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貼出混雜的長篇大論，本不想管那貼文；但是由於其中涉及兩個重要的關於台灣史研究的問題──因此，願在此提供相關重要史實給網友參考：
一、關於所謂「美國援助台灣的金額」：

這是戰後台灣史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一般只把他連繫在戰後局勢中，指美蘇冷戰下，台灣戰略地位重要，因而美國願意扶植台灣的觀點上；這是對於那個年代的橫剖圖，確實不能說不對；但是對於歷史研究言，它們往往忽略了重大的史實，那是大大不足的。
重要的史實是美援國府的行動，當年在國際社會中，是美國對於國府的信用之表示，美國意圖建立其霸權，不可能無視於其與國府外交上應該承擔的基本信用──那應該是世界各國都在注視的！

國際上，注視著什麼？──那是盟國聯合抗日期間，美國在1942年雖曾宣布與中國建立「平等新約」，但是除了廢除領事裁判權外，一直僅是口惠而沒有進一步訂立真正平等互惠的條約；到抗戰勝利後；國府希望能簽立真正的「平等新約」，美方卻一直以維護其民間利益相爭，直到1946年十一月，國共內戰前，終於逼使國府與其簽定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該條約號稱「友好」，其實際則由於其內容是「互相取得國民待遇」的『假平等』，該約使得貧弱的中國失去了如「保護關稅」之類的種種基本自主權；而國府之接受該約乃是由於美國答應廣泛支持國府為其代價的‧‧‧───該約是一離奇的『平等條約』，國際社會對於美國對待其盟國的如此行徑，自然難免特別注視考察美國是如何履約的？

我們都知道，其後國共內戰，美援國府失利，至1949年八月，美國更公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對於內戰失利的國府提出尖銳的指責，然而，那樣的指責或許確有不少真實，但是對於意圖建立霸權的美國言，卻可能因而損傷落後的其他盟國對他的信任；由上述這樣的史實脈絡，儘管我們不知道該一『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那段期間，為美國在華攫取了多少利益，是否超過了後來美國援助台灣的金額，但是，那應該確實也是美國後來必須以軍經援助來支持國府的理由。

二、關於日據下殖民當局的統計數字的可信度問題：

個人前面已貼出了日人的統計數字中，絕對見不到的日據初期我台先民消失了七十萬人以上的研究，我們應該有理由懷疑日人資料之不可盡信；在此我們更要根本地指出其統計數據的侷限性的意義。

以下，我們要在上述的七十萬人問題外，另舉出一些史實：

「我在年幼時，常聽父母談到……父親便是擔任壯丁團長。……當時日本人……把抓來的人一批批綁在廟裡的大柱，天未亮即全部帶到空曠人跡罕見之處，有的砍頭，有的槍殺。然後謊報上級，稱在某處遇到盜匪若干，激戰後本軍擊斃若干人云云。這是父親因擔任壯丁團長，得以親眼見過此類報告書，親口告訴我們的。」 〈 二戰後 基督教南部大會總幹事 「黃武東回憶錄」〉

「留美之學生時代……曾謁美大統領羅斯福……該氏感日本之殖民政策，除武力之外且有堂堂政策，極讚嘆不已。當時余……因……信日本之治台，時舉良好成績。……及到台灣所見所聞，則與前大統領羅斯福所述，大有相反。……彼官憲之報導為實在歟？」 〈 「台灣視察談」，神田正雄，台灣民報1923/8/15〉

「我內人娘家的庄長‧‧‧他迎合當局，計畫自己能夠發跡，對於各街莊的稻穀競爭，採用作弊的方式，經常獲得第一名的成績。因為他在稻穀成熟而審查委員來『評刈』時，他就準備豐富的酒菜請委員大吃大喝，這個時候，他就暗中從他處拿來稻穀放入。可是，到了戰時，要提出稻穀時，依『坪刈』供穀‧‧‧必須提出比實際收穫量要多的稻穀。因為這個緣故，到了繳穀時，六家莊農民被員警叫去的最多。有的被打，有的被關。其中有個入贅的男人被叫去警察局，由於不堪審問、拷打，就糊裡糊塗地依照當局的要求量，在承諾書上蓋上指印。但是回到家裡後，卻受到家人嚴酷的責備，於是在悲憤之餘，竟起了短見而上吊身死。」〈「台灣連翹」，草根版，頁121。〉

由上述的史實資料來考察，那些史實所涉及的官方統計數據，怎麼會是可以反映我先民處境的資料？更何況，我們在我台著名祖國派民族領袖的日記中，我們還看過下面的清楚批判──

「張福立來赴役場主催農業增產之業主打合會，先來訪問，談三年輪作之害，數十分間乃去。」 〈「灌園先生日記」，第13册，中研院，1941/3/21記事。〉
「記特務來，告以種蔗之害，業主對佃人新栽減二割半或三割，二年頭減三割半或四割，業主之損失莫大，而佃人亦無利益，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汝等默默而不報告，何也。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日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灌園先生日記」，第13册，中研院，1941/3/22記事。〉
「余乃囑陳炘告知事糊仔甘蔗之有害稻作，據知事言新式糊仔甘蔗不但無害實為有益，員林郡每甲收十八萬斤，大屯郡每甲收十六萬斤云云。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毫無採納之意，遂作罷論。」。」〈「灌園先生日記」，第14册，中研院，1942/7/23〉

上述林獻堂先生在其日記中直白的批判───『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是否讓我們更有理由拒絕接受日本官方當年那些脫離事實的美好數據？
而我們島上今天所流行的，清華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姚人多教授所強調的
「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可見於「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頁174。〉

是否就是我們尊貴的學術界裡脫離學術真誠的一種可笑的無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的一點心得，提供給網友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