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達林是否勸阻中共渡江問題再分析
〔韓〕金東吉
在史達林是否曾“勸阻中共渡過長江”的問題上，上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界曾進行過熱烈爭論。1994年俄國學者齊赫文斯基在俄國《近現代史》雜誌發表了《1949年1月的函電往來》一文，公佈了史達林與毛澤東就國共和談問題的往來電報，有的學者根據1月14日電報，認為史達林沒有“勸阻渡江”。（薛銜天：《“劃江而治”的風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第90―93頁。）筆者在俄羅斯查到了史達林與毛澤東往來函電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檔，依據這些檔對史達林是否曾勸阻中共渡江問題試做一次新的辨析，認為史達林的幾封電報及1949年1月底米高揚所說的“聯合政府”就是史達林“勸阻渡江”的根據。
一、問題的最初提出
1979年1月2日，王方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親切談話》的文章。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直到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的局面。主席接著說：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主席繼續說：後來我會見了阻止我們過長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主席說：我沒有聽他的話，他並不責怪，反而肯定了我們是勝利者。
此前在非公開的場合，毛澤東曾多次提到過史達林妨礙中國革命問題。早在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說：“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陳廣相：《關於史達林干預我軍過江問題的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8頁。）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所作的《論十大關係》中還提過：“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頁。）
1958年7月22日，在與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又指出：“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史達林很不相信。中國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頁。）毛澤東曾多次直率地表露過自己那種不高興的心情。
1955年，周恩來在與即將赴任駐蘇聯大使的劉曉及其夫人張毅的談話中說：“渡江前夕，米高揚從莫斯科來到西柏坡，他是代表史達林來的，主要是瞭解中國革命形勢和聽取我方意見。當時軍事、政治形勢都很好，我們準備南下過長江，解放全中國。蘇聯對此有看法，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搞‘南北朝’，兩個中國。”（在這次談話時，周恩來特意交代劉曉不要作記錄，用腦子記，周恩來還說：“今天把張毅請來，是因為她年紀輕，記憶力好，可以幫助劉曉記在腦子裏。”由此可見周恩來講這些話是很謹慎的。劉曉：《出使蘇聯》（第1部分），《世界知識》1987年第3期，第15頁。）
中共領袖多次強調史達林曾“勸阻渡江”，必然有事實根據，對此我們絕不能輕意否定。
二、“勸阻渡江”的根據
1、羅申的間接放話
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給國務卿的報告中說，在解放軍突破淮河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停戰或恢復和談。有一條未經證實的報告說，蘇聯大使羅申將重新提出他的調解建議，調解的基礎是國民黨控制長江以南地區，中國共產黨控制長江以北地區，而美國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權”（復旦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484頁。）。這是筆者見到的最早的“劃江而治”的提法。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為了進一步摸清蘇聯對中國內戰的態度，派他的個人顧問傅涇波到張治中處探聽消息。張治中說：“中共決心繼續打下去，可並不是由於蘇聯的關係，蘇聯只勸告他們沿著長江停止進軍。”（《司徒雷登日記》，第15頁。）羅申還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表示：“蘇聯勸過中共沿著長江停止進軍，但中共不聽蘇聯的勸告、已經決定繼續打下去。”以上羅申“勸阻渡江”的話，雖然不是直接對中共講的，但他不斷地放話，表達蘇聯對國共講和的一貫立場。
對羅申大使的這些放話，有的學者則另有說法，認為羅申故意散佈假情報，不能輕易相信。（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頁。）但1948年5月中旬，蘇聯外交部向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發出指令：在調停問題的官方立場問題上，所有外交官特別是大使應該持謹慎而不得超越官方的立場，就是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列多夫斯基：《史達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頁。）在這樣嚴格的本國訓令下，難以想像蘇聯外交官，特別是大使，與中國政府官員交談中會超越蘇聯官方立場。鑒於上述指令，筆者認為單純將羅申傳達的資訊當成假情報是欠妥的。
2、史達林與毛澤東的往來函電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了新年文稿，宣佈只要停止戰事，恢復和談，他對個人進退決不縈懷，唯國民公意是從。1月8日，國民黨政府分別向美、蘇、英、法四國提交了照會，表示歡迎各國政府“可使中國的和平早日恢復的任何建議”，並準備通過各國使節，開始與中共談判。（復旦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485頁。）蘇聯收到國民黨政府建議後第二天，即1月10日，史達林致電毛澤東，表明蘇聯對國民黨政府調停請求的態度。他在電報裏指出：“中國共產黨若是斷然拒絕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那就是主張將戰爭繼續打下去。”“如果共產黨拒絕調停，會給人民留下中共是好戰分子的印象。”史達林顯然是給毛澤東施加壓力。史達林接著說：“我們想作如下回答：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贊成停戰並在中國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當調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願意接受蘇聯充當調停人。因此，蘇聯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國政府關於和談倡議的通知，並征得中共方面對蘇聯充當調停人的同意。”這就很明確地表明，史達林已經決定接受國民黨“充當調停人”的建議，並且要求中共同意蘇聯的意見。史達林還給中共出主意說：“中國共產黨主張直接同國民黨談判，不要任何外國調停人。中國共產黨尤其認為，那個派遣軍隊和艦隻直接參與內戰、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外部大國不能充當調停人，因為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採取中立和客觀的態度來結束中國內戰的。”（史達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0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0，л 95—96。）史達林雖然說“不要任何外國調停人”，但卻將蘇聯排除在中共“尤其反對”的國家之外，並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要贊成同國民黨談判，這就是暗示，蘇聯是具有調停者資格的唯一的國家。
一天后，史達林意識到自己前一份電報的措詞不夠含蓄，於是又給毛澤東發電報解釋：“如前電所述，我們草擬的你們對國民黨建議的答復方案，其意在於阻止和平談判。十分明顯，國民黨不會在沒有外國列強，尤其是美國充當調停人的情況下進行和平談判。同樣明顯的是，國民黨也不願在沒有蔣介石及其他戰爭罪犯參加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但他仍然提出，如果“中共是贊成和談”，就“不能指責它欲將內戰繼續下去。於是，國民黨就成了破壞和談的罪人”。（史達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1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0，л 97—99。）實際上史達林知道，國民黨不可能放棄和談，這份電報表明，史達林還希望中共不要拒絕調停建議。
在史達林是否真願意做和平調停這一問題上，因史達林的第一份電報與第二份電報在說法上有所不同而會引起誤解，但後來米高揚證實說，“蘇聯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國政府和談倡議的通知，並征得中共方面對蘇聯充當調停人的同意”（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注】）。毫無疑問，史達林希望作調停人。
1月12日，毛澤東在沒有收到史達林第二份電報的情況下，給史達林回電，表達自己的憤怒。電報首先為蘇聯政府擬了一個答復國民政府的照會：“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但是如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本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停是不可接受的。”這就確實無疑地表明瞭中共不僅不能接受美、英、法的調停，就是蘇聯的調停也不能接受的態度。
電報接著說，國民政府的和談建議是一場“騙局”，而且“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取得勝利已為期不遠，國民黨政權的覆亡也已成為定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仍抱有使“國民黨政權保存下來之目的”並“願意繼續扶植南京政府”的國家才會接受“和談調停”的建議。毛澤東還暗示說，如果誰接受國民黨政府的建議，就是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對”，“對國民黨不滿和指望人民解放軍迅速勝利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失望”。他還說，“為使中國人民能夠儘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正準備發出“要求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毛澤東關於國共和談問題致史達林的電報，1949年1月12日，【注】）
同時，毛澤東故意給美國放風，說中共和蘇聯將不參加和平調停，以便誘導美國主動放棄參加調停，因為如果美國知道，中共和蘇聯都反對和平調停，當然這個和談就談不成。（美國提前聲明不參加調停使蘇聯大為驚異。蘇聯認為，中共方面故意透露了史達林與毛澤東之間的函電的內容，造成外交上的被動，所以2月3 修改第 3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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