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曾住過同一個社區，與他有相當的接觸‧‧‧

人稱──

人權鬥士──是個很含混的名詞‧‧‧

他是怎樣的一位鬥士

他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他不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他原是國民黨青年團、救國團的中高級幹部，因雜文批判而落入冤獄。

他深深感到了冤屈的痛苦，後來才成了高度尊重與主張人權的人。尤其，晚年恐對於白色恐怖的創傷，特別敏感，值得同情。

然而，他在獄中以冤屈的心境研究歷史，把中國歷史籠統讀得簡直一文不值，出獄後，其不斷有關於其史觀的作品刊行，進入八零年代，正值國府安全部門問題不斷，其強烈否棄中國傳統的觀點遂借機流佈。深深破壞了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的形象；其流佈之廣，因其所編著「中國人史綱」與其柏譯之「資治通鑑」流通極廣；其對傳統之破壞力，可能比李敖還大。

他對於近代歷史缺乏整全的知識，他在回憶錄談到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不知當時他所受的教育是五四運動後新中國力圖振作所引進的最進步的教育──名為「道爾敦制」，是當年以「兒童本位」為理想，因其與中國「傳統書院制度」相近而引進的教育──那是一種極尊重兒童興趣，由學生自訂學習進度的教育，然而，他卻在回憶錄中抱怨該教育沒有把他的數學教好‧‧‧這顯示了他竟完全不能想像那個時代的真實背景‧‧‧

換言之，柏先生的一生，泥人不想論斷。

但是，我所「確實知道的」柏先生，一如上述。我想以柏先生的脾性，應該不會希望卑微的泥土，做違心之論吧。

柏先生，請一路好走。

泥土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