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的真相 - 熱烈的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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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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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風

前總統馬英九於2016年7月3日到台南玉井的余清芳紀念碑祭拜，紀念噍吧哖事件，並感嘆去年「噍吧年事件」百週年的紀念活動，未能親身與會。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事件」（或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事件」）是日據時代最重大，犧牲最慘烈的革命抗日事件，日軍清鄉屠村，死難者難以估算。
一直到2014年3月，台南新化出土三千枯骨，地方人士依然認定是噍吧哖事件受難者遺骸。「殺人埔」與「萬人堆」的民間傳聞一再得到驗證。
領導「噍吧哖事件」的抗日英豪余清芳於1915年8月22日被日軍逮捕，9月23日，正值36歲的青壯之年，余清芳被日軍處以極刑。2015年是「噍吧哖事件」一百週年，9月23日則是抗日烈士余清芳百年忌日，當時，在《新國際》號召之下，台南、嘉義、雲林鄉親上百人，曾到余清芳紀念碑前舉辦紀念活動，集體向抗日志士致敬。

然則，在談過噍吧哖事件之後，馬英九又強調說，他恩怨分明，日本人對台灣好的也要紀念、感謝，如八田與一建設烏山頭水庫，讓嘉南大圳得以灌溉整個平原，貢獻於台灣農業，加惠於農民百姓云云…… 台灣政府耗資上億，為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修建紀念館，歷任總統，自李登輝到馬英九，只要提到八田與一，就是崇敬感恩，奉為神明。

可是，帝國主義殖民時代，窮兵黷武的日本政府所規劃的一項水利工程，果真有那麼神奇嗎？負責工程的八田與一，果真是那麼無私嗎？

這段故事要由當年的「台灣錢淹腳目」說起。

十七世紀，臺灣西南部的雲嘉南地區是仍有許多沙洲羅列的時代。要由我們島嶼似乎最早開發，我們最先揚名，長度幾十公里的「台江內海」「倒風內海」一帶開始理解。

一、荒瘠地裡的人跡：

由荷據到清代這裡確實曾經有相當大的一塊荒瘠地，他緊鄰「台江內海」等多處潟湖，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擴大的新沖積地，雖非不毛之地，也不可能迅速成為良田。更何況，有人提到亞非大陸上整個北回歸線經過的地方，因全年雨量集中，日照強，容易非旱即澇，因而，這裡不是很適合農耕的所在。是有點道理的。
於是，我們所熟悉的，關於「台灣錢淹腳目」的描述，自應不是來自這種新生的荒瘠地，而應該是來自本區各「內海」日益縮小，離海日遠、曾受早期沖積的新生沃野吧。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期本區的移民，應該就獲得了較好的土地；例如，由荷據時期的移民到明鄭屯田以來，在本區的開發，就是最早的例子。但是晚來的移民，就少機會了；他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往往是一面勤勞地墾殖自身的土地，到農忙時又轉往外地打工，靠著年輕時的體力，努力賺取更多工資，來貼補自身家庭的開支；其中有的就這樣整個家庭，不知所終地又搬走了，但也有的，就此建立起自己的家園；根據傳統中國人社會的方式生活了下來。
從古到今，新的沖積地不斷增生，甚至有「陸浮」的情況；在這塊中華新地上，雖然新沖積地在歲月裡會逐漸變為舊沖積地，但終究它們不可能那麼快速就適合於人的墾殖，因而，相較於外地，在這片廣大的平原上，由於氣候關係，「看天田」通常是比較多的。不過，它們的主人應大多是較晚來的移民，人數還不多，它的時序來到日殖時期，已沒有更好的土地可選擇了。清代晚期，台灣人口增加頗快，但本區增加不多；或可為證。

二、被趕進「荒瘠地」的人們：

很多人關心本土，喜歡講關於我們島嶼這最大平原的故事，但他們往往忽略了當年的這一段。清代時，如前述，我們的嘉南人口已經不少，並已有不少「看天田」；但到1920年，嘉南大圳開工前，本區的「看天田」的範圍是更為廣大了；這是日本殖民當局在我們島上先後開始了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如，「土地調查」查出了許多沒登記的「隱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更加上，官方在扶植日資糖廠的政策下，本區因擁有適合甘蔗成長的環境。當局就以警力助他們低價取得本區大片土地；當然它們選取的不會是不適耕種作物的「看天田」。

當年先民曾為我們留下如此的時代紀錄：
「警力陣斗六，數百如合圍。借問此何者？買地勞有司。赫赫糖會社，云是富國基。種蔗須得田，官價何便宜……府令即天語，豈天乃可違……昔買百緡強，今賣不半之……入冬北風起，餓殍闐路歧。」
如此，在本區，許多人真只能去耕作那些不適宜耕作的「看天田」了；此外，據1913年羅福星所稱，舊日的商販在日殖的重稅盤剝下，多也無利可圖，業農似乎成為唯一易謀生的方式，「看天田」也就是他們難免的抉擇。「看天田」是因這樣而更擴大了。
同時，更加上殖民官吏不守官箴，我先民真是落入了極為悲慘的處境。是這樣的，謀生於「看天田」的人，就越來越多了。然後，才會在1915年，發生了當時被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的「噍吧哖革命事件」──1,900人以上被起訴，當時號稱為「世界第一大刑事案件」。
「嘉南大圳」工程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前而逐漸出台的。

三、宰制本區的「設計」與「定案」〈1916~1919〉

噍吧哖事件，主要策畫地點在台南市的西來庵鸞堂，因事機不密而倉促起義。戰事最慘烈的地區是台南靠近山區的噍吧哖（編按，今玉井附近）一帶，其力量發展到彰化、台北、淡水；根據當年資料，該事件前，台南廳的農業人口為33萬人，至事件後，該廳農業人口僅餘11萬人；顯然，它所導致的社會動盪度極大。

以如此情況，官方在本區特別投下鉅資，是否值得研究其內情？關於嘉南大圳的設想，一般僅強調，1918年，日本嚴重的「米騷動」問題，使得能夠使農業增產的該工程的重要性大增；因而促進了明石總督在1919年去世前，決然拍板定案。

然而，就史實看，儘管本區似有可以大量增產的條件，但在這個不久前還「大陰謀」的地區，如何能保證其增產能夠順利送往東京？同時，原本透過原料採集區域制度保障日資糖業的壟斷利益，當本區同時成為中央糧食供應基地時，是否可能發生「米糖相剋」的競價作用，危害糖業壟斷利益？
也有日人一廂情願地美化該設想，完全強調設計者八田個人的同情心，故事說得好像他真是菩薩顯靈一樣。其實，日本人讀過其近世史的，無人不知其國家早有透過對水資源而深入控制農村的傳統。並且不止於此的，在德川幕府兩百餘年的統治中，更有其國學家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的觀點，以及長期讓農民「不可餓死」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政策經驗；這種統治者的特殊能力，在二戰晚期，還曾引起美國學者驚訝，稱「德川幕府250年間，社會少有戰亂，但是其人口數竟然能夠維持不變」。

應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這個大圳的設想產生了。它實際進行的方式，是先在1917年底，官方對外透漏有這樣一個「把荒漠變成綠洲」的構想；但時當「噍吧哖大屠殺」之後未久，很少人會相信有如此「德政」，官方就出動日警催動地方的街庄保甲帶頭呼應，誰能拒絕？於是1918年，該案就在尚未通過探勘的情況下，因各地不少請願書飛向總督府，雖請願人數還沒能達到原本法令規定的法定人數，總督府就原則性地接受了該請願書中的要求 ── 他們不僅盼望該項工程，並且還願意每戶捐出相當的款項來支持該工程 ── 他們中絕對沒人會想到該美景竟是「三年才有一季供水」而已。

如前述，1918年，日本的「米騷動」事件，糧食問題簡直要擊垮寺內內閣的事件，自然加重了該計畫的重要性；因而，儘管在1919年，地質專家曾提出關於「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潰之虞」與「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的警語，但是那位當年情治界出身，連陸軍山縣元老也說他「可怕」的明石總督仍將該計畫，毅然決行，時為1919年。該工程始於1920年，原本預計六年工期，但實際到1930年才完工；其最困難的水庫工程由設計者八田依據他由書上所見美國發明的特殊工法 ── 半水成填充式工法 ── 進行督造；那種工法在日本還沒有人使用過。

四、大圳工程的實際興建〈1920~1930〉

八田與一，是一個學生時代被稱為「吹牛大王」的日本漢子。正如吳新榮醫師當年的紀錄中所描述的 ──
「八田……，唯性稍急……督導工人工作，偶因工程遲緩，則厲聲斥責工人，聞者起悚。」

然而，今天我們的暢銷書上竟如此地褒稱其人──
「為了工程的事而煩惱在深思時，若有人叫他，會招來斥罵。在烏山頭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台灣的勞動者絕不會對此有所反感。被斥罵後反而更振奮……」
使得該八田竟成為島上李前總統與馬前總統一致推重的人物。

然而，在史料中我們還能聽到當年的種種史實。
例如，該工程由於八田缺乏完整的工程經驗，他竟沒有為工人做職前訓練，因而隧道開挖後不久，就造成了因石油氣爆炸而崩塌的慘劇；那是工人在坑道中發現石油與石油氣時，竟不知其危險性所造成的，一次就有50多人無辜犧牲；他竟不知自省，只是責罵餘生的工人。
又例如，這位「吹牛大王」真是個彆扭僵硬的人，該工程曾遇到必需大量裁員的處境，他的做法竟非「汰弱留強」，而是「汰強留弱」，然後振振有詞地說，如果弱者離職將沒有去處，強者離職則不用擔心其前途；他竟沒有想到他所設計與監造的工程乃是關係到我們平原上百萬生靈存亡，那是不能出錯的事業！
再例如，他還曾經為了自己與日本國的面子而拒絕總督府由美國請來的權威專家的指正；在那本日人所寫的書中，說他的爭辯都是對的，所以總督府接受了他的辯解。
此外，由開工後民間就傳出許多的悲憤；因為工程的土地都是無償徵收，地上物沒有補償。然後，到1925年，大圳工程的濁水幹道先完工通水時，當時民間的怨訴雖然見報的不多，民間已出現了不少怨訴。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等：但是他們還由於心底有一些憧憬，盼望著到正式完工後，真能有較美好的遠景……

當時包括在該工程部底層的我們台籍工人，都被高度地歧視著；日籍員工當時在烏山頭有功能齊全的宿舍群，其中除了有宿舍，還有醫院、郵局、學校、泳池、雜貨店、網球場，射箭場，還有設備完善的俱樂部；而我們台人則只有「特准賭博」的簡陋工寮可住；他們應該也都抱持著那樣的期盼，只能忍受著日人的「頤指氣使」。

五、原來是設下這樣的「局」〈圈套〉〈1930~1945〉

我們卑微的先民，抱著期望，賣力工作，竟要到大圳工程完工才逐漸知道了自身的真實處境。 1930年底，該工程完工不過半年，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就被地震震損了330尺；當時的報紙是這樣刊登該地震的 ── 報導的標題是「地震雖非甚大，島人家屋相當倒壞，寺本台北測候所長談」；其內文，則「本島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築樣式亦殊。雖屬強震之弱者，亦有相當損害」；另，對於大圳損壞的報導則稱「烏山頭水庫貯水池堰堤崩壞……恐形勢重大變化，警察當局頗憂慮」與「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
日殖五十年間，我們島上這耗資最大的一筆建設，竟然是這樣的工程。
所幸，當時是「枯水期」，所以，水庫下游只有幾十甲田地成為魚塭而已。
不過，不只於此的，還有完工後的其他許多新聞，讓我們可看到當年真實的情況：「北港產物賤租稅多民苦痛難言」〈1930/6/14〉「不負責任的水利組合」〈1930/8/16〉「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徵收水租」〈1930/9/27〉「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無理的受剝，何等悲哀呢？」〈1930/11/1〉「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1930/11/1〉「嘉南大圳當事者計畫陰謀」〈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別負擔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農更不待言」〈1931/8/8〉「台南州地主會呼籲，救救餓死線上的農民」〈1931/8/15〉「台灣財政危機，住民不堪重稅，行政須大整理」〈1931/8/22〉「世傳的窮鄉，永遠沒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勞，終得不到溫飽」〈1931/8/22〉之類…… 這是除了不少人原本是「全年有水」的田地，此時竟成為「三年才供水一次」，「沒有給水也要收水租」的情況；而更大多數「看天田」雖獲得了這難得的一次供水，但是供水時強制的深耕，使它們失去了耕作上的選擇權，從此只能種甘蔗，而甘蔗的價格是被日資糖廠壟斷，常常其定價是不符成本的。例如，據稱由1930~1942的十二年間，至少有八年，不只是入不符出，更是根本賠本的。這就是本區「三年輪作」的制度運作。
此外，官方的水利會似乎很合理的，推出類似「使用者付費」的規定，要求農戶雖然每日重勞動，各戶仍必須負責自家的中、小送水渠道之維修；做為日式保甲制度下，地方上修橋、鋪路、修護溝渠的義務工役之一部分。

六、真相看啊，這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局」，一個很厲害的「圈套」

八田與一透過宣傳與威逼，使得官方部分出資的大圳工程能順利上路，完成他們對於本區水資源的控制 ── 藉著這個控制工具的軟體〈三年輪作〉，它完全避開了日資糖業利益與東京當局對於米生產的要求間，原本必有所謂「米糖相剋」的內耗衝突，總督府的控制力卻能將之完全轉嫁於我農民。
本區當時剛發生過「噍吧哖事件」的血腥大動盪，當局自難信任本區有著「大陰謀」背景的群眾；我們戰後修復大圳水道時才發現大圳底部竟然沒有敷水泥，那是每年可以滲漏四成供水量的大疏失，為什麼當年竟要如此設計？那應是不難判斷而可以避免卻未避免的，是否就與該背景有關？
因為，供水量若能增加那許多，可能我農民就不會如他們所期望，生活在「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之中了。
而關於「中、小送水渠道的維修」問題，當時被官方當作「使用者付費」來要求；想想以下兩點：其一，「使用者付費」，其實是在使用者有選擇自由之下，才是合理的，但我先民之需水是無可選擇的；其二，在該圳工程中，由於渠道過長，其坡度極小；據稱該坡度僅三萬分之一度，那是極容易淤積的；加上本區是著名的地震帶，地形易於變動；想想我先民被要求負責渠道通暢，那是多麼沉重的「無償勞動」？
這應就是何以1930年代末期，我們島上產業進步，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然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能徘徊低盪在23歲左右的原因 ── 日殖時期該數據最高時竟是在縱貫鐵道完工的1908年的27.2歲 ── 那樣的社會進步，對於我先民真是怎樣的騙局？余清芳在噍吧哖事件中，被日軍處以極刑。
最後，關於有學者讚許八田在大圳完工後，還在1940年繼續對我們全島土地提出了「土地改良計畫」，我們認為確實應該探索其事；不過，對之不應僅用日人提供的資料與太多浪漫的個人感性；應將之放進時代的歷史中──
首先，如前述，大圳完工後發生兩次地震，兩次都造成震損，所幸，是在枯水期；誰知第三次何時發生？在八田這位設計者兼督造人外，有人敢於接任嗎？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能夠做什麼？
其次，大圳完工在1930年，該計畫正式提出在1940年，該計畫真需要十年時間？若以八田的性急看來，是否頗不合理？
其三，該大計畫的提出，竟在總督府已宣布皇民化政策之後；然該計畫乃針對農業需要，顯然「工業化」的方向相衝突，在那個經費相互嚴重排擠的時代，它的真實意義為何，或只是官方的姿態而已？或者該計畫確實可行，必行；不過，它是作為戰爭末期，日本官方要我台人赴南洋而讓日人大批移民來台計畫的前導，換言之，該計畫其實不是為我台人提出的。卻與前述那專為苛待我農民而巧妙設計的「不為大圳底部敷水泥，任其大量滲漏」，正可相互呼應，只是當局還未宣布它們將要把大圳底部敷上水泥，殖民當局就垮台了？

由以上的設計看來，這「八田與一」真是一位我們台人應該感謝的人嗎？

*本文原刊《新國際》，授權轉載。作者為民間史學家，著有《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等書。

本文於修改第 2 次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127&aid=561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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