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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討論區：告別本省與外省既得利益者宣言（暨與Aquila與SCFtw(X)網友書）
blackjack 政治社會∕政治時事 家國主義 家主政治 中華家國 2006/10/21 0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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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別本省與外省既得利益者宣言（暨與Aquila與SCFtw(X)網友書） |
2006/10/21 01:10 瀏覽64 ｜回應5｜推薦2 |
台灣學術界使用「外省人」一詞由來已久，不管這些學者的政治立場究竟是統一或獨立，他們都用的不亦樂乎。基本上，我認為這個詞彙有點問題，我之所以使用的原因是「透過這個約定俗成的詞彙討論比較能夠聚焦」，這也是台灣學術界無論藍綠都使用此一詞彙的原因。事實上，無論是台大教授駱明慶，或715聲明中的吳乃德（吳乃仁的弟弟），或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在他她們的研究中都使用過此一詞彙。使用這個詞並不具有特殊意涵，台灣學術論文用此詞之例根本不勝枚舉，故我對絲柏客網友在外省人的原罪？一文中以此判斷是否是台灣人一事極反感。
因此，我對利用「外省人」一詞污名化的行為不能忍受，我在何必看到外省人就抓狂？對「外省人」一詞的辯證有批判，我早在「省籍情結」是一個心靈魔咒更有討論到：「我曾寫過一段話：
『父親是外省人，你就是外省人。
母親是台灣人，你還是外省人。
父親是台灣人，你「才是」台灣人？？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愛台灣」還不一定是台灣人，還必須政治正確，當蔣經國說「我也是台灣人」時，我覺得奇怪，有必要特別強調嗎？？
有必要！特別當你是「外省人」的時候！ 』 …
真是奇怪啊！如果我血液中流著一半所謂「正港台灣人」的血還不夠的話，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國家了？ …
我為什麼是「客人」不是「主人」？只因為我的血統不夠「純正」？』
我在該文對「外省人」一詞背後隱藏的父系思想有所批評，故Aquila 在是別了? 還是有空的時候再別一次?對我的指控「再者，只承認父系的基因，那麼母系的基因呢？ 要不要加一條他也很反對的罪名：歧視女性呀？」根本不能成立。
其次，我提所謂的「外省賤民」，Aquila認為是「不倫不類」，SCFtw(X)則扭曲為「國民黨每天給老士官老兵磕頭都免除不了國民黨欺騙他們的萬年罪惡」（見別了！挺蔣介石的SCFtw(x)大爺！）。既然這些人不認同我的言論，我引用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趙慶華寫的『同樣的「外省」，不同的「第二代」－當代女作家朱天心和利格拉樂‧阿女烏的認同與書寫』（http://203.73.100.106/ethnic/modules/magazine/article.php?articleid=90），這篇文章出處在民主進步黨族群事務部，大家可以看看這批人會不會否定利格拉樂‧阿女烏與其他學者。
要說明的前提是，民進黨固然有許多種族優越主義者，也掌握著大權，但在他們之中仍有部份人不放棄族群對話的努力。在趙慶華這篇文章中，他提到：
「然而，畢竟不是所有的外省族群都能與「既得利益者」、「外來政權」畫上等號，1949年渡海來台的中國大陸移民，雖然有不少位居權貴核心，但為數更多的恐怕是落魄流離的邊緣人。…
二、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老芋仔」
當然，我們必須避免過於簡單地把外省族群「本質化」，也不能據此斷言所有的外省人都屬於「宰制、支配」本省人的「特權階級」，因為就在這個掌握黨政軍權力的「優勢少數」族群之中，還存在著一批經常為人所忽略、停留在社會底層的「弱勢少數」：我們通常習慣用「老芋仔」稱呼他們，他們則不無自豪地說自己是「榮民」──在抗日、剿匪等戰役中為國家流血流汗的「榮譽國民」。…國共內戰末期，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移民超過九十萬人，六成以上是軍事人口，為安置為數龐大、屬性特殊的「六十萬大軍」，國民政府實施了「退除役制度」和「退輔制度」，對其進行「安置」、「就養」與「就／轉業」等措施。表面看來，這是國家對「抗日戰士」的「政治恩庇」，但是林勝偉卻觀察到：「退除役」與「退輔」制度其實是具有「高度階層性」的。由於對高階軍官與低階士兵官的待遇明顯不同，因而「形塑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歷程、進而在軍事人口中隱約分化出兩個人口群體。」…
退除役的高階軍官，通常可以轉往學校、公民營事業及政府機關任終身職，甚至不乏領取「終身俸」的機會；但低階士官兵卻只有「三個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約四、五百元」的退伍金，頂多外加「蚊帳一頂、蓆子一條、衣服二件」。或者「過渡性」地參與國民政府運用當時美援資金和技術顧問所進行的一連串「國土開發工程」，一待工程結束，便轉往民間「自謀生活」；或依「戰士授田條例」安置於台灣東部的農場，成為「場員」；至於傷殘疾病者，則被安置於各地的「榮民之家」、療養院等處所。…
從經營豆腐店、經商失敗卻求助無門、到後來在菜市場做生意，阿女烏的父親既未曾享有不虞匱乏的生活條件，還遭受其所效忠的政府冷眼對待，由此可見老兵不但不屬於外省權力核心的一分子，甚至形同社會底層的邊緣人。至於所謂的「例行性小組會議」，是由「民眾服務站或是退輔會所主導的例行性聚會」，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組織無疑是老兵心靈上的寄託，具有強化其身份認同的作用，脫離組織等於是一種對國家的背叛，儘管當時年輕的阿女烏還不能體會父親的選擇背後隱藏了多麼深切的痛楚，但是，「在數十年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父親的作法，我不難理解父親對於這個政權有著什麼樣的一種心灰意冷」。阿女烏的理解說明了她已經意識到國民黨不公不義的本質，此一認識當然也連帶地影響了她對國民政府、中國意識的認同。
「老芋仔」和台灣本省的弱勢族群最大不同在於，他們其實可以算得上是國民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周邊環節，思想言行受其深刻影響和限制、物質與精神上對該權力核心也相當依賴；從其喜歡用「子弟兵」這個稱謂來拉近與「領袖和黨」的關係來看，其實不無藉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用意。但是這群權小、人少的「族群」，離開社會之後，多數因為「混得不好」而只能蟄居社會底層，以勞力維生。正是這樣的際遇使得他們成為與「優勢少數」十分親近的「弱勢少數」，亦即「統治階層中的被統治者」 」
在趙慶華的文章中，他認為低階士兵官的「老芋仔」是落魄流離的邊緣人，他們只能「蟄居社會底層，以勞力維生」。基本上，趙慶華對底層外省人是同情的，我與他所不同的是，我用的是詞是「外省賤民」，趙慶華用的是「社會邊緣人，孤苦伶仃或落魄一生」。
我並不認同趙慶華以阿女烏的文章推論外省人對原住民的歧視，不過，我對他認知到有許多外省人不是「既得利益者」感到佩服。相對的，某些網友如Aquila認為我的說法是「不倫不類」，SCFtw(X)則全面否定，我也完全不感到意外。
我在Human angle中有略談一下這些人的心態，我在這些不被理解的外省人 更明確指出了所謂泛藍與泛綠的「本質」：
『在階級複製、貧窮循環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歧視、外省老兵妻子個人問題重重交織下，這群人，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國民黨、親民黨的外省貴族們，就算看到這類新聞，心也不會痛一下，反正，民主嘛！這些人票一定會投我啦！而且，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不會幫我拉票，外省貴族又忙的要替台商服務，哪裡有空呢？
滿口「人權」的民進黨則是用「二二八」打翻所有的外省人，外省老兵與弱勢台灣人的後代在他們眼中「血統不夠純正」，屬於「雜種」，是他們汲汲營營要消滅的目標，死的乾乾淨淨最好！所以，他們就自生自滅好了！
於是，就算大家可以看到新聞中老兵拖老命的故事，就算國民黨對不起這些人，泛綠人民會說「他們是外省人，就算他們貧病交加，我們也不在乎」，泛藍人民會說「投我們就對了，我們民主、族群平等」，然後，老兵就算活著，在他們心中卻跟死了沒兩樣，這些「深藍」的人誰要關心？你們有票投就好了，講那麼多！』
基本上，我從小因為我家人的原因受到某些烙印，這是阿女烏與我的共通點。我與阿女烏的差別是：我父親沒有受到白色恐怖的壓迫，但阿女烏她有眷村可住但我沒有，我父親更是早就被國民黨所遺棄。
所有看到我文章的網友當然可以否認我所陳述的「事實」，在SCFtw(X)大談他父親如何利用人際網路謀職的同時，我父親的人際網路與SCFtw(X)、阿女烏不同的是：我父親退伍後進入一個小工廠當臨時工，在民國70幾年，他一個月領一萬多。當時60幾歲的父親，為他能謀得此一工作感到萬分欣慰。
網友全面否定我的言論也好，說我的說法是「不倫不類」也好，我之所以寫這麼多篇文的目的不在說服這些人，如果我說服不了任何人正視在台灣發生過與正在發生的事，至少我已經在世界上留下了一個記錄。
不過，國民黨太令我失望了，支持親民黨的某位住過眷村的網友(姑隱其名)曾對我使用那些族群鬥爭的言論也令我失望，更別提民進黨對外省人的仇恨了！台灣的政治如此缺乏人性，我實在遺憾！！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政客了！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以「人民」為名的宣傳了！
這是我的「告別本省與外省既得利益者宣言」，如果我以後能夠功成名就，這篇文章可以檢驗我是否已忘了「來時路」。如果我以後是個凡夫俗子，這篇文章可以讓世人看到一個「外省賤民」的吶喊。
也許大家可以否定一個小小的網路言論，但大家無法否定人性。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認真看待台灣發生的事的。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6/10/21
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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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紀錄片導演蕭菊貞曾拍過一部片－「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她從他的父親談起，十分動人，我想，就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或許大家比較能夠瞭解我要談的是什麼。
在「從文學作品看外省第二代」中，我舉出了三種「外省第二代」，第三種「外省第二代」的父親是外省軍人中的士兵階級，他們的母親按民進黨的標準則是「道地」的台灣人。
在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提到：「空軍村的媽媽最洋派、懂得化妝，傳說都會跳舞，都會說些英文。陸軍村的媽媽最保守老實，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關。海軍村的打牌風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媽媽，可能是丈夫長年不在家的關係。憲兵村的媽媽幾乎都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輕甚至還沒有小孩，去他們村子玩的小孩會因聽不懂閩南語、而莫名所以的認生不再去。最奇怪的大概是情報村，情報村的爸爸也是長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麥田出版社，1992，88頁）
但這些外省老兵的家庭型態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用政策隔離他們後，他們只能晚婚，又由於沒錢，根本沒有人願意嫁他們。跟國府來台那批外省婦女多是隨夫來台的，未婚的也不會嫁給這些老兵，再加上被國民黨控管，因著種種原因外省老兵只能娶一些特殊情況的台灣女人。
事實上，老兵又老又窮當然也不帥，這些台灣女人為什麼要嫁他們？
這由老兵娶了什麼樣的台灣女人可以得到答案。
這些台灣女人有一部份是智能障礙者，有一部份是精神病友，有一部份是原住民婦女，有一部份是家庭貧困想靠女兒「改善家境」的人…
由於問題不少，這些老兵的後代往往有多重障礙，有罹患精神疾病的，也有智能障礙的子女，在榮總，在電視與報紙媒體中都屢見不鮮。
有些台灣人是喜歡歧視這些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原住民婦女的，台灣人喜歡叫智能障礙者「白痴」，台灣人喜歡叫精神病友「瘋子」，台灣人喜歡叫原住民「番仔」，好像不這樣不能顯示這些台灣人「高人一等」。
民進黨及台獨則替老兵加了新綽號，叫做「中國豬」、「在台支那人」，於是，老兵的家人與後代集台灣所有污辱性的名詞於一身，再加上這些老兵「享受」的福利有限，經濟很差，只能任人歧視。
台灣不是有「社會福利」嗎？領「殘障手冊」也可以獲得補助啊！
民進黨其實不在乎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死活，不管一個外省老兵生了幾個身心障礙者，只要有領退休俸，就算他們平均所得在台灣人的貧窮線下，因為他們外省人的身份，他們就沒有「權利」領，即使告訴他們退休俸與社會福利是不同的概念，他們仍然拒絕補助，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許多底層外省人「拖老命」照顧一些身心障礙者，成為永遠的邊緣人。
事實上，國民黨的罪也很重。
在民國41年1月5日，國民黨制定了「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與「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只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無權擁有家庭，不能領取身份証。
同年，國民黨規定規定，青壯士兵從「兵」都被晉升為“士官”，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從此，這些低階外省人被國民黨綁的死死的。
退伍後，當然沒有一般社會的謀生能力，想結婚，一般人怎麼願意嫁？在階級複製、貧窮循環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歧視、外省老兵妻子個人問題重重交織下，這群人，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國民黨、親民黨的外省貴族們，就算看到這類新聞，心也不會痛一下，反正，民主嘛！這些人票一定會投我啦！而且，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不會幫我拉票，外省貴族又忙的要替台商服務，哪裡有空呢？
滿口「人權」的民進黨則是用「二二八」打翻所有的外省人，外省老兵與弱勢台灣人的後代在他們眼中「血統不夠純正」，屬於「雜種」，是他們汲汲營營要消滅的目標，死的乾乾淨淨最好！所以，他們就自生自滅好了！
於是，就算大家可以看到新聞中老兵拖老命的故事，就算國民黨對不起這些人，泛綠人民會說「他們是外省人，就算他們貧病交加，我們也不在乎」，泛藍人民會說「投我們就對了，我們民主、族群平等」，然後，老兵就算活著，在他們心中卻跟死了沒兩樣，這些「深藍」的人誰要關心？你們有票投就好了，講那麼多！
我要說，這些老兵不是「深藍」，是被壓迫者，當然，所有的投票專家、社會觀察家也會繼續忽視他們，就算他們生活痛苦、孤立無援又怎麼樣！
眼不見為淨，是吧！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5/2/10
消失的人口 by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2004.04.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402.html
民國八○年代我在東部工作，經常隨著＜慈濟＞基層醫療服務隊到每一個偏僻的聚落，四處訪視，接觸到許多曾沒被人討論過或報導過的現象。當時，對我的衝擊，一位自以為已經十分關心台灣社會的精神科醫師，實在是無法形容。擔任領隊的王英偉醫師，當時的＜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現在的＜國民健康局＞副局長，經常安慰我們這些基層醫療服務隊的新兵，用十分體恤的口氣說：「沒關係，能做多少算多少。」
花東的偏僻村莊不是只有原住民聚落。不少客家或閩南的聚落，隨著農村的凋敝和伐木場的關閉，經常只有安靜的老人還羈住村裡，直到午後放學才聽見小孩的聲音。至於成年人，除了極少數甘心務農的，幾乎都看不到。我負責追蹤家訪的慢性精神分裂病患，「剛好」都是由西部新嫁來這裡的新娘。
還沒來東部以前，從沒看過這麼多慢性精神分裂或智障的新嫁娘住在同一農村。不過，在桃園或西部其他地方的眷村，這情形反而經常可見，特別是在上一輩的人口裡。
女人的婚姻，原本就像買賣一樣地充滿著交易色彩。做生意的過程中，買賣雙方彼此掂量著斤兩和價錢的形式，在婚姻中變成了是否「門當戶對」（在上層社會）或是「條件相合」（中產階級），甚至是直接的金錢買賣（在貧窮人口）。
光復以後，蔣介石政權率領來到台灣的眾多兵將，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年輕歲月，隨著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不知不覺地開始各自娶妻生子。這麼多男人，如何找到妻子，只好各靠本事。所有可能婚嫁的女人就像是被挑選的貨品，從最上層的社會開始往下流，那些將軍或校官們挑走了最好的對象，剩下的再繼續往下漂流。於是，所有重度精神病和智障的女性患者，最後都留給了最基層也是最貧窮的小兵。
然而，智障也好，重度精神病也好，雖然不少是家族裡的偶發案例，但也有不少個案其實是很容易基因遺傳的。於是，多年以後，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或病房，往往可以看到患者的榮民父親，帶著他生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榮民雖老矣，不再保衛國家，卻仍然負責照顧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或智障患者。多麼諷刺呀！
蜂報評註：這些外省老榮民默默承擔著照顧被壓迫在底層（或用主流語言的最弱勢）台灣婦女與子女的責任，遠比更多本省人對台灣付出更多的犧牲與奉獻（有誰比他們更愛台灣？），卻在晚年遭到政權帶頭的法西斯化屈辱與威脅－－如中國豬滾回去！試問，究竟是誰不愛台灣呢？
後來，榮民們越來越凋零了，再加上兩岸開放可以回鄉娶親，這些女性精神分裂病患者，也是婚姻市場中最不受歡迎的滯銷品，失去了原來最底層的也是站立在最後一條防線的「買主」。
民國八十年，在花東偏遠的農村，我才愕然發現，原來不再有榮民可作為婚姻對象的精神病或智障患者，許多都嫁來這裡了。在凋敝的農村裡，自農村長大的女子，幾乎都不願留在這個既偏僻又辛苦難維生的地方，在成年以前就早早離開，再也不回來了。至於男性，個性外向，對新事物的刺激是正面反應的，也全離開了。在我拜訪的這些家庭，西部精神病患新嫁的少年郎，全都是木訥寡言的古意人。
十年又過去了，台灣開放外籍新娘，從大陸、越南各地湧進我們這個社會。不論是西部的美濃或東部的富里，所有的農村都是外籍新娘。然而，這些新一輩罹患精神分裂病或智障的女性呢？在台灣這個沒有太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度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她們的出現。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們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裡。只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照顧她們？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人關心這問題吧。
以下引自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BIG5/43948/3739302.html
台灣老榮民——被人遺忘的角落（節）
2005年09月30日08:30
去台灣駐點多次后，有位朋友突然說起：“你應該去看看老榮民。”
“榮民”是台灣對服役多年的退伍軍人的稱呼，所謂“榮譽國民”，老榮民則已成為1948年、1949年隨蔣介石退居台灣的那批軍人的特定稱呼。從高階職位退下來的榮民退休金不算少，可以頤養天年。這位朋友讓我去看的低階老兵。
在台北的繁華鬧市，是很難看到這些老兵的。一次駐點，我特別到負責榮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的網站瀏覽，進入屬於老榮民的“榮民之家”網頁，我榮幸地成為第537個訪客。一位父親就是榮民的朋友，聽說我要寫一篇關於老榮民的文章，好心地問我：會有人看嗎？老榮民已經被大多數的台灣人遺忘了。
最糟的不是遺忘，而是污名。民進黨執政后，島內一度談大陸色變，對大陸懷有感情的老榮民，也不能幸免，被指“通共賣台”，還有甚者攻擊他們是“台灣寄生虫”。台灣的媒體對老榮民鮮有報道。很少的報道中，也絕大多數是參與詐騙、被人欺騙，或者自殺、事故等黑色新聞。這也難怪，這群年紀至少70歲的老兵，每月退休金隻有1.3萬元新台幣（合3000多元人民幣）左右，而在台北，街頭小店的一碗面也要100元新台幣，老榮民生活都難以為繼，甚至幾年前，“退輔會”也從人道出發，建議允許老榮民回大陸安度晚年，以他們的收入，在大陸的農村生活還是綽綽有余的。又老又窮，再加上少小離家，沒讀過什麼書，老榮民自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底層。
被人左右的人生
一次駐點，我們來到台北縣北投林裡，傍山有一片違章建筑，數十間簡陋板房裡住著一批老兵。我們去時，幾位老榮民正坐在路邊的破椅子上聊天、晒太陽。聽說我們從大陸來，一位姓劉的老伯笑了，說：“我是湖南人。”劉老伯說，他18歲時是被抽丁當了兵，“我抽到了第二個，以為當兵很好玩，其實一點不好玩。”就這樣一路打仗，南京、唐山、北京都去過。有一次打著打著，一搭話，原來是老鄉，“自己打自己干什麼嘛？”劉老伯說到這裡，長嘆一聲。后來，他就一路走，也沒明白怎麼回事就到了台灣。
從1948年、1949年開始，100多萬人隨國民黨遷移台灣，其中有60多萬是軍人。大多數老兵都有著類似劉老伯的經歷，十幾歲的年紀糊裡糊涂當了兵，渡海赴台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去將幾十年都不能再回故鄉。
當時的台灣從自然環境到人民生活都比久經戰亂的大陸要優越，20歲不到的年紀重新開始生活也不是難事，但是各種復雜的原因 ，他們仍然沒有進入正常生活軌道。
1952年，台灣當局一方面實施“精兵政策”，讓老弱殘兵從軍中退下來﹔另一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的需要，設法使軍中有過戰斗經歷的年輕士兵留下來。因此規定，青壯士兵無論當年在大陸是志願或被迫從軍，都被晉升為“士官”，服務年限也相應延長，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
而為了便於管理，這些士兵還被各種條件限制不能正常成家立業。當年的理由簡直有幾分可笑，為了防止女匪諜假借結婚之名滲透軍中，也為了避免軍人因為結婚而分心，國民黨當局制定了所謂“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規定隻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且以“軍人身份補給証”作為軍人唯一的身份認証和管理依據，而現役軍人除非在軍營以外的地方仍擁有家庭，擁有棲身之所，才能申請身份証。簡單地說，一個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而沒有家庭，也不能領取身份証。
這些限制使得本來已經語言不通、習慣不同的老兵根本無法融入台灣社會。1959年，執政當局才將婚姻限制放寬到年滿25歲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結婚、現役士兵服役滿三年也可以結婚﹔1968年又修正“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讓大多數的軍人可以擁有身份証。但此時，那些低階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歲。
最低層的兵日子都不好過。開始不讓退役，劉老伯指著背后的綠樹成蔭的山坡說，“這山上以前都是石頭，都是我們種的樹。”不過，他還是想盡辦法退了。“當兵不自由啊。”退役后，不懂技術，找不到什麼好工作，什麼雜活都干過。
至於住處，不少老兵就在自己開荒的地方落腳，自建一些簡單房屋，后來漸成村落，老榮民的村落。這些房子內部空間很小，也就是十多平米，房子之間互相緊挨著，狹小的過道隻能容兩個人穿插而過。
86歲的黃傳金老人終身未娶。他出身在湖北孝感的農村，1946年被抽壯丁來到台灣。他由於有輕度中風，靠從大陸過來的女兒照顧，女兒也60歲了。我們走進了黃傳金老人的家。屋子裡非常的簡陋。房間成一字型排列，臥室裡放著兩張單人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空余的地方僅容一人站立。中間是一個能放下一張長沙發的過道，放著一張飯桌，既是吃飯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過道連著廁所和廚房。房頂距離地面也就2米，顯得很壓抑。
當時，作為當局“安置計劃”的一部分，退役的老兵也成為台灣基礎建設的主力軍，從1961年起，有將近4500個沒有達到退休年齡而想退役的士官，組成兩個“開發總隊”，沿著台灣花東縱谷進行墾荒工作。開發隊的成員，要至少勞動兩年以上，否則隻有身體較差、無法負荷墾荒工作的人才能提前退伍。台灣從南到北都留下了這些退役老兵的足跡，島內最著名的中橫公路就是老兵們當年修筑的，很多老兵有爆破經驗，修路時的爆破工程自然不在話下。這些道路至今也是島內的主干道之一，不過，走路的人向來是不會記著真正修路的人。有人叫老榮民“台灣寄生虫”也就不奇怪了。
痛苦一生的婚姻
婚姻幾乎是每個老兵一生的傷痛。
劉老伯說：“我老婆糖尿病，過世了。”再一問，劉老伯才慢慢講，以前沒結婚，因為沒有錢。60歲才娶了老朋友的女兒，她，22歲，“給了5萬塊訂金。”年齡為什麼差距大？她腦子有病，劉老伯搖搖頭，連飯也不會做。那十幾年，要照顧她，還要工作養家。劉老伯不願多提舊事：“他早就要把女兒訂給我，我不要。沒結婚時想結婚，結了婚就后悔了。不會再娶嘍。”
一位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欒先生說：“語言不通，又不識字，當時什麼樣的人才肯嫁這些低層老兵呢？不是殘疾就是智障。常常看見他們娶的媳婦，一瘸一拐地來了，或者嘴斜眼歪，都不少見。”
七十年代，在后裡馬場，一位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縮的媳婦，一動也不能動，每天躺在床上，吃飯喝水都要喂。老兵當時在馬場工作，每天喂馬、放馬，還要回家照顧她，平時還要找時間上街撿垃圾，好多賺一點錢。
年輕的欒先生不理解，問他：你這是何苦？他說：你們年輕人不懂，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花錢出去找妓女了，也不會染上什麼病。
即使如此，根據“退輔會”統計，有超過5萬以上的老榮民始終未婚。
台灣解除戒嚴后，老榮民間開始流行到大陸娶妻。不過，雖然都是60歲以上的年紀，但是每個老榮民省吃儉用積攢下的錢在大陸很多地區還是很有誘惑力的。因錢而嫁的大陸新娘，有對老榮民照顧有嘉，讓他們晚來享福﹔也有不少唯利是圖的。
大陸新娘在台灣是弱勢群體，“老榮民”卻被大陸新娘騙得最多，有的甚至被騙的很慘。
77歲的高老伯就是如此，他說，之前娶的一位大陸新娘把他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積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被老婆騙走200多萬元新台幣，但他表現出很無悔的樣子，說反正是給大陸做貢獻了。
盡管如此，不少人還在前仆后繼地迎娶大陸新娘。理由很簡單，孤獨，想念家鄉，他們回不了家，但對家鄉的一山一水還是記憶猶新，而且年紀越大，越是懷念老家。但現在回去，又不能適應了，不要說環境，連天氣都有點過不慣了，因為畢竟在台灣過了大半生。大陸新娘成為他們的感情慰藉。66歲的陳宜奮說，這麼大年紀了，娶老婆干什麼啊，因為孤獨。兩個人說說家鄉的話，做點家鄉的菜，回憶起小時候的光屁股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旁邊，感到安慰和溫暖。
當然，騙老榮民的也不僅是大陸新娘。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由於他在大陸有不愉快的遭遇，一度想娶個印尼太太，欒先生勸他：“你六十多歲，娶一個二十幾歲的，別的不說，身體就對付不了。”他聽從了。第二次他又要娶，也是個印尼女人，比他小幾歲，年齡還相當。但是現在的情景是，他每半年領一次退休金，拿到錢后，他的印尼太太就會按時回來和他住上一個月，然后帶走他的一半退休金離台回鄉，因為這是結婚時說好的。平時，表哥仍然一個人孤獨地過著日子。
歸鄉路如此曲折
1987年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很多老兵喜極而泣。然而歸鄉也並不是沒有尷尬和傷痛。
77歲的朱有福是上海人，1949年從上海坐船來台灣。當過海軍。1955年退伍，成家，老伴1978年去世。
朱有福說，1949年有一個口號是：“一年准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我們堅信是能成功的，誰也不會去懷疑這個口號，誰懷疑誰的思想就有問題，思想有問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誰都相信這句話，因為蔣介石是神。可是一喊就是幾十年，就再也沒有回家過。那時回家的決心不隻刻在心上，還刻在身上。說著，他伸出左手，往上撂起袖口，我們赫然看到了刻在他手上的“反共抗俄，民國40年1月1日”的藍色字跡。皮膚已經失去光澤，但印跡卻難以去除。他說他當時所在的裝甲兵隊1000人身上都刻下了這樣的印跡，他們也就是在這樣的決心下，日思夜想地反攻大陸成功，想打回老家。
“剛開放，我就回去了。”劉老伯開心地說，那時，媽媽已經去世了，沒見到，老父親還在。“父親還認得我呢，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沒趕上見面，他們三天后，打電報給我。”說到這兒，劉老伯混濁的眼睛泛起一層淚光。第一次回大陸，劉老伯說，看到家裡屋子正中挂著一個毛澤東的畫像，便立刻遮上眼睛說：“這是誰啊，挂這裡？我不想看。”果然，第二天，畫像就被取走了。說起這件事，劉老伯表情很得意。
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來台灣之前，曾在大陸娶過一個媳婦，還生了一個女兒。
兩岸解禁后，他立刻回到家鄉尋親。妻子是已經過世了，當地幫他找到了女兒。
他給女兒一家蓋了房、買了三大件，還買了一輛摩托車。十幾年前，摩托車在家鄉的那個小地方，還很轟動，平時有什麼活動，甚至由他們騎著摩托車在前開路。可是女兒還是不滿足，找各種名義向他要錢。
表哥隻是從上士退伍，沒有太多退休金，不久，他就開始感到經濟壓力了。台灣的家人出主意，讓他和女兒談談，告訴她們其實他自己也沒什麼錢。一深談，表哥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才發現，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女兒，是當地的某人找來的自己親友。
表哥從此再沒回過家鄉。
快要離開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問劉老伯最后一句話：“你這樣過一輩子，恨不恨誰？”
劉老伯嘴角顫動了半天，看不出似哭似笑，隻是混濁的眼睛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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