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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首發

「三‧一八」槍響之後
-- 紀念「三一八」慘案八十週年
傅國湧
Saturday, March 18, 2006

一

歷史將永遠記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陰沉，寒氣逼人，天上還飄過小雪花。在北京鐵獅子胡同，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開槍，共殺死和平請願的學生、民眾47人，傷200多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當天的《國務院通電》說請願學生、群眾是「暴徒」，第二天的《臨時執政令》進一步指控極少數著名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如徐謙、李大釗、易培基等）「嘯聚群眾」，「散佈傳單，率領暴徒數百，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棍，襲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三‧一八」的陣陣槍聲震撼了幾乎所有知識份子的靈魂。槍響之後，魯迅先生停止了手頭的寫作，憤然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4-9節），發表於3月29日的《語絲》週刊第72期，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聲音：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語，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他把這一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他這些文字毫不隱晦曲折，直截了當點名批評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慘劇發生後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開發表。

3月25日，魯迅寫下《死地》，發表於3月3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3月26日，魯迅寫下《可慘與可笑》，發表於3月28日的《京報副刊》；4月1日，魯迅寫下了傳世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發表在4月12日的《語絲》週刊74期。這篇文章因為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而廣為人知，我們永遠都忘不了--「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以及「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忘不了「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時的「驚心動魄的偉大」，她們「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充份見證了中國女性的勇毅和臨難的從容！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這些文字傳誦了將近八十年，感動了一代代的青年。我有時候常想如果不是魯迅他們在淋漓的鮮血面前寫下的文字，後世的人們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劉和珍其人，這個年僅22歲就被殺害的女孩。

4月2日，魯迅先生寫了《空談》，發表在4月1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那些深刻的一針見血的議論即使今天讀來依然令我們觸目驚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

「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4月6日，他寫了《如此「討赤」》，發表於4月10日的《京報副刊》；5月6日，他寫了《無花的薔薇之三》，發表於17日的《語絲》週刊79期。

在「三‧一八」槍響後的一個多月中，魯迅先生接連不斷，連珠炮似地寫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槍一般的文字，並且公開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今天已經沒有魯迅，也沒有《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和《語絲》。一個殺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魯迅，有了魯迅這樣的知識份子，我們的民族便還有希望。殺人固然可惡，但一個沒有魯迅的民族更加可怕，一個民族的整體墮落以此為甚。

二

「三‧一八」的槍聲一直迴盪在魯迅的耳邊，烈士殷紅的血跡一直晃動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才會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裡一再提起這件事。但是如果說當時除了魯迅就再也沒有人站出來譴責屠殺了，那不是對歷史的篡改就是對歷史的無知，還是讓我們抹去歲月的灰塵，讀一讀1926年3月18日槍響之後那些發黃的報刊吧。

和魯迅走了一條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這個以苦茶隱士自我解嘲、寫小品文的作家，他的憂憤雖然沒有他的哥哥來得深重，但對於「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壞」，他同樣的感到悲痛。

「三‧一八」第二天，周作人就寫下《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不僅指名道姓、憤怒地譴責段祺瑞等殺人者，對無動於衷、至少袖手旁觀的國民軍也毫不客氣。他連續在《京報》副刊發表《對於大殘殺的感想》、《可哀與可怕》等文，為學生劉和珍、楊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對「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

「三‧一八」第五天，他寫下《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發表在3月29日的《語絲》72期），譴責「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他說：「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穩而不激烈，但對死者的追念，對政府的譴責、抗議則沒有什麼兩樣。

4月5日《語絲》73期發表了周作人《新中國的女子》，對犧牲學生給予極高評價，「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與《紀念劉和珍君》一樣熱情地謳歌「新中國的女子」。

5月24日他還在《語絲》80期發表的《閒話四則》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蹟，結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適當的對付法。」這些話雖然沒有魯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來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刻也沒有沉默，他幾乎參加了每一場追悼會，並送去哀憤的輓聯。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還在《語絲》81期發表《死法》一文，6月28日他又寫下「百日」祭文（發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報‧副刊》），稱「『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面對「三‧一八」的槍聲，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當時無數的知識份子一樣沒有被嚇倒，而是無所顧忌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守住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心底線、人道底線。這個周作人和我們習慣中所瞭解的那個隱士、漢奸完全不一樣。今天我們重讀那些遺忘已久的文字，簡直不敢相信出於周作人的手筆。

「三‧一八」的槍聲，青年殷紅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銘心刻骨的記憶。所以，他才會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當國民黨「狂熱地討赤」，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將他保存的燕京大學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的照片交給《語絲》發表。二十年後，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裡不無蒼涼地寫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甚至四十年後，他還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記裡寫著：「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涼之氣籠罩了他的整個生命，他也在隨後到來的民族浩劫中喪生。可以說「三‧一八」的噩夢纏繞了這位知識份子整整一生。

三

溫文爾雅、以《荷塘月色》等美文傳世的朱自清先生，時為清華學校老師，他也參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會遊行，親身經歷了從死屍堆裡爬出的血腥一幕。作為屠殺的見證人，1926年3月23日，他在屠殺後五天內就憤怒地寫完了《執政府大屠殺記》。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他要國人「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因此他詳盡地記下了那駭人聽聞的公開殺戮，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感所聞。槍響之時，他還以為是空槍，直到鮮紅的熱血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的馬褂上，他才清楚屠殺發生了。他說，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鮮血的「紅色我永遠不忘記」，那近在耳旁的傷者的「呻吟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清楚地記下了光天化日下的獸行，為歷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貴記錄--

「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褲為止」。

他還記下了值得紀念的兩件事：

「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為，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在那場慘劇中，他的學生韋傑三被罪惡的子彈擊中，挨不到三天，在一個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48）他的微笑就永遠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淚寫出《哀韋傑三君》（發表於4月9日的《清華週刊》）。他反覆地說--韋傑三是一個可愛的人，反覆地說起韋傑三的微笑。他說「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門下電車時還見過韋傑三的最後一面，「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願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無論多少年後，凡讀過這篇文字的人又有誰能忘得了韋傑三永遠的「微笑」呢？

四

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據報導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於是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時任女師大教務長、劉和珍的英文老師林語堂，在劉和珍她們被難的第三天就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發表在《語絲》72期），他說自己經過了「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他說劉和珍她們「是代表我們死的」。

「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剛動過手術的梁啟超先生也在醫院對記者表示自己「極為憤慨」，認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均非依法從嚴懲辦不可」，否則就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晨報》副刊《詩鐫》推出「紀念三一八」專號，青年詩人聞一多發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以飽含深情的語言歌唱為自由、正義而血灑鐵獅子胡同的死難志士，稱「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甚至連「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人徐志摩也寫下《梅雪爭春》一詩：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同時，他在《自剖》一文中譴責了這場「空前的血案」、「屠殺無辜」的行為--「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裡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裡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彷彿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

五

「嗚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殺人亂如麻！…………」

劉半農的詩句，經趙元任作曲後傳唱全城，悲愴、低沉、反覆的旋律飄蕩在二十世紀音樂史的上空。兩個文弱書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學者」的羽毛，不憚鐵血和子彈，唱出了一個民族無比悲憤的心聲，成為衰亡民族不屈從於強權、暴力的見證。

六

即使《現代評論》週刊，主編王世杰的《論三月十八日慘劇》、主要撰稿人之一陳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擊記》，都一致抨擊了軍閥政府的殺人暴行。身為北大法學教授的王世杰還在《現代評論》連續發表文章，明確提出法律制裁問題。他根據大量事實斷定「此次殘殺，是一種預定計劃，不是偶然發生的事實。段祺瑞以及其他參加殘殺計劃的決定的人，自然要與他土匪式的衛隊，同為本案的責任者」。並一針見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與庶民百姓一樣受制裁嗎？」這個問題。

其他主要撰稿人許士廉、高一涵、陶孟和等也紛紛發表文章公開譴責政府，楊振聲和凌叔華則以「三‧一八」為背景發表小說《阿蘭的母親》、《等》。即便是陳西瀅的「閒話」也是譴責殺人者的。翻開當年的《現代評論》，那個溫和的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知識群體針對「三‧一八」慘案發出的聲音和其他優秀知識份子並沒有什麼兩樣，歷史的真實面目就是如此。

七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邵飄萍辦的《京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新聞和評論，廣泛深入地報導「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報》第二版刊出題為《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的長篇報導，副標題是「死三十餘人傷二百人死傷確數容再詳細調查」（其時，比如韋傑三就還輾轉呻吟於醫院中，並未斷氣），率先公開報導了「國務院門前之屠殺」，「中彈倒地之男女甚眾，滿地皆血，哭聲震天。」並刊登了七十多位傷亡者的姓名、單位、籍貫、職業、性別及負傷的部位、傷勢等詳細情況。以血寫的事實把段祺瑞政府釘在了歷史的被告席上。

這一天，同時發表了邵飄萍先生連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還調整版面刊出了請願代表撰寫的長篇紀實《民眾大流血之別報》，揭露慘案真相。

3月20日，《京報》發表邵飄萍親筆寫的社論《可謂強有力之政府--舉國同聲痛哭，列強一致贊成》，以及特寫《小沙場之戰績》，辛辣地嘲諷段祺瑞政府「以國務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屍橫滿院的「戰績」。

同一天《京報副刊》發表了石評梅的《血屍》，幾天後又刊出她的《痛哭劉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報》發表評論《警告司法界與國民軍--段、賈等可逍遙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殺案要點》，在殺人政權的眼皮底下，一個普通報人、一張民辦報紙居然毫不含糊地提出「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這樣要命的問題。

3月22日，《京報》發表《誅人類之蟊賊》、《敬告法大學生》等時評。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會團體、學校在北京大學大操場舉行萬人追悼會，悼念劉和珍、楊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難英烈。邵飄萍親往採訪，並登台演說，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殺害和平請願的民眾。第二天《京報》作了詳細的報導。

3月31日，《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導慘案真相，印刷三十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僅僅從3月19日以後的十二天裡，《京報》就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達十八篇。《京報副刊》也發表了魯迅先生等撰寫的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

4月26日，邵飄萍慘遭軍閥張作霖的殺害，他手創的獨立報紙《京報》也被封殺，離「三‧一八」槍響僅一個月零八天。

遠在上海，葉聖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寫下了《致死傷的同胞》，鄭振鐸特地趕寫了話報劇《春的中國》，老牌的《東方雜誌》以不少篇幅刊登了「三‧一八」慘劇的照片。

八

這是1926年3月18日，軍閥殺害了四十七人之後，新聞界和知識份子們的群體反映。軍閥雖有殺人的武器，卻也奈何不了知識份子們手中的筆，在青年男女們淋漓的鮮血面前，他們用自己的良知寫下了一個個大寫的「人」字。

透過這些熱血文字，我們依稀看到了這個民族的面孔，在軍閥政府開槍殺人之後，本民族的優秀份子，那些文學家、學者、新聞記者並沒有鴉雀無聲，在槍聲面前沉默了，而是公開地發出了正義的聲音。這是一個衰亡民族之所以沒有滅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這些本民族的菁英人物能夠直面強權和暴力，堅定地捍衛人類的良心和人性的尊嚴，我們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年輕的劉和珍君們倒下去了，血泊淹沒了她們年輕的面孔，如果沒有她們的師長們站出來，寫下這些傳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應該是檄文，也許我們將永遠無法追尋她們彗星般的足跡。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師長們將和她們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冊。

正因為有了這樣優秀的熱血青年，有了這樣優秀的知識份子，有了舉國上下社會輿論的一致抗議，儘管那個年代依舊黑暗，當時的花瓶國會還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進行調查取證，多少「維持一點司法獨立的精神，也替國民保存一點異於禽獸的人格」（周作人語）；因此才有了國務院「閣員總辭職」，段祺瑞才被迫頒佈了對死難家屬的「撫恤令」，段祺瑞政府也在1926年4月倒台了，這一切離大屠殺發生還不足一個月。

那些死傷的青年學生未必有什麼高深的政見，但他（她）們都一樣深深地熱愛這個國家。那些老師輩的教授、學者、作家、記者、編輯，政見也許五花八門，對社會的關懷程度也天差地別，有些根本不關心政治，但面對屠殺他們卻異口同聲地發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譴責殺人政權，這就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們的面貌。他們用自己手中神聖的筆，行使了天經地義的抗議權。那些發表他們文章的報刊，《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還有《晨報》（曾公佈「三‧一八」傷亡者名單），更不用說魯迅等創辦的《語絲》週刊，甚至《現代評論》等，在「三‧一八」槍響之後的那些日子裡，他們都寫下了值得後人永遠追憶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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