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生平──〈二〉

由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期〈二十七歲→四十七歲〉

 這個時期，革命的形勢還很單純，但部是由興中會到同盟會，革命力量正逐漸壯大的過程。這時，雖然還沒有能形成近代的革命黨組織，完成先生國民革命的主張，但這時的許多事件，確已能給我們相當深遠的啟示。

  甲、改良的失敗及拒絕李盛鐸的請求:

先生決定革命以前，先生在故鄉改革的失敗，以及上李鴻章書中建議改革的未被接納，應該是極具意義的。儘管，故鄉的改革內容欠詳︵註8︶，而上李鴻章書又有人以為那是先生求官的意圖;但是我們可以由那敘述中更深切地體會到，一個愛國者決不憑空地就決定自己獻身的方向;相反地，在先生已決定獻身革命多年之後，清廷雖然以駐日大臣李盛鐸勸先生放棄革命，報效朝廷︵註9︶，先生面對革命成功可能性並不樂觀的局勢，在洞悉清廷羈麼的態度後，仍毅然地拒絕了名利，繼續投身於可能無法及身而成的救國大業。兩者對照，所顯示的又是愛國者一種怎樣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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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同前揭書，頁四七、五0。

  註8：參看全書，頁九二一，革命思想之產生。

  註9：參見胡去非編，總理事略，臺灣商務印書館，六0年臺一版，頁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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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菲律賓助戰及「日本政客經營中國談」事件：

興中會時代，先生會本著扶弱抑強的民族主義，幫助菲律賓獨立黨的起事;不幸轉託日本友黨購買的軍械，竟由於日人的貪瀆而不成，雖然日本黨人曾表謝罪，但已直接影響菲律賓的獨立運動，間接也影響了興中會原來的革命計畫︵註10。此外，同盟會原以「廿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竟由於刊載揭露日本政客侵華野心的文章〈註11︶，而被日本禁止發行。這是一個愛國者怎樣的痛苦?會是一個怎樣的  一個愛國者應該如何記取的教訓?

  丙、萍、體之役及失敗後的誤會:

萍、體、劉之役，是同盟會成立之後第一次的流血起義，也是先生倡導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可惜由於準備不足而失敗;先生為此和黃興編製革命方略以建立革命更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由於此役規模太大，清廷要求將先生驅逐出境時，發生先生臨行受日商和日本政府贈款的事件，招致同盟會同志誤會先生，當時，雖然部份黨員為先生辯護並請他引用傳統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說法向會員疏導;先生不予接受，卻把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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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0：詳見於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上冊頁一0二、一0七。這是「先生提議，以會員先助菲人獨立，速其成功，再轉兵向華，起革命軍於中原」的計畫。不幸由於日本民黨的舞弊── 買了一堆不能用的報廢武器和彈藥，用破船載出，沉入海中，謊報海難，史稱「布引丸事件」； 雖然，後來民黨首領謝罪，但是對於先生的革命運動打擊很大。請參看陳鵬仁譯「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頁二七、四二。

  註11：請參考李永熾譯「歷史與思想」頁六五~一八二。曾村保信原著，辛亥革命與日本輿論一文。水牛出版社，六二年七版。其中日人自述日本對於我國革命的真正用心，十分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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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糾紛，以不久後的鎮南關和河口相繼起義的事實，來平息所有的誤會和挑釁〈註12〉。

  丁、武昌起義的外交：

當武昌起義時，先生雖得消息，但仍留在國外從事外交折衝的工作，果然由於先生在英國交涉成功，停止了清廷已向四國銀行團簽約的一干六百萬鎊借款，也阻止了日本援助清廷的工作。即使得清廷的財政，在國內十五省紛紛起事時，陷入了內外失據的情形，也避免了清末常勝軍的重演以及列強的干涉。它除了一定加速了清廷的滅亡外;顯然，我們已經可以感到先生對於帝國主義在華的實力，以及帝國主義的目的，早有注意和相當深度的認識了。

        四、辛亥革命到上海著述時期 〈四十七一五十四歲〉

  由革命到著述，一個實際革命的領導者，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如何能夠坐下來埋頭著述呢？這一段時期，正是做為革命指導者的先生，發現過去太多問題沒有解決，乃從事深切反省的過程  這段時期，由「革命成功」的假象到一般人以為先生「理想太高」的過程  對於先生思想的檢討和發展而言，是個很重要的時期。

  甲、讓位及臨時約法的意義；

這是本期一段痛苦而深沉的事件;先生以「革命之目的末達，無和議之可言」的堅決態度，面對多數同志厭惡變革以及根本是舊官僚、武人、政客公然篡奪革命成果的和議。眼見理想的渙散和同志的謬誤，先生竟能一面將總統的大位，以廓然大公的態度決定讓給袁世凱，另一面則通過臨時約法，以國都、宣誓和遵守約法等主張，來肯定民國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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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2：這是一次影響久遠的問題。但是，以事實的行動來處理糾紛，應也是頗能啟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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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自身則完全投入了推動經濟建設的「全國鐵路督辦」工作裡。並且主張不應干涉袁氏的用  人行政，把國家政權交給袁世凱全權負責︵註13︶。雖然，無論就公就私，先生都沒有完全成功， 但是，這兩方面，應能已讓我們感到先生的遠見和做為一位偉大愛國者在不幸時代中的應有氣度。

  乙、抗俄論及「聯日觀念」：

我國自強運動以來，朝野的維新人士，就常有聯俄和聯日派的分野;先生在民國元年曾為俄國圖我蒙古而有抗俄論，大聲疾呼「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註14︶。對於聯日觀念，雖然先生確曾發表中日應該聯合，共同復興亞洲的言論，但是由於前述「日本政客經營中國談」的侵華問題，一直在中日近代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所以本期中的抗俄論及先生關於「東方大局之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註15〉的歎息，實在也透露了先生對於「聯日觀念」的批判。

  丙、二次革命的成敗和黨的發展:

在一般史冊上，多數只注重二次革命表面的成敗，對於真正希望有所做為的愛國者而言，我們實更應由其中去體會它啟發性的意義。實際上，二次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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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3：參看全書，頁二六;，所謂「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正是這種廓然大公態度的陳述。

  註14：引自全書，頁五二三~二二五

註15：引自戴季陶著日本論，頁六二。中央文物供應社，四三年元月版。這是先生為日本政治界元老桂太郎的死，而說的話。桂氏是主張東方民族合作的人物。他死後，日本的軍人及政治家就大都以侵華為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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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正在於其失敗，失敗始能激起全面的反省。尤其，當我們認識到同盟會突然擴大成為國民黨時，二次革命不僅讓我們能反省國民黨的龐雜，也思考到同盟會的缺失。二次革命的失敗實在是一個新轉機，一個重新檢討和重振黨務的機會  雖然這個革新的過程，並未能在一次檢討過程後就得到完成;但是，不僅後來的倒袁成功與二次革命有關，間接對於以後極為重要的改黨與改組的發展，也實在和這次革命的反省有密切的關係︵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