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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討論區：[ZT] 魯迅1926-4-1〈紀念劉和珍君〉
SCFtw2　　政治社會∕其他　　反共反獨　　2006/03/20 23: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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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殘暴辯護

三十年代左傾以後的魯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多次為蘇俄和共產黨革命中的血腥和殘暴辯護。他明明知道蘇俄革命和肅反中捕人、關人、殺人，許多人--包括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以致愛因斯坦等世界著名知識分子都表達過非議。然而他卻告訴青年們說，像這樣對反動派決不憐憫的無情打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正當的」「正確的戰法」，是有「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所不能不採取的鬥爭方法。

決不對反動派實行費厄潑賴雖然是魯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這在早期卻是激於血的教訓，出於對殘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場，還不至於公開讚揚革命的殘暴。那個時候，他本人對殺人和殘暴--不管是「革命」的殘暴還是「反革命」的殘暴--都保持著極度的反感與不安。後來魯迅先生靠攏了共產黨，「費厄潑賴應當緩行論」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揉和到了一起，階級論就壓倒了人性論，人道色彩也愈見稀薄。於是，在1933年10月寫的《「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後記》中魯迅先生就公開鄙夷人道主義了：「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祇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換言之，非戰士的人道主義固然不過是冷酷的掩飾；就連身為戰士的人道主義者也不過是想買「心的平安」。因此，魯迅先生極為推崇盧那察爾斯基的劇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因為這部十場戲劇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義者--而且是那種奮不顧身的真誠的人道主義戰士--的反動，「甚至於毒害」。

這個劇本當中，在革命之前，吉呵德出於人道立場，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當革命起來之後，專制者入了牢獄，這位人道主義者又把他們當做新的被壓迫者，為之奔走呼救了。吉呵德還譴責那些變成了當權者的革命者，說他們「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魯迅先生告訴青年人說，像吉呵德這樣的人道主義者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作為吉呵德的對立面，魯迅先生最欣賞的是劇中革命者德里戈（Drigo Pazz）為革命後的專制和殘暴所作的辯護：「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六場）

這就是典型的鎮反理論：祇要是為了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今天的任何「專制」、「鎮壓」、和「殺人」都是應當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中更是絕不能聽吉呵德之流的廢話。對此種理論，魯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讚許，認為「最為正當的」：「德里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

接著，魯迅先生結合蘇俄革命之初大規模肅反的背景，指出吉呵德這樣的人雖然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然而卻確實存在，像托爾斯泰派、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都是，甚至高爾基也一度犯了吉呵德式的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 -- 「不過這裡的吉呵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呵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Einstein）。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魯迅先生歎息，像德里戈那樣為專制和鎮壓所作的辯護，以及像他對反革命者的凶殘和獸性所作的預測，在當時世界上人們未必相信，「因為他們以為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然而共產黨為一黨專制辯護時所作的預測卻是正確的。魯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項證據就是：「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我讀到這裡，心底一陣發冷：天啊！就因為反革命們一出國就痛罵高爾基，蘇聯肅反中那無數的迫害、流血、和眼淚就被證明是正當的了？！那種建立在「血跡上的掩飾」就變成完全正確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後的痛罵來證明迫害運動的正當，魯迅先生的這種理論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為共產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作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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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害的思想家」

被魯迅先生點名批判的幾個人道主義者裡面，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都是公開支持社會主義，支持十月革命，對蘇聯作過高度讚揚的著名人士。一個讓我一直覺得好奇的問題是，他們當年到底說了些什麼大逆不道之辭，以致魯迅先生要借吉呵德為名，指責這一類人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瞭解魯迅先生的思想內涵自然大有幫助。

羅曼•羅蘭是一位畢生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後來曾因為隱瞞莫斯科日記和攻擊紀德公開蘇聯之行真相至今仍遭人非議與鄙視。然而在1920年代，他一面讚揚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一面卻對革命後蘇俄政權箝制思想自由大肆清除異己的殘暴行徑感到極度不安。1919年6月26日，他在巴黎《人道報》發表了著名的《精神獨立宣言》，表達了他的疑慮。這個宣言後來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1921年12月，巴比塞在《光明報》上發表文章，稱羅曼•羅蘭主張的「精神獨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棄抽象的人道主義立場，站到工人階級一邊來，接受工人階級的學說，認清衹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才能求得個性的真正自由和獨立。

羅曼•羅蘭分別於1922年1月和2月連續發表兩封公開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為兩個原因，他無法認同列寧主義學說（他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第一，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這個學說採取絕對主義的形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不大符合人類真正的進步」；第二，它在俄國的實踐已經被致命的、殘酷的錯誤所玷污，「因為新政權的領袖們在貫徹這一學說時往往肆意拋棄最崇高的道德價值：人道、自由、與真理。」

用恐怖手段殘暴鎮壓政治異議永遠都是反動的。羅蘭接著說：「軍國主義、警察恐怖、或殘暴武力，我不會因為它們不再是富豪寡頭的專政工具，而是共產主義的專政工具，就把他們奉若神明。」

「我一聽你說暴力鎮壓衹不過是小事一樁，一件暫時的小事，就感到難過。因為我想，一位資產階級的國防部長與公安部長也會使用同樣的說法。……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話不對。對於真正的進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為目的（很少達到，而且始終不能完全達到）衹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表面關係。而手段卻鑄造著人們的思想，不是按著正常的節奏鑄造就是按著暴力的節奏鑄造。如果是暴力的節奏，那麼，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強者壓迫弱者。」

這時候，列寧眼中已經變得礙手礙腳的高爾基於1921年10月16日離開彼得格勒，經瑞典到達德國，在那裡住了將近兩年。當時他的思想與羅曼•羅蘭一樣，按共產黨官方說辭是「堅持抽象人道主義立場」，「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區別」。基於共同的志趣，高爾基特意在1922年1月25日致信羅曼•羅蘭，支持他的論點，並且引為同道。他說，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與真理」等崇高道德，並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6月，他在給布哈林的信中又說，新政權的殘暴作為仍讓他無法釋懷。

就在這一年，蘇俄最高革命法庭開始了對異黨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高爾基忍無可忍，在國外發表了致法國作家法朗士的公開信，稱此審判為「殺害那些曾經真誠地為俄國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人」，並請求法朗士向蘇維埃政權「指出這種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 -- 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後來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 -- 立即向蘇俄政府發去抗議電。

羅曼•羅蘭也沒有置身事外。他發表了另一封致共產黨人的公開信，將當時蘇俄國內的殘暴鎮壓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大屠殺相提並論。這位將人類希望寄予蘇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勸告說：「暴力政策，特別是頌揚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經產生了使歐洲自由思想家的優秀分子，如伯特蘭•羅素、喬治•勃蘭兌斯、昨天的阿納托爾•法郎士，與俄國革命分道揚鑣的必然後果，正如法國革命的大屠殺最終使得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席勒這樣的人脫離了它一樣。不管你們是否對這些人嗤之以鼻，你們都喪失了他們身上的偉大的道義力量，而這種力量對於廣大群眾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我認為，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但願俄國革命者考慮到這一點。誰瞧不起心靈的力量，誰就要遭殃！」

「至於思想自由，比暴力問題更加直接地觸動我。我堅持我的立場：不管哪一個政府，衹要它反對思想自由這個基本本能，就是一個無法形容的錯誤。誰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說成衹是掩飾資產階級利益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藉口，就必須用新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獨立是人類的基本力量，誰也馴服不了它。如果扼殺它，大約衹會爭取到假知識分子、投機分子、和『廣場集市』的懦夫們改變觀點。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將成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成為烈士。因為信仰是從受壓抑的信念中噴射出來的。請你們再三思考！請你們不要玩火！火會把你們吞噬的。」

此後多年，羅蘭多次譴責蘇聯政府的「嚴重錯誤和罪行」，譴責蘇聯的書報審查扼殺了言論自由。蘇聯的肅反機關被吹噓成「對付反革命勢力的堅強堡壘」，羅蘭卻稱其為「令人感到無限憎惡的可恥東西」。他表示，他的立場就是「反對一切壓迫者--不管他們是紅的、白的、還是黑的（我不去區別堵塞嘴巴的東西是什麼顏色！）」

與羅曼•羅蘭相比，愛因斯坦是位科學家，對社會問題發表評論相對較少。但他公開讚揚社會主義。談到對蘇俄的看法，他曾堅定地表示，他認同列寧的偉大理想主義，但他反對蘇俄領導人所採用的手段。羅曼•羅蘭等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溫和的批評，都被蘇聯領導人看成是對革命政權的惡毒攻擊，理所當然地要開動國家機器予以堅決的回擊。回擊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蘇俄文藝總管之一 -- 魯迅先生特別佩服的那位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志。他連續發表批判文章，痛斥羅蘭「是一個有害的思想家」，「他從防禦轉向進攻，努力在接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隊伍中招募他那托爾斯泰式的和平主義的擁護者」，因而他「在宣傳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實現理想的真正道路這一偉大事業中成了我們的敵人」。

羅蘭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麼？就是反對濫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義」，必須徹底肅清其流毒。於是，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志的劇作 -- 魯迅先生擊節讚揚的《解放了的堂吉呵德》 --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1922年，在蘇俄鎮壓異黨分子的高潮中，應運而生，出版印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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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大」

《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我讀過瞿秋白同志的譯本，就是魯迅同志特意為之寫後記的那個本子。劇中主人公堂吉呵德影射的是高爾基。此外還有兩個正面人物：一個是鐵石心腸的「紅鐵匠」德里戈•帕支，另一個是「軟心腸」的革命者巴勒塔薩，據說前者隱喻列寧同志，後者則被看成部長同志自己的寫照。

此劇雖然被魯迅同志吹捧得很高，其實不過是個圖解政治的寓言劇，藝術上乏善可陳，讀起來相當沉悶。

「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大」一句乃是劇中「紅鐵匠」德里戈在面對吉呵德責難時為殺人做的辯護。

故事發生在十七世紀末的西班牙。遊俠堂吉呵德救出了被捕的革命者德里戈和巴勒塔薩，自己卻落進專制貴族手裡，被捉弄一番，然後投入了監獄。在第五場結尾，革命起來了，貴族被推翻，牢門被打開：

[門大開，武裝的巴勒塔薩走進來，跟著他的還有兩個武裝的人]巴勒塔薩：堂吉呵德，好人，尊貴的人；你放了我們，我們是感謝的！武士，你們現在自由了！

吉呵德：老爺們，你們用了強暴的力量了罷？如果你們是為著正義而行動的，那麼，你們不要忘記了仁慈。

巴勒塔薩：（大笑） 傻瓜！現在我們在這城裡到處開槍殺人呢！

--幕下

不過，笑談殺人的巴勒塔薩比起革命統帥德里戈心腸還是要軟很多。這在第六場一開頭的對話中就有所反映：

德里戈：鄉村的村長、守衛、或者地保之中，誰要是不立刻執行平民委員會的這條命令，他就是平民的敵人，一有可能，立刻要像狗一樣的絞死。

巴勒塔薩：我簡單地寫，「立刻要絞死」。

德里戈：「像狗一樣」，這樣好些。唔，這樣。

這一段讓我想起盧那察爾斯基的為人來。在蘇俄共產黨人中，盧那察爾斯基是一位比較有藝術修養，也比較溫和的人。比如他主張保存農民藝術，不肯一棍子打死「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甚至還與其中一些人保持良好個人交誼等等，就與強硬派截然有別。但是，作為一位堅定的共產黨領袖，他對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包括鎮壓若干衹祇動筆的「反動」文人，所取的立場與強硬派相當一致。在這方面，他們之間的所謂差別衹是程度上的，如同劇中「立刻要像狗一樣的絞死」與「立刻要絞死」之間的分別一樣。1921年，俄國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處決，罪名是白衛分子，儘管根本沒有證據。高爾基多次向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求情，卻遭到兩人漠然以待。

對於盧那察爾斯基的冷漠，俄國老作家托爾斯泰之後俄國文學的泰斗柯羅連科先生也有很深的感受。當年蘇俄契卡「非常委員會」集中了逮捕、審判、和處決的權力，隨意殺人而無須審判。1920年5月，柯羅連科曾經十萬火急地將一份五人名單送給盧那察爾斯基，求他開恩保全。但柯羅連科預感到求情是無用的，「我將在剛剛封頂的墳墓上說一些沒用的話。」果然，第二天他們就被槍殺了，都沒有經過審判。

一個月後，盧那察爾斯基奉列寧之命來找柯羅連科談話，希望他不要與革命作梗。柯羅連科的反應是一連給盧氏寫了六封信，譴責布爾什維克的暴行。這位老作家革命以前經常發表越軌文章，抨擊暴虐、迫害、與殺人，呼籲保障死刑犯的人權。他指出，即使在沙皇時期也沒發生過未經審判就槍斃人的事情，至於把偵察和審判機構合為一體，更是不可想像--「布爾什維克的非常委員會的活動也許是文明民族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例子。」對此，他得到回答說：「這是為了人民的幸福。」

關於殺人問題，在《解放了的堂吉呵德》第六場中，吉呵德、德里戈、和巴勒塔薩有一段很長的辯論。其中德里戈所持的論調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未來，可以大開殺戒」，魯迅同志極表讚賞，曾在《後記》中大段引用。辯論中，吉呵德譴責「你們的監獄裡裝滿了為著政見而被監禁的人」，譴責「死刑和正法」。德里戈和巴勒塔薩則為此而辯護。最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在這個地方，革命者的監獄和死刑所要懲罰的對象還包括「政見」，而不僅僅衹是「行為」，更談不上限於暴力行為了。辯論的三個人彷彿都把這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

吉呵德：……現在你們的監獄裡裝滿了為著政見而被監禁的人。你們的那些人都在流著自己和別人的血。你們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這個老武士不能不出來反對你們，因為現在你們，你們，你們是強暴的人，而他們是被壓迫者了。

德里戈：（跳起來） 我沒有工夫聽這些廢話。為著偉大的幸福的戰爭正在進行著。要勝利，就要鎮壓敵人，不然敵人就要打倒我們和希望。一切為著勝利。意志薄弱的人，請他們去見鬼好了……或者……去見上帝好了。貴族和平民是不能相互饒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們，就是他們……夠了！

巴勒塔薩：堂吉呵德，你說的話是對的。你，零零碎碎地做著好事，甚至於會不怕強暴的，可是，一看見廣闊的天空，你就頭暈了。你是個近視眼，武士！

吉呵德：（站起來） 我請求你們想一想。就算你們的目的是高尚的，可是你們一定不會達到這個目的。你們要想領導平民過黑海，你們就一定要沉在黑海裡。

巴勒塔薩：堂吉呵德，你的信仰這樣薄弱。你是「太理智」了。也許這是因為你自己始終是個貴族，你是貴族的公館、貴族的傳統思想、和傳奇小說所教育出來的。

吉呵德：我要預先告訴你們：我衹要看見有壓迫者，就算是被你們所壓迫的，就算是用一種新的正義的名目來壓迫的，--其實這種新的正義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姐妹，--那我一定要幫助他們，像以前幫助過你們一樣。

德里戈：我們也要和國公一樣，把你關到監獄中去。

吉呵德：這是你們自己要和專制魔王一樣，不是我來說你們的。

德里戈：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

吉呵德：現在就把我送到監獄去好了。你們枉然把我請了來。

巴勒塔薩：堂吉呵德，平心靜氣些。

吉呵德：監獄裡去，堂吉呵德到監獄裡去！或者，到斷頭台上去！因為我是你們的敵人！目的是空洞的；可是凡有強暴的地方我總要反對。

德里戈：你這個老混蛋！

吉呵德：你這個穿著紅大氅的殘忍的專制魔王。

巴勒塔薩：算了吧。（笑）我給你講：我們是一個營壘裡的人。堂吉呵德，你等一等。

吉呵德：不行，不是監獄，就是自由。對於我，自由就是反對你們的鬥爭。

德里戈：同貴族的匪徒一塊兒來反對我們？

吉呵德：我就算衹有一個人，可是一定要反對一切強暴。把我堂吉呵德關到監獄裡去吧，到監獄裡去罷！

德里戈：唉，夠了。（堅決地走到門那邊去）

巴勒塔薩：（抓住他的衣服）帕支，帕支！你生氣了。堂吉呵德，你走吧，你愛幹什麼就怎麼幹吧。我們懂得你，敬重你，你從不能夠懂得我們；然而我知道你的心會感覺到你那快要瞎的眼睛所看不見的東西。……

吉呵德：我走了。可惜你們沒有接受真理的呼聲。你們是要失敗的。

巴勒塔薩：這也說不定。可是我寧可同著我們可怕的真理失敗，不願意同著你的小……

吉呵德：我的真理是偉大的。它是超越一切時間和空間的，它說：不要做兇惡的事情。

德里戈：我們的真理是有空間有時間的；它說--現在西班牙是革命。你是革命的兵士，你就應當把一切犧牲給革命。一切為著勝利！衹有這樣才能剷除兇惡……就算要經過許多戰鬥……

吉呵德：你們真是瘋子……

巴勒塔薩：哈哈哈！這是瘋子和好人談話。大家是一家人。

德里戈：說什麼鬼話，你這個學生仔！他那種瑣瑣屑屑的慈善在這種時候可是毒藥。而我們為著大家表現出深刻的痛恨，--這才是神聖的犧牲精神。

吉呵德：帕支，你們是在犧牲別人。

德里戈：老頭兒，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我像狼一樣的眼睛，你就懂得：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大。或者，你已經是個鬼，你已經不能夠感覺到我們的道路是痛苦的荊棘的道路。我們自己的每一件強暴的事情都像針一樣戳著我們的太陽穴……空話講夠了！同這個老傻瓜在一塊自己也要變成感情主義者了。（牆外吹號角）吹號筒了！要去巡夜班去了。

這段長長的腳本中，吉呵德的話總讓我想起羅曼•羅蘭，當年他抨擊蘇俄政治迫害的文字與吉呵德的許多話語十分相像。不過，羅曼•羅蘭抨擊的是以死刑和牢獄迫害政治反對派，是用暴力和警察壓制思想自由。到了部長同志的劇本中，則被推向了極端，一變而成了「反對一切暴力」，還帶了點瘋顛氣。

而且，談到暴力鎮壓時，部長同志也不區分「政見」、「出身」、和「行為」之間的不同，而是籠統地斷定「貴族和平民是不能相互饒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們，就是他們」，反正就是你死我活的關係。這樣一來，除了對反動思想和反動階級一概予以迫害和鎮壓仿佛就別無它途了。

將複雜的社會簡單化為你死我活的兩極，憑著思想政見和階級出身的不同就可以對人施以迫害和鎮壓，這是極權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

面對專制極權的迫害與鎮壓，人道主義者的抗議有一種強大的道義力量。像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志這樣有著不少舊式人文素養的共產黨領袖應當可以感覺得到這股力量的。大約是為了這個緣故，在劇本中，他借德里戈之口說，「我們自己的每一件強暴的事情都像針一樣戳著我們的太陽穴」，看起來頗有良心反思的味道。然而他那句「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大」卻讓我倒吸一口涼氣，為它的冷血和無恥：殺了別人還要裝出一副犧牲自己的樣子，天下再沒有比這更偽善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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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魯迅先生所知道的古拉格

在魯迅先生的藏書中，有一本我覺得非常顯眼，這就是魯迅先生於1928年購入的一冊日文版《蘇俄的牢獄》。

《蘇俄的牢獄》是日本人中島信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原著名為《俄囚書簡 Letters from Russian Prisoners》，由「國際政治犯救濟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發行，出版於1925年。正如書名所言，此書彙編了蘇俄政治犯們偷偷傳往外界的書信。這些政治犯主要是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等反對派成員。他們中有人曾經鼓動和組織暴動，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是被高爾基稱為「真誠地為俄國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人，其主要罪行不過是和平地表達政治異議，和平地從事政治反對運動，於是就被加上種種可怕的罪名，被槍斃，被虐殺，餘下的被關押於「古拉格群島」。

魯迅先生所讀到的《蘇俄的牢獄》一書內容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流放」，收入七封信，記述了政治犯們對死難者的哀悼，對殺人者的抗議，以及他們在流放途中的情形。同時還有一份被搜捕者和被流放者的名單。第二部分「牢獄故事」，有十封信，敘述了他們在勞改場所受的待遇，還有他們的口供，他們要求思想自由的聲明，以及他們對獄中種種迫害的抗議。最後一封是被關押的政治犯代表致全俄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信。第三部分「北方集中營」，收信兩封，介紹了集中營的三個住地和政治犯被虐殺的情形。

這樣一本書其實並不是揭露古拉格內幕的最早文獻。在這以前外界就已經收到不少源自蘇俄內部的迫害消息了。1920年代，正是不斷披露出來的古拉格群島中的虐殺和迫害，正是蘇俄政府對政治反對派的殘暴鎮壓，激起了羅曼•羅蘭、高爾基、愛因斯坦等人的強烈反感與抗議。這些被稱為「持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雖然並不一概地反對以暴力對付暴力，但是他們反對用死刑、流放、關押等暴力手段對付和平的政治反對派，反對以警察和牢獄去箝制思想自由。

在西方人道主義者中間，有一位美國人羅傑•納什•巴德溫（Roger Nash Baldwin，1884-1981）。巴德溫於1920年創建了著名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專門幫助那些言論自由權利受到侵犯的美國人打官司；又於1924年創辦國際政治犯救濟委員會，立志為世界各國受到迫害的政治犯們伸張正義。當時激發巴德溫創辦這個國際人權組織的最大誘因正是蘇俄政府對政治反對派的迫害。該組織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魯迅先生讀到的這本《蘇俄的牢獄》（《俄囚書簡》）。

到魯迅寫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後記》之時，更多的蘇聯肅反案件浮出水面。1928年，莫斯科公開審訊了所謂「沙赫特事件」，五十多名煤礦專家被逮捕，其中十一名專家被判處死刑。1930年9月，所謂「食品托拉斯案」中的四十八名被告又遭到處決，德國「保衛人權同盟」還專門發表了抗議書。1930年11月莫斯科審判的「工業黨」案件前後牽連多達兩千人。這一回，斯大林用不判死刑的承諾換取被告公開認罪，以便給以後大規模抓捕處決異己的知識分子製造更多理由。

所有這些案子當時蘇聯和西方乃至中國的新聞都有廣泛報導，魯迅先生是知道的。然而他在1932年的《我們不再受騙了》文中卻對眾多的死刑處決隻字不提，單挑出一個「工業黨」案件來，說，「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衹判了十年的監禁麼？」話說到這份上猶嫌不足，快兩年後，他更藉著盧氏劇本直接為殘暴鎮壓辯護了。

這部《解放了的唐吉呵德》在1922年以來的歷次肅反運動中一直都被蘇聯官方用作宣傳利器，不斷再版。正如中國毛澤東時期許多圖解階級鬥爭的文藝作品一樣，劇作本身看起來似乎無懈可擊：反革命分子的陰險毒辣與人道主義者的助紂為虐都有栩栩如生的描繪。可惜，無論是當時寫劇本的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志，還是後來擊節讚賞該劇作的魯迅先生，都不肯僅僅衹把它當做文藝作品看待，反而自始至終都自覺地把它與蘇聯殘酷鎮壓政治反對派的現實政策相聯繫。

盧那察爾斯基用劇中的越獄和暴動隱喻反對派們的和平的政治異議。對蘇俄迫害政治犯並不陌生的魯迅先生則不僅明白點出了羅曼•羅蘭、高爾基、愛因斯坦等一連串反對政治迫害的人士作為吉呵德的原型；還把「高爾基所救的文人」當成謨爾卻伯爵的化身，因為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所以就「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看他的意思，所謂「正義的殺人」要鎮壓的對象是不能饒了後面這些動筆的「文人」的；而《蘇俄的牢獄》中的政治犯們倒跟真的「暴亂」分子似的，被標上「反革命者的野獸性」烙印，變成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了。

類似盧氏寫的這種政治活報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文壇也曾經鋪天蓋地湧現，其中將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按魯迅先生所言的「反革命者的野獸性」描繪，刻畫得陰險毒辣，令人恨之入骨。如果它們僅僅衹是文藝作品，人們不妨付之一笑。然而，當共產黨師承盧氏故伎，把作品中的這些人物與現實中的地富反壞右和反動文人掛起鉤來，以此證明他們鎮壓和迫害的「正義性」，就不能不叫人毛骨悚然了。

如果魯迅活到1949年以後，看到這樣的政治迫害運動在中國上演，他究竟會表達抗議呢，還是會像盧那察爾斯基那樣，用文藝作品為之辯護，甚至推波助瀾？這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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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愛與死的搏鬥

十六年前，一場比「三•一八」慘案更慘烈百倍的慘案之後，我因為不肯寫認識，有一年多，找不到單位接收，成了無業遊民，租農民房，與一幫江西打工妹擠住在一起，天天到西單百花市場賣貨，維持生計。那些日子裡，每天打工回來，總要在昏黃的電燈下流著眼淚讀一段魯迅。讀得最多的，自然是魯迅先生為「三•一八」慘案所寫的雜文，讀得熟極而流，不看書也能背誦出來。

我記憶深刻的文字裡，除了《紀念劉和珍君》，還有一篇《死地》，寫於1926年3月25日，文中，魯迅先生談起「死屍的沉重」：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這裡提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中文譯名為《愛與死的搏鬥》，乃是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系列劇本之一。在該劇序言中，羅曼•羅蘭說，他從1900年起就一直想把《愛與死的搏鬥》寫出來，醞釀了將近二十五年，才於1924年8月完稿。

此劇一出版，歐洲就有五十多家劇場籌備上演，在它出版剛剛一年的時候，它就放到了魯迅先生的案頭，由此大約可見其傳播之快。而魯迅先生忍不住引用此劇文字，也可見他感觸至深。

《愛與死的搏鬥》故事發生在1794年3月，雅各賓專政後期的巴黎。主人公庫爾跋齊是一位議員，他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放棄投票並中途退出。他的妻子因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 -- 也是她的情人 -- 而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通知他說，委員會命他公開表態支持通緝令，否則將被處以死刑。這遭到了庫爾跋齊斷然拒絕。加爾便給他兩張事先準備好的假護照，勸他帶著妻子一同逃走，並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

加爾說，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魯迅先生引用這句話，有感於「幾個論客」責怪「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先生說，假如一個民族眼看著政府濫殺無辜，卻不再感到「死屍的沉重」，不譴責殺人者，反而怪罪死者自己尋死，那就不免與罪惡一同淪滅。

讀這樣的文字，我能夠感受到先生深藏於心中的沉重的悲憫與哀痛。在愛與死的搏鬥中，他呼喚「愛」，以對抗「死」。

可巧，也是在1926年，魯迅先生寫《死地》的時候，蘇俄文藝總管盧那察爾斯基也對羅曼•羅蘭此劇發表了評論。他的立場與魯迅先生《死地》中的觀點截然不同。

羅曼•羅蘭毫不諱言他寫此劇一半也是激於蘇俄的一黨專制，宛如雅各賓恐怖專政重現。在《愛與死的搏鬥》序言中，他說：「一七九三年的颶風還在人間盤旋。我們聽見鄰近的森林嚓嚓作響。……我們半神半人、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顯身，比往昔還要激動人心。」他希望蘇俄的革命者從雅各賓派濫殺無辜中吸取血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然而，莫斯科的專制者們卻從相反的角度看待雅各賓專政。列寧在《論人民公敵》一文中肯定雅各賓派「用最革命的辦法、直到用上斷頭台的辦法制服了本國的君主、地主、以及溫和的資產者，……雅各賓派的榜樣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現在它還沒有過時，衹不過應當使它適合於二十世紀的革命階級，即工人和半無產者。」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盧那察爾斯基的評論自然不會是正面的。它一開頭就用堂吉呵德來形容羅曼•羅蘭，「我覺得，用堂吉呵德的特點來形容這個同革命實際發生衝突的現代理想主義者是確切的。」 對於羅曼•羅蘭所宣揚的所謂的「無階級的愛」，部長同志表示了極大的蔑視，稱羅曼•羅蘭和他劇中主人公庫爾跋齊是「道地的庸人思想家」，因為他們「被流血嚇破了膽」，不過「衹有一時半刻的生命而已」。羅曼•羅蘭「給他那博學的羊羔庫爾跋齊披上種種英雄主義和殉道者精神的宗教外衣，從而在宣傳真正的人的理想和現實理想的真正道路這一偉大事業中成了我們的敵人。」

在評論後半，我們的部長大人還特別把他自己的大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拿出來作對比，說，《愛》劇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那些原先被它忽視了的讀者去注意它」。在他眼裡，《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正是對抗《愛》劇的銳利武器。我們知道，部長大人的這部戲劇鼓吹的是階級仇恨，宣揚的是「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大」。它輕於殺人，而不再能感覺到「屍體的沉重」。在愛與死的搏鬥中，它輕於「死」，而貶斥「愛」。

到了1933年，魯迅先生寫《「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後記》，幾乎全盤接受了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志的立場，對當年的羅曼•羅蘭很不以為然了。

從1926到1933年，不過短短七年，從感歎「屍體過於沉重」到主張「為著自由去殺人」，如此之大的思想轉折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我很想弄清楚這問題的答案。讀著魯迅先生那幾篇支持蘇俄殘暴專制的文章，當年農舍昏黃燈光下的另外幾行文字一再固執地出現在我腦海中：……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七十九年前，北京執政府前的流血與死亡沒有帶來後人的「生」，而盧那察爾斯基等人宣揚的仇恨哲學最終壓倒了「愛」。

十六年前在長安街，我又見到了「死」，我的衣襟上曾經濺著同學們的血跡。這一次，我不願意鮮血和屍體再度成為「一同淪滅的東西」；我不願意「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靈再度被仇恨哲學所屠殺。

有愛，才有生命……

這是《愛與死的搏鬥》中的一句話，但願我們能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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