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抗日人物誌】《肆、一九一五年的焦吧哖事件》 - 往事曾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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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瀛抗日人物誌】《肆、一九一五年的焦吧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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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參加過我舊棧的老網友想必知道我張貼過涂順從先生的系列文章，我當時開的棧名是「日本做了什麼」。

今日，再次張貼涂先生的著作，實緣於台聯參拜靖國神社所引起的爭議，此時，「日本在台灣做了什麼」終於再度獲得大家的重視，我想，涂順從先生的努力對「台灣人應知台灣事」有著重要的意義，值得我們再次加以學習！

本欄為【肆、一九一五年的焦吧哖事件】。

以下有幾點說明：

為使網友們更加了解台灣的過去，與日本究竟在台灣做了什麼，blackjack十分榮幸的獲得涂順從先生的授權，得將他關於《南瀛抗日人物誌》的系列文章轉載於本棧，在此特別感謝涂順從先生的賜文與敬佩他對台灣史的努力。

在此要特別聲明的是：

1.本棧所載關於涂順從先生的《南瀛抗日人物誌》，其著作權皆歸涂順從先生所有！欲轉載者請先取得涂順從先生的授權。

2. 本棧所有網友與棧長的政治立場皆與涂順從先生完全無涉，涂順從先生是基於弘揚文化、增進大家歷史記憶的立場特別同意本人轉載，特此聲明！

3.本欄相關文章已鎖滑鼠右鍵，欲轉貼者，請親洽涂先生。

4.請棧友勿在本欄跟帖，若跟帖，欄主將另移他處，請見諒！

作者：涂順從

網址：http://naes.tnc.edu.tw/~nanying/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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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余清芳／一代抗日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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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余清芳／一代抗日英豪

一代抗日英豪余清芳

余清芳抗日活動的總指揮所：西來庵。自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九日午後二時，日本依據馬關條約規定，派遺征台軍隊近衛師團，由台灣北部的三貂角登陸後，全台各地抗日義民風起雲湧，英勇抗戰，因他們不甘心將其以血汗開墾過來的土地，拱手頂讓給日本人；日本據台後，採行武力鎮壓、利誘欺詐等技倆來架構它的殖民政府，難怪日本要遭受一波波前仆後繼，死而無悔的義勇軍。在為數眾多的抗日事件中，都比不上一九一五年發生在台南縣玉井鄉的焦吧哖事件來得壯烈，此事件南北串連，包括台北、彰化、南投、嘉義與台南等地區，它又可細分為「台中事件」、「員林事件」、「番薯寮事件」、「焦吧哖事件」等，其革命立論雖粗糙，但卻暴露了日本殖民政府二十年來的缺失、無能，因而牽引著一股澎湃的民族意識，來對抗日本殖民政府。
焦吧哖革命事件，又稱為「余清芳事件」，日本官方則謂之「西來庵事件」，它發生在民國四(一九一五)年，是日據時期台灣最大的武裝抗日事件。主腦人物為余清芳、羅俊和江定等三人，牽連人物之多，是所有抗日事件之最，光被臨時法院判處死刑者，高達九百零三人，雖然其中有諸多死刑犯，後來減刑為無期徒刑，但這在世界司法審判史上，可說是罕見的。本文主要依據民國六十四年台灣省文獻會委員會編著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以及程大學先生的《余清芳傳》來撰寫，冀望從中窺視整個焦吧哖事件的全貌。
（一）人物
⊙余清芳／一代抗日英豪
余清芳(一八七五~~一九一五)，別號為余清風、余滄浪、余春清、徐清風，一般都稱他為「余先生」，字號之所以這麼多，可能是身處非常時期，為了應付緊急變故。其父名余蝦，母名余洪氏好，閩南福建人。清光緒五(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於恆春縣阿緱林(屏東縣)，後來跟隨父母遷居台南廳長治二圖里後鄉庄五五一號(高雄縣路竹鄉後鄉村)。
六、七歲入私塾讀書，雖聰穎過人，有聞一知十的天賦，但因家中貧困，十二、三歲被逼輟學，先到台南廳左營庄曾紹房的米店幫傭，不久又轉到林姓雜貨舖工作，以微薄的薪資來奉養寡母，並利用夜間閒暇之餘，到左營的舊城公學校進修日語。
余清芳的個性豪爽，喜交遊，見面廣闊，因此當日軍侵台時，年方十七歲的他，懷著亡國之恨，毅然投身武裝抗日的行列。及抗日潰敗後，不露聲色地隱忍自重。
由於進修過日語，余清芳於光緒二十五(一八九九)年七月，擔任台南縣巡查補之職，分發在阿公店支廳服務，因涉嫌詐欺案，第二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七月被解職，再隔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復職擔任鳳山縣巡查之職，二年後，又受行政告誡而辭職。爾後又跑到現在台南縣關廟鄉關帝廟區役所當書記雜職，為了躲避日人的耳目，做不到二個月，又到一個隆平的宗教團體擔任執事。
離開「維特治安」，緝拿「盜匪」，人見人畏，人見人羨的警察之職後，余清芳就經常出入台南廳下各地的齋堂，當位扶乩看字的先生，有意無意地將抗日情緒宣達在神佛旨意上，借宗教力量結交會友，借宗教的無形教義，提昇會友的抗日意識。在日本的心目中，台灣本土的各種宗教行為，皆視同流氓，認為近乎無業遊民，日警曾警告過余清芳，希望他離開齋堂，找到一份正當的職業。
一九○八年，他參加鹽水港秘密結社「二十八宿會」，根據日本官方資料，「二十八宿會」由嘉義朴子的雜貨商丁鵬主持，丁鵬宣稱他會各符法，又說清軍將攻打台灣，他已被任命為台灣皇帝，這是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抗日組織，一九○九年一月，該組織被日警偵破，余清芳也因而涉嫌，被日警以「流浪者」的罪名，押送台東「加路蘭浮浪者(流氓)收容所」管訓。管訓期間，表現頗佳，一九一一年十月釋放返鄉，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受顧於岡山一家日本保險信託代理店，擔任保險勸誘員。好景不長，兩年後，這家保險信託代理店老闆過世，他即離職，在當地開間販賣酒類的專賣店，自已當上了老闆，由於生意清淡，於一九一四年，轉徙到台南府城，以「邱九」的名義開設「福春碾米廠」。
往昔農業社會，開設「碾米廠」皆是有頭有臉者，余清芳以此身份常至同一條市街的「西來庵」走動，在這兒認識西來庵的董事：大目降(台南縣新化鎮)富豪蘇有志和在大潭庄(台南縣歸仁鄉)頗有聲望的鄭利記。
蘇有志曾任台南廳參事，據傳有某日商垂涎其財富，利用股票來詐取他的錢財，因此只要談及日本人的種種，蘇有志一定深惡痛絕。
鄭利記則是大潭庄的區長，身分地位也不差，自遷居到台南市後，就與蘇有志共同掌管西來庵的廟事。
余清芳自從認識蘇有志和鄭利記後，三人常常傾吐日人的暴行，以及身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蘇、鄭二人皆有同感，也贊同余清芳的看法。三人議決：藉託宗教教義，宣傳反日革命，招集志士，何機發動革命，並以修廟為名，籌募抗日基金。同時期，余清芳認識了同是齋教的羅俊，也結交了台南廳竹頭崎庄(台南縣南化鄉)的土豪江定，以及台南市舉人王藍石等。
郭廷以在《台灣史事概說》云：「余、江為台南人，羅俊為嘉義人，……信奉『三教助法，聖神仙佛，下凡傳道』，『聖帝降鸞指示』，『玉皇上帝敕令』……。他們的作風頗似廣西時代的洪秀全，雖有一神多神的不同，而宗教煽惑則一，所以國號中有『慈悲』二字。他們出入於各地的『食菜堂』，當係屬於齋教。齋教的前身為明教，乃從唐代的摩尼教蛻變而出，在宋朝有謂吃菜事魔，盛行於浙江、福建，歷史上其教徒屢次稱兵起事，北宋末年的方臘即為明教徒，元末的白蓮教也與之有關。因其吃菜而不吃葷，所以亦稱齋教。太平天國之役，閩浙的齋教徒或『齋匪』亦乘機而起。余清芳等的運動，不妨說明承繼齋教。日本人稱這次的革命為『西來庵事件』，因為他們與台南的西來庵董事相結合。」
由上述可知，余清芳的革命以宗教為骨幹，利用迷信迎合民意，本土性相當的強，尤其在「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宗教信念上，參與者皆能堅定信念，固如磐石，日人在起訴書中，詳陳余清芳利用宗教的堅定信徒的作法，歸納為六點：
1、託西來庵王爺之神詔示以：「日本應以明年為限期歸還台灣，於限期屆滿當應同時撤退。」屆時彼等如仍割據不退，當要一舉而撲滅之。
2、宣傳西來庵如何靈驗，勸募信徒竟涉全島，議定以「油香費」名義募捐，以籌備他日革命所需之軍資金。
3、勸募之法，各以其人與地而異，有時稱西來庵要設醮，而促捐其費用，對捐款者予以神符，稱他日謀反之際，若攜帶之，將有避彈、避傷之奇效，有時稱將自大陸聘來習秘術之法師，以傳授避彈、避傷之術，需要經費。
4、揚言西來庵王爺之神詔所示，山中有一寶劍，僅出鞘三分，即可戮敵三萬云。
5、揚言山中出現新皇帝，天公將降下毒雨，掀起黑風，誅滅日人及其他惡人。
6、揚言日人據台限期二十年，本年限期已屆，理應撤退，正好乘機起事，將所有日人悉逐出島外。
「宗教」是余清芳革命的原動力，因此他以分送善書為藉口，時常進出各地的廟宇，宣揚革命信念，並建立一虛擬國度——「大明慈悲國」，謂台灣已出現神主，將助台人把日本人驅逐出境，新國家建立後，台人將可減輕賦稅，參與革命者，可論功行賞。
惜日本人的監控系統經歷二十年後，已相當嚴謹，任何風吹草動，皆逃脫不了日人的掌控，一九一五年五月，日警得到余清芳有抗日意圖的情報後，乃繪像分貼各地，下令通緝，余清芳遂率眾藏匿在台南縣山區，並倉促提早在七、八月間發動攻擊。
因匆促舉事，準備不週，經過幾次的交戰，不管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利於革命軍，只得忍痛議決解散部隊。八月二十二日，余清芳在台南縣楠西鄉紹興村被該村村民詐捕，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於台南監獄被處絞刑，時年僅三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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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俊／自許封侯在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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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俊／自許封侯在萬里

西來庵抗日事件三巨頭之一的「羅俊」，六十一被執絞刑於台南監獄。

羅俊名號之多，和余清芳不相上下，羅壁、羅秀、羅俊江、賴秀、賴乘等等。咸豐三(一八五四)年舊曆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嘉義縣他里霧五間厝社(雲林縣虎尾、斗南附近)。祖先何時遷移至台灣不得而知，至於他的本姓是羅或是賴，也讓後人丈二金鋼摸不著頭，不過據各項資料得知，他姓賴，祖先本姓羅，小時候叫賴秀，學名叫賴俊卿，長大成年以後，幾皆以「羅」為姓。
小時家境不賴，曾入私塾就讀，天資聰穎，過目不忘，惜科舉功名不遂，故曾在鄉里設帳教學，由於平素喜涉類獵中國傳統醫藥，後與侄兒開間中藥店，自已更掛牌行醫。一八九五年，日本據台初期，被聘擔任保良局書記。過了不久，保良局裁撤，羅俊又再度經營中藥店，一面行醫，一面看風水，頗享盛名，鄰近各鄉鎮爭相攬請。
至於羅俊為何在一九○○年投身抗日行列，應該是受不了日警以「莫須有」罪名的干擾有關吧！內心的不安恐懼，由隱藏的怨恨，轉為實際行動。抗日失敗後，隻身偷渡大陸，以行醫、卜命、看風水營生。七年後，他曾潛返故鄉，結果發現「家境大變，不僅三子俱歿，妻子亦已改嫁，返大陸前所營產業，盡被他的姪輩所霸佔，且有被日警發覺以匪徒逮捕的危險，一九○六年六月，飄然再渡大陸」，遍遊廈門、漢口，遠及安南、暹羅等地，依然以行醫或看風水為業，後隱居福建省天柱岩寺廟，持齋禮佛，過寧靜生活，但對抗日之事，依然不能釋懷。此期間常跟因抗日潛逃大陸的的台籍忠良之士有所聯絡；也目睹孫中山先生武漢起義，清帝遜位，民國肇造的喜悅。
民國三(一九一四)年八月間，羅俊又回台灣，這次返鄉，程大學先生的《余清芳傳》有詳細的記載：「有台南人陳全發，密渡廈門，尋訪羅俊，告以余清芳在台南，忙於籌備革命事情，並勸誘他返台共謀大事，羅俊內心大喜，為期慎重，乃於是年九月，遣派心腹鄭龍渡台，到他摯友住台中廳員林支廳下的賴冰處，告以計劃，獲得賴冰的同意，再經過他的斡旋，由舊知嘉義廳西螺堡新宅庄賴成，及住台中廳燕霧下堡黃厝庄賴楚，各出五十圓，共一百圓作為旅費。羅俊遂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以齋友名義，率同精於符法的許振乾、余世鳳、余炳祝、余大志……等，由廈門起程，於淡水登陸，即往訪賴冰，並在該地會晤賴淵國、賴楚、賴宜、賴成等人，他們皆贊同他的主張，願意參加推翻日本政府的陰謀，以光復台灣。」
羅俊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中旬回台灣，並沒直接與余清芳碰面，不到一個月，亦即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又以「取來符簿及迎請具有法力之和尚及紅髯姑前來為由」，復往廈門招來李境成和王烏番等人，二月三日返台。
余清芳獲悉羅俊返台，派遣親信張重三前往台中廳訪晤，告之余清芳的生平、個性、抱負等等，並邀請羅俊等四位同志前往台南市福春碾米廠內秘室商談，誓約締盟攜手起義之大事，他們二人的會晤重點：
1、革命行動要南北相互呼應，南部由余清芳負責，中、北部則由羅俊指揮。黨員則由雙方在各地加緊拉攏。
2、以西來庵廟宇修繕、建醮等名義籌募軍資金，捐款者，分發神符為黨證，並請他們再勸募別人。
3、向同志誑稱：羅俊與德軍青島守備司令官為知交，已有德機數百架，準備待發；另有十數萬來自中國大陸的革命軍，已完成整備，擬前來幫助我們將日人驅逐出台灣；目前有部份來自中國的革命軍已登陸台灣某一角。
羅俊回台從事抗日革命時，已逾花甲(六十一歲)之年，不過革命精神熱烈，神清體壯，實不亞於年輕力壯的少年人。
計劃雖周祥，但由於事謀不密，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嘉義東堡竹頭崎庄的尖山森林中被捕，同年九月六日被處絞刑於台南監獄，時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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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定／後堀仔山的抗日義軍總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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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定／後堀仔山的抗日義軍總教頭

後堀仔山的抗日義軍總教頭「江定」

江定在後堀仔山的「石厝」，至今仍有人來此祭拜他。
江定生於清同治五(一八六六)年，出生月日不祥，世居台南廳楠梓仙溪里竹頭崎庄(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的隘寮腳。由於自幼生長在此，因此對鄰近地形瞭若指掌，且在當地聲望頗高，又富俠義心，因而日本據台後，被舉為區長。
光緒二十五(一八九九)年，為了職務，不幸與同庄庄民張掽司發生言語的衝突，導致江定在正當防衛的情況下擊斃對方，焦吧哖憲兵分隊以殺人罪下令通緝，江定乘隙脫逃，走隱山中，日警經過一段時間的搜捕，以為他已死亡。
翌年(一九○○)，全台各地義民紛紛再起抗戰時，江定竟率領四、五十名義民出現在嘉義廳下後大埔方面打游擊戰，當時戰事猛烈，但他卻安然無事地退入山中。再隔一年(一九○一)的三月，日警察查知江定潛伏在台南廳新化南里南庄湖底(台南縣南化鄉南化村)，立即出動警察、壯丁、保甲等大肆圍捕，當場擊斃二名義民，經由認識江定的張牛證實，其中一屍為江定後，江定再被認為已死亡。
其實江定和他的兒子江憐，早已逃脫至後堀仔山中。後堀仔山位於現在台南縣南化鄉與高雄縣甲仙鄉及內門鄉交界處，是個天險要地，自此爾後，江定就以此天險作為防禦線，並在山中的石壁寮結草庵，糾合甲仙埔的隘勇及六甲方面的抗日殘黨，共數十名，半事耕作，半事訓練，以侍時機發動攻勢。糧食概由竹頭崎庄民供應，江定這一呆就呆了十餘年，來依歸的人數越來越多，小小天地自成一國，可是附近居民，始終無人向日警洩漏。
依張炎憲等人所著的《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對江定此人的個性、時代背景，有一段記載：
「……江定躲過了一九○一到一九○二年的『土匪大鎮定』的大劫，仍然潛居南化鄉後堀仔山一帶，繼續過著前清一樣土豪生涯。我們所說的土豪，不是所謂土豪劣紳的土豪，也不是如水滸傳梁山泊的綠林好漢，而是指在地方上具有勢力的豪強。由日本官方資料來測，江定自一九○二年迄一九一五年的十餘年之間，不受該地人民的舉發，而仍能令『部下』耕作為生。日方的資料說，江定的部下是『土匪』，其實如清朝社會經濟背景來看，他們是屬於僱傭人員或佃農。江定未抗日前擔任過區長，而這區長通常是由士紳、地主之流充當的。從資料得知，在潛居的十餘年間，江定仍固定向南化鄉玉山村(舊稱竹頭崎)一帶的鄉民『徵取食糧』，可知江定大概是屬於大、小租戶向佃農徵稅的地主。」
從上段的敘述，又可分析江定為何抗日：其一，日警的緝捕，從「流浪天涯」，到反過頭來「拼命一戰」；其二，「日人在台實施土地所有權改革，江定等地主階層因而被剝奪，所以不喜日人體制是相當明確的。」
表面上江定帶著子女，聚眾深居「後堀仔山」過著與世隔絕，猶如世外桃源的生活，其實他的內心世界非常痛苦，害怕日警不知何時衝進掃盪，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讓江定一干人無法安心入眠，尤其在江定與余清芳搭上線後的那一段時間裡。有一事實可證明：江定有一隨待在他左右的兒子江憐，江憐有一目前居住在南化鄉，現年八十來歲的女兒王愛(一九一五年出生)，，據她的回憶說：
她有一對雙胞胎哥哥，可惜在他倆出生後不久，被雙親放進煤油筒內，丟進溪中溺斃；王愛一九一五年出生，出生後的命運，本和她的雙胞胎哥哥一樣，還好被鄰近村落的婦女，央求江憐手下留情，願意收養她，才留下王愛這張活口。
王愛被棄養又有另一傳言：
一九一五年七月六日，江憐不小心被護衛電話線的福岡巡查隊擊斃，據傳當時江憐的妻子身懷六甲，已屆臨盆，但因日警窮追不捨，其妻怕出生的嬰兒，會給革命軍帶來不測，不得不棄養，乃由鄰近村婦王氏收養，因「無人愛，由阮來愛」，取名為王愛。
為何江憐夫婦會這麼殘忍，連親生骨肉，都下得了手，怪要怪小孩本身投錯胎，投錯地點。前面我們不是提過江定的內心世界嗎？風吹草動都能讓他們寢食難安，何況是小嬰兒的哭啼聲，不啻是一張「廣播電台」，猶如告訴日警，此地藏銀三百兩，為了整體大計，只得犧牲小我，想傳宗接代，太平時日再說吧，王愛的命運雖然較佳，逃過一劫，但他往後的童年生涯，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據她回憶，因其祖父江定的抗日，牽連南化、左鎮、玉井等無辜居民遭殺身之禍，有些部落還因而被日軍毀庄。江定父子率義軍抗日，但對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求平安的鄉民而言，簡值是沒事找事，惹來一大堆殺頭的麻煩事，王愛有將近一甲子的歲月皆在旁人異樣的眼光中渡過，難怪當筆者言及：余清芳、江定、羅俊等三位義士，已建廟供人膜拜時，王愛隨即道：「我才不承認他是我的長輩，他根本沒養過我，何況我這輩子，因他倆父子，而顛沛流離，我才不去祭拜他！」講歸講，有位和筆者在旁聽她敘述往日情景的中年婦女應道：「不要聽她胡說，每逢江定忌日，她都七早八早準備祭品，前往玉井祭拜他的祖先呢！」
且讓我們打住王愛的故事，回過頭來看看江定的抗日吧！
民國四(一九一五)年三月中旬的夜晚，江定和余清芳經由同志林吉的安排，在南庄(台南縣南化鄉南化)興化寮林吉的住宅會晤，二人一見如故，肝膽相照地高論他們抗日計謀，江定也堅定地答應，只要時機一到，定義不容辭率領義軍下山殺敵，由於江定深居後堀仔山中十餘年，對外界較陌生，因此決議由余清芳挑起台灣革命軍主將之職，江定為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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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有志／扼腕攘臂誓言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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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有志／扼腕攘臂誓言抗日
蘇有志生於台南廳大目降街(台南縣新化鎮)，土名觀音廟三五五番地，為遜清武秀才蘇先訓的從兄。其父名為振芳，是當地大事業家，生子三人，有志排行第三，故人稱之為「三頭」。
如論及蘇有志的先人，並非後人所想像的富有。據傳其先祖一輩貧困異常，逼得其祖母忍辱他適，有志的父親在七、八歲時，便到大目降戴某餅店打雜，以求得三餐之溫飽，經過十幾年的耳濡目染，振芳盡得戴某餅店糕餅師傅的真傳，大可出師另闖一片天空，故在他二十一歲時，辭職返家。老闆見其平時老實忠厚，工作勤快，臨走時，塞給他一包二十塊錢的紅包當獎金。
沒想到這二十塊錢竟然造就一位家喻戶曉的大實業家。
話說振芳以這二十元，向戴某餅店採購大眾化的糕餅，然後大街小巷吆喝叫賣，並將當天所賺的銀兩儘其可能地向糖部購進老糖儲積起來，不敢隨便浪費一分一毫。等到生活稍寬裕之時，召集伯叔兄弟商量，迎回老母逢養，鄰里故舊皆稱讚振芳為「蘇家孝子」。振芳自幼過著清困的生活，如今雖有少許成就，完全是白手起家，勤奮工作所得，他抱持著：「錢要花在刀口上，絕不作無意義的浪費」，表面吝嗇，但內心度量寬廣，時常輸財濟貧，暗中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振芳育有三子，孩子長大後，分別為他們創業，例如：將「振福布店」交由第二子蘇福主持；「振香藥房」由其女婿負責；將糖部及魚塭交由第三子蘇有志經營；他自已則繼續經營老本行——「振芳餅店」。
振芳的三位兒子中，有志是個中佼佼者，由於他具備天生生意頭腦，事業蒸蒸日上，數年之後，糖部發展為十三處之多，魚塭及附屬田園達五百餘甲，並在台南草花街及焦吧哖兩地，各開設山產商行。
有志有乃父之精神，溫文儒雅，富而不驕，有「人飢已飢，人溺己溺」之美德，碰著貧困之人，定解囊相助，鄰里咸頌之，人稱「三頭」。據傳：當時有一村落曰「桄榔腳」(那拔林牧場)，盤據一群土匪，任意搶奪過往行人，但如說：此為「三頭」之貨，定安然過關。
日政府慕其名，聘為台南廳參事，不久又被推為全省十二大企業家之一，獲晉府參加全省企業大會。民國元年招集碾米業者，共同創立規模宏大的米穀公司，對國外輸出米穀，賺取外匯。此米穀公司之工廠，每天可生產每包一百五十公斤的糙米百餘包，有志事業經營得法，居然成為台南廳下屈指可數的巨賈。
不久，有志被日商騙買「東新株」的股票，由於不諳股票之操盤，終負大虧，不得已變賣所有田園，以償還日商債務，自此種下有志對日人的反感。
有一傳聞：台南西來庵(即亭仔腳王爺廟)有一乩童，姓劉名抱，大目降人。有天夜裡在睡眠中，劉抱聽到砳砳的靴聲，展眼一望，始知王爺顯聖光臨，劉抱不敢怠慢，即刻進廟一探，但見桌上「桃枝」竟自在桌上寫字，劉抱急往街上，聘請遜清舉人王藍石到庵解字，王舉人解完字後，「桃枝」才跳回原位。劉抱將此神蹟告之西來庵董事之一的蘇有志，有志正逢股票慘跌，所有田園皆變賣償還債務，內心「鬱卒」，極需找尋精神寄託之時，碰此神蹟，馬上趕回西來庵，以「大碟」(皿)為聖杯，請教神明「事業」及「抗日」等心事。說也奇怪，大碟落地，竟然毫髮無傷，所問之事竟與冥冥所料相吻合，因而其志益堅，益加相信西來庵神明定能助其一臂之力。
民國三(一九一四)年三月，余清芳以邱九名義在台南府城開設「福春號碾米廠」，表面經商，暗地出入各齋堂，從事遊說抗日情事。此期間和西來庵董事蘇有志相識，有志痛恨日人拖垮他的事業，兩人一拍即合，遂成莫逆知交，透過有志的介紹，余清芳又認識也是西來庵董事之一的大潭庄名門鄭利記，三人常集於庵內，每言及日人暴政，扼腕攘臂浩嘆不已，久之形成共識，共推余清芳為主，暗中糾集有志之士，誓言推翻日人統治。
為喚醒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有志藉西來庵神明的指明，以及他自已的親身體驗，有意無意中將響應祖國，倡言抗日革命的理念，傳達給信徒，並大募建國基金。民國四(一九一五)年，事機洩露，竟被台南警務課發覺，蘇有志、王舉人同時遭緝捕。經日人偵測，叛定此案為反日組織，主腦人物除蘇有志之外，尚有余清芳、江定、羅俊等人。
依日方判決書所言，蘇有志的罪證如下：
「被告蘇有志，係西來庵主持者，掌理一切廟務。曾經於大正三年二月前，與被告余清芳相識。同二月(農曆一月)間，會晤被告余清芳、張重三等二名於西來庵，共議前列計謀(推翻日人統治)，為籌備舉事，以廟建醮為藉口，捐募香火，以充軍用資金。且夥同左列被告鄭利記、王藍石、盧乙、陳清吉等，偽造神詔，並參與謀議以神道為號召，招募信徒為同志等等，幫助被告余清芳。」(日政府民法第三八○號余清芳等一百八十二名起訴案)
「被告蘇有志，在其居庄積有可觀財產，且頗有名望，任職廳參事多年，後逐漸演變至傾家蕩產，成為西來庵之虔誠信者，致在掌管該廟事務之際，於去年二月間，受同廟信徒素來面識之余清芳之勸，致贊同其所策劃之暴動計劃，亦與鄭利記一再磋商結果，決採如下步驟：先逐漸勸募該廟信徒，隨即納為黨員，藉籌募該廟建醮費名義醵集黨費，然從開始行動。並與被告鄭利記、盧乙、陳清吉等人共事問佛，而後稱山中有寶劍，並已得神詔，余清芳應受領此寶劍等語，並設法招募黨員，由被告本身募得王班、謝江淵等黨員數十名，徵收黨費亦達千餘圓之鉅。」(日政府民法第五二一號臨時法院判決書)
同時被臨時法院判處死刑的有：余清芳、蘇有志、張重三、鄭利記等。
和蘇有志同遭緝捕的王藍石則判無罪，其理由為「被告王藍石，保有舊清國政府治下之文舉人學位，領台後，開辦私塾書房，從事教育子弟，亦以西來庵信徒出入該廟，凡每月三、六、九降乩之日，必定參拜該廟問神，以判定佛字為其例行工作。於前述對余清芳之問佛之際，可認為亦曾有從事判定佛字之事實，惟對於曾贊同並入黨本案暴動計劃之公訴事實，則其證憑有所不足。」(日政府民法第五二一號臨時法院判決書)
蘇有志和余清芳於民國四(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同被判死刑，九月二十三日，被執絞刑於台南監獄，享年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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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利記／深具同仇敵愾的抗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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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利記／深具同仇敵愾的抗日情懷
一般史學家記載發生在民國四(一九一五)年的焦吧哖慘案，所波及的死亡人數高達萬千人，也許太誇大其詞，不過它在說明一件事實，焦吧哖慘案真是慘案中的慘案。焦吧哖事件，有人稱之為「余清芳革命」或是「西來庵事件」，主腦人物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三巨頭，但如論及西來庵，必須連蘇有志和鄭利記都得牽拉進去，台南府城就流傳一則諺語：「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沒保庇，害死蘇阿志，蘇阿志沒仁義，害死鄭阿利」。王爺公指西來庵的神明，西來庵事件發生後，西來庵難脫隱匿謀反分子不報之罪，而被日政府拆毀，廟宇毀了，神明自必流浪天涯；蘇阿志即蘇有志，鄭阿利就是鄭利記，為何蘇阿志害死鄭阿利，中間有曲折離奇的因緣。
鄭利記，別號「鄭景百」，生於清同治九(一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於他參與抗日的緣由及部份生平，民間文獻短缺，但可由日政府臨時法院的起訴書及判決書中，略知大概：
「被告鄭利記，曾為大潭庄(屬今之歸仁鄉)區長，因私事去職。明治四十三年間，轉至台南市，嗣後為西來庵廟主要信徒。與被告蘇有志共同主持廟務。大正三年七月(農曆五月)間，因余清芳常出入於該廟，逐漸投合，竟於大正四年四月(農曆二月)間，在該廟由余清芳勸誘，應允加入其計畫之革命陰謀，爾後為充軍用資金，藉口該廟建醮勸捐金。並且負捐金之保管兼出納，除其本人挪用一百三十餘元外，現尚保管金計八百六十一餘元。又設法為余清芳糾合同志，偽造神詔，使同志深執迷信等，幫助余清芳之行動。」(日政府臨時法院民法第三八○號余清芳等一百八十二名起訴書)
「被告鄭利記，曾任大潭庄區長，由於私人理由自動辭卻其職，於明治四十三年間轉居台南市，爾來即成西來庵之篤敬信徒，出入該廟，與被告蘇有志共同掌管該廟之事務，於去年(民國三年)二月間，受余清芳之勸，贊同其所策劃之暴動計劃，與余清芳、蘇有志等一再磋商結果，擬採如下步驟：先逐漸勸募該廟信徒，隨即納為黨員。藉籌募該廟建醮費名義醵集黨費，並與被告蘇有志、盧乙、陳清密等人共事問佛，而復稱山中有寶劍，並得神詔，余清芳應受領此劍等語，藉以勸募黨員，被告主為從事黨費之徵收及出納等工作。」(日政府民法第五二一號臨時法院判決書)
蘇有志曾受日商陷害而傾家盪產，因而對日人產生怨恨之心，而思報復，正巧碰著「伺機發動革命，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的余清芳，二人在某種契合下，結成一股同仇敵愾的抗日情懷。
鄭利記和蘇有志同為西來庵董事，二人又為知交，蘇有志抗日，一定拉攏鄭利記，並賦予會計、出納之責，二人在西來庵與余清芳形成另類鐵三角。他們三人的組合，誰是因，誰是果，誰害了誰，一見就清楚。
鄭利記於民國四(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與余清芳、蘇有志、張重三等人同被臨時法院判處絞刑，九月二十三日在台南監獄執行完畢，享年四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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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重三／余清芳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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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重三／余清芳的得力助手
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政府台南臨時法院依「匪徒刑罰令」，判余清芳、蘇有志、張重三、鄭利記等四名為死刑，九月二十三日即在台南監獄執行絞刑。
「匪徒刑罰令」是日本據台後，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傑作，因前三任總督始終無法有效遏阻士氣旺盛的台灣革命軍，因此兒玉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就任台灣總督，即根據「六三法」，頒佈了「匪徒刑罰令」，全文共七條，抄錄如下：
第一條：不問何等之目的，凡以暴行或脅迫，為達其目的，結合人眾者，以匪徒論罪，依左列區別處斷之。
一、首魁及教唆者處死刑。
二、參與謀議或指揮者處死刑。
三、隨從或服雜役者處有期徒刑或處重懲役。
第二條：前條第三項所記載之匪徒有左列行為者處死刑。
一、抵抗官吏或軍隊者。
二、放火燒毀房屋、船舶、山林、火車、橋樑者。
三、放火燒毀山林，田野之竹木、穀麥或露積之柴草及其他物件時。
四、毀壞鐵路或其標幟燈台或浮標，以致火車船集來往發生危險時。
五、毀壞供郵便電信及電話所用之物件，或以其他的方法，使其交通發生妨害時。
六、殺傷人或強姦婦女時。
七、搶劫他人財物者。
第三條：前條之罪為未遂犯罪時，仍科處本刑。
第四條：資給兵器、彈藥、般隻、金穀及其他物件，或供給會合之場所，或以其他行為幫助匪徒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五條：藏匿匪徒或使之隱避，或圖脫免匪徒之罪者處有期徒刑或重懲役。
第六條：犯本令之罪者，向官員自首時，依其情狀減輕或全免其刑。
第七條：本令所罰之行為，係在本令施行前者，仍依本令處斷之。
綜觀「匪徒刑罰令」確實太霸道，因此兒玉的後藤民政長官在經謹慎評估後，發覺光依武力重刑，鐵定無法平定台灣，因此又依據「匪徒刑罰令」第六條，制定笑裡藏刀的「土匪招降策」，其重點為：
一、投降者既往不咎。
二、欲投降者給與投降準備金。
三、投降後給與土木工事等工作，以保障其生活。
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配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頒佈的軟硬兼施「匪徒刑罰令」和「土匪招降策」，發揮既定功效，終消滅台灣抗日軍，奠定統治台灣的基礎。
民國四年的焦吧哖事件發生後，余清芳、蘇有志、鄭利記、張重三等人相繼被捕，日政府隨即採行速戰速決手腕，將主要陰謀分子處於極刑，就是引用「匪徒刑罰令」的條文來判處的，前面我們已陸續介紹過余清芳、蘇有志、鄭利記等，現再來談談另一抗日人物張重三。
張重三，別號張旺，生於清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十月二日，家住台南廳仁壽下里後紅庄一一七號，業農。他在焦吧哖抗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余清芳的最力助手」。關於張重三的生平、抗日行徑，市面上的文獻幾乎都引用當年日政府台南臨時法院的起訴書、判決書。
「被告張重三，原自余清芳奉職阿公店辦務署巡查補，即與其過從甚密，故於大正三年二月，日不詳(舊曆正月間)，受被告余清芳、蘇有志之邀，共識於西來庵，言定以前述方法進行革命計劃，取得將來任命參謀職位之承諾，曾為各種籌劃，並進行招募黨員，適聞悉中部有大陸人羅俊者，糾集同志，正擬發動革命，乃謀之於其知己亦係羅俊之手下之大陸人王烏番，將羅俊介紹於余清芳，使南北有互應之機會，值謝成、蘇東海為招募黨員擬前往中國大陸之際，曾隨行員林、淡水等地，以盡連繫之責，任黨之要職，參與糾眾之謀議，奔走策劃不遺力，可謂係余清芳最得力之助手。」(起訴書)
「被告張重三，自十餘年前，余清芳尚奉職於阿公店辦務署為巡查補時起，即與之結識，於大正三年二月間，應余清芳、蘇有志之招至西來庵，受勸加入本案之暴動計劃，贊同從事勸募黨員，是時自其知交王烏番處聞悉大陸人羅俊者，亦以相同目的，正在中北部從事招募黨員，乃於本(一九一五)年二月間，偕同羅俊前往余清芳之碾米工場，將羅俊推介於余，在同所，被告共三人，一再磋商之後決定，余專責南部，羅俊專責中北部之黨員之招募，相機共舉其事。並擬派人至大陸招募黨員，於本(一九一五)年五月間，以此目的，擬令謝成、蘇東海等渡航之際，由被告余清芳授予款六百圓，由被告攜至淡水轉交謝成。」(判決書)
關於起訴書中所謂的「言定以前述方法進行革命計劃」，「前述方法」係指：
「自臣服日本以來，歷受壓迫，產業被奪佔，諸稅俱增，本島人無不沈淪逆境，幾將喪失維生之計，如今，如非及早覺醒，尋求救濟之途，則前途堪虞。以吾等既為先知先覺，自應廣募同志，驅逐日人，解救台民於塗炭。至於實行方法，似以利用迷信，迎合民意，藉以堅定信念，為唯一捷徑。於是著手第一步驟：以託西來庵王爺之神詔示以：『日本人應以明年為限期歸還台灣，於限期屆滿當應同時撤退。』屆時彼等如仍割據不退，當要一舉而撲滅之，仍大於謠言蜚語，為使迷信能深入侵潤民間，並大談西來庵之如何靈驗，勸募信徒竟涉全島，曾議定以『油香費』名義募捐，以籌備他日革命所需之軍資金。」
由上述日政府法院的起訴書、判決書所載，我們很清晰地瞭解當年，余清芳等四人在西來庵所策劃抗日計謀，張重三雖不若蘇有志、鄭利記等在社會上、西來庵的廟務上的地位，但他確是西來庵事件的關鍵人物，他是整件計劃的媒介人物，是一重要連絡人。難怪法院判刑下來，死罪一條。另外也知曉，為何事件結束後，參與人員判刑，西來庵也毀了，原因很簡單，因西來庵的神明也參與這次抗日謀反的計劃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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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討日檄文」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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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討日檄文」的作者

據傳余清芳的「討日檄文」出自陳振之手。
依據《台南縣志》卷八人物志裡所載：「焦吧哖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的抗日份子達一千九百五十七人，民國五年五月起，在台南地方法院開設臨時法庭，嚴刑酷訊，至九月判決：八百六十六人被處死刑，四百五十三人被處有期徒刑，二百十七人被行政處分，九十六人判決無罪，另有三百三人，幸免起訴。但據日台灣總督府法院檢察官上內桓三郎，於其所著：《台灣刑事埡法政策論》二九九頁記載：被起訴者一千六百餘人之中，被判死刑者，實有一千餘人之眾。唯因日政府為掩蔽內外視聽，祕而不宣，故死難諸烈士之革命事蹟，多不了之。
一般皆認為焦吧哖事件發生地點在左鎮、南化、玉井…，參與革命的義士，理應出自台南縣的山的那一邊，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想當年，焦吧哖的起火點是在台南府城的西來庵，余清芳招募的黨員，遍及台灣省各角落，本節所要介紹的這位烈士就是台南縣靠海的七股鄉人士——陳振，如果傳言正確的話，此人在焦吧哖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屬舉足輕重者。
陳振，台南廳西港仔堡七十二份庄三番地(今台南縣七股鄉竹橋村)人。性至孝，慎交遊，極富民族意識，二十歲自佳里公學校畢業後，由於不願進修日語教育，輟學，轉拜七股鄉城仔內柯尚德先生，攻讀漢文。此期間經由柯尚德的介紹，認識余清芳，當時余清芳正奔走各地，招募抗日義士，陳振在此因緣之下，加入余清芳所主導的抗日組織，誓言推翻日本政府。
性至孝的陳振，恐離鄉參與革命，會帶給年長的老母親擔憂，因而暗中商得兄長之諒解與同意，假裝外出營商，其實是偕同同庄的蘇清文、張交達、林碧玉等，跟隨余清芳策劃起義，誓同生死。他們除了宣傳革命理念，扶植革命黨勢力外，又暗中運送軍火，約期起事。不料事機洩露，日警緝捕甚嚴，大夥兒乃潛入後堀仔山中與江定會合，召集附近各庄同志，在東勢坑石厝，結壇誓師，頒發討日檄文。
由於陳振的漢文底子深厚，因此余清芳所頒發的各文件，據傳大部份是出自陳振之手，當然這份慷慨激昂，充滿愛國，悲天憫人的「討日檄文」(註)，一般皆料為陳振之作。
焦吧哖革命失敗，余清芳被捕，陳振也落網，被日警用鐵絲穿縛腳筋，押解至台南地方法院嚴刑逼供，為搜查證據，又派員圍捕其家，一時風聲鶴唳，震驚遐邇。至此陳母才知其子犯下滔天大禍，悲痛異常，一日之內，暈倒數次。陳振之弟兄恐其母受不了剌激，輪流在旁伺候，並瞞稱只被判五年徒刑，很快就能出獄，共享天倫之樂。
未幾，陳振被判絞刑，臨刑數日前，其兄前往探視，面無畏怯之態，談吐自如曰：「我為民族,已盡心盡力，死不為惜，放心不下的是：愧對老母養育之恩、兄弟友愛之情，殊覺不住，惟望各兄弟善事老母，贖弟不孝之愆。」臨刑面不改色，闊步而上絞台，且破口直罵日警：「今世不能吃汝肉，二十年後，當來砍汝的頭。」真不失英雄本色，卒年二十九。
註：據傳此份「討日檄文」為陳振之作，事實如何，還須考證。
「大明慈悲國奉旨，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帥余示諭三百萬民知悉：天感萬民，篤生聖主，為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馭萬邦，坐鎮中央。古今中華主國，四夷臣卿，邊界來朝，年年進貢。豈意日本小邦倭賊，背主欺君，拒獻貢禮，不遵王法，藐視中原，侵犯疆土。實由滿清氣運衰頹，刀兵四起，干戈振動，可惜中原大國，變為夷狄之邦。嗟乎！狂瀾既倒，孰能挽回？彼時也，天運未至，雖有英雄，無用武之地，忠良無操身之處。豪傑義士，屈守彼時，忍觀顛倒，吾輩抱恨。倭賊猖狂，造罪彌天，怙惡不悛。乙未五月，侵犯台疆，苦害生靈，刻剝膏脂，荒淫無道，絕滅綱紀，強制治民，貪婪無厭，禽面獸心，豺狼成性，民不聊生，言之痛心切骨。民命何辜，遭此毒害。今我中國南陵，天生明聖之君，英賢之臣，文有經天濟世之才，武有安邦定國之志。股肱棟樑，賢臣輔佐，三教助法。
聖神仙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化無窮。今年乙卯五月，倭賊到台二十有年已滿，氣數為終，天地不容，神人共怒。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帥奉天，舉義討賊，興兵伐罪，大會四海英雄，攻滅倭賊，安良鋤暴，解萬民之倒懸，救群生之性命，天兵到處，望風歸順，倒戈投降。本帥仁慈待人，憐恤生命，准人歸順。倘若抗拒，沉迷不悟，王師降臨，不分玉石，勿貽後悔。本帥率引六軍，戰將如雲，謀臣如雨，南連北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栗，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長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剿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但願你等萬民細思：有犯前過者，切速著鞭，回頭猛醒，洗心革面，改過前衍，去惡從善，勿假倭奴之勢！本帥慈悲施仁，為世深懷，渡眾行善，諒人改悛。望爾等良民，聽從訓示，遵守王法，早引歸順，勿生異心。爾等有志，意願投軍建功立業者，本帥收錄軍中效用，但願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台灣，論功封賞。本帥言出法隨，為國薦賢，執法如山，絕無私偏。爾等萬民，各宜凜遵而行，勿違於天，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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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吧哖事件的始未⊙籌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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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吧哖事件的始未
⊙籌劃革命

台灣革命英雄余清芳氏。

西來庵抗日以宗教結合黨員，此為黨員的護身靈符。

余清芳抗日義士等所持用的武器，難怪敵擋不過日軍警的洋槍大砲。
「焦吧哖事件」又稱為「余清芳事件」、「西來庵事件」。
「西來庵事件」：「西來庵」為余清芳案的發源地，余清芳在此地策劃革命，把此地做為總指揮所，一般皆謂「西來庵事件」三巨頭為：余清芳、羅俊、江定，其實真正在西來庵共同籌劃革命者為：余清芳、蘇有志和鄭利記等三人，因此當事件被日警掃平後，三人皆判死刑，「西來庵」也遭拆毀的厄運，裡頭的神像，險遭焚化。
「余清芳事件」：廣義的「余案」，包括以余清芳為主的「西來庵事件」；以江定為主的「南庄事件」；以李王為主的「蕃薯寮事件」；以羅俊為主的「台中事件」；以李火見為主的「員林事件」。雖分為五支，但都接受余清芳指揮、掌控。其中「西來庵事件」、「南庄事件」，余清芳皆有參與。
「焦吧哖事件」：「焦吧哖」為「余案」的主要戰場，死傷最慘重，故以此地的地名，做為此事件的名稱。在此抗日行動中，具領導地位並付之以行動者為：余清芳、羅俊、江定，故謂之「余案」三巨頭。
自從一九一四年余清芳在台南市開設「福春號」碾米廠後，就經常出入西來庵從事宗教活動，因而結識西來庵董事：蘇有志、鄭利記，形成西來庵反日三巨頭。一九一五年二月，余清芳、羅俊會晤後，將革命勢力拓展至中、北部；同年三月，余清芳又和實力派的江定碰頭，如虎添翼，他倆協議：余為台灣革命軍主將，江定為副。
召募黨員，建置革命地域的點、線、面，還要掌握老百姓的心理，余清芳好像皆能透澈掌握，尤其在群眾的心理建設方面：
宣傳日政府的苛政：
1、各種稅賦繁重，人民不堪苛徵。
2、日人傲慢，蔑視台民，動輒叱罵。
3、警察蠻橫，不分良莠，俱加施虐。
4、培植「製糖會社」(日營糖廠)，霸佔農業。
5、實行林野調查，沒收台民私有林野。
6、不予台民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
上述六點，一針見血，針針刺痛台灣百姓的心坎，盪起陣陣漣猗，從而集結一股驚天動地的共鳴。
利用迷信或謠言：真主的出現、神仙的指點、避彈法、陰兵法、陽兵法、飛翔隱身法、寶劍法、聘請法師、利用天文……，在資訊不發達，民智未開的時代裡，藉用迷信、謠言，末嘗不是一種掌控民心的萬靈神符。如果再把迷信、謠言做一妥善的結合，更能如虎添翼。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宣戰，余清芳掌握契機，藉神道向信眾說：「據神明指示，日本人據台只有二十年之權限，現時候已到，該換朝代了。日本人沒啥可怕，他們現正把戰力擺在青島，沒餘力注意台灣，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定能把日人趕出台灣，何況西來庵的信徒，只要佩帶符錄，日本人的槍彈，定傷害不到我們的。」
接著利用建廟名義，廣募捐款，一則掩人(日警)耳目，二則較易得到預期效果。據說當年余清芳利用此招，到民國四年四月約募得四千圓之譜，其中七百六十圓做為修葺西來庵之用；撥出六百圓為前往中國大陸禮聘法師之用；其餘二千六百餘圓，則留作軍需費用
職務分配方面：
余清芳：總指揮，並負責南部地區黨員的招募。
羅俊：負責中部及北部黨員招募工作。
江定：與余清芳隨時保持聯繫，伺隙起義。
蘇有志、鄭利記：表面是西來庵的董事，其是藉神道招募黨員，鄭利記兼負責黨費的徵收及出納等工作。
張重三：招募黨員、聯絡等事宜。
經多次商議，初步決定：民國四年農曆八、九月左右，首由南部發難，逐步擴衍到中、北部，然後控制整個台灣，以達驅逐日人，光復台灣之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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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機洩露，倉卒發難，余清芳遁入山中，羅俊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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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機洩露，倉卒發難，余清芳遁入山中，羅俊被捕

南化地區為紀念焦吧哖事件，所興建的「余清芳橋」。
按照余清芳等的決議，起義時間為民國四(一九一五)年農曆八、九月，但往往事與人違，人算不如天算。余案被發覺可分為：「西來庵王爺沒保佑」以及「基隆大仁丸露破綻」二方面來述：
‧西來庵王爺沒保佑：
據耆老的回憶，余清芳把「西來庵」充當為台灣革命的總指揮，因一般人絕對不會想到，人民精神寄託的聖殿，竟然是策動革命的樞紐。聽說余清芳第一次採購軍械品，就是將槍械放在棺木內，然後抬送到西來庵，安全逃過日警的檢查，也自以為一切皆有西來庵的神明在保佑。由於太相信神明，也由於「革命黨員名冊」無處可收藏，余清芳異想天開的將「名冊」壓在神像底座下面，沒想到黨員越來越多，名冊越來越厚，神像當然也越墊越高。余清芳見狀，怕起引起旁人的疑心，曾將名冊取出，另置他處，找來找去，無一處安全之所，又放回原處。
有一位常到西來庵走動的日警，發現神像忽高忽低，甚覺怪異。某一天，趁著余清芳等不在廟內，偷偷溜到神像背後，抬起神像，猛然發現革命黨徒的「名冊」，此位日警不動聲色地將名冊放回原位。故事發展至此，出現兩種版本，一說，此日警回警局，馬上率領一票人馬，衝進西來庵搜查，順利將名冊取走，「余清芳等抗日」的事跡因而敗露；另一說，此日警暗中將名冊上的人員抄錄下來，俟適當時機，一舉逮捕一大票的革命黨員。
余清芳發覺事機洩露，帶領同志，收拾行囊以及募來的款項二千餘圓，逃遁到江定的秘密基地。
‧基隆大仁丸露破綻：
民國四(一九一五)年四月，日本人接獲情報，謂「中國軍將攻打台灣」，由於事關重大，日當局馬上下達命令，暗中調查「僑居台灣的大陸人，以及跟大陸人有來往的台灣人」。經過佈線，得到滿珍貴的情報，謂在現在彰化縣大村鄉有位武秀才賴宜和同庄保正賴格的住宅處，常有大陸人出入，而這幾名大陸人隱藏在黃厝庄的山中加油坑一間佛廟裡，似有謀議。同時又查出也是同鄉的賴國淵和賴宜來往密切，且亦有姓名不詳的大陸人與之同行。賴國淵為日警黑名單之一，加上行跡可疑，因此日警就開始注意賴國淵的書信往來。
就在這段時間，余清芳為了聘請大陸拳師及符法師，派蘇東海隨同大陸人林元和陳生，搭乘五月二十一日從淡水開航的大仁丸郵船前往大陸。開航後，船行駛在基隆港途中，台中廳接獲消息，馬上電請淡水支廳轉基隆支廳，將蘇東海等三名羈留於基隆拘留所。正在惶恐之時，適有即將出獄的同監詐欺犯板本憲(二十九歲，為基隆堡田寮港庄七十八號妓館業公會書記)，告以只要花十五圓活動費，定可為其活動脫罪，蘇東海立即給十五圓，並託其投寄三封信件，分別是：其父蘇登科、賴國淵、謝成等，而寄給賴國淵的信件被截獲，落入台中廳手中。此信內文如下：
「啟者，通知見字祈即撥駕向阿冰兄(賴冰)處云云，如貴地警官到處調查與弟有相識有無，叫他亦可言明有相識，在台南旅館相識，有二個餘月之久，不可亂說。如警官查問弟之年歲，亦說二十九歲。
弟現在被基隆支廳拘留，此公事甚然危險，不可亂說。如警官調查弟職業，亦可說明菜店瓦窯所。但其謝成之名甚然呆名，弟被謝成之名所害(可能指謝成本和他們成行到大陸，但因申領旅券問題，以致耽誤起程)，餘無別陳。」
日警根據這封信，以及以前獲得的種種情報，嚴加追究，結果得知余清芳、羅俊等人將發動革命，派他們前往大陸糾合同志。證據確鑿，台灣總督立即將余清芳、羅俊的繪像分貼各地，下令全台緝捕。
余清芳見事機洩漏，立即攜帶募得的軍資金二千餘圓，奔向江定的山中根據地會合，商議如何應付新情勢。
在台中廳的羅俊、賴宜、莊鐘等三人，也走避嘉義廳下。另有一些余清芳的重要幹部如：蘇有志、鄭利記、李王、賴淵國、賴冰、謝成、張重三、李火見、李火生、游榮等，因走避不了，一一遭日警逮捕。
不久，台南廳接獲密報，謂有一酷似羅俊者，帶著二人往大目降方向而去。台南廳馬上電請嘉義廳，派遣大批日警緝捕。終在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在嘉義廳竹頭崎庄的尖山森林中，捕獲羅俊，同時被捕者，還有賴宜。
羅俊是一位虔誠的神佛信徒，因此逃亡期間，身上帶有數種祈禱文，茲抄錄一則，以供參考：
「奉道求法弟子某住，某年歲，因日本據台灣首尾二十有一年，酷虐已甚，橫殺忠良，黎民塗炭，慘莫勝言。某等目擊傷心，思欲招募義氣忠良之輩，共掃日本，以安民心，其奈彼嚴禁密查，橫擄毆酷，某某進退兩難，無計可施。今審設壇，在台島嘉義縣尖山坑庄山頂，志心載禮，虔誦經咒，求覺妙法。伏求玉皇上帝，敕令眾仙、祖佛、祖神聖降臨現身指教，傳授妙法。某某等願輔國安民，若有異心願受誅責，切切此叩。
天運乙卯五月十四日戊子諜，某某再拜。」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1019

⊙江憐中「頭門鎗」，革命軍襲擊甲仙埔支廳及鄰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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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憐中「頭門鎗」，革命軍襲擊甲仙埔支廳及鄰近派出所

因環境所逼，自幼被江憐夫婦棄養的王愛女士。

甲仙埔支廳及鄰近各派出所支援後堀仔山搜捕行動，余、江率領義軍伺機進入甲仙埔突擊鄰近各派出所。(圖為甲仙橋)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警察派出所，也被余、江義軍突擊過。(圖為日據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小林派出所)
有一傳說：
余清芳、江定見日警搜捕日嚴，因此決定提早起義，起義前，按古例需祭「元帥旗」，聽說要將「元帥旗」祭到自行豎立為止，如此一來，起義才能成功。祭旗時，江定曾許願，「革命如能順利成功，即使讓他的寶貝兒子中『頭門銃』，他也心甘情願。」
七月六日，有一護衛電話線架設的福岡巡查隊，巡查至台南廳焦吧哖北寮庄牛港嶺(小崙山)山中，發現電話線掉落，因此爬上電線桿維修，其實此電話線，是被革命軍切斷的。
江定的兒子江憐據報巡查隊正在修護電話線，馬上帶槍衝出門外，往爬在電線桿上的修護員射擊，結果沒留意電線桿旁的另一護衛，反被護衛一槍擊斃，正好符合了江定祭「元帥旗」所說的：「革命如能順利成功，即使讓他的寶貝兒子中『頭門銃』，他也心甘情願。」江定聞到槍聲，衝出大門，但見江憐倒斃在血泊中，一怒之下，也擊斃那位護衛，為子報仇。
當時江憐的妻子身懷六甲，已屆臨盆，但因日警窮追不捨，其妻怕出生的嬰兒，會給革命軍帶來不測，不得不棄養，乃由鄰近村婦王氏收養，因「無人愛，由阮來愛」，取名為王愛。
江定祭「元帥旗」的「誓願」應願了，但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的心願，卻未曾完成。因這位曾隱居山林，長期與日警纏鬥的義軍首領，最後是以孤獨老人身份被誘騙出山，慢慢走向絞首上，結束一生。
牛港嶺的槍聲震驚了鄰近各支廳、派出所，出動大批日警搜山，逼得革命軍退入甲仙埔支廳大坵園庄附近。
余清芳探悉甲仙埔支廳及鄰近各派出所的警力，幾乎傾巢支援後堀仔山方面的搜查行動，警備薄弱，因此兵分二路，七月八日下午八時左右，以江定為首，率領義軍，分別突擊鄰近各派出所：十張犁(高雄縣杉林鄉集來村)、大坵園(高雄縣甲仙鄉大田村)、蚊仔只(高雄縣三民鄉三民村)、河表湖(高雄縣三民鄉、甲仙鄉一帶)、小林(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等警察官吏派出所，碰見日本人，就格殺不留；七月九日凌晨四時，天未明，余清芳則親率部隊攻擊甲仙埔支廳，殺光日本警察和家屬，等日警趕回支援時，余清芳等已率眾凱旋回營。
此次以甲仙埔為主的抗日活動，一直延續到七月十六日。前數日，革命軍勢如破竹，最後在日警反撲之下，革命軍暴露人數懸殊、人員缺乏訓練、戰鬥持續力不夠、武器裝備不良……等缺點，幸而在地方居民的掩護之下，革命軍才能突破日搜查隊的包圍線，退回江定在後堀仔山中的根據地。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1040&aid=1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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