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報紙治安新聞的，都必然會知道我們檢警辦案的公式；那就是根據「大膽假設」而「鎖定」一個人之後，如果問不出甚麼，就對外放話稱「果然惡劣成性態度頑強」，最後經過一番折騰，終於「突破心防」。我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搞清楚「突破心防」是甚麼意思，問教心理學的朋友也不知道。
而到了今天，「鎖定」李雙全後，警察和便衣一大群在他家裡團團圍住，而他顯然拒絕被「突破心防」，而是穿了紅衣服，留下四封遺書，以死來做為抗議。看著李雙全的八旬老父在那裡喊冤「還我兒子命來」，除了「天啊！天啊！」我們夫復何言？
因此，李雙全命案絕非甚麼烏龍，最大的重點也絕不是甚麼媒體的報導，而是最赤裸裸的司法暴力。檢警以執法為理由，草芥人權與人命。而李雙全並不是第一個，「三一九」前夕，陳義雄的遺孀偕同兒女出來喊冤，指控陳義雄是如何的被栽贓，如何的被做掉，而他們又是如何的被脅迫要配合演出，看著那種場面，除了「天啊！天啊！」我們又能奈何？
陳義雄和李雙全是兩條賤命，用他們卑而慘的死亡，為我們的司法暴力做著見證。這時候，就讓我想到了近代最早就開始研究檢警行為的美加學者魏斯特雷（WilliamA.Westley）的著作《警察與暴力：法律、習俗和道德之社會學研究》了。
魏斯特雷教授指出，檢警在每個社會，都是最獨特的一種職業族群，他們可掌懲罰大權，有法律這件衣裳披在身上，因而理應受到人們的尊敬，但根據他們的實證研究，卻發現恰恰相反，本應成為「人民保母」的，最後反而成為「他們視人民為敵，而人民則視他們為公敵」。而這種情況的造成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乃是檢警權力使得他們經常必須為政治服務，而在看多了政治之後，他們原有的那把心中之尺遂日益受到扭曲。他們羨慕搞政治的總是可在法律邊緣獲得利益，當漸漸的被政治權力所吸引，並向它認同，他們也就愈厭惡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工作上必將面對的所謂「犯人」。「犯人」是他們可以享受到像政客一樣權力感的對象，於是對「犯人」遂為所欲為，相信自己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法律，相信自己不會犯錯等心態即日益被增強。這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在複製著政治人物的一切價值和行為模式。
因此，有怎樣的政治與政客，就會有怎樣的司法暴力。檢警人員普遍皆人生態度虛無，認為世界本來就是可以吃就「吃人夠夠」。在他們清醒時做民調，絕大多數都不要子女還幹這一行。而今台灣的司法暴力演變成如此局面，誰又可說不是目前這種喪盡天理的政治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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