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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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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上的今天】﹝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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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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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
【中共成立紀念日】：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來中共把七月的第一天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
7月1日作為中共成立紀念日，最早是毛澤東在1938年5月《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週年的紀念日”；最早見於中共中央文件的是1941年6月中共中央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日四週年紀念指示》。當時在延安的參加中共一大的中共創始人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他們回憶是七月召開一大，但記不得確切日期。因一時無檔案資料查證，所以就把7月1日確定作為中共的成立紀念日。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日期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由中共黨史工作者考證清楚是1921年7月23日。
1923年：中囯共產黨機關刊物《前鋒》月刊由廣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擔任主編。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後停刊。
七月三日
1924年：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正式開學。在共產黨人的主持下，農講所至1925年12月連續舉辦了五屆，彭湃、阮嘯仙、羅綺園、譚植棠分別擔任各屆農講所主任，爲廣東及附近省區共訓練了農運骨幹450多人。
七月四日
1926年：國民黨發表爲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1943年：7月4日和6日，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分別致電胡宗南、蔣介石，嚴正抗議國民黨軍隊進犯陝甘寧邊區的反共活動。9日，延安各界群衆3萬餘人舉行緊急動員大會，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在解放區人民強烈抗議和全國進步人士以及國際輿論的反對下，國民黨頑固派被迫停止了這次大規模反共磨擦。
七月六日
1949年：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宣佈：戰爭已進入第四年，“在我們四百萬以上的大軍中，220多萬的野戰部隊正在前進，掃蕩著已經只剩80多萬並喪失了戰鬥力的敵人的殘餘部隊。我們已經解放了2.79億人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1061座城市，占全國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2.16萬多公里鐵路，占全國鐵路百分之八十。敵人除了在海軍、空軍方面暫時還佔有優勢之外，一切方面的優勢已經都屬於人民了。”
七月七日
1926年：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錯誤地認爲北伐時機尚不成熟。他的這種認識，受到黨內批評，也受到國民黨的攻擊。
1934年：【抗日先遣隊】出征。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衝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將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編爲北上抗日先遣隊，於7月7日由江西瑞金出發。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隊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在皖南太平縣境會合，組成紅十軍團，並成立以方志敏爲主席的軍政委員會，繼續北上抗日。12月尋淮洲在作戰中壯烈犧牲；翌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義。紅十軍團餘部在粟裕、劉英率領下，突破重圍。轉戰到浙南，開闢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
1937年：【七七事變】。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向北平郊區宛平縣盧溝橋的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一部奮起抵抗。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1939年：中共中央發表《爲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爲克服國民黨的投降反共逆流，爭取時局好轉而鬥爭。
1940年：中共中央發表《爲抗戰3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爲克服投降危險和戰勝困難而鬥爭。3年來，由於中囯共產黨放手發動群衆，開展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發展。在敵後開闢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和華南解放區，擁有9000多萬人口(包括兩面負擔的遊擊區)。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抗擊了在華日軍的半數。共產黨員由4萬人發展到80萬人。
七月八日
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將黃埔軍校校軍擴大成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其他所屬各軍也統一改稱爲國民革命軍。湘軍爲第二軍，譚延（門+豈）任軍長；滇軍爲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爲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第五軍和第六軍的軍長分別爲李福林和程潛。在各軍中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產黨員擔任，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別擔任第一、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或副黨代表。
1937年：中共中央發出《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國工農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致電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進行抗日鬥爭，並代表紅軍戰士請纓殺敵。15日，中囯共產黨代表將《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中央。這個宣言強調：“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向全國同胞提出奮鬥的總目標：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實現民權政治；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同時，中共中央鄭重聲明：願爲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稱特區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在特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七月十日
1949年：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空軍。
七月十一日
1946年：7月11日、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先後刺殺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朴、聞一多。這證明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支援下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和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加緊迫害是同時並進的。
1949年：7月11日，第一野戰軍向大西北進軍。12日，在扶風、寶雞等地區殲滅胡宗南部主力4個軍共4.3萬餘人。8月26日，經過激烈攻堅作戰，人民解放軍解放甘肅省會蘭州；9月5日，解放青海省會西寧，基本殲滅馬步芳集團；9月23日，解放寧夏省會銀川，隨即殲滅馬鴻逵集團。
七月十二日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囯共產黨在上海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北伐戰爭中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的策略和民衆運動的政策等問題，通過了《中囯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回顧了從上年9月第二次擴大會議以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廣州3月20日事變，國民黨中央5月15日會議等，都是一貫的對共產黨的進攻，是和帝國主義軍閥反赤運動相呼應的。會議把過去視爲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爲新右派的代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害怕鬥爭會嚇跑資產階級，會“使革命運動流産”。關於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已經集中到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於群衆運動的領導上，而忽略了軍事問題。這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認爲中囯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只是“參加”一些工作，只是“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關於農民運動的問題，會議片面地指責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因而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不適當的限制。
1927年：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停職。13日，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發表了《國民革命目前行動的政綱草案》，表示中囯共產黨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七月十三日
1946年：周恩來向美國和國民黨兩方代表提出備忘錄和抗議，揭露國民黨軍定於15日進攻蘇皖解放區的計劃。16日、18日，國民黨軍從蘇皖南線、北線、西線發動了進攻。新的全國內戰因而擴大。7月13日至8月27日，華中野戰軍在蘇中進行自衛反擊，七戰七捷，殲敵6個旅和5個交通警察大隊，共5.3萬餘人，占當面進攻之敵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
七月十四日
1927年：武漢國民黨中央秘密召開了分共會議。國民黨左派傑出代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曾派代表到會發言，竭力反對分共。但是，汪精衛等不顧宋慶齡等左派的堅決反對，悍然決定了“分共”計劃。當天，宋慶齡發表聲明，堅決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七月十五日
1924年：廣州沙面數千工人舉行罷工，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不准中國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罷工堅持一個多月，取得勝利。廣州工人乘勝組織工團軍。
1927年：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作出了關於“分共”的決定，公開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隨後不久，汪精衛等就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衆實行大屠殺，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慘重失敗。中共中央臨時常委迅即決定實行武裝反抗，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
七月十六日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囯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著195名黨員。大會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宣言》。《宣言》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党成立後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物件，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産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産主義社會”。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爲中國各族人民指明了現階段革命鬥爭的任務和方向。
大會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鬥爭；同時聯合全國一切的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和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
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中闡明了黨的性質，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産主義者離開群衆的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廣大群衆組織起來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政黨，爲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之急先鋒。”強調中囯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大會通過了《中囯共產黨章程》，這是党成立後的第一個黨章，對黨員條件、党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
大會還通過《中囯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於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等。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爲委員長。大會決定出版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蔡和森任主編。
七月十七日
1937年：中囯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沖、邵力子等在廬山舉行會談。中共代表提議以《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作爲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這一天，蔣介石就盧溝橋事件在廬山發表談話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這時他實際上還沒有下定抗日的決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而把中共的提議擱置起來。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黨的全國土地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並作了報告和總結。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佈實行。土地法大綱規定了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在全國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綱領。爲保證土改的徹底進行和純潔黨的隊伍，提高黨的戰鬥力，會議還決定結合土改普遍整頓黨的組織。但是，會議一則沒有形成綱要性總結，沒有同時制發相應的劃分階級文件；二則對前一段土改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注意不夠，對某些地區土改不夠徹底和黨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的情況估計過於嚴重。因此，會議雖然推動土改運動和整黨運動以空前規模進行，然而“左”傾錯誤也進一步得到發展。
1949年：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西南局，鄧小平爲第一書記。第三野戰軍解放福建省會福州。
七月二十日
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從本質上分析敵我形勢，指出：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指示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爲我黨我軍規定戰勝敵人進攻的方針、原則和方法，並強調指出：“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黨中央領導下，全解放區軍民緊張地動員起來，英勇地抗擊蔣介石的軍事進攻。
七月二十一日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擴大會議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舉行。在會前，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分別同西北野戰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岳縱隊的領導人，研究和確定太嶽縱隊由原定西渡黃河來陝北改爲渡河南下出豫西，協助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經略中原。由於太嶽縱隊對西北野戰軍由直接支援改爲戰略配合，會議作出加強西北戰場的措施。周恩來在會上總結了人民解放軍在戰爭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殲敵112萬的偉大戰績。毛澤東根據戰爭第一年的成果，首次提出對蔣介石的 鬥爭計劃用5年(從1946年7月算起)來解決的設想。
七月二十二日
1928年：【平江起義】。原國民革命軍湖南陸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在彭德懷、滕代遠領導下，舉行平江起義。黃公略領導駐嘉義市的該師第三團第三營，賀國中領導駐岳陽的該師隨營學校，亦先後舉行起義，並迅速趕到平江會合。24日，成立了平江縣蘇維埃政府，起義部隊改編爲紅軍第五軍第十三師，彭德懷任軍長兼第十三師師長，滕代遠任黨代表。隨後，逐步開闢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紅五軍主力向井岡山轉移後，黃公略等仍留在湘鄂地區堅持鬥爭。
七月二十三日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囯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一大開幕日期是建國以後根據檔案材料查證清楚的。閉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在此以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中囯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規定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這是因爲在抗日戰爭時期，對一大的開幕日期難以查證，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爲黨的誕生紀念日）。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各地和旅日共産主義小組（旅法共産主義小組接到開會通知後，因爲路途遙遠沒有派代表回國參加）的代表12人，他們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水族)、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參加大會的還有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劉仁靜，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脫党，參加託派組織，全國解放後曾發表聲明，自稱在1937年已被託派開除。陳公博，1922年叛黨；周佛海，1924年叛黨。1927年後，陳、周二人都在國民黨中擔任要職，並於抗戰爆發後，投降日本，成爲漢奸。包惠僧，1927年脫黨，全國解放後任國務院參事等職）。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大會。大會進行到7月30日，會場突然遭到暗探的偵察，被迫休會。最後一天的會議是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的。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囯共產黨的問題。大會通過中囯共產黨黨綱，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囯共產黨”，並規定黨的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家所有制，沒收一切生産資料歸社會所有。黨綱明確提出，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産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爲黨的首要政策。黨綱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党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決議》還規定，在反對軍閥官僚的鬥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鬥爭中，採取獨立的政策以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産主義爲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爲中央局書記。
1925年：戴季陶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成爲資產階級右翼和國民黨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間，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等人先後發表文章，批判反動的戴季陶主義，明確指出：離開階級鬥爭，便無法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實現民族主義；便無法使工農奮起，使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得到民權；便無法使資產階級承認節制資本，地主階級承認平均地權，實現民生主義。
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在北平舉行。這次會議規定了當前全國工會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便在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中勝利地擔負起領導階級的歷史使命。
七月二十五日
1919年：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 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宣言說：“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 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請中國人民瞭解，在爭取自由的鬥 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
七月二十六日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行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政府宣佈對日作戰。9日，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這就大大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滅，縮短了中國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勝利的進程。
七月二十七日
1930年：紅三軍團趁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以大部兵力追擊張發奎、李宗仁部隊的機會，迅速攻佔長沙城，10天後被迫退出。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託，陳雲在上海主持召開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地區的財政、金融、貿易部門領導人參加的財政經濟會議。會議確定全力支援解放戰爭徹底勝利和維持新解放區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針，並就統一財政經濟，控制市場物價提出了措施和步驟。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31日，東北局召開首次城市工作會議。這時，東北全境接近解放，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向城市。9月15日，東北局常委張聞天寫成《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並於30日上報中央。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吸收了這個提綱的一些思想。
七月
1929年：閩西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閩西的社會狀況，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區別對待大小地主與富農，“不打擊富農”，“集中攻擊目標于地主”，保護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應以鄉爲單位，按原耕爲基礎，“抽多補少”，按人口進行平均分配；對在鄉的地主“將酌量分與田地”。
1931年：蔣介石調集30萬兵力，並親任總司令，採取“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兵分三路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三次“圍剿”。紅軍3萬多人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採取“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戰略方針，由閩西北出發，繞道千里，回師贛南興國，從8月7日至9月15日，先後在蓮塘、良村、黃陂及老營盤等地共殲敵3萬餘人，繳槍14800余支，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圍剿”。
1932年：蔣介石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糾集50萬兵力，分左右兩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由於紅四方面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連續取得重大勝利，加上紅三軍在襄北作戰的勝利，直接威脅武漢，所以敵人用30多萬兵力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用10多萬兵力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進行了抗擊，8月在七裏坪給敵以重創。由於張國燾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雖英勇奮戰兩個月，殲敵上萬人，但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黃安的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余人撤離根據地，向西轉移。留下的武裝重建二十五軍堅持鬥爭。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三軍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導下，雖英勇反擊，但終未打破敵人“圍剿”，於10月退出洪湖地區，向湘鄂川黔實行戰略轉移。
1938年：中共冀熱邊特委在八路軍第四縱隊配合下，發動了冀東20餘縣和唐山礦區廣大工農群衆的抗日武裝起義，控制了冀東廣大農村。但不久，在日軍增援反攻下，起義部隊遭到嚴重損失，第四縱隊撤回平西，李運昌率2000餘人留原地堅持鬥爭。
七月至八月
191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開始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引起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仇視與恐懼。一些站在資產階級右翼立場的知識份子出面充當了在思想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角色。胡適發表文章，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幌子下，反對社會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李大釗發表文章批駁胡適，指出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爲準則。李大釗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求解決的革命主張。
“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爭論。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需要，論證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起了積極作用。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哲學著作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爲中囯共產黨規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
本文於 修改第 72 次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129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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