也可能會這麼寫，基金會在沒有資源、響應的情況下，不多時旋告結束，即使如此，「至少，我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歷史！」

基金會網址www.civictaipei.org ；電話：（O二）二六五八四六九八。

【2005/07/06 聯合報】  ＠ http://udn.com

官場走一遭 遇見政府巨獸
2005/06/09
【本報記者蔡惠萍】
「我愛極了做母親，只要把孩子的頭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覺得幸福。可是我也是個需要極大內在空間的個人，像一匹野狼，不能沒有牠空曠的野地和清冷的月光。」
這是龍應台在她的著作「孩子，你慢慢來」中自剖的心境。三年來，龍應台同時失去了當「母親」與「野狼」的角色，唯一的身分是「文化局長」，再過三個月，她就要回到寫作與孩子的身邊，回歸「作家龍應台」。
龍應台初上任的第一年，果然一如預料引爆許多衝突事件，一旦遭遇詰問、質疑，她也會不客氣地加以駁斥、反擊，但近一兩年來，似乎「作家龍應台」衝撞、直率色彩漸漸地淡去，逐漸轉變為懂得在官場中從容來去的「局長龍應台」。
在鎂光燈看不見的龍應台其實還有少為人知的一面。很長的一段時間，龍應台形容她患了一種叫做「午夜憂鬱症」的病，白天她忙得「左手找不到右手」，夜半時分拖著滿身傷痕回到寂靜的首長宿舍，卻經常潸然涕下不能自己，覺得似乎就要在無盡的挫折與孤寂裡滅頂。
後來，她慢慢整理自己的情緒，發現這種感覺「很熟悉」，才發現「母親」的角色又何嘗不是如此？孩子對母愛無止盡的索求，她必須隨時隨地放下自己與寫作，去面對孩子的需要與哭鬧。她轉念一想：文化局不就像她另一個年幼孱弱、霸占她所有時間與精力的孩子？
龍應台說，就是這種為母則強「母獸」的韌性，讓她能夠在拭乾眼淚後打起精神，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奮鬥。
官場走過一遭，當初外界預料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議會肯定會是她最難熬的關卡，但她認為「體制內的政府」才是最大的難題。
龍應台形容政府結構就像一隻「龐然巨獸」，每一隻腳已經這樣行走前進了幾十年，而且走得很習慣，但巨獸的腦中是沒有「文化思維」的，這時，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改變牠的腦中樞神經，再傳達牠的末梢神經。「你得告訴這隻巨獸，當牠在往前走，看到眼前的小花能不能稍稍改變步伐，繞過小花再往前走，而不要一腳就踩了過去？」
龍應台說，她所要發揮的功能就是除了去為腦神經注入文化思維外，讓政府機構成為一隻有著溫柔心靈又不失功能的巨獸。只是，要去調整一隻巨獸的步履與腦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
文化局走了快三年，未完成的恐怕比成品多。但文化得以「百年」計算，三年時間能做的就是先撐開骨架，待往後的主事者再來填補血肉。
不過，即使只是「百分之三」的刻度，未來台北的大事紀上應有：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台北市文化局成立，由作家龍應台出任首任文化局長，成為全台第一個地方文化事務專責機構。
【2002-08-16/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