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台灣獨　　戰後台灣史之第三章　附錄。稿。

　　　　　　　　　　台灣獨立運動的形成與發展──1970年以前

前言

對於一個威權體制的政治體制，其反對者自然會出現結合以對抗當政者的趨勢；但是，要讓反對運動集結在台獨神主牌下，形成以後的台灣獨立運動，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而形成與發展的[1]？

究竟應該由什麼時期開始介紹台獨運動，在論述戰後台灣史的眾多著作中，是一個在研究者間不容易取得共識問題，因為，儘管台獨運動在今天確實成為一社會中不應忽視的重大力量，但是台灣在日本投降的直後，社會裡確實還沒有台獨運動存在；在其後的二二八事件中，有我們前述的美、日與中共的趁勢作用；但是也沒有出現具體的台灣獨立問題；換言之，雖然戰後在國際上已有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聲音，是其後台獨運動的重要根據，但是，在戰後初期與中期的美蘇高度對立的冷戰情勢裡，美國在骨牌效應的恐懼下，以「圍堵政策」把共產陣營設想為鐵板一塊；相同地，自身的陣營也就很難出現較大的可鬆動空間，因而台灣島嶼雖居於以美國為馬首的自由陣營中，偶爾可以聽到台獨的口號，卻只能處於以安定為優先的情境內，只是極為微弱的聲響；島外的台獨運動雖在國府鞭長莫及的地區，但是也並沒有多大的聲勢。

本書因何在1960年代結束之際，開始談論台灣獨立運動之形成與發展，是由於在海內外保釣運動勃興之際，確實，台獨運動在其前後也有了急遽的發展；因而，相對於保釣運動的出現，我們在此也要介紹要到三十年以後才足夠壯大的台獨運動。以下將之分為四部分，即，「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意識」，「日本的台獨運動」與「美國的台獨運動」與「美日台獨運動之結合」等四方面概述──

一〉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意識

通常討論台獨運動，主流的論述者總習於把二二八事件拿出來做文章，我們來看台灣解嚴後討論台獨運動的第一本專書──「海外台獨運動40年」──中所謂「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中國軍隊以武力鎮壓台灣人，展開清鄉的大逮捕和大屠殺，不但使得台灣人的祖國夢碎，也使台灣人從此不敢談論政治。部份經過二二八洗禮且具有反抗意識者，則紛紛尋求管道逃出台灣，到香港、日本政治亡命，並鼓吹台灣獨立」，它開啟了往後一種過份簡單的跳躍性論述模式；那就是絕不仔細討論「二二八事件真相」與其性質之究竟何屬，卻直接把「渾沌的、想像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可以自然地導出「偉大台獨運動」之根源。

然而，作為本書的讀者，如今早讀過了前述關於「二二八事件」史實的種種探索，對於該事件的本質，應該已有比較正確的認知；那就是由「二二八事件」的複雜性──日本沒有實力主導其設計的「台灣自治運動」，美國鼓吹的革命則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謊言，而中共所稱的「偉大革命高潮」剛起自東北地方，要到1949年才能到達南方──在兵荒馬亂之後，台灣人民沒有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獨立的。

因此，對於真正經歷過那段史實的人，除了少數早有特殊認同經驗，或特殊受迫害經驗，且深具歷史偏見者外，當年若真有所謂「台灣獨立」之主張，絕對那只是極少數人的，簡直可說，只是不值得我們重視的主張。

其次一種的說法，可說是補充前一說法的，他們也可能由於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略有所覺，在強調「二二八事件」上有些心虛，就把1949年國府推動的「農地改革」作為標靶，強調國府當年倒行逆施地粉碎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換言之，在此說法上，地主階級於1949年失去了其過去優越的社經地位，那些憤悶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滿，因而，匯向土地改革的主持當局是可以想像的；不過，就歷史的實際言，是那不僅是一次成功的社經改革，也是戰後所謂「自由陣營」奠立其社會基礎的重要措施；並且那是在美國支持下，日、台幾乎同步進行的一項改革，該一政策在當時有其普世的、難以批判的進步性，因而，除了對於社會中少數在該變革中未能順利轉型的中小地主外，其實對於主持政策的當局，也不可能產生太大的不滿，更不要說，那不滿竟能膨脹到去支持「台灣獨立」的主張的程度。這是我們對於「台灣獨立運動」應該有的第二層次的認知。

正是由於以上的兩項認知，使得我們對於事實上由「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託管運動」發展而來，至1948年成立於香港了第一個海外台獨組織──「台灣再解放同盟」──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及1950年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所出現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及在日本「獨立」後的1955年，推動成立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等等史實；本研究在此，採取了與1950年代前後美國國務院所透露的類似觀點──「沒有新的證據表明當地主張獨立的團體在人數、組織、武裝和領導方面足以擊敗(在台灣)駐軍而建立反共、親美的台灣當地人的政府。所接觸的人都是自封的革命運動代言人，所言不實，完全缺乏現實感，沒有任何武裝和群眾基礎，完全指靠美國來替他們實現其目標，還要養活他們終身。」[2]；這種情勢應該是直到美蘇冷戰確立後的相當長期的時間裡，都是真實的，因而，在國際上，1961年甘迺迪上任前後，曾有對國府不利的「放棄金馬」之主張，但是，我們對於這些組織所規劃的，在1965年，隨其主要領導人廖文毅之返台，宣佈放棄其台獨主張[3]而消沉的運動，略而不予重視。

二〉   日本的台獨運動

相對於前面我們不予重視的早期台獨運動，現在所要描述的台獨運動主要有二：即「台灣青年會」與「獨立台灣會」──它們雖與早期台獨運動一樣，都是以日本為根據地的，過分簡單以諉過於國府的「二二八悲情」出發，提倡台獨；但是有著根本的差異。

其一、「台灣青年會」──原是由1960年出現的留學生發刊鼓吹「台灣人獨立自決」的「台灣青年」雜誌，至1963年才成立的運動組織；該年其指導者王育德[4]以日文完成了鼓吹台獨的「苦悶的台灣」[5]一書，1964年印行；與早期台獨運動不同的，是它們以留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強調對留學生宣傳的重要；而過去的運動是老僑民以戰後的託管派人士廖文毅為中心的，主張立刻成立臨時政府，向國際爭取支持的。

該會的第一任委員長為曾在台南南一中教歷史，並帶動戲劇活動的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其兄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第二任委員長為曾受教於王育德的台南南一中畢業的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第三任委員長為企業家辜寬敏；辜氏為辜顯榮之日籍妻子所生，據云以經營紅糖生意而發達，並與日本政要關係良好；於1965年就任後，出錢出力，除將「台灣青年會」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積極與歐美各地台獨運動者串聯，並在東京銀座繼續發動1964年以來要求聯合國支持台灣自決之示威活動；使該運動在1960年代末期就有了較能蓬勃發展，可以逐漸產生對抗國府之勢。

其二、「獨立台灣會」──該會成立於1967年，本是由在日老僑的「台灣公會」、「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自由獨立黨」、「台灣共和黨」等，計畫整合全日本的台獨團體組成「台灣獨立聯合會」；但因企業家辜寬敏主導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拒絕加入，「台灣獨立聯合會」僅成立兩個月而解散；該會要角，「台灣公會」的史明出而成立「獨立台灣會」，刊行「獨立台灣」；史氏為激烈的社會主義者，曾在戰時投身中共抗戰行列；「二二八事件」時不在台灣，但是他由謝雪紅與王添灯[6]近旁取得其反國府觀點；1952年，因武力叛亂案而逃抵日本；1962年，印行其日文名著「台灣人四百年史」，以社會主義的批判觀點向讀者展開其推動台獨運動所須的台灣史認知；它主張「主戰場在島內」，積極從事對於台灣的地下革命工作──1967年涉及「林水泉事件」的顏尹謨，據說就是奉史明的指揮，在「獨立台灣會」資金支援下，返台進行其工作的。

1970年以前，國府尚未退出聯合國，日本對國府的施壓還必須相當尊重；隨著在日的台獨運動的逐漸發展，國府的施壓也逐漸增加；相繼引起軒然大波的陳純真事件〈1964年〉與柳文卿事件〈1968年〉，就是國府對於在日的台獨運動的強力運作；也可反應了在日台獨運動已有了不可忽視的成長。

三〉   美國的「台獨運動」

美國對於台灣之政策，在美蘇冷戰的對峙形勢形成前，本有強烈的「託管傾向」，在兩大陣營高度對立，美國不能找到比國府更好的盟友後，雖已不能不支持國府，但是，仍以國府未能完全聽命而頗有不滿；某些角度上看，早期日本的台獨運動，其實就是因台人多及美國容許，才能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存活的。不過，由於美國距離台灣太遠，在美台灣人不多[7]，台灣獨立運動在美自然少有發展。

在美的台獨運動，是以美國接受各國留學生政策的漸變與日本台獨運動受到國府的打壓而形成，因美日留學生間的連繫而發展的。由於自1960年代以後，美國的台獨運動漸形壯大，成為日後台獨運動發展之主力，故在此稍詳述其早期發展：

美國台獨團體的雛形，始於1956年成立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該會在1957年因與在日本的廖文毅就聯合國問題接觸，國府對美施壓即宣佈解散；但在1958年改為秘密結社「台灣獨立聯盟」，以南一中、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陳以德為主席；發行英文的「要求正義」季刊與「美麗島」雜誌；前者向聯合國與美國國會發聲，後者則計畫向留學生呼籲參與台獨運動，卻因原允諾負擔出版經費的辜寬敏，未能掌握該刊方向而拒絕支持，致該雜誌只能半途停刊並負債不輕；不過，同年，該盟的成員盧主義先後在具權威性的「外交事務季刊」與「新共和」雜誌，提出了他們首篇主張台獨的論文與投書[8]。

至1961年，該組織才開始對外公開該組織的活動。1963年，發動美東留學生到華府國民黨大使館舉行二二八示威；1964年，周烒明等人在極右派的威斯康辛大學先成立台灣研究會，在邀請各地台獨代表至該校召開所謂「麥迪遜會議」，整合各台獨團體；1965年，美國台獨的巨擘，曾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台北領事館副領事的柯爾的名著「被出賣的台灣」，正式印行，從此在「台獨運動」中成為必讀經典；1966年，進而召開所謂「費城會議」，正式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以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委員長，發行「台灣通訊」。藉當時發生威斯康辛大學留學生黄啟明返台被捕事件，擴大影響，並為在地大人稀的美國建立連絡網，發動自由長征，果然頗有成果[9]；1968年，為擴大影響，歐、美、日三地的「台獨聯盟」合辦中文版的「台灣青年」。1969年，趁著金龍少棒隊在美國揚威後，島內同胞都守在電視機前觀看大賽的機會，該盟就租用飛機高掛「台灣獨立萬歲」的標語至七虎隊比賽的球場上空宣示；與在聯合國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該盟動員到場示威，都提高了該盟在美的知名度。

但是，更重要的是時局的發展，美國的冷戰策略在六零年代末期漸由圍堵而轉為分化對手陣營，即意欲以拉攏次要敵人──中共，以打擊主要敵人──蘇俄；在此戰略中，拉攏中國大陸是否可能出賣台灣，而在熟讀台獨名作「被出賣的台灣」的人們，不會忘記美國政策的搖擺性，因而在1969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後，1970年，就有了歐、美、日、加各國台獨聯盟迅速整合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並形成了向外界正式公開了其中央委員、主席、副主席與各部門負責人名單之發展。同年，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了著名的「四二四刺蔣事件」。

四〉   島內台獨運動的表現

將重要的島內台獨行動放在最後，是由於前述所及的，與美國國務院觀點相通的看法，即當時島內並沒有足夠的條件可以發展台獨運動，因而把它放在本文之後段論述。

這是儘管美方並不認為台灣有足夠的獨立條件，但是在我們這個島嶼仍然發生了一些意圖推翻國府統治的明白台獨行動。以下僅取較重要的四件來代表該史實：

一、   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案

這是前述在日本的獨立台灣會的主持人史明，1950年在台時所發動的台獨行動組織；當時他計畫的武裝行動，以刺殺蔣中正為目標；據說，同志們在草山、大湖、南庄等地蒐集武器，被發現；開始逃避追捕；1952年他混入基隆碼頭做抬香蕉工人，偷渡日本；但抵日後，被日警捕獲，將遣返；因國府竟循外交管道意圖以叛亂的通緝犯引渡；使他被視為政治犯而獲得日本頒發居留權之庇護。

二、   蘇東啟事件

事在1961年，雷震事件後，深受民眾期望的中國民主黨從此胎死腹中；此時發生了著名的雲林的蘇東啟事件；蘇氏是在抗戰期間輾轉投奔重慶的台灣知識青年，返台後，鄉土之關愛與理想，使他投身於地方政治；他深受擁戴，已曾連任三屆縣議員；他自然成為在1960年前後「中國民主黨」籌組中的重要地方實力派領袖；那時，草根裡出現了一群有素樸革命決心的青年自動來支持他的理念，主動為他宣傳，那年〈1961年〉，他在地方選舉中以雲林縣最高票當選縣議員；他們竟表示要擁他為革命組織的領袖──那是個很難處理的局面；結局是那個實際上不受他節制的青年台獨行動失敗了，他挺身扛起了領導者的責任。據說，該案受調查者達四百人，受檢方起訴定罪者五十人；1962年，蘇東啟先生原被判死刑；1963年，經上訴，覆判改為無期徒刑。現任雲林縣長蘇治芬女士是蘇先生的親生女兒。

三、   彭明敏事件

事在1964年，著名的台大法律系國際法教授彭明敏因為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印刷所撰寫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發被捕；1965年判決，謝聰敏十年有期徒刑，彭明敏與魏廷朝各八年。彭氏是平素頗受當時國府重視的台籍新生代知識份子，當時已貴為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他之傾向台獨，尤其，彭氏在判決定罪為有期徒刑八年後，僅半年多，就得到總統特赦出獄的待遇，但是，他卻又曲折地於1969年偷渡出境，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重要領袖；其主張當然受到注目──很少人注意到他的基督教家庭與其從小就讀日本小學校的背景，致其從小脫離真實台灣人平民生活的經驗，以及以當年他的年齡，所擁有的社會經驗，不可能理解戰後初期那複雜的史實；以致於他的判斷遂很難不受國際上局勢變動的誤導。

該文件的重要性，是我們在此重視他的理由；1965年底，該宣言全文被公開發表於日本台獨聯盟的「台灣青年」雜誌；1966年被譯成英文，送往各地向國際人士宣傳；同年，該宣言要點在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時，被台獨團體集資刊登於著名的「紐約時報」；使他更廣為各方注目，也就自然成為促進前述美國台獨運動發展的，其盟員展開「自由長征」的重要文宣品。

結語

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在1960年代末期可謂正到達了一個重要的轉戾點；那是美國對蘇俄戰略上的改變，已如前述。日後台獨運動的基本論述已經出現，其最重要的三本通俗著作──在研究者看來，依其重要性排列是「被出賣的台灣」，「台灣人的四百年史」、「苦悶的台灣」；尤其，「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在美國出版的意義應該最為重大，在台灣當年親美的大環境下，美國的資訊所代表的往往就是客觀與中立；他們的影響力極為可觀。─而上述另兩本書的基本觀點又與前書觀點多相呼應，三書在處理戰後重要的「二二八事件」上都是如本研究之所曾經深入批判的，那過分簡化的，一骨腦地諉過於國府的方式──這就造成了他們彼此似可印證地，強調了台獨運動合理性的、更大的說服力。

相對的，在其時，當局只知尋求安定的意識形態下，少有能夠有給予社會充分批判資訊的機會，自然也很少強力可以制衡這種自決的聲音──國府只有以威嚇噤聲，絕無說服力之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