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自由民主黨琥珀谷地方黨部新主委奧利佛‧史密斯。
歐洲圖片新聞社

學生變髮挨耳光 杜正勝：讓人驚訝

中央社台北七日電

屏東縣六名國中生因剪了與眾不同的髮型，當眾被教師打耳光的事件，教育部長杜正勝今天表示，這項消息讓人驚訝，使用暴力的教師應好好檢討自己的觀念，也不應採取暴力方式管教學生。

教育部去年夏天發文各級學校，要求不得再將髮禁納入校規，也不得以頭髮不合規定為由懲處學生，但屏東縣麟洛國中卻傳出六名學生為了拍下值得留念的畢業照片，剪了與眾不同的髮型，卻遭教務主任在朝會上當眾打耳光事件。

杜正勝中午出席「教改總體檢」座談會，接受媒體問時表示，學生因頭髮問題而被打耳光的事件，讓他感到非常驚訝，教育部半年前已要求各校不得因頭髮問題處罰學生之外，老師對學生使用暴力的管教方式，也是不適當的行為。

貧窮循環》有些人，三輩子都鬧窮 

記者邵冰如/台北報導

九歲的婕妤住在台東的山裡，她有四個弟弟妹妹，一家七口的生活全靠爸爸做工維持，但爸爸因工作受傷，一直好不了，一個月只有一萬多元的收入，還欠了九萬多元的健保費；婕妤很愛念書，可是家裡連書桌、檯燈都沒有。

婕妤是台東家扶中心的受助童，婕妤的媽媽28歲小時候也是。媽媽回憶說，她從小家裡也是五個兄弟姐妹，讀書不多的爸爸在山上幫果農打零工，不識字的媽媽更沒有工作機會；她小時候搞不清楚爸爸到底賺多少錢，只知道學費老是比人家晚交，想買的東西也老是買不到。

婕妤的媽媽說，國中時代，她很愛唸書，在父母的鼓勵下考上高職，一心盼著畢業後就業改善家計；但沒想到媽媽突然過世，爸爸離家到外地想賺更多錢，家裡的生活愈來愈難，高三的最後一學期，她還是休學了，其他的弟妹也一個個陸續休學。

就在她最無助時，遇見婕妤的爸爸，兩人決心攜手共創人生，婕妤出世時，他們生活漸改善，更許願要讓女兒長大唸大學；但四年前，婕妤的爸爸在工地發生意外，兩條腿常常痠麻無力，一家七口有時只靠幾碗泡麵過一天。婕妤媽媽看著子女瘦小的身影、懂事又無奈的神情，彷彿看到自己的童年，為什麼貧窮的噩運一直不肯放過她和她的家人？

另一個住在屏東的阿麗，和婕妤媽媽一樣，她從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再嫁後，阿麗被送到育幼院，國中畢業後就去做工。三年後她結婚，原以為婚姻可以讓她脫離貧困，但不幸先生得了胰臟炎，根本無法工作，如今阿麗一家的生活，全靠她四處打零工，三個孩子才念小學和幼稚園，每次一想起自己從小窮到大，阿麗總會哀傷地問，「我的孩子能不能擺脫貧困？」。

貧窮循環》1/5貧戶子孫難翻身 

記者邵冰如/台北報導

家扶基金會今天發表「台灣貧窮循環調查報告」，發現貧窮家庭中，有兩成、逾1萬5000個家庭正處於「二代貧窮」，也就是，貧困的上一代無力給孩子足夠的經濟和教育資源，於是孩子成年後一樣難以脫貧，第三代依然在貧困的最底層，甚至世代貧窮下去。

「貧窮循環」已是台灣社會最新隱憂，家扶呼籲各界關心台灣底層5%的貧困兒童。家扶最近訪查該會全台扶助的6045個貧困家庭，發現有19%處於「二代貧窮」。以全台現有7萬8428個低收入戶家庭推估，便有1萬5003個家庭已經連續兩代陷於貧窮循環之中。

家扶基金會分析，二代貧窮的成因，多是家庭食指浩繁、家庭經濟支柱單一且學歷及收入都低。「貧窮循環」家庭，平均月收入遠低於勞基法規定的基本工資1萬5840元(佔43%)，又需扶養兩名以上的子女(90%）。家中主要教養者多為中低學歷（71%），家庭型態以單親家庭居多 (57%），而且大多只有一個工作人口 (66%）。

家扶執行長陳邦弘表示，幾乎每五個貧窮家庭就有一個陷在貧窮循環中，且僅有5%的家庭曾在上一代接受政府或民間機構的幫助；顯然因缺乏外界適時的幫助，這些二代貧窮家庭的生活狀況遲遲無法改善，甚至淪為世代循環。陳邦弘說，要幫助這些貧童擺脫貧窮循環，光靠「濟貧」並不夠，更重要的是「脫貧」。家扶訂定一套「脫貧計畫」，將提供四到六歲瀕臨低收入戶幼兒學齡前教育啟蒙服務、國小貧童課輔方案、輔導貧困單親媽媽就業服務，並配合「生活發展帳戶」，鼓勵這些家庭儲蓄。

家扶的「脫貧計畫」明年起正式推動，第一階段有台灣本島、澎湖、金門貧困家庭的150名學齡前幼童、160位國小兒童受惠，還要協助105位單親媽媽投入職場。

【記者邵冰如/台北報導】

家扶基金會今天發起協助貧困家庭的「脫貧計畫」，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社工系主任李美玲教授呼籲，「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釣魚」；她強調，教育才能讓貧困家庭中的孩子累積個人資產，遠離貧窮。

李美玲說，要終結「貧窮循環」，首要之途是從教育著手，社會大眾多付出一塊錢、一份心力讓貧窮家庭的孩子念書，他們脫離貧困的機會便多一分。

台北市社會局局長薛承泰也表示，政府應積極推動脫貧方案，讓貧窮循環家庭的孩子能有更多希望，讓他們對自我能力產生信心，進而擁有更多受教育與就業的機會。

中國信託也贊助家扶的這項計畫，中國信託總經理陳聖德表示，家扶的調查讓人警覺到台灣地區貧窮家庭問題的嚴重性，「貧窮循環」已成台灣新隱憂，中國信託主辦的「第20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將陸續舉辦大型愛心募款活動，把募款所得捐贈給家扶基金會。

在台灣，「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還真有道理。每5個有養小孩的貧窮家庭，至少有1個處於兩代貧窮循環中，繼續窮下去。

陳世財/台北報導

所謂「貧窮循環」，指出生於貧窮原生家庭的第二代孩子，長大自立後，依然擺脫不了貧窮。這是家扶基金會今天根據最新發表的「台灣貧窮循環調查報告」，向社會大眾公布的警訊，調查發現：至92年底，全台灣有7萬6406個低收入戶家庭，其中有1萬4616 個，可能處於二代貧窮循環中，比率高達19.13％。

這份調查主要由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社工系主任李美玲負責執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贊助。整個過程採問卷進行，共回收6045份。調查時間是2004年9月13日至10月31日。

調查顯示，勞委會公布的基本工資每個月是1萬5850元，而二代貧窮循環家庭中，有82.76％每月收入低於2萬元（43.26 ％低於1萬元，39.5％是1至2萬元），因此，74.92％的家庭，入不敷出，僅少少0.94％的比率能儲蓄，多少存一點。

之所以窮，李美玲分析主要原因有4：教育因素（學業成就低、缺乏受高等教育機會、缺乏專業工作技能）；經濟因素（家中可工作人數低、家庭經濟負擔人口多、家庭意外失親）；婚姻因素（早婚生子、離婚、喪偶）；健康因素（營養不良、發育遲緩、多病、心理不健康、缺乏自信、幼兒時期認知發展遲緩）。

養小孩，是最大負擔。二代貧窮循環家庭中，近7成的家庭必須扶養2至3個小孩，其中，89.65％有2個以上的子女，（兩人者占37.93％，3人者占32.6％）。可是，超過65％的家庭卻只有1個人在工作賺錢；擔起經濟重任的，有53.29％是媽媽。

二代貧窮循環家庭，57.05％單親，其中，離婚及喪偶比重最重，各占23.19％及 33.86％。這類家庭的主要教養，71.38％為中低學歷，國中占35.74％，國小約34.8％，幼稚園則是0.84％。

二代貧窮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持續惡化中。家扶基金會發現，其實，短短5年間，台灣中低收入生活扶助補助的受益兒童，已達34萬4412人次，成長比率達60％，而截至92年止，台灣地區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人數已達7萬4954人，單單就家扶基金會所扶助的兒童數而言，也有3萬2748人，5年來足足成長了10972人。

「窮」 壓垮23歲麗花媽媽
陳世財/台北專訪

麗花，今年23歲。別的女孩，青春才正要開始，而她的年華卻開始老去。4個小孩的養育費，太沈重，她實在喘不口氣，只得向貧窮投降。

這是花蓮家扶基金會輔導中，二代貧窮循環最讓人心痛的例子。

麗花是太魯閣族原住民，國小畢業就嫁人了，14歲生第一胎，當起小媽媽。之後9年內，一連3個娃兒哇哇落地。天一亮，幾張小口嗷嗷待哺。

去年，麗花的老公入獄。她罹患小兒麻痺症，工作時有時無，自己的肚皮經常是餓著的，小孩哪能溫飽。一家子陷入困頓，心力交瘁，麗花只好借酒澆愁。家扶社工發現了她的處境，趕緊拉她一把，但畢竟能幫助的有限。

目前，除了政府第二款低收入戶的補助，麗花還接受家扶的幫助。經濟來源很有限，除了讀小3的孩子接受國小教育，其他應進入幼稚教育的孩子，麗花沒能力再提供幼教學費了。

像麗花這樣的例子，不少。今天，家扶基金會發表的「有些事你一輩子遇不到，有些人卻三輩子逃不調」短片中，3位現身說法的案例中，桂金、阿麗和淑玲，也同樣被經濟壓力逼得無處可逃。她們共同的遭遇是：養孩子的壓力太大。桂金和阿麗都是3個，淑玲2個。

桂花在高雄曾有一次婚姻，育有一個小孩，先生過世後，帶著女兒再嫁到苗栗，並生下另外兩個小孩。「我在高雄結婚，生一個女兒，先生過世後，再嫁到苗栗，再生下另外兩個小孩……」桂金今年48歲，活了近半百，她眼中的「貧窮」，似乎注定得一輩子，短時間很難改變。但更讓她心痛的是，孩子們也得恐怕也得繼續過這樣的苦日子。為了攢錢，她連車費都省。就讀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的長女假日想回家，都被她拒絕了。

「我從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養不起我，再嫁以後，把我送到育幼院」阿麗28歲，排灣族人。10年前嫁人，當了3個孩子的媽媽。先生因罹患胰臟炎，沒辦法工作，生活陷入困境，阿麗一家成為低收入戶，她只好打零工養家。「我原以為婚後能改善貧窮狀況，但沒有如願，我一直向上天禱告，希望孩子未來能夠脫離貧窮」。

2004.11.29　 中時晚報
脫貧 愛心啟動
陳世財/台北報導

    幫助貧童脫離貧窮循環，方法很多。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社工系主任李美玲呼籲，「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如何釣魚」。上午，家扶基金會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共同發起「化貧窮循環為愛的循環」儀式，用愛啟動更多的愛！

    針對二代貧窮循環現象，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社工系主任李美提出以下幾種脫困方法：1、從經濟開始給予的協助，先從「溫飽」做起，讓孩子有免於貧窮的權利；2、教育才是真正脫貧的根源，因為，教育可提高競爭力，累積個人資產，避免再次墜入貧窮循環。

2004.11.29　 中國時報
不生，就滅種了嗎？
李佳燕（作者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醫師）

    從公布台灣去年的總生育率，僅有一．二四人之後，內政部即積極地在十月、十一月，從南到北舉行了六場「鼓勵生育」的公聽會。有多人反應，應該先擱下如何提升生育率的討論，而從檢討「鼓勵生育政策的正確性」開始，可惜至會議結束前，內政部常務次長仍以「鼓勵生育是國家既定的政策」，作為無須再討論的理由。

    然而，究竟台灣這四年來，逐年下降的生育率，會對台灣整體社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甚或帶來甚麼樣的災難，內政部在公聽會中所提供的書面資料，卻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是人口結構方面的影響，提到出生女嬰數減少，無法遞補上一代的婦女人數。出現這種狀況，眾人皆知，是「重男輕女」的父權社會，「墮女胎，生兒子」之後所造成，並非生育率低的結果。惟有更深耕「男女平等」的制度與觀念，始能改善此現象。

    文件中，亦表列其他已開發國家，如美、加、英、法、日、澳等國之生育率，與台灣做比較，顯示台灣二○○三年的生育率，幾乎是敬陪末座。但是，一個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做生育率的比較之前，是不是應該先針對自己本國的狀況，做調查與分析。例如：已經有多少人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國內適合居住的土地面積有多大？民生可用資源，像水資源等，可供多少人口使用而不匱乏？因為每個國家的已有人民、國土大小、資源多少，差異性極大，自然會有不同的生育率期望值，如此表列比較，未免太簡化粗糙了。

    再者，三、四十年前台灣，是生育率高得驚人的社會，才有「家庭計畫」推動。如今當年被生太多的小孩，都已長成現在青壯年，這群「太多的人」，生了比率偏低的小孩，不正是面對資源少、競爭大之下，自然法則反應，也是截斷人口過多，所產生惡性循環的好時機。「生，還要再生」，豈不是像魔咒上身般，永無終止之日，而台灣就注定成為擁擠再擁擠的彈丸之地了。

    另外，資料中提及生育少對經濟與社會影響，包括幼兒養育相關行業萎縮；學生人數銳減，教育成本提高，教師失業；購屋需求減緩，使房地產陷於不景氣；勞動力供應失調，無法滿足我國經濟規模的人力需求；人口老化，子女之扶養負擔沉重，國家亦須負擔較高成本於老人福利等等。這些說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做此影響評估報告者，是以今日社會運作的模式，想像五十年後的社會危機，而忽略了社會運作如潮水般的流動性與可變性。幼教行業，是這十餘年來，因應雙薪家庭的增加而興起。雙薪家庭的增加，也同時帶動了早餐業、餐飲業的蓬勃發展。一旦幼教業需求減少時，必然有其他行業的崛起，例如安養業、送餐服務業等。在醫療界，早就出現類似的轉變，婦產科醫師漸漸減少，美容皮膚與復健等醫療服務卻增加了。我國的經濟產業，也早已從粗重勞動人力結構，轉型為精緻科技人才。對教師行業的想像，亦太過偏狹，在職進修、社區大學、公民教育、老人培力，都可以是未來教師投身的範疇。

    而資料中所提生育少所造成的某些不良影響，仔細思量，反倒可能成為改善社會諸多沉疴的轉機。比如被詬病數十年的教育品質，因為孩童減少，終於有機會實現「小校小班」、「因材施教」的高品質教學，如此，花在每個孩子的教育成本是提高了，但是整體教育成本並未增加，絕對是納稅人所樂見的。還有，四處濫墾濫建的房地產業者，終於可以因為無利可圖，手下留情，還些許自然綠地，供吾等喘息。當養老不再是一個家庭可以扛得起的重擔時，是人民，尤其是婦女，將福利工作的責任推還給政府的時候了，政府必須正視此問題，設置社區安養中心，制定制度，讓每個人得以自籌退休養老金，而不得再寄望於民間「養兒防老」的腐朽觀念，所謂「養兒防老」，犧牲的多半是，婦女的經濟產能與自我發展罷了。

    當一個國家主政者，發覺人民越來越不願意生育下一代時，首先要警覺的，當不是「再不生，就亡國滅種了」；而是要反省，是甚麼樣的社會環境，使得人民不願生育了，這樣讓人怕生育的社會環境，才足以亡國滅種啊！

　 中國時報 2005.07.22

貧富差距加大所透露的嚴重隱憂  中時社論

    這樣的場景我們似乎愈來愈習慣、甚至麻木了：媒體報導高科技電子業今年平均每個員工可以分紅三百萬、五百萬，下一則說的是，失業漢攜子燒炭自殺；或者，富豪嫁女，玫瑰就用了五萬朵，另一邊，有小朋友倚在鳳梨園裡說，等鳳梨長大、賣出去了，她才有錢上小學……。

    中產階級消失了，新貧階級興起了；上億豪宅賣到不夠，天下寒士卻難得棲身之所；富爸爸散步雲端裡，窮爸爸雙腳抽不出生命的汙泥。贏家全拿，輸者一無所有，富者愈富、窮著愈窮，階級的流動停止了，生命的盼望凝住了，台灣，貧富的差距正往極端前進。

 
    經建會最近向陳水扁總統報告「我國所得分配與就業對策」，根據所發布的所得分配狀況，在個人部分，近十年來，台灣高低所得組的勞動報酬差距，從七．一一倍擴大到一一．六七倍，高所得者平均年收入超過一七○萬，低收入者一年卻只有十四萬，兩者的差距創下歷史新高；在家計部分，家庭所得分配的差距為六．○七倍，對此懸殊的差距，行政院謝院長「欣慰」表示，與韓國、香港、新加坡相比，台灣的比值還算是低的。然而，眾所皆知，富者比較有機會擁有的資產與所得形式往往有各種「隱身術」、並未計算進來，因此數據並不能全然反映實際的所得差異；再者，所得分配的變動不能只看絕對數值，更重要的是變化的趨勢，台灣家庭所得差距擴大、形成社會隱憂，這一點，連經建會自己都承認的。

    台灣家庭所得分配差距倍數逐步揚升，六○年代在四．一倍至四．三倍之間狹幅變動，七○年代略升至四．五倍至五．一倍；八○年代，變化不大，五．二倍至五．五倍，九○年代是五．五倍；在五○年來首見的經濟負成長下，到了二○○一年所得差距到達歷史新高六．四倍，最低所得家庭收入平均下降十一％，但高所得家庭的收入居然還成長了二．一％；這一年，低收入家庭出現負儲蓄率現象，一三四萬戶低收入家庭的儲蓄率是負一．六二％，也就是說這些家庭當年所得少於支出，必須舉債度日，這是台灣第一次出現的狀況─還要再列出多少個「歷史新高」、「台灣首見」才能讓政府官員理解到整個社會是呈現著一種如何令人焦急的不均與不公趨勢；媒體社會版上還要出現多少則窮人活不下去的悲劇新聞才能讓政府官員明白：貧窮是人命關天的事？

    台灣所得分配不均有兩大理由：第一種是就業機會減少，經濟成長趨緩，產業外移，使得高替代性、低競爭力的工作者失去機會，這一類人屬於社會低層者比例較高，還有就是知識經濟崛起，工作門檻提高，更使得基層工作者愈來愈難找工作；第二種是政策失誤所致，最明顯的就是租稅不公平，政府對財團鉅富的稅負一再減免，財團稅負由九○年代的十八％降到二○○○年的十二％，是工業國家中最低，近期財政部通過最低稅負制，但為了不要引起太大的衝擊和反彈，因此訂定了過高的免稅額、低稅率以及海外所得不列入等，如此「網開多面」，又真的能夠捕到多少大尾的魚？又能發揮多少社會公平？恐怕連財政部也要承認效果有限！

    由於租稅制度中過多、過當的減免優惠措施，造成受薪階級竟然承擔了國家七十％稅負的怪異現象，前一陣子財政部公布台灣前四十名鉅富中只有十五個人繳了一％稅，已幾乎引起全民共憤，令人忍無可忍，如此不公平的現象，孰令致之？或許政府真的該提高警覺了，人民對社會傾斜、貧富差距擴大的憤怒情緒已累積到臨界點了，再放任不管、再提不出合理有效的對策，整個社會要不是進入自我放棄的負面思惟裡，就是爆炸出難以預期的混亂不安。台灣這幾年的自殺潮與治安惡化，有多少是所得分配不均擴大下，人民的絕望與挫折所致？政府應該深思。台灣有沒有變得更好、更公平公義，政府部門自己的數據就已經說得夠清楚了，別再阿Ｑ地自我安慰說：「不錯啦，有改進了啦！」─還是拿出具體作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