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城市揭起了孫先生革命學的批判精神，現在我們根據這種「總以說穿為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的批判精神，提出「求真史觀」，其內容如下：
真相史觀──今日台灣特別需要的是「求真」。
應該對歷史求真，以降低及弭平社會內部衝突，減少不必要的內耗。
對於現在，應該充份回應人民「真實」的需要。
對於未來，應該建立在當前世界發展的「真實」方向上，不可凌空蹈虛，一再浪擲光陰。
戰後台灣史的新觀點──真相史觀〈檢討過去，策勵將來〉
〈根據傳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認知態度〉
〈可謂，過去是自我批判的，現在則是全面觀照的。〉
一、 關於「美國之援台」
其史實是發展自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簽定與1949年美國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雙方各港口互惠，全國貿易、經商得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極受黨內外攻擊〉
詳言之──
一面是，以該約言，國府不得已簽定該約，當時被稱為「喪權辱國」。國府蒙上黨內與黨外的罵名；國際上，更是都在看，美國如何給予國府相對於該條約巨大利益的有力支持？
另一面是美國沒想到國共內戰情勢變化太大、太快，國府潰敗，美國擬放棄國府，推卸責任，這就是1949年美國發表白皮書的真實背景。
然而，美國發表白皮書，是否已足以讓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信服？──簽署該約後三年，就單方面地把簽約國踢到一邊！──
顯然，國際信譽上的觀感太差，可能引發骨牌式的一連串效應，必須補救，乃把1949年白皮書發表後中斷的對華援助，尚未撥出部分轉來台灣；並開始對國府繼續援助。這是1950年以後美國又開始援助國府的真正重要的歷史脈落。〈所有戰後東亞史的研究者都知道，1950年前後美國原有所謂「塵埃落定」，放棄台韓的政策，由該政策之確實存在，可知美國放棄台韓時，確實另有一套戰略可用，因而，流行說法中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說，如果不以前述的國際信譽觀點為前提，顯然並不夠完整〉
二、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歷史背景」
除了我們已知的「官逼民反」觀點外，為求全面性，此增加三項參考觀點：
一〉「美國操縱」的觀點
根據當年美國駐台副領事柯爾的名作「被出賣的台灣」記載，美國在二二八事件前，美國新聞處曾經運來一批小冊子，所謂「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以及「他們由於領事館所處的地位而受挫折，一方面，領事館散發大量的印刷資料標榜以『1776年的路線』來推翻政府，但同時領事館也明白表示，站在一個公務機構的立場，領事館不願管台灣問題。」〈同上書，頁227、228〉可見當時實況。
二〉日本「關懷」的觀點：
根據戰爭末期任台灣總督府主計長鹽見俊二在其回憶錄中所描述，他雖明知道「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2001年11月出版，頁20〉且「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同上書，頁8〉，卻負責運輸鈔票與「慷慨」散發鈔票的日本官員的自白所謂
「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紙幣。……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同上書，頁21〉
「總督府對於日本人官員宣稱，台灣雖然因波茨坦宣言而變成中國的領土，但在台日本人官員仍保有其官員身分，故將對他們支付至明年三月之薪餉和退職金，而對國策公司和一般公司也採取了相同措施。」〈同上書，46、47〉
這一飛機，來台「關懷民眾」，的巨額紙幣，竟使得我台灣戰後通貨膨脹開始了它難以控制，終於不斷走高的第一波──我們看台獨教父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中留下了這項資料──「1945年8月，白米每斤0.2元；10月，每斤3.6元；11月，每斤12元；1946年2月，每斤16.8元；4月，每斤20元；……」〈引自「台灣四百年史」，史明著，頁737。〉──請注意那是月平均價，即該價格是該月初起漲的低價與該月的高價平均而得，因此，當年的史實竟然是陳儀長官來台管理前，台灣米價已高漲到光復當月米價的18倍；這樣的飆漲之勢誰能立刻管得住嗎？管不住的話，民不聊生，顯然可能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潛因。
三〉「新聞未管制」的觀點
這項參考觀點，是對照於美軍治理日本的情況與光復後國府治理台灣的方式而發現的。
我們都知道，國府對光復初期的輿論管理，是採取極為開放的態度，絕無管制的。
然而，美國治理日本的方針，表面上是根據波茲坦宣言第十項所宣稱的「保障新聞自由」，以及佔領軍起草的現行日本憲法第二十一條也明載著「不得檢查」；但是，其實況卻是，自1945年10月8日至1948年7月25日，美國對日本報紙採取了「事前檢查制」，「當時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大報所刊載美國大兵強暴婦女的記事遭到刊載禁止處份時，即刻會被插換最近美國開發的新式電冰箱，非常方便之類記事，使其不露檢查的痕跡。當局經常準備著讀者文摘、AP、UP、INS等通訊社所提供的補白原稿以供插換」；因而，日本研究者指出，當時是戰後日本政府依法執行的檢查，是的確沒有了，但是，換來的是美國人的暗地檢查。而這顯然保障了戰後日本的安定。
確實，此一「新聞未管制」的自由，一直維持到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史實，似乎相當地可以說明了二二八事件當年發生與擴大的可能原因。
三、 美援十五年的功過──鎖入美蘇冷戰體制中的得與失
此外，當然，對於國府在「白色恐怖」上絕不是沒有責任的，尤其對於可能造成冤獄的案件，更是責無旁貸。但是作為美國盟友，當年深受到美國國策影響的史實，應該也是我們不應諱言的。
四、 「台灣經驗」與「台灣奇蹟」之間
在國際社會中，我們社會在經濟上的進步成果，是各國有目共睹的，甚至也可說是舉世同欽的，當然也是我們應該可以自豪的事。
然而，我們在自滿之餘，實在也應該深切地自我反省，面對所有的成果，我們是否該想想「台灣奇蹟」與「台灣經驗」的差別何在？換言之，在「台灣奇蹟」中，雖然我們可能不太喜歡以「奇蹟」來看自身過去奮鬥的成果，但是，「奇蹟」兩字，如果不是真的相信一切成就來自某個上帝，那麼，它是否對於自身所得的成果比較有一份自省的真誠和謙虛？相對地，在過去長久高揭的「台灣經驗」中，是否缺乏自省的內容──因而，台灣經驗到今天的發展，不只缺乏群己間的第六倫，並且明顯地產生了過份強調台灣在過去經濟發展上不顧現實的主體性？
換言之，如果我們坦誠地反省了過去我們胼手胝足所成就的「台灣經驗」中確實有若干美國援助與同盟的部份，因而，我們對於台灣經濟的未來走向，是否就會比較客觀地認清自身的發展道路是不可能脫離國際社會的世界大趨勢的。
五、重新評估「美麗島事件」以來的民主成果
本文強調國際史觀，在此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們肯定地感謝美國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上，所曾經提供的許多助力，但是，為了鞏固與繼續發展我們的民主事業，我們現在應該檢討「美麗島事件」中的美國因素，及其影響。
首先要指出，美麗島事件前後的改革運動，前後不過二十年；我們想檢討的是，如果改革運動是建設新世界的必要過渡，也是必要的準備階段，那麼是否過去那二十年太短，改革者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社會互動，認識他所要改革的對象──我們的社會與政經種種實際，然後才可能適切地加以改造？尤其，以民主制度言，主權在民，人民的民主素養是否已足夠？而過去民主運動只有短暫的二十年，是否不僅不足以培養足夠的人材，與改革所需的器識，也未能充份培養人民的民主素養，所以才造成了往後近十餘年來發展的困局？
然後，我們來考察當年「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發展，如我們所知，卡特總統自1977年1月就任以來，其外交政策特別關切各國的「人權問題」，當時「訓令駐在82個接受美援國家大使館，提出人權報告，以供參議院審核美援之參考」，是對國府的一重大壓力──國府當時就落入了必須與黨外民主活動建立新的互動模式的情境中；1977年11月爆發的中壢事件，以承認許信良當選而結束；可說就是一個美國施壓的新模式出現了；兩年後的「美麗島事件」，來自美國的壓力更大，至1987年國府宣布了那受社會各界歡迎的解除戒嚴行動，可說都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完成的。
依此言之，就執政黨言，該黨內的美麗島世代的重要領導人，一一因理念不同退黨而去，為何這些領導者的行動，似完全不能影響該黨的路線修正，這合乎民主政黨的常軌嗎？這是否正反映了美麗島世代當年其實並沒有政治實力，那次事件與其結果真的是一個絕對的早產兒？
就在野勢力言，我們看每個退出執政黨領導地位的美麗島世代領袖，立刻似乎就能取得在野的領袖地位，真是離奇，以這次紅衫軍中的施明德，竟然立刻於在野勢力中就取得了無比的領導資格，尤其明顯──施在美麗島大審中，那被渲染的「大無畏的微笑」，其實是由於他身為美國婦女艾琳達的夫婿，美國的人權保護傘正張在他頭頂上的得意呀，在野者都不知道嗎？──由此，我們也可見到在野勢力〈當年的執政黨〉，確實也沒有足夠的政治素養，不過，也是被美國大戰略催生下的早產兒吧。
因此，我們乃能充分認出台灣民主是美國外交壓力下的早產兒；也就是，台灣民主並非自身社會政經發展到瓜熟蒂落程度時的自然產物，而是在美國全球戰略下的一項被動的成績單；也正是由於是早產兒，我們的民主制度運作的現況，那被殷殷期待，一直象徵「民主」理想的民主進步黨當政七年以來才會總是出現讓人們擔心是「新手上路」或「小孩開大車」，甚至「盲人騎瞎馬」的狀況？
對於關心台灣未來發展的我們，大家應該共同思考如何才能改善這種先天失調的體質；所幸，我們相信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時最重要的第一步，讓我們共同勉勵吧。
六、 族群操作、政治鬥爭與學術研究之間
關於政治手段在政治活動中之運用，今天在我們社會最受人們詬病的就是族群動員、族群對抗，大家都指謫那是會撕裂族群增加社會衝突的活動；不過，平心而論，在越原始的社會爭鬥中，動員這種血緣與親緣的機會就越多，是一種群體活動時很容易自然形成的現象。所以，對於以往政治人物利用族群鬥爭以取得現實利益的作法，不需過份苛責。
不過，對於未來而言，除非，在這二十一世紀，我們社會甘於停留在那原始草昧時代的鬥爭型態，讓它們耗盡我們社會內部的力量，我們就必須藉批判過去族群動員的作為；來眺望與召喚未來美麗新世界的到來。
作為當代的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不會放任社會中族群問題的火花滋長，儘量及早加以處理；由李登輝時代到國民黨被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七年以來，族群問題已透過所謂「去中國化」而進入我們台灣歷史文化之內；儘管兩大陣營似乎皆有理由地相互指責，但是，執政者掌握國家機器，在處理族群問題上有絕對的優勢；同時，執政者擁有種種學術資源，若以客觀冷靜的學術來研究族群問題的實際，在處理易受情緒帶動的族群訴求上，較能幫助衝突各方取得社會所需要的共識。
此以作為「族群衝突問題」重要根源的「二二八事件」為例：當年，李登輝時代開啟了以族群動員在政治鬥爭中取勝的道路，如前述，似尚可稱無可厚非，但是，在其任上，所推出號稱「學術研究」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竟沒有在達到族群共識上盡力，反而有擴大族群分歧的狀況，例如，對於本文前及的「美國操縱」「日本關懷」「新聞未控制」，在那些學術報告中絕未遺提及；這實在是極大的疏漏和錯誤；而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中，每年更是將「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當做族群仇恨的記憶日來加以強調，絕未見到以客觀冷靜地學術研究來幫助社會呈現真相，從而幫助社會減低與消弭族群衝突者；這真是極違反世界文明國家的文明尺度之作為；也是未來我們應該一定要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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