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發展到了一個很悲哀的階段。悲哀是無力感的極致，批評沒有用，憤怒也沒有用，當一切都成為狗吠火車，而這個火車又會把每個台灣人都帶進黑暗的深淵，最後大家就祇好愈來愈痛恨在他們眼中連狗都不如的自己。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指的大概就是今天政治的滋味。
而除了悲哀，你又能怎樣？就以天理不容的高雄捷運弊案為例，那是超過千億的官商特權勾結案，泰勞暴動祇是個導火線。但這起弊案吵了這麼久，有看到辦人嗎？沒有。有看到道歉嗎？更沒有。以他們Ａ錢的方式，將來高雄捷運完工，想要不塌下來大概都很難。但我們看那個在泰勞暴動第一時間卻落跑得無影無蹤、現在才回來的高捷副董陳敏賢怎麼說吧。他聲稱這一切都是「台北人的觀點」、「打壓南部草地人」。清廉不會，負責不會，把那套政治新八股倒背如流，卻真是青出於藍。
在他的邏輯裡，台灣早已是「一國兩制」了，無法無天，即是他那一國的生存方式。碰到出了弊案醜聞，就使出「陰謀論」、「打壓論」這種硬拗鬼扯的伎倆，卻不見這種人以及他們背後的主子被抓來法辦。這時候，除了悲哀，又能怎麼樣？
有效制衡 才能逼出統治者能力
因此，台灣政治會搞到如此夭壽、如此天理不容的程度，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這是一種必然，一種台灣的宿命，今天當權的這些新貴，早已形成了一種心態和行為語言模式，他們用陰謀迫害的說辭來合理化自己的無法無天，而當弊案醜聞曝光，他們即會自動地施展出硬拗鬼扯的本領，或者用以卸責，或者用以轉移焦點。硬拗鬼扯而達到硬幹這個目標的手段，而繼續的Ａ錢，繼續的掏空，則是硬幹之終極目的。
因此，今天台灣政治之所以悲哀，乃是它已完全違背了政治的ＡＢＣ。政治的目標是要管好眾人之事，而其檢驗標準，就是施政的品質對人民的福祉。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功能上當然必須「政府有能」和「人民有權」，這是基本的、例行的制衡，祇有透過這種例行的制衡，權力的濫用才會受到約束，在有效的制衡下，也才會讓統治者被逼出能力。而在例行的制衡裡，除了政治體制的制衡外，還有群眾運動的制衡，廟堂內的制衡，祇適用於民主更進步，對人民的態度更敏銳，也更有反應力的社會，對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由於統治者具有習慣性的麻痺遲鈍，加上權力的傲慢專擅，體制內的制衡多半沒有效果，祇有排山倒海的群眾憤怒，才會讓他們在被革命邊緣知所畏懼。
這也是歐洲進步國家會把「革命權」視為憲政價值之一的原因。而除了上述例行化的權力均衡運作外，在最高的民權價值上，人民則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那是憲政上的政治民權，具有更大參與、更大制衡、甚至鼓勵人民發揮更大積極性之意義。
而今天的台灣政治之所以完全違反了這些ＡＢＣ，乃是我們的政治內容，除了以選舉獲得權力之外，其他皆徹底消失。我們的政治早已不再有清廉、操守、效率、能力、人民福祉這些基本的規格。台灣的政治已被簡化成祇要選舉搞贏，取得權力，即可順理成章地惡搞四年，而嘴巴的硬拗即被用來支撐他們的硬搞到底。
吸取經驗 改掉軟弱的反對政治
由於政治這麼輕鬆容易，而權力又是如此地快樂無比，一種祇會搞選舉、祇會扯嘴皮的廉價政治即告出現。當一大群什麼都不懂不會的人占住了權力的位置，他們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裡抓緊一切、敗壞一切，而且可以不必為此擔負最起碼的責任，一個四年過去，兩個四年過去，台灣想要再回頭，已是百年身。這也是德國大戲劇家兼人道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會如此感喟的原因：
世界上這些袞袞諸公
我們為他們高唱英雄頌
啊，他們如新星般升起
沉落亦閃亮如隕石
這些好故事我們樂於知悉
祇是，對於必須支持他們的我輩
問題總是一樣
他們興起與沉落，這成本由誰支付？
因此，今天的台灣人，已注定將為這種由硬拗到硬幹，祇要選舉獲勝，而且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獲勝，即可硬搞胡搞四年的政治，支付一切的成本。這時候，另外一個可能同樣嚴峻的問題也告出現，任何政治都有例行化的制衡體制，在統治者硬拗硬幹，甚至還說些不知羞恥但卻得意的風涼話，如：「我選贏了，要怎樣？」、「來彈劾啊！」、「來倒閣啊！」，這時候，我們要問的是，台灣的反對黨在哪裡？台灣的群眾運動，甚至更激進的團體在哪裡？
最近這段期間，包括台灣在內，全世界都在討論南韓奇蹟式的崛起。而討論南韓，人們可絕對不能不談南韓那種驃悍的反對制衡政治和激烈的群眾運動。從以前到現在，南韓的反對政治和群眾運動都激烈無比，它逼迫著執政者和財團不得不將他們的潛力無限發揮，當國家退職元首都無法成為法外特權，也必須入獄，幾個人連續下來，看還有誰敢繼續Ａ錢？南韓的經驗，是廉價的、祇靠著口水硬拗的統治者，以及軟趴趴的台灣反對政治，完全不能理解的。
因此，台灣的統治者永遠胡說八道，永遠靠著一張嘴而濫權貪腐到極致，永遠玩著詭詐的語言伎倆和選舉謀略，這和台灣的反對黨││尤其是國民黨的不知振作，不能透過國會、智庫，以及群性的動員，使他們知所畏懼，知所節制，可謂有著密切的關係。
就以最近這段期間新聞局「暗槓」四億多元、高雄捷運搞到如此天理不容、台灣經濟搞到如此沉淪、馬屁橋和律師國考搞到如此惡形惡狀，但除了媒體的「清議」外，我們何曾看到反對黨的影子？我們不是在此危言聳聽，設若國民黨不能積極發揮制衡，甚至嚇阻的功能，任由台灣繼續被掏空，到了二○○七至二○○八年間，台灣就差不多到了崩塌的前夕，屆時重新贏回執政權又怎麼樣？
去除積習 才能發揮議題領導性
而台灣的反對黨在二○○○年至二○○四年間沒有發揮制衡功能，這並不難理解，那是國民黨因為分裂而失去政權。稍微做出一點制衡動作，就會被說成是「輸了不甘心」，而國民黨內部也多半相信，祇要二○○四年「國親合」，祇推出一組人馬，即可輕鬆贏回政權，那是歷史情境造成的「制衡空窗期」，反對黨雖然是國會的多數黨，但這個多數黨其實並無任何功能。
問題在於，歷史情境造成的「制衡空窗期」之外，我們也不能疏忽了反對黨，尤其是國民黨內部更深沉的另外一些問題。其一，國民黨自從當年北伐以來，就已不再具有主動的動員性格，它不具知識分子和群眾動員的能力，甚至在長期執政後的官僚化之下，輕視知識分子和群眾。
他們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就必須是動員政治，就以美國為例，布希之所以能造成氣勢，選舉期間公開的「戰情室」，選舉之後轉入隱形化的「戰情室」，都扮演著最核心的角色。所謂「戰情室」，即是「動員室」。布希及共和黨的「戰情室」在許多做法上皆可議，但它們著重政黨的議題，媒體、知識份子、以及群眾的動員，卻無疑的乃是符合當今民主政治需要的態度。
其二，國民黨長期執政所造成的官僚化，已使它出現一種「官大學問大」的積習，它在失去政權後，儘管仍有龐大的智庫組織，但這個組織或用來養老，或用來安撫內部人事摩擦，少數縱使有一點研究力的人，或者即因思想迂腐，或者即因不受重視，它的智庫遂和西方民主社會以智庫組織領導政策走向的情況完全不同。由於缺乏了知識力，那些自認「官大學問大」的立委和黨內高幹，也就不能在議題上發揮領導性，而祇在立法院學著和民進黨官員一樣的玩著語言遊戲，而比嘴巴，國民黨怎麼可能是民進黨那些經過辯論社洗禮者的對手。知識力與政治力的斷層，乃是它永遠被動、永遠隨著別人指揮棒起舞的原因。
其三，由於缺乏動員戰鬥性和知識力與政治力的結合，國民黨遂變得凡事都講不出一個自己的道理，而祇得淪為民進黨「台獨論述」的俘虜，一堆人也跟著不知所云地在那裡把什麼「台灣主體性」當做口頭禪。他們完全不懂「一組語彙即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道理，當語彙都抄襲人家，在思想上就已不能制衡了，還談什麼更具體的制衡？
因此，從二○○○年到二○○四年，乃是台灣反對黨形同消失的四年，它們共同的心態是「輸贏論述」推翻「台獨論述」，即是意圖在議題上和方向上發揮領導性的嘗試；而國民黨群眾以壓倒性的票數，選舉馬英九為黨主席，希望藉著黨內的新陳代謝，恢復活力，這也不能說不是群眾這個層次的覺悟。
擺脫口水 運用知識力積極制衡
然而，由國民黨連戰出訪，馬英九當選黨主席迄今，由最近這一連串大弊案與大醜聞，我們看到了台灣媒體的「清議」力量，但反對黨在哪裡？反對黨的群眾又在哪裡？
以新聞局「暗槓」四億多元、律師國考醜聞為例，反對黨如果稍微有點能力，都足以讓當事的官吏認罪下台，如果考試的人還有一點膽氣，也要讓整個考試院雞犬不寧。當然更別說高雄捷運的天理不容了。對於這些弊案，反對黨如果有能力，都足以主動發掘出更多足以讓許多官商勾結者坐牢的證據。
除了對醜聞弊案，無法營造出讓統治者無法藉硬拗鬼扯的氣勢外，在許多同樣重要的問題上，如台企銀被賤賣、治水預算八年八百億的胡亂編制等問題上，其實有著極大的批判與制衡空間。國民黨本身有極多財經專家，不會不知道近年來賤賣及掏空國公有資產、收買財團的操作技術，把這些操作的證據和方法全部攤開啊！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懂水利，把如何治水，要花多少錢講清楚啊！
祇有講清楚，才可結束目前這種隨便一句話就幾百億，台灣亂搞工程，已花掉四千億蓋了一堆豪華廢墟之事，讓老百姓知道，有知識力的不去用知識力，而是和別人一樣搞口水戰，統治者當然更有了可以硬幹到底、可以Ａ錢Ａ到漲死也覺得不夠的信心因此，台灣弊案醜聞頻傳，國民黨卻絲毫看不出有任何制衡的角色，這不能說不是台灣政治悲哀的外一章。弊案鬧得人心惶惶，而國民黨仍祇關心黨產處理，國民黨許多立委仍然在那裡搞馬王之爭，這不是「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又是什麼？
而這種情況的造成，當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一，目前國民黨有些人相信，台灣今天已千瘡百孔，到了二○○八年台灣的沉淪必將到了民心激憤的程度，屆時一定可以順利收回政權，目前多花精力來制衡，不但於事無補，太過對立的結果，將來還會讓一些可能轉向的綠色群眾心生猶豫。這種觀點純粹就選舉策略而論，不是全無道理。問題在於，這樣的態度已等於默認了政治祇有選舉，例行的制衡不再重要。
如果不去制衡，等到二○○八年台灣已被搞到崩塌邊緣，到了那時候再收回政權，台灣老百姓所受的損失與傷害又將如何彌補？如果政治祇有選舉而沒有例行的制衡，我們要反對黨、要國會，是要幹什麼？
跳脫選舉 跟上全球政治的變化
其二，除了部分國民黨要人主張「非衝突論」和「二○○八水到渠成論」之外，我們也不能疏忽了，國民黨由於在地方上缺乏理想主義性格的社會基礎，因而仍有大量角頭型人物在位，他們在藍綠之間迴游，兩邊利益均霑，高雄捷運弊案即是一例，它除了綠色上層可牽出一串外，還可牽出許多藍色人馬，這乃是國民黨投鼠忌器，祇得在那裡唬弄的原因。
苟若真的如此，國民黨就更不應緘默，反而要更加努力地將其揭露，用自清的誠意為乾淨的政治重開新路。如果祇是因為投鼠忌器而疏忽了反對黨的嘴巴，那和共犯又有什麼兩樣？
其三，由近年來全球政治的變化，國民黨已應警惕到，憲法下的民主，絕不是政治即選舉，獲得權力者即可快快樂樂玩四年，政治還有更多目標和內容，因此，除了選舉外，例行的制衡，強大的群眾運動、罷免、彈劾、倒閣，都是取消掉一個惡劣政府的適當手段。
此刻的台灣早已不再是「輸了不甘心」即可合理化一切的階段。廟堂上那種放話式的制衡，已不再有效，有時候，更積極的制衡，才是確保人民福祉以及替未來留下一點元氣的方法，祇是在從事這種動員時，格外要把話講清楚、說明白，更強的制衡，才是讓統治者知所畏懼，Ａ錢也Ａ少一點，掏空也留一點給後人重新出發之用，如果不強力制衡，台灣被吃乾抹淨之日也就不遠了！
也正因此，在台灣醜聞弊案頻率日增，台灣前途更趨嚴峻的此刻，國民黨已不能坐等二○○八年的來到，而是要更有替人民作戰的「戰情觀念」，要更發揮群眾力、知識力和道德力，走到制衡的第一線；而國民黨的「智庫」，格外地要成為知識力的戰鬥中心，與國會配合，不但制衡，更要領導議題。
悍勇的反對黨，對政治的貢獻不會低於統治的政黨，台灣的政治之弊，乃是統治者已對天理鬼神不再知道畏懼，因而權力濫用才會極大化，讓他們知道畏懼，才是反對黨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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