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最重要的政治工程就是憲政改革。起初三次的修憲，主要在設定國會普選及總統直選等機制，這可謂是順理成章的大經大緯，應可肯定；但自第四次修憲至第七次修憲，朝野政黨即將修憲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造成了這一部權責錯亂、貽害迄今的憲法；及至去年，發生立法院長王金平為民進黨黨鞭柯建銘關說司法而二人卻仍屹立政壇至今，且愈發飛揚跋扈，尤為國家憲政的奇恥大辱與奇災大禍。

國人在解嚴後進行憲政改革的理想目標，難道是主張立法院長可以關說司法？難道是主張立法院長可藉為反對黨黨鞭關說司法來進行院會議事的政治交易？這難道就是國人所追求的憲政境界？這難道即是國人嚮往的政黨政治？

尤其，修憲導致毀憲，尚可謂是政治人物的醜行惡跡，如今在王柯案中，卻儼然竟是激情的輿論及民意彷彿站在王柯的一邊，將他們之踐踏司法及侮辱憲政視作英雄行徑；看柯建銘在民進黨內覆雨翻雲，看王金平在南台灣的熱烈人氣，這種人心民意所反映的憲政異象，不禁令人不寒而慄。當人民心中已失憲政是非的準據，這種憲政即是鏡花水月，盡付虛空。

若非檢評會公開認定王金平遂行關說，或許已無其他機制能夠對本案作出一個具有公信力的裁判。除非，案發當時特偵組就將王金平、柯建銘、陳守煌及林秀濤等全部收押禁見，進行隔離偵訊；這當然是在法律及政治現實上皆做不到的事情（因為，立委關說司法，依法根本無罪無刑）。不僅如此，在本案公開後，未來尤其不可能透過任何機制（立法院／監察院／法院）取得王金平、柯建銘等涉案者認罪道歉的可能性。

因此，檢評會認定王金平確實遂行關說，這可能是本案唯一及最後的具有法制意義的一個裁定。因為，至今王金平並未承認關說，但檢評會仍認定王金平關說；而以檢評會的司法標準亦認定王金平關說，則馬總統當初以治理觀點認定王金平關說，即有其正確性及正當性。

馬總統在認定王金平遂行司法關說後，以黨主席的立場，主張用黨紀處分以不分區黨籍立委出任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以免國家憲政留下污點。結果，總統主張的「大是大非」，卻被批評為「無情無義」。如今，涉及司法關說的王金平仍然高踞立法院長的寶座，柯建銘也成了民進黨史上最風光的立院黨鞭。這應當皆不是國人二十餘年來對憲政改革的始志初衷，卻成了今日扭曲的人心民意所共同形塑的憲政異象。解嚴後二十餘年的憲政改革、司法改革與政黨政治，其最終的「成果」竟成了擁戴一名關說司法的立法院長及民進黨黨鞭，這究竟是憲政的光榮或憲政的悲劇？

本案引發的政治思考極為深廣。例如：一、為什麼立法院的多數原則完全毀敗？為什麼立法院演成了「王氏首長制」？為什麼反對黨的無謂及無度杯葛在立法院竟能獲得了體制上的護航與特許？二、為什麼政黨政治的競爭與制衡，卻成了兩三位立院議場領袖的政治交易遊戲？三、為何「政黨自治」的領域輕率即被幾名法官攻陷，三權分立的憲政原則如此莫名所以地遭到輕賤。四、黃世銘及特偵組固有咎錯，但即使發生一樁重大綁架案，檢方亦有向市長報告案情的必要；然而，如今檢評會卻以如此生硬的認知來解釋此一重大國家憲政事件的「洩密」問題，不無羅織的嫌疑，更遑論將獲准的監聽指為「濫權」。五、本案一面倒地成了追剿馬英九及黃世銘，甚至連陳守煌及林秀濤也被檢評會「警告」，但王金平及柯建銘這兩名司法關說者卻經此恍如「鍍金加持」，更形飛揚自恣。

在解嚴及追求憲政改革二十六年後的今天，「王金平、柯建銘關說司法案」顯示，政治人物踐踏憲政的行跡極為醜惡，且非但國家法政體制沒有能力對此類醜行惡跡施以糾正及制裁，尤其扭曲的人心及民意居然成了造就此種憲政異象的主要力量。憲政的是非正義若不存在於人心之中，即是「徒憲法不足以自行」。這般民粹的政治環境，並無實現憲政正義的條件。

王金平與柯建銘竟能將司法關說轉為「自我政治鍍金」的異象，這是憲政精神的奇恥大辱，亦是憲政體制的奇災大禍。

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德州會」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宣布辭職下台。這在日本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日本是一個講究「恥感」的民族，但不具有「罪感」的文化。「罪感」是來自本我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恥感」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也難怪，長久以來，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在「恥感」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對日本人來說，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

然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在潛移默化下，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

先前，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然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於此可見一斑；日本人的重恥感、輕人情，更是有目共睹。對豬瀨直樹來說，可謂成也申奧，敗也申奧。

日本人的重恥感，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我們看到，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我們也看到，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

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微罪」而輕輕放過。例如，前日本外務大臣、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被發現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

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而有所妥協。例如，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而面臨辭職壓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

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除了法律，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這種輿論壓力，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同時，這道社會的約束力，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

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借款」，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但在輿論、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更喪失了恥感。

簡言之，日本人雖然沒有「罪感」，但終究還保有「恥感」；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反觀台灣人的恥感，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扭曲不全；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蕩然無存。

有人說，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但是，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

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檢察總長黃世銘被控洩密案的合議庭，昨天決定本月廿七日傳喚行政院長江宜樺出庭作證，同時密集開庭審理，預估趕在黃世銘明年四月任期屆滿前宣判；江揆昨天表示會配合出庭。

北院上月廿九日首次開庭時，公訴檢察官主張傳喚證人江宜樺，調查黃世銘向行政院長報告立法院長王金平、立委柯建銘涉及司法關說案過程及所提供的書面資料；黃世銘雖當庭認為沒必要傳喚江宜樺，但合議庭評議後仍決定請江揆作證。

此外，法務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正在撰寫檢察總長黃世銘等人被指違法監聽、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被指接受關說案的評鑑結論初稿，將於十四日交由委員會確認後公布。

依評鑑辦法規定，委員會將先決定案件受理或不受理。不受理意指不構成疏失或違法，決定受理評鑑則會認定被評鑑人違失情節輕重，輕則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議處，可處申誡、口頭警告，重則送監察院調查，被彈劾則可處以休職、撤職等懲戒。

週刊報導特偵組專案報告內容洩漏立法院長王金平行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昨天在中常會上表示，「完全不是事實」、「我個性是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政治偵防）」，日前他以證人身分在地檢署接受約詢時，已將黃世銘呈送的兩份專案報告交給檢方，只有司法關說案情，沒有其他內容，「答案都在地檢署」。

王金平對此事不願評論；媒體追問感覺是不是不太好，去哪都被監控？王金平反問媒體，「是你們的話呢？你們覺得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