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即將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黨紀開鍘，這齣揮淚斬馬謖的高戲劇張力，各方無不從權鬥角力來解讀，從「馬王心結」直到「九月政爭」，卻忽略整起事件的核心癥結，仍是一樁動搖國本的司法關說。馬政府如何處置，攸關台灣民主真諦與社會價值，到底是人際關係重要？抑或是捍衛民主法治優先？

這起風暴源頭，是民進黨黨鞭柯建銘透過王金平向法務部曾勇夫關說司法個案。曾勇夫身為法務部長、中央廉政會報執行長，接到關說電話卻沒有向所屬單位登記，違反《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規定。

當曾勇夫接受王金平關說，代表把私人關係看得比廉政公約還重要，這是以私害公；而關說的前提，又建立在王金平、曾勇夫私交匪淺，柯建銘才會試圖透過這層關係來走後門、喬官司。

整起事件發展至今，曾勇夫主動辭官，還算是知恥近乎勇，反觀遊說者、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打死不認錯，不僅沒有為自己司法關說有一絲道歉或反省，還反咬馬政府是特務治國，根本是價值是非錯亂，難獲社會多數認同。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身為法律人，只會批判馬英九操弄司法、遂行政治鬥爭，完全無視於柯建銘的關說司法個案之事實，袒護柯建銘的心態，無疑把蘇柯之間的私人關係，看得比民主法治還重要，同樣也是價值紊亂。

施啟揚1994年接任司法院長後，主張司法必須與政治保持距離，不僅辭去國民黨中常委職務，還公開宣示「誰關說，誰下台；我關說，我自己下台」，這句名言放諸四海皆準，也恰是此案的最佳寫照。

若依照《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7條明文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受託對進行中司法案件進行遊說」，這是一條清楚的法律紅線，更是民主價值的真諦。柯建銘、王金平兩人涉入司法關說，難有迴旋空間，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台灣解嚴至今，歷經多次總統與立委直選，包括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現任總統歐巴馬讚許台灣是亞洲的自由民主燈塔，代表台灣的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受到肯定。就是台灣社會是法治而非人治，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必須靠法律來釐訂一套遊戲規則。而關說案，就是建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來發展，最常見如違規罰單要銷單，可找民代或政府首長關說，基隆市長張通榮關說酒駕被判刑1年8個月，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其餘從自家門口的路燈或變電箱要遷移、小孩要念好學校、當兵要喬涼缺或爽單位、生病要喬病床、先人的納骨塔要好方位種種，幾乎生老病死的大小事，都可透過「關係」去運作，這些或許沒有違法，卻早被社會各界所詬病，因為只要有關係背景，就能靠關係去喬事情，就會衍生特權疑慮。例如關係好、背景硬的人，可以向金融單位貸款更多、利率更低，難免也會衍生違法超貸，最後還是一般存款戶權益受損。

再以前第一家庭為例，陳水扁一家人以喬事情為樂，駙馬爺趙建銘的三井案喬台開股票內線交易，扁嫂吳淑珍在官邸喬人事、喬金控合併，靠的都是特殊關係所編織出的政商交易黑幕，還好有司法扮演最後的一道防線，讓扁案無所遁形，倘若司法也可以喬，扁案是否也會被喬掉？

關說，必須靠私人關係去打點、走後門，這是把關係看得高於法治精神，倘若社會太鄉愿，願意容忍各種關說存在，那也就沒什麼好抱怨的，因為有關係的人，可以暢通無阻、無往不利，一般老百姓就是活該受罪。社會制度要健全，必須建立在法律基礎上。《世界人權宣言》第7條寫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這是揭櫫民主法治的最基本精神。

馬政府缺乏治理能力，民調才會滑落谷底，只講究法律而不知通權達變，也讓馬英九背負「法匠」罵名。

然而，謹守法律條文，雖無法當一個稱職好總統，若是把法律拋諸腦後，一切靠關係、玩弄權術，則又與陳水扁有何差別？

台灣要追求公平正義，依法治國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靠人際關係來治理，這才是真正穩定國家與安定社會的基石，更是民主法治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