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作者皮爾斯親身走訪六十餘國，以高明的立論、不受主流束縛的觀點，誠摯坦率地正視了這個讓我們始終感到不安的人口危機。同時，深具開創性地剖析了各國人口消長背後的意義與隱憂，並且探究未來我們將朝什麼方向而去。
新加坡雞尾酒
女性主義革命距離完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男性仍然想要掌控女性。無論如何，我們終究得面臨一項選擇：完成這場革命，或是陷入生育率過低的泥沼裡。
從數十個生育率跌破替代水準的國家所呈現出來的證據可知，男性、國家、教會與雇主的態度如果沒有改變，女性將會徹底放棄生育。如果要她們在生孩子和享受人生當中二選一，她們絕對會選擇後者。
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而言，人口問題已是一項國家危機。新加坡本土人口將於本世紀中葉減半，從而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少數族群。新加坡的女性已發起了「生育罷工」，每年的生育數不及四萬。這種情形若是再持續一個世代，新加坡就會陷入「無可挽回的境界」。如此一來，這個立國還不滿五十年的城市國家將不得不畫下句點。
二○○八年八月，新加坡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李顯龍的國慶演說內容，原因之一是他聲稱自己實踐了全國同胞都應一致採行的生活。身為四個孩子的爸爸，李顯龍熟練於換尿布的工作，扮演了新好男人的角色，是該國二十一世紀的父親榜樣。「丈夫如果將一切工作都丟給妻子，或是強迫女性在工作與生孩子間做出選擇，那麼，她們就會展開生育罷工。」男人應該多做一點，他說。（他沒有提到一項幕後發展，亦即他雖曾提議國家應向新一代的父親伸出援手，強制落實男性育嬰假，但這個提議卻遭到了企業雇主否決。他們聲稱，這項措施會對經濟造成太大的傷害。在新加坡，經濟絕對不容遭到危害，就算是為了延續國家命脈也不行）《海峽時報》刊登了許多有關人口危機的分析，評論者都將矛頭指向新加坡專心追求經濟發展的態度。新加坡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傳奇之一，更是亞洲四小龍當中最富裕的國家。
然而，新加坡的人民都忙於追求財富，而把生育下一代的工作拋在一旁。 「過去四十年，我們在經濟發展的追求，已然造就了一群抱持不同人生觀的新一代年輕人，」一位頗具代表性的專欄作家寫道：「他們非常個人主義、充滿行動力，也非常拜金，不願為了家庭生活而犧牲個人自由。他們的社交生活更為忙碌，卻必須對抗害怕承諾的心態。」另一名專欄作家則是警告指出：「孩子如果在女傭的照顧下長大，而且整天都待在家教班或才藝班，那麼他們成年之後很可能不會想要自己的孩子。」新加坡目前之所以還維持得下去，必須歸功於大量湧入的外國人。在李顯龍以英語發表國慶演說的那一天，也正是新加坡在北京奧運唯一具有奪牌希望的女子桌球隊出戰決賽的日子。
為了現場轉播這場賽事，電視台延後了二十四小時才播出總理的國慶演說。不過，新加坡只拿到了銀牌。而且，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些奪牌的球員也不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而是中國移民。實際上，新加坡的奧運代表隊有半數隊員都不是本地人。由於新加坡是個既新又脆弱的國家，這類議題引起的警覺就比歐洲強烈得多。在歐洲，沒有人認為國家有可能會消失。
有些新加坡人將生育荒歸咎於女性。言詞直率的總理指出，男人不幫忙換尿布，已經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既然我做得到，大家一定也都做得到。」有些人則是歸咎於該國許多男女分校的精英學校，這些學校培育出許多學識優秀但「沒有文化也沒有教養」的男孩，以及「卑鄙」的女孩，也庇護了鼓勵同性戀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沒有人提到，導致新加坡陷入此一困境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任總理的父親，前總理李光耀，現年八十五歲，目前依然健在。
新加坡位於一座島嶼上，面積不及倫敦的一半，人口為四百萬。該國的社會嚴密掌控了人民生活的所有面向。如果說，中國是一個由共產主義者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麼新加坡就是資本主義者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至少也是個「保姆國家」。新加坡控制人民的作為可追溯到該國的起源，就在大英帝國退出東南亞之後。
一九五○年代中期，新加坡女性平均生育六名子女。隨著死亡率迅速下滑，外國移民大批湧入，該國人口在一九五七至七○年間幾乎倍增。這樣的人口成長幅度太大了。一九六六年，李光耀成立新加坡家庭計畫與人口委員會，「制定及推行人口控制計畫」。他利用強大的政府宣傳機器全力鼓吹縮減家庭規模，印發大量海報，其中的口號包括「兩個就好」、「兩個就夠」、「結婚之前多想想」。
宣傳活動奏效了。李光耀統治下的人民隨即順服了新政策，生育率開始下滑。根據西方人口學家的建議，李光耀認為生育率將會在降到替代水準之後即保持穩定。然而，這項政策卻太成功了。「兩個就好」的廣告一直沿用到一九八二年，當時許多人都已經只生一胎，生育率已降到一．七。直到那時候，李光耀才對這場宣傳活動喊停。
李光耀對於這項政策獲致的成果驚恐不已，於是又回頭鼓吹大家庭。不過，鼓吹的對象是有限的。他提倡的生育政策帶有明確的優生色彩。一九八○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生育率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則仍然「過度生產」。他在一九八三年的國慶日慶典上直接挑明了說：「我們的生育庫如果不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讓她們置身事外，那麼社會的智商水準就會愈來愈低……下一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聰明人口能夠支持愚蠢的人口。這就是問題所在。」於是，他決定特別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與生育。一九八四年，新成立的社會發展署推出獎勵生育的減稅措施，提供頂尖學校的優先入學名額，但只針對受過教育的人口。中下層人口不但被排除在外，政府還提供現金獎勵他們結紮。沒有學歷的婦女如果在生了第一或第二胎後同意接受結紮手術，即可領得一萬元新幣。
有些人認為，這項政策主要出於種族考量，而不是害怕國家的智商水準降低。他們指稱，該政策的目的在於鞏固華裔人口的支配地位，壓抑生育率較高的馬來人。的確，種族考量向來是隱藏在新加坡政治當中的一個層面。一九六○年代初期，新加坡因為華人與馬來人的紛爭擴大成為種族暴動，而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另一個同樣明確的事實則是，華人社群普遍教育程度較高，生育的子女數也比較少。
不論總理的意圖為何，新加坡各個種族與階層的生育率都持續下跌。一九八七年，李光耀認定量與質一樣重要，而將提倡生育的策略推廣到所有人身上。政府成立了第二家特別針對非大學畢業生的婚配服務機構，還以各式口號轟炸他們，諸如：「人生要為愛留點空間」與「人生當父母才有樂趣」，以及不太具有催情效果的「如果養得起，請生三胎以上」。
隨著一九八○年代末期出現一股短暫的嬰兒潮，政府不禁鬆了一口氣。然而，這個現象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不久，生育荒的情形又開始擴大。二○○○年，李光耀的接班人吳作棟推出了現金的「幼兒津貼」。李顯龍在二○○四年上任，將產假延長為三個月，國家也投入更深，資助「支持生育」的慈善團體，包括「我愛孩子」、「職業母親論壇」與「職業父母」。
這些努力毫無成果。在新加坡實施了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提倡生育政策的二十年後，生育率反倒比原本還低。該國在二○○九年的生育率為一．一，不但是全球最低，也連續五年低於一．三。政府顧問暨新加坡大學社會學家葉梅婷向我說明了這個問題：「他們當初致力降低生育率，社會與個人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改變的速度非常快。可是現在個人與社會卻是朝著不同方向互相拉扯——而且個人逐漸佔了上風。」新加坡是全球唯一由政府扮演紅娘的國家。該國政府認為，有一部分的問題在於人民太害羞、工作太忙，以致沒有機會找到合適的伴侶。因此，政府成立了「網路一線牽」（Lovebyte）的婚配服務網站，其中不但有愛情博士提供諮詢，也有個人衛生的建議文章。此外，還有「愛在新加坡」（Romancingsingapore）網站。最近的一個新構想，則是為高等學府的學生開辦「情感關係」課程。民間對於政府鼓勵情愛、性行為與生育的做法普遍抱持冷眼以對的態度。有個老笑話說，社會發展署的首字母縮寫其實代表了「單身、飢渴又沒人要」。（譯註）一位名叫阿卡莎的年輕公關主管對我說：「這麼多的宣傳只會讓人興趣缺缺。大家都說政府不該插手管這種事情。」
民間紅娘能夠交出更好的成績嗎？他們倒是善加利用了政府極力想要得知這一點的心態，「心心相印」（Heart2Heart Connect）、「電影約會」（gomoviedate.com）與「二○四○俱樂部」（Club2040）都獲得政府資助，而且二○四○俱樂部還號稱其舉辦的快速約會創下了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這種現象聽起來像是專制威權政府加上荒唐鬧劇的結果。若是在其他國家，這種宣傳活動只稱得上是一種拙劣手法，用於協助少數年輕人度過人生中一段難熬的時期。但在新加坡，這卻是攸關國家命脈。新加坡的華裔孩子結婚的比例太低了，葉梅婷說。這不僅是欠缺社交技巧造成的結果。她指出，在男性當中，教育程度低的人口，結婚的人數也最少。在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的男性當中，超過四分之一到了四十歲仍然未婚，這個比例是男性大學畢業生的兩倍。女性的情形剛好相反。沒有中學學歷的女性，到了四十歲還單身的只有一○％，而大學畢業的女性則是有三○％。問題似乎是這樣：受過教育的職業婦女對於婚姻深懷戒心，因為結婚可能會對她們追求事業的抱負造成阻礙。而且，她們也不想和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人交往，至少絕對不會挑選這樣的結婚對象。教育程度高的男人和教育程度低的女人相配似乎沒什麼問題，但教育程度低的男人根本毫無機會。現在，許多教育程度低的男性都只好找尋外國伴侶，不論是中國與越南的鄉村姑娘，還是泰國妓院裡的妓女。
至於孩子呢？新加坡仍然有些孩子。我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拜訪該國頂尖的小兒科醫師丹尼爾．高（Daniel Goh）。他的候診室是我在新加坡唯一看到兒童的地方。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我差點都忘了這個國家還有兒童存在。新加坡的兒童人數非常少，而且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裡上課，不然就是在城裡各地的公寓大樓裡忙著寫作業。新加坡的教育體系非常注重學業，孩子必須不斷接受評量，並且嚴格區分等級。海報上的口號雖然寫著「人生當父母才有樂趣」，但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裡，父母和子女都同樣背負著龐大的壓力。因此，新加坡不但愈來愈少人結婚，結婚之後生孩子的夫妻又更少。那些願意生孩子的夫妻，則是愈來愈多都以一胎為限。丹尼爾．高指出：「我看到愈來愈多的夫妻都不生小孩。以前，這種情形是不被社會接受的，現在卻成了常態。」
問題是，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政策互相衝突。四分之一的母親表示，只要政府提供比較好的兒童托育服務及更彈性的工作時間，她們就願意多生孩子。然而，雇主不肯順應這樣的要求，政府也不願強迫他們。
新加坡似乎是個不再喜歡孩子的社會，也忘卻了生孩子的習慣。該國首席人口學家賈文．伊凡斯（Gavin Evans）指稱，社會規範正在改變。「可以在各種小事情上看得出來。《海峽時報》近來刊登了一連串的抱怨投書，指稱父母在購物中心裡推著嬰兒車橫衝直撞。其中一份投書是這麼寫的：『父母應該把孩子留在家裡。』對於某些人而言，小孩似乎是不受認可的社會成員。這樣的現象實在令人憂心。我有四個兄弟姐妹，我太太有兩個，所以我們都喜歡小孩。
我們都習慣家裡有小孩。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未來，小家庭孕育出來的下一代仍是小家庭。大眾會忘卻有小孩的習慣。」目前三十世代的許多人口，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下班後又到酒吧、俱樂部或餐廳放鬆，這些人早就忘卻了有小孩的生活。
李顯龍在二○○八年推出鼓勵生育的新措施之後，才幾個星期就發生了金融風暴。危機爆發之初，新加坡媒體所刊登的報導其中一篇的標題是「沒錢沒婚姻」。數以千計早已排定的婚禮都因為當事人不再負擔得起而延期，就連約會活動也紛紛喊停。
（本文轉載福瑞德‧皮爾斯新書《人口大震盪》，由天下雜誌出版）
【前言】
本書作者皮爾斯親身走訪六十餘國，以高明的立論、不受主流束縛的觀點，誠摯坦率地正視了這個讓我們始終感到不安的人口危機。同時，深具開創性地剖析了各國人口消長背後的意義與隱憂，並且探究未來我們將朝什麼方向而去。
俄羅斯輪盤
俄羅斯是歐洲最體弱多病的國家。現在，該國人民雖比當初在共產統治下自由得多，平均壽命卻也跟著縮短。男性尤其如此。高死亡率加上低出生率，導致這個全球第七大國的人口每年減少五十萬以上。二○○六年，總理普丁(Vladimir Putin)在對俄國聯邦議會發表國會演說時，將俄國的人口危機稱為「我們國家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俄國的人口動亂現象已持續了好幾個世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加上次年的一場流行性感冒，導致該國的人口在一九二三年比一九一四年少了六百萬。後來的飢荒與史達林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推行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了至少一千萬人死亡——這項後果極為悲慘，在一九三七年的人口普查中揭露此一事實的統計學家因此遭到史達林處死。
除了白俄羅斯之外，俄羅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損失最慘重的國家。在打敗納粹德國的過程裡，蘇聯喪失了至少兩千萬名士兵，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俄羅斯人。等到終於有人有機會數算存活下來的國民，才發現中年男女的比例竟然是六十比一百。往後幾年，人口逐漸復甦成長。一時之間，男性的比例也逐漸回升。不過，從一九八○年代末期以來，男性死亡率又再次上揚，以致男性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再度無量下跌。
二○○八年，俄國女性的平均壽命為七十三歲，比日本少了十三歲，和泰國差不多。那麼男性呢？今天，俄國男性的平均壽命只有五十九歲。這個「六十減一」的數字比起一九八○年代中期還少了九歲。世界上沒有其他工業國家出現過這樣的逆向發展，而且男女平均壽命之間高達十四歲的落差，恐怕也是和平時期的世界記錄。在全球男性平均壽命的排行榜上，俄國的名次為一百六十四，介於柬埔寨與迦納之間，比孟加拉男性少四年，比印度男性少七年，比巴西或印尼男性更是少了九年。
這種現象比戰爭還糟糕。俄國男性吃得不多，經常以暴力對待自己和別人，經常生病，撒手人寰的更是頻繁。為什麼？
印地安納大學的社會學家威廉．普賴德莫爾（William Pridemore）說的也許沒錯：「市場化導致蘇聯國家父權主義的失靈，包括國家的社會安全網，以及醫療、住宅與糧食方面的保證，從而對人口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堤摩西．赫倫尼亞克（Timothy Heleniak）為人口資料局進行的研究，其中提出的說法可能正中要害：「俄國的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受到經濟與社會混亂影響。」不過，問題的根源其實始於「市場化」之前。在市場革命以前，就先出現了「伏特加革命」(vodks revolution)。這場革命發生於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年代中期，蘇聯改革派領袖戈巴契夫曾致力反酒。他關閉了國營釀酒廠、禁止商店在下午兩點之前販賣酒類商品，也提高了伏特加的價格。這是他「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一部分，結果促成男性平均壽命延長三年。不過，這場改革運動卻在一九八八年喊停，原因是非法釀酒廠迅速取代了國營事業，導致國家流失稅收。一瓶伏特加的價格原本是一公斤香腸的兩倍，但國家的管制放鬆之後，價格隨即跌為一公斤香腸的一半。俄國男性對於此一發展的反應正如意料：狂喝濫飲從此展開，為數龐大的男人都喝酒喝得丟了性命。往後六年間，男性死亡人數都增加五十萬，平均壽命隨之縮短七年。
隨著數以百萬計的男性以酒代食，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俄國記錄在案的死亡人數，約有三分之一的死因是酒精中毒、酒精相關疾病（如心臟病）或營養不良。意外與自殺致死的人數也迅速飆增。這實在是一場大災難。一九九二年，俄國的人口成長達到巔峰，轉為逐漸縮減。就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戈巴契夫也遭到驅趕下台，由葉爾辛取而代之；禁酒的取代為酗酒的。
除了飲酒現象之外，俄國還有其他許多的改變。大體上而言，俄國女性對於新的政經秩序的調適方式，與西方婦女並無不同。她們生的孩子愈來愈少，生孩子的時間也愈來愈晚。她們採用現代避孕措施，而不是墮胎。她們經常擺脫不幸的婚姻，趕走不懂得疼惜她們的伴侶。男性沒有那麼善於調適，只好靠伏特加麻痺痛苦。
一九九三年，我隨同十幾名俄國科學家到西伯利亞從事為期三週的實地研究。這群科學家的狀況不太好。有些人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領到薪資，還有人好幾年不曾與太太見過面。除了價格低得荒唐的伏特加之外，商店裡似乎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買。這些飽學之士喝起酒來的模樣實在難以言喻，真的是一瓶接著一瓶。一天晚上，我們在鄰近北極圈的一條河流岸邊紮營過夜，我試圖跟上他們的酒量，結果因此在床上躺了兩天，宿醉更是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我接著就搭機回家，那群科學家則是待了下來。現在，他們大多數都已經不在人世了。直截了當地說，數以百萬計的俄國男性——不論背景與資歷——都因為喝酒而淪入早夭的下場。
在伏特加造成的危害與生育率下滑的影響下，俄國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人口空洞化的現象。二○○八年，《衛報》記者盧克‧哈丁（Luke Harding）走訪俄國西部的斯羅吉（Slyozi）。這座村莊距離拉脫維亞只有四十公里，而拉脫維亞也是歐盟的新邊界。他發現，這座村莊的人口從五十年前的一百人縮減到只有四人，而且這四人全是女性。最後的一個男人在前一年去世了。他報導指出：「俄國至少有三萬四千座村莊的居民都不滿十人。」另一座名叫維利亞（Velye）的村莊還有幾個男人，但村裡年紀最大的婦女，七十九歲的吉奈妲對哈丁表示：「酗酒是這裡的一個大問題。男人一拿到退休金就去買酒喝。他們什麼都喝——私釀酒也喝，甚至窗戶清潔劑也喝。」
在偏遠地區，人口衰退的現象不僅是高死亡率造成的結果，人口外移也是一大原因。北極區和西伯利亞的大片地區都隨著工作機會消失、基礎設施的荒廢，而遭到居民遺棄。沒有人想要被困在暖氣系統漏氣的北極區市鎮裡。俄國北極區的三大城——軍事大城莫曼斯克（Murmansk）、金屬煉製大城諾利斯克（Norilsk）與煤礦大城佛庫塔（Vorkuta），從一九九○年以來，都已流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俄國人向來都是國家意識極重的民族，對於這種人口衰退現象已經開始感到不安。海參崴周圍的遠東地區在一九九○年之後已經喪失了五分之一的本土人口，當地許多區域都已成了中國移民的聚居地。這些中國移民絕大多數都是在寒帶針葉林購買了伐木權的中國公司所雇用的臨時工人。不過，有些人懷疑俄國是否有可能保住這個莫斯科以東佔地廣及七個時區的地區。中國在鄰接俄國遠東邊界的省分共有一億兩千萬居民，但俄國遠東地區的人口卻只有七百萬。
「俄國人的俄國」是句常見的口號，但隨著俄國人成為垂死的種族，這項政策顯然並不可行。引進新的俄國人也許可以是其中一種解決方案。「積極接受外來移民是減緩或遏止俄國人口縮減的唯一方法，」俄羅斯科學研究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人口學中心主任維史奈瓦斯基（Anatoly Vishnevsky）指出。
這樣的發展終究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紐約人口理事會的保羅．德莫尼（Paul Demeny）比較了俄羅斯與葉門的人口趨勢。一九五○年，葉門的居民不到五百萬人，俄國則是一億三百萬人。在俄羅斯這個大國眼中，葉門根本微不足道。然而，隨著俄國的人口數不斷下滑，葉門的生育率卻是全球第六高。按照當前的趨勢，如果平均壽命持續延長，生育率也維持在高檔，葉門的人口數將在二○五○年以前達到一億三百萬，俄國則是會跌回同樣的數字。
葉門的人口會多過俄國？我不認為這種現象真的會發生，但光是這樣的可能性，想必就足以讓聖彼得堡乃至海參崴的俄國人嚇出一身冷汗。
（本文轉載福瑞德‧皮爾斯新書《人口大震盪》，由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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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大學人口計畫博士的楊志良認為，國人出現「新四不一沒有」，主要原因是「對未來前景有很大的疑慮」；台灣崩解的循環，起因台灣民主化後，政治充滿黑金、派系、貪腐，民主政治劣質化、民粹化，加以稅制不公，對家庭及弱勢的照顧日益惡化，導致人民普遍不信任政府，形成一難以破解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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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加坡人將生育荒歸咎於女性。言詞直率的總理指出，男人不幫忙換尿布，已經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既然我做得到，大家一定也都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